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编年纪事的传记”：《鲁迅年谱》编纂小札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的《鲁迅年谱》，是我最近几年从事鲁迅生平史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鲁迅年谱编纂的初步尝试。该书收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列为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丛书之一，虽然为了适应丛书体例的要求，有些方面不无偏重，但编纂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既有与谱主鲁迅相关的特殊性，也反映出一些与年谱编纂相关的普遍性。
读者阅读年谱是想通过历史事实看到谱主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变迁，所以年谱编纂首先要进行史料的辩证，年谱撰写者对谱主的事迹、作品和思想自然需要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年谱就是谱主的编年体纪事的传记，要求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有贯穿谱主一生的连贯性以及涵盖其一生社会活动的广延性。作为一种时序清晰的纪传体裁，年谱可以让读者对谱主的生平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谈到作家的编年文集时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年谱如果仅仅是逐日罗列材料，便成了流水账，或所谓“断烂朝报”；当然，年谱也不能随意掺杂编纂者的主观感想，或是大段抒情如私人信件和札记等。一部严谨的年谱应是在编年中融合纪传的叙事手法，并从行状、墓志铭、谱牒、年表、传记等体裁中引录文献材料，借鉴组织方法，如章学诚所说，“年谱者，一人之史也”。好的年谱是内容丰富、文体多样的传记，一种具有中国文史特色的传记。
梁启超认为年谱的优长是“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年谱与列传不同之点：列传叙述一生事迹，可以不依发生的前后，但顺着行文之便，或著者注重之点，提上按下，排列自由；年谱叙述一生事迹，完全依照发生前后，一年一年地写下去，不可有丝毫的改动”。在具体行文中，年谱的连贯性不但体现在事件的记录和梳理上，而且需要编撰者做综合判断，在逐月逐日的叙述中，顾及谱主的人生和思想变迁、性格变化。具体到鲁迅这样一位文学家，还要涉及其创作文体的演进变化。但是，此类重要关节往往散见于年谱各条目中，不大容易被读者提炼出来，因此，要想达到好的叙述效果，就需要编纂者随时提示和总结。
因为收入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照顾到鲁迅的作家身份，有所偏重。成稿后，因为篇幅的限制，删减了不少内容。虽然叙述较为简练，体量也比较适中，却也留下一些遗憾。现结合鲁迅年谱编纂略谈一些心得体会。
一
真实是年谱的生命。长期以来，读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固定的认知，查阅一位作家的生平业绩，最好的文献是年谱。年谱的主要特征就是真实准确和严谨客观，除了真实，没有其他，衡量其客观的程度有一个标准即是否可以当作词典使用，因此，在叙述方法上，年谱不像传记那样可以有作者主观的评判，可以用文学笔法。因此，真实的历史材料是年谱的基础。
鲁迅一生虽然不长，但其生平资料相当丰富，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连细枝末节也被考证得非常详细。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已经相当详细和精确，但出版后仍有不少研究者指谬或补充，单是鲁迅交往或提到过的人物的生卒年，就有不少讹误和缺失。故关于人物和事件的注释，2005年版全集虽是重要的参考，年谱编纂者也要有自己的判断。又如鲁迅著译，也不能尽信通行版本，需要一定的校勘功夫。例如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书信，过去研究者习惯引用《两地书》，因为在2005年以前，《鲁迅全集》只收《两地书》，没有收入原信。现在年谱编纂中当然要引用原信，但读者已经很熟悉《两地书》，研究者也仍在引用这部书的单行本，但对其与原信的差别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早有研究者对原信和修改后的信件做了详细的对比和研究，如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所以，在引用鲁迅这部分书信时，就应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并在必要时指出文本的变化。这样一方面既回到了当时的语境，另一方面也看到鲁迅修改书信时的心态和思想变化。此外，特别是在相关人物的注释上，由于2005年版本的《鲁迅全集》还有不少问题，这就需要年谱编纂者就现有资料做一些汇校和考证工作。
鲁迅本人留下的半生的日记是年谱编纂的珍贵材料，但鲁迅的日记常常比较简略，有时只是简单地罗列人名、地名、书名，很少评论。而且早年的日记不存，造成事迹缺失，年谱编纂者遂多引用周作人日记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但毕竟有限，因此造成年谱前后详略不均，鲁迅早年，特别是从出生到私塾读书阶段，往往一年只有一两条记载，甚至整年没有记载，只好叙述时代背景和家族变迁为其成长环境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此外，有些缺失日记的年份，如1922年的谱文，编纂者只能以许寿裳抄录的部分条目为主，辅以相关人士的记述和回忆，除此之外，就只能多着墨于鲁迅当年发表的作品。就拙编《鲁迅年谱》而言，畸轻畸重现象明显存在，晚年在上海一年的篇幅，竟相当于早年绍兴时代10年的篇幅，这也是笔者在付印前删掉了后期包括注释在内的不少文字的一个原因。即便如此，最终定稿，上海时期近10年的篇幅也超过了前40多年的篇幅。
有关鲁迅本人的文献材料及大量有关鲁迅的回忆录，有不同的人写于不同时期者，也有同一人写于不同时期者，互相不一致、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屡见不鲜，需要辨别。年谱篇幅有限，此版鲁迅年谱又强调文学家特点，注重作品，因此，哪些材料可以简略、哪些材料必要详载，就需进行取舍，有所删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年谱，或者说收入文学家年谱丛书中的《鲁迅年谱》，偏重文学活动，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即便是文学活动，又因为鲁迅著译的丰富和多样，小说、散文、杂感、学术文章和翻译等都要兼顾，往往难以割爱，最终仍然是照顾周全，均匀分配，因此，拟议突出重点的“文学年谱”也就打了折扣。但话说回来，文学年谱的想法也自有其价值，即提醒编纂者注意鲁迅的主业和本业及其对现代中国的贡献，因此在叙述上较多着墨于文学作品、文学活动、文学观念、作品影响等，就连每年的大事记，也偏重文化、文学方面，是颇有特色的。
鲁迅文学年谱、鲁迅美术年谱这样的专题类年谱，有助于从各方面深入挖掘和细致研究，最终形成对鲁迅更全面更立体的叙述。当然，年谱的准确性与年谱的篇幅长短并无紧密关联，即使篇幅充裕，也不能堆砌材料，取舍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建立在充分的考证和研究基础上。
年谱的来源材料无法回避包括家谱、族谱中对本族权势地位的褒扬文字和亲近人士的纪念文字，其中夸诞、虚饰的成分在所难免。这类资料的可信度是对年谱编纂者的一大考验，叙述谱主行状，碰到亲友的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往往取舍为难。古代史官或将家谱族谱之类视为正史资料，或归入子部小说家言，或将谱系类书籍移入杂传类。初唐时期，史官认为杂传、小说可补正史之不足，刘知几则在《史通》中提出杂传、小说会造成正史失真。此种争论自古而然，于今尤烈，因为现代人对回忆录写作的愿望和需求仍然蓬蓬勃勃，不可抑制。
对史料进行辨别，对历来学术研究中还没有形成定论的问题进行判断和取舍，是年谱的一大关节，最为专业读者所关心。例如，鲁迅在东京留学期间参加光复会的问题，学界已经争辩了几十年，迄无定论，无论是周作人的没有参加说，还是许寿裳的参加说，虽然都来自鲁迅的至亲挚友，却未能提出会党成员名单或会党内部记录之类第一手材料。本谱对此重大问题，不止于存疑，而是根据疑案从无的原则，否定了鲁迅加入光复会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鲁迅入会佐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果用一两个人的证言做出推测，无法说服另一方，对读者会成为一种误导。从鲁迅当时的其他活动轨迹看，他并未参加任何与会党相关的活动，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读书和著译上。一个加入了会党的人竟没有一点儿实际革命活动，连具有革命鼓动色彩的文字也没有留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样的人很难有资格称为会党成员，即便加入也应予劝退。关于鲁迅早期活动的回忆录中，夸张不实之处甚多，尤其是特殊年代里为了突出鲁迅的伟大形象，将很多“进步”活动往鲁迅身上拉扯，不惜张冠李戴。例如，鲁迅辛亥革命前后在绍兴，究竟参加了哪些活动?是不是组织了宣传队走上街头安抚百姓，宣传队是不是“武装”的?没有照片，没有文字报道，只好使用当时人的回忆文字，可信度不高。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在绍兴，主要是教学，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例如参与了《越铎日报》的编辑工作，证据之一便是该报的发刊词是由他撰写的，并用“黄棘”的笔名发表，他在别处使用过这个名字，本人也认定这是他的未收集文字。但有关《越社丛刊》的史料，准确度就颇多可商榷之处：究竟鲁迅是《越社丛刊》的主编，还是编辑，抑或仅仅是撰稿人?过去的年谱和传记一般都采用亲友学生的回忆录，称之为“主编”，但却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本年谱没有使用“主编”，而写成“参与编辑”，现在看来，这一称呼仍然过高，或者保守地表述为指导、帮助宋子佩的编辑工作，更为稳妥。
鲁迅年谱编纂者的重要工作，就是剥落过去层层堆积的夸张粉饰，拨开时代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
二
年谱，英文称作Chronological biography，是一种传记，但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传记，也有别于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如《史记》《汉书》，而略近于《资治通鉴》，即一种编年纪事体，逐日逐月逐年记录人物活动。因此，年谱的优势是将人物的活动前后顺序叙述清晰，但也不免发生枝节散乱或前后照应不够的问题。时有先后，事有始终。虽然年谱不仅仅是将各类材料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编纂者应该有比较鉴别、有选择取舍，能将材料与事实做必要的梳理，探索其内在联系。如果仅仅堆砌常见材料，年谱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读者更愿意看到的是谱主行事的来龙去脉和思想的渊源流变。有人在《资治通鉴》之后编纂了《通鉴纪事本末》，就是为了弥补原著纪事散乱和不完整的缺憾。
因此，年谱有必要就谱主的大事、要事做前后变化过程的完整叙述，或放在事件开始介绍，或放在事件结束时总说，有始有终，前后照应。例如，鲁迅在广州时期办过一个书店，经营了几个月，从日记和回忆录中看，颇费了一番功夫，但收益不佳。办书店，不但有启蒙大众、传播知识的高尚目的，而且有扩大自己所在的文学团体的影响的打算，甚至还有帮助许广平的妹妹就业的考虑。这个过程如果逐日(按日记记载)，某月某日从北京发来什么书，某月卖出多少本，等等，烦琐零碎，成了经营账目。如此，就需要在书店开业的时候有一个条目，叙述书店的缘起和经营的目的，此时也就需要追溯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就萌生了在南方开书店或找代理销售未名社出版物的打算；在有关书店关张的叙述中对经营情况做一总结，并说明停业的原因。
年谱的目的是通过谱文的叙述或注释的体现让读者知道谱主的生平事迹、成就和贡献，当然也包括谱主思想的变化。具体到鲁迅年谱，就是通过对他的活动和著译等文学活动、具体作品(包括著译文、辑校古籍等)的介绍，展现其文学活动的连续性、文学思想的变迁等，其中总有一条线索存在，这条线索也紧贴着谱主的其他活动，在日常交往、阅读写作等行为中表现出来。例如，进化论对鲁迅的影响，是其一生的一条重要线索，从南京的阅读《天演论》，到日本时期参考涩江保有关国民性的著作，到北京时期阅读和评论《从小说看中国国民性》，到1927年政党激烈斗争中自称进化论思路“轰毁”，到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论断，到与冯雪峰的思想交流和对改革的思考，到去世前不久发表的《立此存照》等文章，重新回到国民性改造的初心和原路。只有这样的线索在年谱的平铺直叙中明显通贯，才能使鲁迅的形象更加清晰、更加立体。再如，尼采的影响也是鲁迅一生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前后期接受影响有多大变化，不能只看他后期接受了什么新的思想，也要看他后期是不是还留存了早期思想的痕迹甚至一些突出特点。尼采是鲁迅曾经非常服膺的欧洲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著作与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作品一样，是青年鲁迅的案头书。这些影响和痕迹在鲁迅晚年的阅读和著译中时有显现，说明他的转变并非一刀两断，而或有包容和转化。
在叙述方法上，年谱需要综合多种方法，如提要、概括、引述、注释等。对于鲁迅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著译等文字工作的介绍是年谱的重中之重。在本次编纂《鲁迅年谱》时，笔者对此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仍然觉得不够。鲁迅作品很多，几乎每篇都做详细的提要，篇幅不能允许，因此，有些文章就只有一句话的概括。而重要的作品，当然要叙述详细。对于重要作品，除了像上面说到的前后一贯讲述思想变化外，也要有前后的关照。例如对《阿Q正传》，在其作品发表期间，应做故事情节的介绍，穿插一些社会反响和文学界的赞扬和批评，而作品发表后的争论和影响甚至影视改编等也要随时记述，总体上形成一条代表作的持续影响的发展线索。鲁迅生前，其作品引起的反响，是尤其重要的内容，因为这是他看到并且可能有所回应的。作品的校勘、修改、再版过程，是鲁迅文学创作和编辑事业的真实记录，需要得到充分的反映。总之，年谱对鲁迅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杰出贡献，需要在适当的节点、针对不同的方面做总结性的评述。
即便如此，在年谱正文中也难以容下如此多的信息，有些著作、事件，也只能以干巴巴的条目出现，仿佛一个索引，读者只看这些条目，对事情的原委、文章的内容仍觉莫名其妙。因此，正文之下的注释成为必要的手段，可以提供背景材料和参考信息，作为谱文的补充和印证。
鲁迅年谱还应该关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鲁迅一生参加的论战，大的论战有好几次，小的论战不断，后期的杂感，多有“靶子”，自己也因此成了对方的“靶子”，以投枪匕首与论敌互射，是鲁迅文字生涯的一个奇特现象。鲁迅年谱有必要介绍这些论战，让读者明白争论的原因和双方观点的详情。过去，在介绍鲁迅的文章时，因为鲁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编纂者常常将鲁迅的理论主张设为当然的正确方，对其论敌的观点或直接贬低，或略而不提，如此一来，鲁迅的正确性也就无法在对比中显现。何况，对方的观点即便总体错误，也可能包含一些合理的地方，研究者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给予公正公平的评价。因此，论战文字的双方，都应该有所表现，而不是只写鲁迅的一面之词。例如，鲁迅与张资平的论战，反批评也应该让对方申述理由。这其实正是鲁迅生前希望做也已经开始做的事，他编辑有些文集，就将反对意见附在自己的文章之后，或者在全书结尾做一综述。他甚至还计划编辑一本《围剿集》，更完整地保留各种批评甚至攻击、污蔑自己的观点。鲁迅本人尚且客观对待不同意见和声音，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更要对此保持理性和客观。
因此，对论战双方观点，如果是鲁迅的错误，应该明确指出；如果因为事实不清、形势不明产生的误会，或观察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的意见不一致，也应该加以说明。这时，详尽的注释和编撰者的综述和评议必不可少。例如，有关北平古物南迁，社会舆论对此有所谴责，鲁迅的文章义愤填膺，杂感之中还含有打油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揆诸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政府搬迁古物虽然不能称为“英明”决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如果不搬迁，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如何看待鲁迅当时的激烈批评、冷嘲热讽?编纂者对此也应该表明态度。如果只是一味称赞鲁迅的正确性和正义感，则与历史事实有明显的龃龉之处。对待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年谱要做的考证和辩正工作很多。
三
我在编纂《鲁迅年谱》时，迫切感到鲁迅的年谱还需要有一个更加宏阔的构想，也即更丰富的内容、更长的篇幅，并揭示隐藏在谱主一生丰富的时空联系内部的逻辑关系。这正是每一个年谱编纂者的期待和努力方向。所谓更长的篇幅，说就是所谓“年谱长编”。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年谱就实现了“长编”的规模，就是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纂的四卷本《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2000年增订版)，对谱主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的背景做了详细的介绍，对鲁迅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发展做了全方位和系统的考证和叙述，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在众多的鲁迅年谱中，这一部篇幅最大，发行较广。只是因为政治形势等因素，其中的不少论述留着时代的痕迹，又因为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有些表述已不准确，更多的新成果也没有得到反映。
鲁迅研究室编纂的年谱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了“长编”的定式。但关于“年谱长编”，学术界向来有不同意见。长编本指非正式的、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司马光虽然认为这种体例应“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但过去较少见到“年谱长编”的提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学界享有盛誉，为“长编”名目争得地位。但又是“长编”，又是“初稿”，固然表现了编纂者的谦虚谨慎，却将“长编”作为一种体例固定下来，成了“年谱简编”的反义词或扩大版、升级版。几十年来，年谱长编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甚至还有出版社设立了年谱长编丛书。
随着鲁迅研究学科的不断完善和成果的不断丰富，鲁迅年谱长编的构想更加接近现实。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鲁迅年谱》是向更宏阔构想、更大篇幅迈出的第一步。新的鲁迅年谱，应该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达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读性强、包容度宽，因此要求撰写者有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观点和独立的判断。编纂者的主观评价不但要显现在材料的取舍上，而且还要体现在作品的分析上，更表现在对谱主一生事功的评价上。
综上，鲁迅年谱或可向着综合的“编年纪事的传记”方向努力，具体做法，可以有(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对谱主生平资料进行比勘验证，剪裁取舍。不但如此，还要扩展到同时代人，如果只局限于谱主本人的言行，如同谱主的言行录，不足以形成社会时代氛围的全貌。鲁迅从事文学活动几十年，有一个时期处在文坛中心位置，引领时代风潮，亲历各种论争和文学活动，交友甚广，而他所处的时代又是文化转型、文艺复兴的丰富多彩的时代，如果狭隘地只记录他本人的活动，或者以他的言行为圭臬，会造成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失之偏颇。客观的叙述需只有顾及上下四旁、古今中外，“左倾”右倾，才能公允平和、令人信服。这方面，过去的研究留下很多经验教训，新的年谱应当汲取。
第二，对鲁迅作品做较为详细的提要，不但包括鲁迅本人的著作，还有鲁迅的翻译和编纂的图书，后者同样包含着他的思想观念和对人对事的态度；他翻译的著作，是他的选择，有他的世界观、文艺观的体现。实际上，翻译对他的创作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就连他编辑的美术类书籍，也应该注意其与文学的关系，这正是过去注意不够的地方，近年来研究成果较多。此外，文章的被禁止和删改情况，也是他的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必要选择重要的事例和节点加以表现。
第三，人物、事件的注释尽量详细。让读者知道鲁迅批评或赞扬他们的原因；有些人物的注释可以延伸到其一生行状，因为鲁迅与他们的关系影响了他们的命运。例如周作人、徐懋庸等的注释，读者可以借助注释了解周作人与鲁迅失和后的人生历程和结局。这些鲁迅身后发生的事件不能在谱文中叙述，但可以在注释中表现。
第四，针对鲁迅的批评论著包括文艺论争的材料，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是影响鲁迅的因素——虽然他本人声称自己写作从来不看别人的评论有必要引述。但这种引述严格限于同时代人的观点，至于后人的批评和研究成果，属于事后诸葛亮的论断，如果确实纠正了鲁迅及同时代人的错误，可以放在注释中表述。
第五，年谱长编不像文学、美术年谱那样偏重特定方面的活动，而应该详细记录谱主的生平活动。因此长编必须注意日记、书信的重要性。日记和书信是基本材料，而且是当下的感想和情绪的记录，虽然也可能存在失真的情况，但总体上真实度较高，应该作为年谱的最基本材料。而书信，则不但 叙述鲁迅的信件，必要时须要将来往书信合并叙述，以见事件的全貌和意见的正反面或多面性。
第六，时代背景，政治生态、商业形态，出版条件尤其是上海时期的报刊和出版情况，是重要的背景材料，有些放在每年的大事记中，有些则可在谱文中随时介绍评价。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从编篆“文学家年谱丛书”中的鲁迅年谱得到的启示。鲁迅年谱是人物传记的一种，而且就传主的身份而言，是具有文学性的传记。鲁迅年谱固然要顾及很多方面，但在文学上给予特别的关注应当而必要。
鲁迅年谱长编的传记叙述是必要的。如果是没有细节的大事年表和笼统的论断，读起来枯燥乏味。年谱是传记，在准确论断的基础上，也要有可读性。长编可以兼有史料钩沉、作品提要、思想发展脉络梳理、社会交游梳理、党派社团活动记录、历史背景描述等功能，不但是编年纪事，而且有纪事本末，是综合的编年纪事体传记。笔者此次参加浙江现代作家年谱丛书中的《鲁迅年谱》编纂工作，本来是向着“长编”努力，但因篇幅所限，删掉一些叙述、引文和注释，导致有些地方表现不充分，缺少融会贯通。不过，产生疏漏和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编纂者学识浅陋，研究水平不高。例如关于文体，年谱就未能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行文中对小说注意较多，叙述《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的演进变化，线索较为清晰；散文诗方面，则注意到《自言自语》与《野草》之间的渊源关系；而关于散文，就没有对散文诗、回忆记和后期的《夜记》等做前后照应的勾勒和系统的论述；尤其是杂感，基本上仍按照长期以来的习惯称为“杂文”，没有追溯杂感、随笔、短评等的演变轨迹，这是自己在相关领域缺乏系统和精细的研究所致。
从帝王谱系、家族谱牒发展到个人的编年传记，年谱是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学问和独异的文体。不同的人物应该有不同体式的年谱，不拘长编简编，但要准确、生动、得体。笔者在鲁迅年谱编纂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后，更期待兼具传记效果的编年纪事体长篇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