陶亢德笔下的《生活》周刊
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编辑家、出版家陶亢德在回忆录里写道：“1931年是对我一生极有关系的一年，1941年也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一年。前者的影响，可以说是大有利的，使我进了生活周刊社，也就是从此进了文化界，实现了我想做文人的幻梦的一半。十年中名利兼有，所以30年代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不过更确切些说，这十年是我的‘得马’时代。”
在那十年，陶亢德与邹韬奋共事两年后，其编辑出版生涯便与林语堂密不可分。数十年后，他写道：“我到现在还常常和朋友说，我所看过的杂志，只有两种是成功的，就是《生活》周刊和《论语》半月刊，这也就是说，中国办杂志办得成功的有两个人，一个邹韬奋，一个林语堂。这两个人办杂志是胸有丘壑的，是要办成一个怎样怎样的杂志的。”
时隔四十年后，2022年6月，陶亢德的回忆录《陶庵回想录》出版。此书记述他始于童年的一生遭遇，仅就他的“黄金时代”而言，则始于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后期。
1931年，陶亢德结缘《生活》周刊，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者。此前，他初闯上海，曾读过此刊，并投过一次稿。赴东北谋生后，他在沈阳青年会见到此刊代售广告，犹如他乡遇故知，立即订购。他对此刊的印象是：“亲切诚恳平稳乐观。既不剑拔弩张，也不浮头滑脑。”
订阅《生活》周刊后，陶亢德再次投稿，但并未被采用。“后来在刊物上看到招考练习生启事，我立即写去一信，说我极想应考，但人在东北，赶不上考试截止期，可否留一空额，让我赶来报名应考。这封信是很冒失的，您猜答复怎么样？ 答复是请我做《生活》周刊的特约通讯员，报酬是不过三千字的话，月给三十元，超过三千字，超过的字数以八元一千字计算。信是用华文打字打的，有韬奋先生的墨笔签字。”
“九一八”事变当天，陶亢德为《生活》周刊写了一篇通讯稿《讣闻》并快件寄出，其后此文刊发。后因形势所迫，他与家人由沈阳乘船返乡，经停上海，独自拜访邹韬奋。后在邹介绍下，他入职陈霆锐律师事务所。一个月之后，由于《生活》周刊需要人，他进入生活周刊社。
陶亢德在《生活》周刊的主要事务，是回复比较复杂些的读者来信。“《生活》周刊读者的来信很多，内容多种多样，从生活琐事到人生观，从家事到国事。读者来信每天总有几十封，有问必答，而且答得很快，有些问题的答复有一定之规，例如关于健康的，那就直接复信不发表在‘信箱’一栏，有的问题涉及人生观的，也多直接答复，很少发表，发表的总是一般问题，可供大家参考的。要发表的答复由邹先生自己执笔。复信拟稿后由邹先生看过认可后，用华文打字机打出再盖章或邹先生签名寄出。”仅仅几个月时间，他就从答复的对象转变为执笔者。
除此之外，陶亢德还兼及其他。“我刚进《生活》周刊时，他（邹韬奋）正在编一本《人物评述》，这些评述都曾在周刊上发表过，作者署名虽不一，实在都是他一个人的作品。这些人物中没有列宁，他就叫我写一篇，资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列宁与甘地》。”“当黄炎培先生去东北慰劳马占山将军回来之后，他就请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之，我们称他为任老）讲马氏抗日情况，由我执笔记录，后来发表在周刊上。”“还有，《生活》周刊其时有‘望远镜与显微镜’一栏，作者原为‘冷观’（吴颂皋笔名），当冷观到南京外交部做官去了，这一栏由我撰述，每周约一千五百左右字。”
陶亢德对邹韬奋如此评价：“邹先生是《生活》周刊的主持人，但他的对人是一贯的热诚亲切，心直口快，从不威风凛凛装腔作势，他和年龄较大的同事们亲如手足，对年少者视同子侄，爱护栽培不遗余力。”由上述邹对他工作的安排，可见一斑。此外，得知他曾创作并发表过小说（署笔名徒然），邹建议他收集整理而成《徒然小说集》，并作序文，1933年4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同年12月，生活书店又出版他与吴颂皋合著的《望远镜与显微镜》。
1933年，由于《生活》周刊号召对日抗战，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被勒令禁止发行。为代替此刊，陶亢德受命编辑新创的《星期三》，不过其仅出版三期即告停刊。不久，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出发之前，推荐他加盟《申报》旗下的上海文库。
其后，陶亢德又与林语堂因投稿结识，先后接编《论语》、代编《人间世》、合办《宇宙风》。在他那黄金十年的下半场，事事处处都有《生活》周刊时期的影响。
鲁迅致陶亢德书信，现存十九封，起于1933年10月18日，讫于1934年7月31日，其中两封，是他回答陶有关学习日语的询问。一为1934年6月6日：“我和日本留学生之流，没有认识的，也不知道对于日本文，谁算较好，所以无从绍介。但我想，与其个人教授，不如进学校好。这是我年青时候的经验，个人教授不但化费多，教师为博学习者的欢心计，往往迁就，结果是没有好处。学校却按步就班，没有这弊病。四川路有夜校，今附上章程；这样的学校，大约别处还不少。”二为1934年6月8日：“长期的日语学校，我不知道。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绍介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他们的新语、方言，常见于小说中，而没有完备的字典，只能问日本人，这可就费事了，然而又没有伟大的创作，补偿我们外国读者的劳力。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时间和力气，我觉得并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然而欧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将豫备学日文的力气，学一种西文呢？”
那时，陶亢德已离开生活周刊社，身兼《论语》的“保姆”与《人间世》的“乳母”。追根溯源，他学习日语，还是缘于邹韬奋当初的提议：“他劝我读日文，说他自己除英文外，可以阅读法文报刊，社里如有一个懂日文的人，在这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横行霸道的时刻，肯定是有用处的。”
陶亢德长女陶洁曾作长文《我的父亲陶亢德》，其中写道：“我跟父亲谈到了他办杂志的选材问题。他说，首先是邀请知名作家，其次是从投来的稿子中挑选，即便是没有名气的作者的第一次投稿，如果写得还可以，父亲一定刊登。这是为了鼓励他/她再次投稿。但是，如果第二次稿子没有进步，那就不再录用了。此外，还有一个条件：字一定要好。我说，字的好坏跟稿子水平应该没有关系。他坚持说，连字都写不好，不可能下功夫钻研文章怎么写的。他还说，杂志一定要准时出版。说好每月1号出版，不能拖到2号才上报摊。这是对读者的许诺，不可以让他们失望的。但你可以提前一两天上报摊。那是给读者的惊喜，他们会喜欢的。”这些编辑之道，显然与他在《生活》周刊时积累的经验密切相关。
回顾编辑《宇宙风》时期，陶亢德自以为最得意的策划，是约请各界人士写作《自传之一章》。其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文章，系由邹韬奋代他约来：“七君子是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我只认识邹韬奋，写信给他请写一章自传，顺带便请他代约沈、史六位各写一章。结果，邹先生自己没有写，别的六位中也只有章先生写了一篇来。”他称之为“非凡之作”的冯玉祥的《我的生活》，系由他去信约来，此果即种因于曾经的一面之缘：“我曾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听过他的一次讲话，记得他穿的蓝布棉袄，束的一条带子，人很高大，面色红润。听讲者没有多少人，好像不是普通的演讲，讲的什么，一点也不记得了。”
陶亢德透露，在上世纪30年代，一份刊物如能单期销到五千册就可归本，即不至于蚀本。当时“论语派”三份刊物每期的发行量，《论语》为两三万册，《人间世》为一万册以上，《宇宙风》为两万册左右。与之相对应，《生活》周刊为十多万册，超过销数最多的日报《申报》《新闻报》。“销数多当然影响大，但是《生活》周刊的影响，即使销数比《新闻报》少，也一定比《新闻报》大，看《新闻报》的读者只是看看罢了，它的主张（其实也可以说它并没有什么主张）和言论（它是有社论的）恐怕没有多少读者赞同，更不要说信仰拥护了。看《生活》周刊的读者可两样，他们大多数是细细看细细读，当作教导或指示的。”
陶亢德分析道：“《生活》周刊的销数增加，不是以低级趣味迎合有些读者的低级趣味的结果，而是以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了趣味不同的读者。你打开《生活》周刊的无论哪一期，决没有粗俗的文章，更不用说色情和凶杀的下流作品了。一期《生活》周刊的文章，邹韬奋先生除了撰写《小言论》外，还写几篇别的，特别是人物评述，可以说全是他的手笔。邹先生的文章格调并不太高，他的思想也不怎么高超（至少在全面抗战之前），但极诚恳亲切，公平正直，不亢不卑，合情合理，不冷嘲热讽，不尖酸刻薄，忠恕中庸，乐观和平。他的为人就是这样，文如其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说他不是好人，读他文章的人也就没有一个说它不是好文章。他的为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罔论人短，无论对什么人，他不抹杀这个人的优点长处，当然这是对一般人而论，对于大憝巨奸，他是口诛笔伐，绝不留情的。”
陶亢德认为：“《生活》周刊的编者邹韬奋先生，在我进《生活》周刊时还不是伟大的人物，他编辑的周刊却已经是个空前也许绝后的刊物了。刊物之能够这样杰出，当然应该归功于它的编者，这也就是说邹韬奋作为编辑论，是前无古人，后亦恐无来者的杰出的编辑。”
晚年的陶亢德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与美国华雷斯（今译华莱士）创办的《读者文摘》比较，得出结论：“我的谈《生活》而涉及《读者文摘》者，是我觉得《生活》内容和《读者文摘》有仿佛之处，不过这决不是说韬奋模仿华雷斯，而是两者的都能成为老幼咸宜雅俗共赏的刊物，由于编辑者的精神思想与大众的精神思想正相契合，他俩不是‘迎合读者’获得读者，而是以其合乎人情合于民心的内容使读者‘一拥而上’。”他同时断言：“如韬奋能享华雷斯那样的高寿（九十多岁），《生活》周刊必能销行几千万册甚至一两亿册。”
同期，陶亢德看到徐懋庸的文中提及1932年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在上海，早就有一个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是黄炎培主持的。这个社由邹韬奋办了一个‘生活书店’，出版一种《生活》周刊”，身为当年的《生活》周刊编辑，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徐懋庸记述这一件事，我可以毫无错误地指出他是记错了，无可怀疑不容否定的事实是：生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产物，绝不是生活书店出版《生活》周刊。其实这件事情，韬奋有著作讲得详详细细，一查便知实情，并不是无可稽考的历史往事。”他又感叹道：“不过徐懋庸的这个错误，我们应该知道决不是有意为之或故意歪曲，不过如一般文章的通病，作者对于他所振笔疾书的事实，不作查核，无暇稽考，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中撒了一个谎，如果后人据以为史料写成历史，那就误事不小了。试想十年八年之后，不要说千百年后，有人写《生活》周刊史或生活书店史而引用徐懋庸这个记述作为史料，那两部史不是终非信史了吗？”
1941年，陶亢德的生活中也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他与林语堂分手，退出宇宙风社；另一件看起来无足轻重，他与邹韬奋在香港邂逅，见了最后一面：“地点在皇后大道大华饭店楼下门前。他扶着手杖，慢步走来（他有脚气病的，那时大概在发病），我和他迎面不期而遇，他客气地问我还在写作吧。我对答了一两句，匆匆而别。”
这是一种隐喻，意味着陶亢德的“得马时代”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