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中期，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裹挟下，生活在吕梁山中的少年西戎，告别父老乡亲，参加了抗日部队，做了一名普通的宣传战士，转战晋西南、晋西北。由于他读过高小，读过《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公案”章回小说，在宣传与战斗间隙，迷上了文学这块伊甸园，尝试着笔耕的味道。其时，西戎对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当职业作家。从他的第一篇作品《我掉了队后》（刊登在1942年10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迄今，已经整整80个年头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获得了一席地位，成为真正的著名作家。《吕梁英雄传》（与马烽合著）《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留给人们记忆，留给人们话题。

西戎曾担任过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并且长期主编文学刊物《火花》和《汾水》，为全省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培养中青年作家健康成长，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做出了突出贡献。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戎“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2001年1月，西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9岁。

由放羊娃成为作家

西戎，本名席诚正，1922年12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蒲县西坡村。这是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山区小村庄。6岁时，西戎入初级小学读书，作文成绩突出，除完成课业外，喜欢听书场说书人说书，爱看戏剧，这对于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的基础。1933年9月，西戎考取蒲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住在县城当教师的堂兄家。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西戎课余阅读了大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先生关于故乡的描述，尤其是《社戏》中的情景描写，深刻地感染了西戎。两年后他高小毕业，考中设在临汾的省立六中，却因家境窘困，无法再入学读书，成了一个放羊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跟随战地服务团听演讲、看节目、学唱歌，激发起一腔保家卫国热情。战地服务团开走不久，16岁的西戎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艺特长，被分配做文艺宣传工作，半年后转入吕梁剧社。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西戎和剧社人员不辞辛苦，连续演出，使他受到了很好的锻炼。1939年底，西戎随吕梁剧社到了延安，进行短期业务学习。他们驻在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桥儿沟，于是，能够旁听鲁艺的课，并接受鲁艺老师的辅导；能够观看鲁艺等文艺单位的演出和电影，这对西戎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机会。只是这次机会仅有5个月，之后就回到晋西北，继续从事文艺活动，并经历了反扫荡战斗。不久，吕梁剧社奉命与另一个抗日剧社——黄河剧社合并，仍然沿用吕梁剧社名称。这次合并，也是日后被称为“晋绥五作家”的首次汇合，即原吕梁剧社的西戎、胡正和原黄河剧社的马烽、李束为、孙谦聚到了一起。1940年冬季，组织上再一次安排吕梁剧社赴延安学习。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我迈出的第一步》文章里详细讲述了延安学习的经历：

1940年冬季，吕梁剧社奉命从晋西北回到延安学习。剧社领导很想让我们这批“骨干”都能进鲁艺学院深造。有如此良好的机会，我当然是巴不得的。可是测试结果大失所望，年龄小当然也算未能录取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基础水平太差。一个高小毕业生，只在宣传队跳跳蹦蹦干了两年，怎么可能一下子跃进高等学院去呢！幸好，上级考虑到培养人才的急切，便在鲁艺学院附设了“部队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学习了半年，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主办的“部队艺术学校”成立了，部队干部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便并入了部队艺术学校。从此，我才真正获得了从头学习文艺基础理论、提高艺术修养的深造机会。年龄稍大了一点，便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在部艺学习的两年里，我不敢懈怠，上课认真听讲，课外认真读书。白天坐在山坡上，夜晚趴在油灯下，我贪婪地读着我所能借到的中外名著，逐渐地眼界开阔了，懂的东西也多了起来。但是越学，反而越感到自己的知识浅薄，因而学习更是倍加卖力。这当儿，我也暗自考虑将来的前途问题，该向什么专业发展？当演员，我的个头矮小；学美术，缺乏素描基础；学音乐，嗓子也变坏了，光会拉二胡，也算不上什么能耐。思来想去，自觉对文学比对其他专业兴趣更浓。于是，我便练习着写歌词、诗和小故事。这些习作，有的发表在自办的《生活》墙报上，有的送给音乐班的同学谱曲。我的一首歌词《送公粮》，由张朋明同学谱成曲子，曾被边区政府选用。这件事又给我搞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点信心。于是，我便日夜地趴在被子卷上写呀写。有一次，我竟然写成一篇反映敌后反扫荡斗争的小说，大胆地送给我的第一位文学老师——天蓝同志，意外地得到了他的称赞。从此，我对写作更爱得入迷。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除《生活》墙报和《连队生活》上用了几篇外，还没有一篇能够在大报刊上发表，因为我还鼓不起向外投稿的勇气来。

西戎在延安学习期间，知识青年中兴起了一股改名风，以示与旧我决裂，开始新的生活。他也加入了其中，请当时吕梁剧社一文化教员为自己改名。因为他是山西人，出生地是西坡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参加了革命队伍，可谓是投笔从戎。因此，当年的席诚正改名叫“西戎”。

1942年夏天，西戎结束了近两年的学习，同吕梁剧社的其他同志一起被编入八路军某师所属的战斗剧社做编辑。他开始尝试创作文学作品，在延安杜甫川兵站窑洞的山坡上，以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次遭遇战为素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经过认真修改，他大着胆子投给了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到10月底，稿子被登出来了。这篇作品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西戎继续创作的信心。因为《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能在该报发表作品，是不容易的；同时，这也是西戎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件事本不足为奇，但对我这个正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的青年人来说，却受到了极大鼓舞；也可以说，影响了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此我便盲目而自信地走进了文学队伍的行列，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路上五十春》）。”不久，剧社进行人员精减，只保留下一部分搞戏剧和音乐的，做编辑工作的西戎离开部队，从陕甘宁边区返回晋绥根据地，加入了边区刚组建的文工团。此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下来，晋绥文艺界负责人便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基层去锻炼，西戎被分配到保德县四区抗联当文化部部长。

在保德四区工作的几个月里，西戎换上当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袄棉裤，扎上腰带，套上牛鼻子山鞋，翻沟越峁，走村串户，努力工作，跟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也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写出了《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等一批小说、散文和通讯报道，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和晋西北的《抗战日报》上。这一段经历对西戎了解农村，特别是了解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极为重要，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是“七七”抗战7周年，晋绥边区开展了“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西戎等文艺工作者都回到机关参加这项活动。他同卢梦、孙谦、常功等合作，创作出了表现农村减租减息运动的多幕大型眉户剧《王德锁减租》，获得了征文评奖戏剧类甲等奖。交给“七月剧社”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很短时间演出就超过了100场，观众达数十万人次。同时，一些文艺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远在延安的冯牧专门写了《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读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说《王德锁减租》的：

这个剧本谁都会看出它是为配合当地的减租运动而写成的。但是，不论谁看了它，都会承认，这个戏不但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着不下于前者的艺术标准的。这是一个艺术品。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在减租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顽固地主作斗争的鲜明图画，它不借助于任何抽象政治口号来说明主题的中心，而是通过了人物的形象来表现出当前现实，通过了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来说明减租运动的重要及其解决的道路。

完成了《王德锁减租》后，西戎被调到《晋绥大众报》做编辑。结合工作，他写出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通讯报道，最突出的成果，是跟马烽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西戎和马烽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创作冲动。正好，1944年年底，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用章；回体分头写作。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面世，每期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登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西戎和马烽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吕梁英雄传》在报上一出现，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愣、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1946年，西戎和马烽整理了前37回，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等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好评。

1948年底，西戎和马烽抽出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数次重印，并且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朝鲜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后来，两人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集中一段时间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隔几年印刷一次。《吕梁英雄传》堪称全民抗战的一部不朽的史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思想意义在于：第一，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第二，真实地描述了人民大众觉醒的过程；第三，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辉煌时期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即随解放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又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归队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挤时间写作，有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问世。但是，他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此而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况转告了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是从事创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他在《文学路上五十春》一文中记述了那段经历：

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夜晚开群众大会宣讲总路线。干部会、党团员会经常不断，研究扩社、并社、转社、土地入股、牲畜作价，事无巨细，上级布置下来什么任务得干什么。因为群众听说我是作家，制定村民公约，起草转高级社的章程，都要我来起草。我的住处就在农业社办公的天龙庙里，整天房里人来人往，不是来谈公事，就是来说家事，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有时为了调解一件家庭纠纷，闹得我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每天挨门吃派饭，这也是接近群众，了解民情最好的途径。每到一家，边吃边聊，可以听到会议上听不到的意见，也可以知道村里许多的逸闻趣事。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从早忙到晚，我仿佛忘了疲劳，天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做。农村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人是那样的百人百性，看到学到了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对我这个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来说，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源泉。我十分庆幸能获得这样一次兼职深入生活的机会，心中已不再为缺乏生活素材而焦虑不安。回到北京以后，接连写出了6个短篇，都比较成功。

西戎所说的6个成功的短篇，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了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着力于塑造具有高度个性化性格的人物形象，刻意创造浓郁的乡土情调，注重生动的细节描写，使用质朴的文学语言，强调充满情趣的喜剧效果。

在汾阳期间，西戎听说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英雄蒋三儿弟兄的故事，于是两次去到唐兴庄蒋家，与英雄的母亲促膝交谈，深入了解了蒋氏兄弟的事迹。他萌生了以蒋氏兄弟为原型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并与在北京的马烽交流。马烽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来汾阳与西戎汇合，两人再度合作，进一步采访了有关人员，讨论写作提纲，设计故事情节，然后分头写作。不久，创作出了名为《扑不灭的火焰》的电影文学剧本。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一年以后，两人对剧本做了较大修改、加工，以文学剧本形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通过这次在汾阳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调回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10余年的时间里，他投入很大心血，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于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10年，为推动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贡献。1958年，中宣部曾派《文艺报》副主编陈笑雨带领工作组到山西省文联，了解、研究、总结《火花》的特色和经验；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也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取经。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了永济、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女婿》《两涧之间》《一头骡子的故事》《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等；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读者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的发展变化，比如《姑娘的秘密》描写的是农村青年对科学技术的追求与向往；《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则反映了农民走集体道路与单干两者之间进行抉择时的复杂心理；《两涧之间》围绕水利之争，展开了两个社长之间从对立到互助的心理历程；《灯芯绒》是讲述一个婆婆给未过门的儿媳妇买一块灯芯绒曲折过程的故事。西戎很少正面写重大题材和重要人物，总是选择普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进行描写，收到以小寓大和小中见大的效果。所以，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从来没有大而空的影子，从来没有概念化的痕迹，即使是一个着墨很少的人物，往往也是活脱脱的。这些人物都像西戎本人一样质朴、真诚而直率，他们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他们不唱高调、不赶浪头、不追时髦；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和虚情假意；他们也不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他们都是那么普普通通、真真切切、平平常常、实实在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物才能够成为艺术典型。虽然，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戎的这些作品留下了农村合作化、公社化的痕迹；当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再回头去审视那段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但是，由于作品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塑造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就不显得不真实；相反，倒是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来。

1962年，西戎发表短篇小说《赖大嫂》。这篇小说给他带来过荣誉。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央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这篇作品：

西戎同志写的《赖大嫂》，在养猪问题上就有许多想法。好心干坏事，也是普遍的。有人以为写矛盾就是群众与群众的矛盾。我的理解，矛盾是广泛的，主要有工农业，有生产问题，有分配问题。作品要写人、写农民，也会遇到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的问题：有的不愿意养猪，有的愿意养；农民之间也有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总的讲，是个体经济的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是主要的。短篇创作碰到的另一个问题，即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不可能，怎么办？《赖大嫂》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如果水到渠成，可能解决；否则，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

邵荃麟以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和西戎的《赖大嫂》等作品为例，认为文艺创作可以写“中间人物”，因为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少数，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中间人物的各种心理状态。这样，《赖大嫂》无形中就成了“中间人物论”的样板。

重返文坛

1975年，山西省委成立文艺工作室，西戎重新获得工作。次年，《火花》改名为《汾水》正式出版，西戎继续任主编；到1982年更名为《山西文学》时，才卸去主编职务。1978年，省文联、省作协恢复活动，他被推选为省作协主席，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誉主席。

复出后的西戎，在编刊物之余，重新开始创作。他先后写出了《他，是弱者也是强者》等一系列散文和评论，特别是陆续发表了《春牛妈》《赵庄闹水》《耿劳模》《走上新岗位之前》《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说，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表现了一位老作家坚实的艺术功力。《赵庄闹水》以一个村庄围绕如何得到水利设备展开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与不正之风坚决斗争；《走上新岗位之前》和《耿劳模》，则都是表现新时期不同岗位上的人们向往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风貌。

最能代表西戎这个时期创作水平的是短篇小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这篇作品1983年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先后转载，并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作品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了“我”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两次住招待所的经历，通过对所接触的地委办事员、招待所服务员等形象的刻画，指出了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冷漠，鞭挞了现实生活中的投机分子，呼唤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友爱的关系。由于它发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革之际，因此，作品切中了时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比较有特点。西戎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同一人物前后判若两人的言行举止，同一事件前后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同一物景前后重复出现的巧妙安排，使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展示出来了。

西戎之前写散文不多，但每一篇都很感人，以细腻和富有意蕴而见长，如《母亲的晚年》等。进入新时期，他的散文多起来了，发表有数十篇。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趋老，人生体验越来越丰富而深刻，散文这种文体便于表达出各种体验来。较有代表性的为《忆良师丁玲》和《他，是弱者也是强者》。《忆良师丁玲》是西戎在丁玲逝世后带着深厚的感情写的。在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丁玲时的情景，回顾了丁玲20世纪50年代初从四川调他去北京的经过，谈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丁玲从长治回北京路经太原时的相见。有描写，有抒情，有感受，从不同角度刻画出了丁玲的形象。比如写第一次见丁玲时的情景：

丁玲的穿戴和所有的西战团女兵一样，剪发头上戴一顶灰军帽，穿一身灰军装，腰里扎一条宽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草鞋，看上去英姿飒爽，威武精悍。山里深夜寒冷，她披一件从战地缴获来的日本黄呢军大衣。她身材矮胖，口齿流利，声音洪亮。她那有声有色、充满感情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把下面听讲的人都迷住了。

《他，是弱者也是强者》是一篇记叙作家赵树理经历的文章。作品是在赵树理诞生80周年前夕的1986年5月写成的，《山西文学》发表后，《新华文摘》等报刊都全文予以转载，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章有许多真切的细节描写，把受苦受难的赵树理展示给读者，让每一个读者无不动容，甚至潸然泪下。

除了创作之外，新时期以来，西戎还把大量精力用在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上。许多文学青年就是在他的真诚帮助下走上文学道路，取得很大成就的。1986年，他出版了一本文学言论集《寄语文学青年》，除选收了一些他谈自己创作道路的文章外，多数是他为青年作家出书写的序言、与青年作者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出他扶植文学青年成长的努力。正如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所说的：“我把这些短文整理结集，自觉从学术价值来看，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当我重读这些短文时，也得到了一种精神的满足，因为它确实是我多年来为文学青年的成长付出的辛劳。如果说它还能使后来者从中得到启迪或引起对一些问题的思索的话，那将会使我倍感欣慰的。”

人生与创作总结

西戎作为“山药蛋派”的骨干作家之一，他的人生道路、创作经历、作品特色，总体上与赵树理、马烽、李束为、孙谦、胡正都比较接近，因此，总结西戎60年的文学生涯，首先就是，他与赵树理、马烽等一样，始终认定深入生活是文学创作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经常有中青年作者问西戎，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诀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的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他在总结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的很明确：“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要忠于人民，要忠于现实，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斗争，要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和事，就讴歌称赞；凡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和事，就鞭挞打击；凡属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批评教育。我就是这样指挥着自己的创作的。”（《文学路上五十春》）

其次是，他一生奉行文学是人学的理念，所有作品都是真诚地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西戎起初发表作品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的人生中做了多年报纸和杂志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注各个时期人的心理变化轨迹，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努力挖掘不同身份人物的外在行为与内在感受，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思考社会发展的问题。他在《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一文中写道：“无论是舞台上、作品中，创造典型性格，创造活起来的艺术形象，永远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中心问题。”西戎一系列作品中的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如《吕梁英雄传》中的雷石柱、武得民、孟二愣，《扑不灭的火焰》中的蒋三，《宋老大进城》中的宋老大，《赖大嫂》中的赖大嫂，《耿劳模》中的耿劳模，《叔伯兄弟》中的王满福，《他，是弱者也是强者》中的赵树理，等等，构成了他笔下的人物群像，留给读者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三是，他写出了农民读者喜欢的作品。西戎跟赵树理、马烽等作家一样，也是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他这样做，既是他们“山药蛋派”作家的共同之处，更有他自己的必然性。西戎从小生长在山区农村，熟悉农村生活，对农民群众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同时，他更熟悉农民喜欢读什么样的作品。他之所以追求通俗易懂的写作方法，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形象，使用非常接地气的语言，就是为了吸引农民读者，让农民读者愿意读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