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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四卷本《冯至译文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卷一《守望者之歌》为译诗卷，其中里尔克诗歌部分基本依照了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冯至全集》第九卷“集外译诗”的编选，收录有18首冯至译里尔克诗。《冯至译文全集》的出版令人欣喜，有助于人们全面欣赏和研究冯至译文，遗憾的是，仍有3首完整的冯至译里尔克诗作未能收入集内。

众所周知，冯至译里尔克作品（除诗之外，还包括《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散文《山水》、小说《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片段），无论对冯至本人还是对中国现当代诗歌都十分重要，因而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这3首未被收入到译文全集中的译作。

其中一首，完整出现在冯至发表在《世界文学》1989年第一期上的《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一文中。这首《呼吸，你看不见的诗！》（Atmen， du unsichtbares Gedicht！），为里尔克晚期代表作《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下卷中的第一首，它当然十分重要，冯至的译文如下：

呼吸，你看不见的诗！

不断用自己的存在

纯净地换来的宇宙空间。平衡，

在平衡里我有节奏地生存。

唯一的波澜，它

渐渐形成的海是我；

一切可能的海，你最节约，——

空间的获取。

空间的这些地方有多少已经

在我身内。有些风

像是我的生育。

你认识我吗，空气，你曾充满我身内的各部位？

你一度是我言语的

光滑的外皮、曲线和叶片。

冯至是从他本人“和十四行诗的因缘”的角度引译出这首诗的，看来这首诗在他心中已萦绕了多年；显然，这首更为自由地“冲破（了）十四行的格律”①的十四行诗，对他当初大胆采用十四行体这种诗体形式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其精神和诗学启示意义在他的《十四行集》中也时时可见。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中他就这样颇有感触地说：“诗人认为，人通过呼吸与宇宙交流，息息相通，人在宇宙空间，宇宙空间也在人的身内。呼吸是人生节奏的摇篮。这使我想到《庄子·刻意》中有这样的话，‘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意思是说，熊在攀登，鸟在飞翔时最能感到呼吸的作用。”

但这首译诗后来并没有收入《冯至全集》的“集外译诗”卷，这可能是和冯至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中虔敬地认为他“没有能力译这首诗，只能把诗的大意和形式用中文套写下来”有关（实际上，我们如对照该诗原文和其他几种中译，就会发现冯先生的译文还是相当精湛和富有生气的），或是全集编者认为该译诗已出现在冯先生的文章中，不必再挑出来收入。

至于另外两首未收入《冯至全集》《冯至译文全集》的里尔克译诗的情况则是这样：这两首诗均和冯至译其他8首里尔克诗发表于《文聚》1943年第二卷第一期。《文聚》为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文聚社”的刊物，是联大师生的主要文学阵地之一，冯至曾在上面发表过自己的十四行诗，里尔克也是该刊的一个译介重点。除了冯至译作外，卞之琳和冯至夫人姚可崑也曾在该刊上发表过与里尔克有关的译文。

《文聚》1943年第二卷第一期目录页印有冯至《译里尔克诗十二首》，正文标题则为《译里尔克诗十首》，实际上也是10首，它们为《豹（在巴黎植物园中）》《Pietà》《一个女人命运》《只有谁……》《纵使这世界……》《爱的山水》《在惯于阳光的街旁……》《被弃置在心的山上……》《这并不是新鲜》《诗人你做什么……》。

这10首诗除了《在惯于阳光的街旁……》《被弃置在心的山上……》，其余8首经冯至修订，与他新译的里尔克《秋日》《爱的歌曲》两首诗和小说《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摘译）一并收录于1980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集中。而这可能就是后来的《冯至全集》的编者未能将这两首收入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应考虑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为精选，每位入选诗人的篇幅宜有限，如果冯至生前编选自己的译文“全集”，他会不会将这两首译诗经过修订收入？我想很可能会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两首被两种“全集”遗漏的里尔克译诗。《文聚》杂志现在所存不全，国家图书馆仅藏第一卷部分期数，另有缩微胶卷较全，但不甚清晰。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文聚》第二卷第一期缩微胶卷，现兹录遗漏的两首译诗如下：

在惯于阳光的街旁……

在惯于阳光的街旁，在那

空洞的断树干里，它久已

变成水槽，一层水轻轻地

在里边更换，——我平息我的

焦渴：从手腕边向自身内

吸取水的清爽，水的根源。

饮，我觉得太多了，太明显；

但是这期待的姿态

把明亮的水引入我的意识。

所以，如果你走来，我平息我，

我只要双手的一个轻抚

不管是在你青春的肩头，

不管是在你胸前的突起。

被弃置在心的山上……

被弃置在心的山上，看，那里多么小，

看，语言的最后的村庄，高一些；

但是也多么小，还有情感的

一座最后的庄院。你认得出吗？

被弃置在心的山上。石岩

在手底下。这里也许

开一些花；在静默的峭壁

一棵无知的草歌唱着开花。

但是有知的人？啊，他起始知道

现在却沉默了，被弃置在心的山上。

也许有些，有些安稳的山兽

怀着健全的意识在这里徘徊，

轮替，停留。还有安全的大鸟

飞绕群峰的纯洁的拒绝。——但是

不安全，这里在心的山上。

这两首遗漏的里尔克译诗，首先由我指导的研究生朱思婧同学2012—2013年期间从事冯至诗歌翻译研究时，在对史料进行仔细考证和梳理时发现，近期又由博士生方邦宇同学多次去国家图书馆，据所藏《文聚》杂志和缩微胶卷做了进一步的确证。说实话，读到这两首遗漏的里尔克译诗我很兴奋，它不仅更为全面地展示了冯至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而且对我们今天仍有着启示性的意义。

尤其是《被弃置在心的山上……》（Ausgesetzt auf den Bergen des Herzens）这首诗很重要。它为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所作，1919年发表，属里尔克的后期之作（冯至当年在《文聚》上的这首诗和其他四首诗后曾注明“《晚年的诗》一九一三—一九二六”）。有的研究里尔克的专著中曾提到这首诗。②继里尔克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德语犹太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生前编定、死后出版的最后一部遗作《时间家园》（Zeitgehoeft），其集名显然就受到里尔克这首诗的启示。据研究资料，策兰在阅读海德格尔时曾记下“时间庭院”（Zeithof）这个词，在一首诗中也运用过这个意象，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庭院”演变成了“时间家园”（Zeitgehoeft，也可译为“时间农家”），他在一个“后奥斯维辛”的意义上重新回到了里尔克这首诗：“被驱赶、暴露在心的山坡上。看，那里多么不起眼，/看：那词语的最后村庄，更高处，/还是那么渺小，但那是最后的/感觉的农家……”③

“时间”均为里尔克和策兰的重要诗学维度，贯穿在他们创作中的一个主题，便是穿过时间的寻找和终极性追问。里尔克写出那首诗，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和诗人创作所造成的重大威胁这种背景，策兰的“被驱赶、暴露在心的山坡上”的“时间家园”，显然是他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最后一种坚守；而冯至为什么会选出里尔克这首诗来翻译，看来和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避住在昆明市郊外的山下、不时承受着空袭警报的生存和创作状况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这首译诗也完全可以视为他自己在那时的精神境遇的某种写照。

对照原诗，我们会发现冯至在翻译时下了很大功夫，他的译文大致上是很“忠实”的，诗的节奏把握和一些细节处理也比较好。诗一开始的“Ausgesetzt”，有暴露、丢弃、驱赶、排出的含义，冯至译为“被弃置在心的山上”，比较恰当，且合乎中文的接受语境，这就如同在《呼吸，你看不见的诗！》一诗中，他把“Manche Winds/sind wie mein Sohn”（“有些风/像是我的儿子”）译为“有些风/像是我的生育”一样。

当然，读这首译作也有些不满足，比如对那“最后的感觉的农家”强调不够，因为这是诗中的一个重心所在。译文中“安全的大鸟”和最后一句中的“不安全”都是忠实于原文的，但该诗中的“geborgene”，还含有“受庇护”的意思。该诗是里尔克给他视为知己的德国女画家露·阿尔贝特·拉察德的赠诗之一，它暗含了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世界与充满威胁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对之体会得更深入一些，翻译时的处理可能就会更确切和精细一些。

当然，这是冯至早年的译文。如果他后来要重新发表这首译作，按照他的习惯和严谨态度，他会或多或少对初译进行修订的。

冯至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最完美、也最有影响的，当属《秋日》《豹》等诗。但是，他的其他里尔克诗歌译作，也都有着它们的意义。甚至他的文章中的某些里尔克诗歌片段，也当为我们所珍惜，如他写于1943年的《工作而等待》一文中所引译的里尔克的几句诗“……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自我在上大学时读到后，多少年来它就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再比如写于1936年的《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一文中所引译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中的一首诗中的这几句：

苦难没有认清，

爱也没有学成，

远远在死乡的事物

没有揭开了面目。

这样的片段对我们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一方面是深切的悲哀和无望，另一方面却又是不可遏止地从大地上升起的赞颂（这一节诗接下来是“惟有大地上的歌声/在颂扬，在庆祝”）。它是哀歌，又是赞歌；是对人世苦难的揭示，更是对天意的充满感激的领受。这样的诗，每次读都使我受到感动。它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才是伟大的艺术。

如我以前曾在文章中所称，冯至对里尔克作品的译介，在中国新诗史上构成了“一个精神事件”。④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德国式的“存在之诗”，一种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尺度和语言。就对里尔克诗作的具体翻译而言，冯至在1936第一卷第三期《新诗》杂志“里尔克逝世十周年祭特辑”上发表的里尔克译诗6首和《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一文，奠定了里尔克诗歌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坚实基础，他在1943年《文聚》上发表的10首里尔克诗歌（包括之前翻译的6首），进一步扩展了中国诗人对里尔克诗歌世界的认知。多少年的时代风雨后，冯至在晚年又回到早年的爱，他不仅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新译了《秋日》等佳作，而且在后来又尝试选译了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54首中的8首（不包括他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中所译介的那一首），发表于1992年《世界文学》第一期。

如同戴望舒对洛尔迦的“发现性翻译”，冯至对里尔克的译介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任何后来的译者也取代不了的。虽然人们可能还有某种不满足，比如冯先生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还不够多，尤其是对其晚年重要作品《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基本上还未涉猎或是进入不够（冯至曾在后来称他对它们“没有搞懂”⑤）。但是，就已做出的贡献和深远影响而言，在中国新诗史上，冯至对里尔克的译介不仅具有开拓性，也具备了较充分的“经典性意义”。这就是我们不应放过他的每一首译作的原因。

最后我还想说，冯至一生不同阶段对里尔克的译介，其特殊意义还在于它伴随着新诗的历史发展和一个诗人的成长、成熟过程。无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译者，冯至都是很诚实的。他深知译事之难和自身的局限，声称自己很难胜任对里尔克诗作的翻译（见《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但是有知的人？啊，他起始知道/现在却沉默了，被弃置在心的山上。”他译的这几句里尔克的诗，也恰好能道出他的这种“心曲”。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对一种伟大的并充满难度的诗歌持如此虔敬的态度，无论是他那些优异的翻译，还是还不够成熟、尚待打磨的译文，都会让我们肃然起敬，并对我们朝向“心之山”的攀登产生持续的激励。

注释：

①冯至：《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世界文学》，1989年第一期。

②见朱迪思·瑞安《里尔克，现代主义与诗歌传统》，谢江南、何加红译，第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③参见《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王家新译，第4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④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十期。

⑤叶廷芳在《缅怀冯至先生》中回忆了他约冯先生撰写介绍里尔克专章长文的情形，说冯先生一再不能交稿，“我又往后推三个月。最后我去要稿时，他却抱歉地说：“叶廷芳，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文汇报》， 2005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