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陶亢德笔下的《生活》周刊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马国兴  2022年11月30日10:40
关键词:陶亢德

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编辑家、出版家陶亢德在回忆录里写道:“1931年是对我一生极有关系的一年,1941年也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一年。前者的影响,可以说是大有利的,使我进了生活周刊社,也就是从此进了文化界,实现了我想做文人的幻梦的一半。十年中名利兼有,所以30年代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不过更确切些说,这十年是我的‘得马’时代。”

在那十年,陶亢德与邹韬奋共事两年后,其编辑出版生涯便与林语堂密不可分。数十年后,他写道:“我到现在还常常和朋友说,我所看过的杂志,只有两种是成功的,就是《生活》周刊和《论语》半月刊,这也就是说,中国办杂志办得成功的有两个人,一个邹韬奋,一个林语堂。这两个人办杂志是胸有丘壑的,是要办成一个怎样怎样的杂志的。”

时隔四十年后,2022年6月,陶亢德的回忆录《陶庵回想录》出版。此书记述他始于童年的一生遭遇,仅就他的“黄金时代”而言,则始于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后期。

1931年,陶亢德结缘《生活》周刊,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者。此前,他初闯上海,曾读过此刊,并投过一次稿。赴东北谋生后,他在沈阳青年会见到此刊代售广告,犹如他乡遇故知,立即订购。他对此刊的印象是:“亲切诚恳平稳乐观。既不剑拔弩张,也不浮头滑脑。”

订阅《生活》周刊后,陶亢德再次投稿,但并未被采用。“后来在刊物上看到招考练习生启事,我立即写去一信,说我极想应考,但人在东北,赶不上考试截止期,可否留一空额,让我赶来报名应考。这封信是很冒失的,您猜答复怎么样? 答复是请我做《生活》周刊的特约通讯员,报酬是不过三千字的话,月给三十元,超过三千字,超过的字数以八元一千字计算。信是用华文打字打的,有韬奋先生的墨笔签字。”

“九一八”事变当天,陶亢德为《生活》周刊写了一篇通讯稿《讣闻》并快件寄出,其后此文刊发。后因形势所迫,他与家人由沈阳乘船返乡,经停上海,独自拜访邹韬奋。后在邹介绍下,他入职陈霆锐律师事务所。一个月之后,由于《生活》周刊需要人,他进入生活周刊社。

陶亢德在《生活》周刊的主要事务,是回复比较复杂些的读者来信。“《生活》周刊读者的来信很多,内容多种多样,从生活琐事到人生观,从家事到国事。读者来信每天总有几十封,有问必答,而且答得很快,有些问题的答复有一定之规,例如关于健康的,那就直接复信不发表在‘信箱’一栏,有的问题涉及人生观的,也多直接答复,很少发表,发表的总是一般问题,可供大家参考的。要发表的答复由邹先生自己执笔。复信拟稿后由邹先生看过认可后,用华文打字机打出再盖章或邹先生签名寄出。”仅仅几个月时间,他就从答复的对象转变为执笔者。

除此之外,陶亢德还兼及其他。“我刚进《生活》周刊时,他(邹韬奋)正在编一本《人物评述》,这些评述都曾在周刊上发表过,作者署名虽不一,实在都是他一个人的作品。这些人物中没有列宁,他就叫我写一篇,资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列宁与甘地》。”“当黄炎培先生去东北慰劳马占山将军回来之后,他就请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之,我们称他为任老)讲马氏抗日情况,由我执笔记录,后来发表在周刊上。”“还有,《生活》周刊其时有‘望远镜与显微镜’一栏,作者原为‘冷观’(吴颂皋笔名),当冷观到南京外交部做官去了,这一栏由我撰述,每周约一千五百左右字。”

陶亢德对邹韬奋如此评价:“邹先生是《生活》周刊的主持人,但他的对人是一贯的热诚亲切,心直口快,从不威风凛凛装腔作势,他和年龄较大的同事们亲如手足,对年少者视同子侄,爱护栽培不遗余力。”由上述邹对他工作的安排,可见一斑。此外,得知他曾创作并发表过小说(署笔名徒然),邹建议他收集整理而成《徒然小说集》,并作序文,1933年4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同年12月,生活书店又出版他与吴颂皋合著的《望远镜与显微镜》。

1933年,由于《生活》周刊号召对日抗战,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被勒令禁止发行。为代替此刊,陶亢德受命编辑新创的《星期三》,不过其仅出版三期即告停刊。不久,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出发之前,推荐他加盟《申报》旗下的上海文库。

其后,陶亢德又与林语堂因投稿结识,先后接编《论语》、代编《人间世》、合办《宇宙风》。在他那黄金十年的下半场,事事处处都有《生活》周刊时期的影响。

鲁迅致陶亢德书信,现存十九封,起于1933年10月18日,讫于1934年7月31日,其中两封,是他回答陶有关学习日语的询问。一为1934年6月6日:“我和日本留学生之流,没有认识的,也不知道对于日本文,谁算较好,所以无从绍介。但我想,与其个人教授,不如进学校好。这是我年青时候的经验,个人教授不但化费多,教师为博学习者的欢心计,往往迁就,结果是没有好处。学校却按步就班,没有这弊病。四川路有夜校,今附上章程;这样的学校,大约别处还不少。”二为1934年6月8日:“长期的日语学校,我不知道。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绍介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他们的新语、方言,常见于小说中,而没有完备的字典,只能问日本人,这可就费事了,然而又没有伟大的创作,补偿我们外国读者的劳力。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时间和力气,我觉得并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然而欧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将豫备学日文的力气,学一种西文呢?”

那时,陶亢德已离开生活周刊社,身兼《论语》的“保姆”与《人间世》的“乳母”。追根溯源,他学习日语,还是缘于邹韬奋当初的提议:“他劝我读日文,说他自己除英文外,可以阅读法文报刊,社里如有一个懂日文的人,在这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横行霸道的时刻,肯定是有用处的。”

陶亢德长女陶洁曾作长文《我的父亲陶亢德》,其中写道:“我跟父亲谈到了他办杂志的选材问题。他说,首先是邀请知名作家,其次是从投来的稿子中挑选,即便是没有名气的作者的第一次投稿,如果写得还可以,父亲一定刊登。这是为了鼓励他/她再次投稿。但是,如果第二次稿子没有进步,那就不再录用了。此外,还有一个条件:字一定要好。我说,字的好坏跟稿子水平应该没有关系。他坚持说,连字都写不好,不可能下功夫钻研文章怎么写的。他还说,杂志一定要准时出版。说好每月1号出版,不能拖到2号才上报摊。这是对读者的许诺,不可以让他们失望的。但你可以提前一两天上报摊。那是给读者的惊喜,他们会喜欢的。”这些编辑之道,显然与他在《生活》周刊时积累的经验密切相关。

回顾编辑《宇宙风》时期,陶亢德自以为最得意的策划,是约请各界人士写作《自传之一章》。其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文章,系由邹韬奋代他约来:“七君子是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我只认识邹韬奋,写信给他请写一章自传,顺带便请他代约沈、史六位各写一章。结果,邹先生自己没有写,别的六位中也只有章先生写了一篇来。”他称之为“非凡之作”的冯玉祥的《我的生活》,系由他去信约来,此果即种因于曾经的一面之缘:“我曾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听过他的一次讲话,记得他穿的蓝布棉袄,束的一条带子,人很高大,面色红润。听讲者没有多少人,好像不是普通的演讲,讲的什么,一点也不记得了。”

陶亢德透露,在上世纪30年代,一份刊物如能单期销到五千册就可归本,即不至于蚀本。当时“论语派”三份刊物每期的发行量,《论语》为两三万册,《人间世》为一万册以上,《宇宙风》为两万册左右。与之相对应,《生活》周刊为十多万册,超过销数最多的日报《申报》《新闻报》。“销数多当然影响大,但是《生活》周刊的影响,即使销数比《新闻报》少,也一定比《新闻报》大,看《新闻报》的读者只是看看罢了,它的主张(其实也可以说它并没有什么主张)和言论(它是有社论的)恐怕没有多少读者赞同,更不要说信仰拥护了。看《生活》周刊的读者可两样,他们大多数是细细看细细读,当作教导或指示的。”

陶亢德分析道:“《生活》周刊的销数增加,不是以低级趣味迎合有些读者的低级趣味的结果,而是以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了趣味不同的读者。你打开《生活》周刊的无论哪一期,决没有粗俗的文章,更不用说色情和凶杀的下流作品了。一期《生活》周刊的文章,邹韬奋先生除了撰写《小言论》外,还写几篇别的,特别是人物评述,可以说全是他的手笔。邹先生的文章格调并不太高,他的思想也不怎么高超(至少在全面抗战之前),但极诚恳亲切,公平正直,不亢不卑,合情合理,不冷嘲热讽,不尖酸刻薄,忠恕中庸,乐观和平。他的为人就是这样,文如其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说他不是好人,读他文章的人也就没有一个说它不是好文章。他的为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罔论人短,无论对什么人,他不抹杀这个人的优点长处,当然这是对一般人而论,对于大憝巨奸,他是口诛笔伐,绝不留情的。”

陶亢德认为:“《生活》周刊的编者邹韬奋先生,在我进《生活》周刊时还不是伟大的人物,他编辑的周刊却已经是个空前也许绝后的刊物了。刊物之能够这样杰出,当然应该归功于它的编者,这也就是说邹韬奋作为编辑论,是前无古人,后亦恐无来者的杰出的编辑。”

晚年的陶亢德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与美国华雷斯(今译华莱士)创办的《读者文摘》比较,得出结论:“我的谈《生活》而涉及《读者文摘》者,是我觉得《生活》内容和《读者文摘》有仿佛之处,不过这决不是说韬奋模仿华雷斯,而是两者的都能成为老幼咸宜雅俗共赏的刊物,由于编辑者的精神思想与大众的精神思想正相契合,他俩不是‘迎合读者’获得读者,而是以其合乎人情合于民心的内容使读者‘一拥而上’。”他同时断言:“如韬奋能享华雷斯那样的高寿(九十多岁),《生活》周刊必能销行几千万册甚至一两亿册。”

同期,陶亢德看到徐懋庸的文中提及1932年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在上海,早就有一个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是黄炎培主持的。这个社由邹韬奋办了一个‘生活书店’,出版一种《生活》周刊”,身为当年的《生活》周刊编辑,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徐懋庸记述这一件事,我可以毫无错误地指出他是记错了,无可怀疑不容否定的事实是:生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产物,绝不是生活书店出版《生活》周刊。其实这件事情,韬奋有著作讲得详详细细,一查便知实情,并不是无可稽考的历史往事。”他又感叹道:“不过徐懋庸的这个错误,我们应该知道决不是有意为之或故意歪曲,不过如一般文章的通病,作者对于他所振笔疾书的事实,不作查核,无暇稽考,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中撒了一个谎,如果后人据以为史料写成历史,那就误事不小了。试想十年八年之后,不要说千百年后,有人写《生活》周刊史或生活书店史而引用徐懋庸这个记述作为史料,那两部史不是终非信史了吗?”

1941年,陶亢德的生活中也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他与林语堂分手,退出宇宙风社;另一件看起来无足轻重,他与邹韬奋在香港邂逅,见了最后一面:“地点在皇后大道大华饭店楼下门前。他扶着手杖,慢步走来(他有脚气病的,那时大概在发病),我和他迎面不期而遇,他客气地问我还在写作吧。我对答了一两句,匆匆而别。”

这是一种隐喻,意味着陶亢德的“得马时代”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