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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是曹汛先生逝世一周年，北京建筑大学曹汛教授著作的《林徽音先生年谱》由文津出版社出版以来，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家文摘》、腾讯好书、新浪好书、百道好书榜等数十项图书榜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著名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曹汛是梁思成的学生，很早就致力于林徽音生平和著作的整理与研究，然而就在年谱即将出版之际，曹汛却不幸病逝。值得告慰的是，《林徽音先生年谱》的首样在他手边，陪他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10月的一天，文津出版社副总编王忠波和曹汛的助手、青年学者刘珊珊、黄晓接受专访，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了此次编辑、出版年谱背后的故事。在王忠波看来，林徽音作为建筑学家的身份长久以来很少在大众层面被谈到，曹汛先生还原了林徽音建筑家兼文学家这一学者身份，令一个多维度的林徽音展现在读者面前。刘珊珊认为，曹先生做学问就像一支竖立的标杆，他通过精细的辨析，呈现出林徽音身上所具备的女性艺术家气质，广博而深邃，消除了大家对林徽音的误解。黄晓深有感触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他收到不少学生的反馈，他们说第一次知道林徽音青少年时期对文学与建筑就有这么深刻独到的见解，进而对那一代人报效祖国改良社会产生了深切的共鸣，平添一种家国情怀的信念感。

在林徽音的相关研究上，曹汛是一个开创者

曹汛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入学后见到一份林徽音的设计手稿，非常钦佩她的设计才华，那时就在心中埋下一粒编订《林徽音先生年谱》的种子。1998年曹汛协助校理出版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随即建议编辑出版林徽音文集的建筑卷和文学卷。1999年梁从诫编辑《林徽因文集》，特邀曹汛列名编校。

梁思成有众多学生，为什么会找曹汛合作？刘珊珊坦言，林徽音是曹先生在专业层面特别崇敬的一个学者，也是他长期关注研究的一个课题。另一方面，曹先生做研究、写东西从来不受世人说法、世俗影响的干扰，他要讲的是他的判断和发现，他的观点跟很多人不一样，比如他觉得大家都喜欢盯着林徽音情感上的一些事情，还有些人觉得她是靠梁思成出名，但是曹先生觉得这些偏离了林徽音本身的学者气质，他认为林徽音小诗里的“肩头上挑起两担云彩”，就是她的建筑和文学，他提炼并且突出了林徽音的学者身份，以此来区别于大家所说的“民国才女”的形象。

王忠波认为，曹先生通过《年谱》把林徽音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本来面目还原出来，在林徽音的相关研究上，可以说是一个开创者。林徽音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又在全世界顶尖的建筑学院求学。回国之后她一直参与建筑设计，做中国建筑史的相关研究，在东北大学，她的本职工作就是大学老师，其后回到北平，加入营造学社，参与古建筑考察、测绘，整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材料。仅现在所见到的材料就能知道，河北、山西和北平的很多古建筑测绘，林徽音都深度参与，“这是真实的林徽音”，他进一步强调，“但是长久以来这个比较重要的形象反而被忽略了，公众层面更多讨论的其实是北平时代作为‘客厅里的太太’的林徽音，人们似乎很喜欢这样一个祖籍福州林氏、家世很好、教育生活条件各方面都优渥的故事版本。但这些只是林徽音人生的一小部分。”

看完《林徽音先生年谱》 想沿着她的考察足迹走一遍

不少读者看完《林徽音先生年谱》，直呼想沿着林徽音的考察足迹走一遍。黄晓坦言，曹汛在建筑学方面极有修为，二十几岁便写出了《略论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发展演变》长文，首次总结出中国古代造园叠山的三个历史阶段，几成定论。他的《中国造园艺术》一书，分量极重。直到现在，曹先生撰写的有关建筑、园林和文史方面的专著和专文，依然是人们研究和学习的重要文献。“他对林徽音在建筑方面的表现观察得十分敏锐和专注，把林徽音建筑方面的建树梳理得特别清晰。”

王忠波说他在看到营造学社的事迹，尤其是梁、林开始去山西的一系列考察成果之后，很受触动，这样的体会“看年谱之前还没有这样强烈”。一个是林徽音勘察古建筑不是看看转转，而是不怕登高涉险，争着干各种力气活，经常爬梁架、上屋顶，十分投入。另一个是林徽音带着慈悲的同情对待那些卖菜的、洋车夫等底层人民，表达了一种沟通和平等的意愿。在王忠波看来，梁、林对社会、对建筑的真挚感情，和那些建筑所依托的乡村生活是脱离不开的，“大家都知道佛光寺是中国古建筑的代表，试想一下，假如它变成与周围环境无关的、抽象的清清亮亮的佛光寺，会有所谓大唐风采吗？建筑是时间的礼物，需要在一种生活的场景，回到它的本源，它脱离不开它所在的那个地方，一定是本地的。而正是梁思成、林徽音他们这些学者介入之后，把它写入中国建筑史，变成了可叙述的、可观看的、可对比的、可抽象的文本，它才会变成我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时没有互联网，大量材料是曹先生一条一条梳理出来的

今天的人们看《林徽音先生年谱》或许觉得资料不是太全，似乎有些细节缺失了。在王忠波看来，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曹汛先生在林徽音研究方面的开创者身份。曹汛启动关于林徽音的研究时，无论出版市场上还是相关研究层面，林徽音都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研究话题来讨论的。林徽音这个词条的火爆变成如今这种局面，肇始于一部充满争议的电视剧，其后随着女性问题、出身问题、教育问题、婚姻问题、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等等，林徽音突然就被从民国时代的诸多知识女性中被选中，从一个小范围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大众讨论的主题，关于林徽音的书开始陆续出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王忠波指出，《林徽音先生年谱》的初稿写于1998年12月，定稿是1999年2月。在这部书的写作年代，无论公众层面也好、学界也好，林徽音研究不是显学，也没有互联网加持，寻找资料线索很单一，主要是国家图书馆中的报刊资料，因此，年谱中的大量材料是曹先生自己一条一条把它梳理出来的，“这个其实特别难做，曹先生做年谱的价值在于对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严肃对待，哪怕是没有什么线索的材料也尽全力去寻找第一手资料去印证，这就意味着有时候看起来一件小事，可能就是一句话、三五个逗号，但是背后查考的资料量可能会很可怕。曹先生治学一向主张文理渗透、融会贯通、史论结合，写文章追求严实细密、天衣无缝、论证确凿，再加上他咬钉嚼铁的性格，想象一下，这个工作可能很吓人。”

写林徽音非林徽因，是因为“先生自己也喜欢，改名是痛苦的，不得已的”

黄晓深有感触的是，高大魁梧、睿智耿直、颇有风骨的曹先生，做学问“超越平凡人之所能，而敢向诸多不准确挑战”。在曹汛的研究里，人物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系列，“他对明清造园四大家张南垣、计成、叶洮、戈裕良各有研究。对曹先生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要从这个人物的艺术成就的角度来考虑，他一定是从零散的冷僻文献中挖掘出历史人物的生平印迹。《年谱》里其实有一个林徽音作品的主线，林徽音发表了什么，曹先生都写得很细。”

现在被普遍使用的名字“林徽因”其实原名林徽音，此次《林徽音先生年谱》的书名用意正在于此。曹汛主张其本名“不仅是父亲所赐，先生自己也喜欢，改名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所以现在应该重新改回来”。

一般认为，林徽音走上文学道路，是由于徐志摩的鼓励和推动，其实不尽然。早在1923年，林徽音还是一个中学生，新月社还未成立的时候，林徽音就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以“尺棰”为笔名，翻译发表了王尔德的散文诗《夜莺与玫瑰》，还以光明、正义、平和、永久为主题设计了这个专号的封面。而且从散文《蛛丝和梅花》的追述看，林徽音十六岁时对中外文学已很了解，并对中国古典诗词得心应手。

黄晓对此别有感触，他发现今天的年轻人不仅仅是去崇拜一个女神，也很想知道这个女神的成长历程。“这些学生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她们对林徽音十五六岁、十八九岁的状态特别感兴趣，我记得有个学生非常激动地说，好像看到了青年的时光应该如何度过和成长。曹先生讲述的这个视角，青年时期的林徽音让年轻人非常有共鸣，自信感油然而生。”

身上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影响和推动梁思成也爱上了中国建筑

在王忠波看来，林徽音的父亲林长民从小教导她要报效祖国改良社会，要养成相应的见解和能力，对她一生的志业影响很大。林徽音喜爱文学和美术，她不但自己选定了与文学和美术关系最密切的建筑学，还影响和推动了梁思成也爱上中国建筑。上一代的教育理念在梁、林两人身上有很强的塑造感，比如从早期求学到职业规划，梁启超都有深度参与。梁、林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就要把《营造法式》寄给他们。他俩结婚时，林徽音自己设计一套中式结婚礼服，引起当地震惊。他们是第一代出国留学的建筑师，学成后按着梁启超的意愿，经过欧洲，饱看各国建筑，方才回国。他们先是创办和执教东北大学建筑系，创业维艰，拳打脚踢，开拓出一片天地，深受学生爱戴。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狂傲，断言中国再也不可能有唐代建筑的遗存，要看唐代建筑，只能到他们的奈良去。梁、林立刻打点行装，出发到各地寻找中国的唐代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带病的林徽音很快就投入工作，鞠躬尽瘁。她主持设计国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雕饰纹样和花圈图案；深入到景泰蓝和烧瓷工场调查研究，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又便于制作的新产品，挽救了传统工艺美术，并选制出一批国礼。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她还要躺在床上授课。女儿梁再冰曾经回忆说，每当有学生来要跟她请教问题，妈妈马上会神采飞扬很投入地讨论。而当学生走了之后，她要歇很久才会恢复元气。王忠波感慨道，“其实支撑她工作的很大一个动力是强烈的民族情感，我特别希望今天的孩子能获得这样的内驱力，能充满热情地去做事情。”

机器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印，全部停下来调了三四天

《林徽音先生年谱》的设计感很有品质，尤其是大量精彩照片和图版的再现，端庄文气，在年谱中难得一见。对此王忠波有特别的体会，他直言，最终《林徽音先生年谱》呈现的版本是突出建筑感，形成一种整体页面温和、沉稳的结构。他坦言为了做好这本书，找了一个很有想法、彼此都很信任的设计师，并放手让她尽管去做，“能走多远走多远”。

在年谱设计已经接近定稿后的某一天，设计师专门找到他说有了新的想法，想推倒重来，完全在结构上做一个突破——在设计语汇上突出时间这条线索，时间与年龄压在一起，形成经纬合一的结构，所有的年代全部放在左页。“这个设计的好处在于，她把年代和传主的年龄做了一个结合，使得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一个对林徽音来说的标准时间，而且并不干涉整个文本。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对于这本书本身的翻阅也变成了设计的一个部分。对于读者来说，或许有人关心的是一九几几年，或许有人关心的是她多少岁，通过看这个时间经纬，一目了然。”

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王忠波非常高兴，“这种设计给我的冲击挺大的。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做的，但我看完设计方案之后觉得我必须支持她——这个设计师这么年轻，但结构能力却很强，显然她是深入读过书中内容的，才会有这么具有深度的呈现。”

翻阅《林徽音先生年谱》，扉页设计的一扇窗受到不少读者赞叹，王忠波直言这个设计也是先有的架构，后来想到园林的漏窗形式，用页面呈现出来的。当时设计师专门找了一扇华北地区的窗子，按照窗子各部分的比例，花了一下午去设计，并在纸上雕刻这扇窗，刻出来再自己穿线，装订出一本样书。设计师当时很兴奋，说这个下午的工作让她找到了当年在美术学院工作室里花几天几夜去设计一本手工书的感觉！为什么手工刻出来还要不断试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需要测试窗线在多细的情况下不会塌，如果刻得过细，上手一翻它会塌坏。此外还要考虑印刷厂的工艺水准。“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王忠波直言，“而且一旦改，考虑到比例的问题，窗子的所有细节全都要改，再重画重刻。看起来零点几毫米的事儿，我们当时测试了好几天。更麻烦的是内文，在印刷之前，文前增加了一些资料，看似小小的变化，其对设计的影响却不小。作为整体设计，每一页的安排都是按照印张来统筹的，夹页的位置一旦定下来，就不能随便改动，动一页，整本书全部要重新梳理一遍。编辑自以为一刻钟的事，设计师可能要花两天来梳理。”

整本书贯穿使用唐代琉璃瓦的墨绿色，在设计中着意突出林徽音的建筑，王忠波坦言，如果抛开技巧，而从整体的设计角度来看，这也呼应了曹汛对传主的强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他指着封面的四个凹凸花纹介绍说，这些全部来自于林徽音自己的创作。而在设计师提炼设计元素的过程中，还有个插曲。当时设计师花了两天时间研究林徽音手绘中国传统纹样，尝试从中抽象出用于做封面的花纹。试印时，有一处花纹中间由于还有一个小十字花，很细微，特别考验工艺水准。最险的一次，机器还有十分钟就要大规模开印，又发现了一个问题，结果全部停下来调试。由于试印时失败了多次，王忠波便跟设计师商量能不能换一个花纹，没想到设计师盯着小十字花看了半晌，说坚决不改。她甚至有些兴奋地说，此前一直苦恼于封面的曲线过多，没找到建筑的粗粝感和林徽音文字中的力量感，但那一刻看到这个十字花纹，因为视错觉呈现出直线条和方块，直觉告诉她，“就在这了”。

天色已晚，明亮的灯光洒在翻开的书上，王忠波指着目录前页的照片说，“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去找到了高清的照片，尤其要感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他们提供的高清图片让我们看到了更为立体的林徽音。我认为真实的林徽音应该是这样子的——穿着灰色的旗袍，能直接爬到建筑顶上去。当你看到这张照片，你会感觉到这个是建筑师。如同曹先生写林徽音和她的建筑世界，是骄傲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