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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民族品牌的成长传奇，展现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助力当代青年的精神成长，邂逅辗转命定的传世恋情……近期，苏虹创作的长篇小说《海上晨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百年老药厂的信誉史，浓缩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思考，更是百年大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作者苏虹博士，就职于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出版图书有长篇历史小说《天昏海暗——太平洋战争》，随笔集《无为而治——老子谋略纵横》，时评集《和平的眉角——世界大局下两岸关系透视》《和平的守望——世界大局下两岸关系扫描》等。本次就这部长篇小说《海上晨钟》的出版与作者进行了访谈。

提问：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启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请谈一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苏虹：说起《海上晨钟》的创作念头，最早缘于6年前参加上海信谊制药的百年庆典，正是在那一天，我被信谊辉煌的百年历史所触动，萌生了创作一部以上海民族制药企业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的念头。在后来的几年里，这个“念头”常常在脑际徘徊，创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以至常常为此坐立不安。无奈平日本职工作事情比较多，很难集中精力进行创作。真正静下心来，还是在今年上海疫情“静默”期间。当时，整个小区静悄悄，马路上没有匆匆而过的车辆，也没有熙熙攘攘的行人，甚至，连空中也没了飞鸟的踪影。这种清静虽然有些可怕，但对于平常忙忙碌碌的我而言，倒也有了静思与冥想之机。

事实上，信谊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制药企业，其发展历程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发展的百年风雨，是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信谊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研发上的高投入、在引进人才上的不拘一格、在绩效考评上的自成体系，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信谊百年发展的历史，对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而言，是一个标本级的个案。

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研究理论文章，创作的酝酿阶段，我希望用曲折的故事情节来描述这些民族企业成长发展的故事，并希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并增强民族自信。

提问：小说相当具有历史厚度，这无疑需要大量的史料阅读与翻阅，您是从哪些方面搜集史料，又是如何甄选史料的？

苏虹：《海上晨钟》这部长篇小说是以上海信谊制药公司为背景创作的。创作前期，我用了四五年的时间，通过采访、座谈等方式全方位了解信谊制药的历史，收集了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

说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首先要感谢上海信谊的同志。他们整理的《信谊历史故事集》《信·谊——从百年品牌发展历程看西药的中国式成长》，内容丰富翔实，特别是一些公司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我了解上海信谊的历史、了解中国化学制药工业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当然，这些史料只是创作线索和素材。在创作期间，上海信谊还协助我邀请一些老员工，谈到信谊历史上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历史上信谊曾是人才高地，也是收入比较高的企业，这也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到信谊工作。

当然，这部小说是以大上海为背景创作的，所以在搜集史料时，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我平日阅读有个毛病，就是比较“杂”，什么都希望了解一点，以致“杂”而不专。但这个“缺点”反而成为了优点。比如，当年我曾在多伦路买到1938年、1946年两年9本影印的《文汇报》，这次创作之余翻阅这些影印本，让我对当年的上海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这显然比二手资料更有价值。再比如，书中写到新四军的情节，我专门通过朋友到当年新四军“联抗”部队所在地找到大量史料汇编。不仅如此，我还找到解放军出版社新四军史料汇编……所有这些，都为我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为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基本依据。

当然，浩如烟海的史料不可能掌握在手，同时大量已经掌握在手的史料也需要甄选、消化、吸收。为了更好地了解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我还到书中提及的许多地方进行过实地考察，并试图将自己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年代，甚至为了一件衣服的描述，我找来一些当年的画报或图片仔细揣摩，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有价值。

提问：作品为何起名为《海上晨钟》，有什么特殊含义？

苏虹：《海上晨钟》，顾名思义，“海上”即“上海”，此书的主要故事场景在上海。至于“晨钟”，主要考虑两重意思：一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处于非常特殊的时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这其中，既有民族工业的崛起、红色资本家的成长，也有中国共产党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随着“子夜”后“晨钟”的响起，终于迎来了“上海的早晨”，也迎来了“上海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的激情时刻。

“晨钟”的另一层意思是，中国进入新的时代，以上海为背景的国资国企改革，实际上是全国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2015年，党中央敲响了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晨钟”，明确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上海率先在全国打响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这是本书涉及国企改革故事的一个大背景。

提问：以“红色”题材为主题的小说众多，但探寻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红色根脉、红色文化并进行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您是如何发掘这个主题并展开构思的？

苏虹：《海上晨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4年，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天昏海暗——太平洋战争》，如今看来更像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小说创作的“菜鸟”，完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

当然，能有创作冲动并最终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还是有一些创作体会的。我对上海红色文化的关注与研究已有多年,与沪上的红色文化研究学者经常有互动与交流，多次讨论过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到底是什么。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定义，毛泽东曾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地，这是非常准确的。旧上海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外国“冒险家”在上海尝到甜头，但上海毕竟是一个有着红色基因的上海，也终究是人民的上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上海只能是人民的上海，而不应该、也不允许成为各种“冒险家”的乐园。

国资国企改革是当下一个热门而又敏感的话题。读者可以从若隐若现的时间坐标中发现，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正值有关方面提出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殊年份。小说触及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经理人制度等敏感话题。或许在许多学者看来，这些敏感的话题都是重大的理论话题，但基于在上海市国资委工作十几年的经历，我更愿意认为这些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其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就是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更是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研究理论文章，创作的酝酿阶段，我竭力希望用曲折的故事情节来描述民族企业成长发展的故事，希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并增强民族自信。由于创作水平所限，作品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但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直面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问题，并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深入到国资国企一线，创作更多佳作。

提问：本书的时代跨度较大，既有革命年代的历史描写，又有国企改革发展的现代叙事，您是怎么考虑、平衡和把握这几条主线的？

苏虹：我最初考虑创作这部小说时，实际上只考虑写民国时代的信谊的创建成长与发展壮大。但随着搜集史料的深入，发现历史上的信谊竟然有那么多革命故事。信谊是当年远东地区最大的制药企业，企业职员多达千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闻名中外的制药企业里，活跃着多名地下党员。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到上海解放前夕，信谊制药公司的地下党员，为新四军购买运送药品，为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捐赠提供药品，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前开始护厂运动……

在《海上晨钟》创作过程中，我试图借助类似电影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两条情节线分别叙述，相互穿插表现，最后统一在这部长篇小说完整的情节结构中。以“新谊”为代表的民族制药业的成长壮大，以鲍永昌为代表的红色资本家的呕心沥血，以沈志远为代表的地下斗争的明枪暗箭，便是其中的一条情节线。

另一条情节线则围绕“新谊”的现实故事展开。事实上，现实故事也由两条情节线构成，一条是郑筱韵与张东国之间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围绕“新谊”展开的改革故事。在这部小说中，郑筱韵与张东国的爱情故事颇具戏剧性，并与历史故事产生联系，使得历史与现实两条情节线产生了交叉。

提问：小说中频频提到“跨界”，如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专家王东林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上海诞生进行的妙解，新谊研讨会活动中各党建、人文艺术、社会学领域知名人士对企业发展内在逻辑展开的精彩讨论，都是“跳到圈子外面，研究圈子内的事”。这本书对于您来说也是一次跨界的尝试。您如何看待“跨界”？

苏虹：近年来“跨界”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但如何理解所谓的“跨界”，似乎没有一个统一说法。事实上，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优秀的人才，大多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视野开阔，有的研究还涉及多个领域。这种所谓的“跨界”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研究。

在企业管理方面，世界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的企业管理思想，就体现出“跨界”的特点。作为一名实业家，他最关注的自然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他最关注的却始终是企业员工。稻盛和夫经过认真探索后创建的阿米巴模式，将大的组织划分为小的独立经营体，通过与市场直接联系的独立核算制进行运营，并从中培养具有管理意识的领导者，从而实现“全员参与”的经营模式。稻盛和夫还提出，每一位员工都是主角，要把组织细分为事业组成单位，使其成为能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组织。我第一次看到“阿米巴模式”的描述，直接感受是“似曾相识”，为什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党委、党支部，不就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吗？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更大的创业团队，有更高的理想与信念。

我在这部小说中之所以多次提到的“跨界”，是希望在当今西方主义盛行的氛围下，我们的企业管理，不要只专注那些冰冷的制度和所谓方法，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企业最活跃的因素和最大的变量——人，真正理解和把握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内涵，真正把员工当作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当然，就某个人而言，应该是多元立体的，特别是企业家，更应有开阔的视野、多领域的知识积累。

提问：小说往往会折射出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哲学思考，这本书中是否有所体现？

苏虹：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受到的教育也比较传统。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领导和老同志对我的要求便是“爱岗敬业”，要求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种传统的思想或许当下有些年轻的同志不一定喜欢听，主要原因可能有说教的意味，但几十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感到，当年领导和老同志对我的教育引导是对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要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育引导。

我们经常说“放飞自我”，其实个人是非常渺小的。工作生活中可以“放飞自我”，但不能“放任自我”。人一辈子不可能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更多的是要尽自己的责任，做应该做的事。这里面要把握好一个关系，就是工作与兴趣的关系。实际上我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工农兵学商几乎都有涉及，但唯独没有机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但这并不影响我把兴趣变成爱好、把爱好变成特长，并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好本职工作。事实上我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我很喜欢渡边和子在其随笔《就在你所在的地方生根开花》中的一句话：“在哪里存在,就在哪里绽放。不要因为难过,而忘记散发芬芳。”她表述的是文学语言，其实道理与“爱岗敬业”和“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一致的。这也是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