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将近20年前，我在《胡适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提及，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中，起码有20位值得出全集；只有圆满完成此项工作，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才有牢固的根基①。大约10年后，具体说来就是2014年6月10日，我在“纪念章太炎先生诞辰145周年暨《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出版座谈会”发言，日后整理成文，“谈论编印‘全集’的宗旨、体例、陷阱以及可能性”。2016年秋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专题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其中第五讲“‘全集’如何编纂”，借助蔡元培、章太炎、鲁迅、胡适、钱锺书五个案，讨论编纂全集时碰到的三大难题：作者的权利、全集的边界以及意识形态的掌控。2021年春季学期，我在北大第二次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回关于全集编纂的讨论更为深入。刚讲过课，汕头大学举办“中国现代戏剧文献理论暨《洪深全集》编撰实践峰会”，我应邀做了题为“全集的编纂立场、原则及技巧”的主旨演说。

近日终于有机会停下脚步，将我近年关于全集编纂的思考整理出来，奉献给学界。只是有三点须预先申明：第一，在我看来，值得编全集的“大人物”，可以是文人、学者，也可以是政治家；第二，古今全集的体例及功能不同，这里讨论的，仅限于晚清以降的“现代中国”；第三，同样关注集腋成裘与去伪存真，但这里不讨论一般意义上的版本、目录、校勘及考证的方法。

一、大时代的侧影

在讲述中国学界为鲁迅与胡适编纂全集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时，我曾提及：“大家全集的编纂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一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与学术水平。”②只不过这面镜子有点特别，很少正面/直接地反映，更多的是聚光（凹面镜）或散光（凸面镜），因而显得有点夸张与变形，须经由一番拆解与辨析，方显露出纷纭复杂的技术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因此，姑且称之为“大时代的侧影”。

不同时代，对于何为“全集”，看法可谓天差地别。以马恩列斯全集或《鲁迅全集》为标尺，将作为一种出版形式的“全集”想象得特别神圣，那属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你要是知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写作10年左右，也才三十岁上下，就开始出版全集，估计会惊掉下巴的。1926年，风华正茂的郁达夫刊行全集，自称：“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账的时候了”；“自家今年满了三十岁，当今年的诞生之日，把过去的污点回视回视，也未始不是洁身修行的一种妙法，这又是此际出全集的一个原因”③。你若以为郁达夫这么做，纯粹因其风流倜傥的性格，那你就错了——那是特定时期的出版风气，比如，上海新文化书局1931年推出《沫若全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刊行《冰心全集》。这里所说的全集，乃集合已刊各书，打包销售，只要市场认可，卖得出去，那就行了。这与日后作家去世，众多专家学者合力，大动干戈编辑/增订而成的“大全集”，不是一回事④。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集的神圣光圈逐渐褪去，较为重要的作家或学者，只要经费足够，都有编辑/出版全集的机会。至于全集编纂是在作者生前还是故后，本人有无参与，全都随意，出版界并无一定之规，读者也不太计较⑤。唯一忌惮的是政治纪律的高压线。周作人1967年去世，如今已过了版权保护期，坊间有《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也有《周作人译文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但短期内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全集”面世。不是编辑迟钝，也无关市场愿望，纯粹是因为政治立场——时至今日，国人仍很难原谅周作人抗战期间的落水。

古代中国，“总集”的成立主要牵涉目录学与批评史⑥；现代中国，“全集”的编纂则更多着眼出版业与政治史。后者不纯粹是“技术活”，更因关涉重大，被特定时代、特定集团作为政治或文化争夺的重要资源，编或者不编、编多还是编少、编好还是编差，都必须放置在政治史上才能说清楚⑦。

随着时间推移，晚清一代学者，政治因素基本隐退，编纂全集的机遇，取决于商业投入与学术难度。不妨依去世时间为序，略为点评四位大家的全集——刘师培（1884—1919）、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

生于“三代传经”之家的刘师培，学问没得说，世人全都承认；但其功名心太重，不愿“委身学术”，政治上老是急转弯，导致不断摔跟斗⑧，这是其全集编纂略有耽搁（相对于王国维、梁启超）的缘故。主持编校1936年宁武南桂馨铅印本《刘申叔先生遗书》的，是其弟子钱玄同。编校的相关细节，参见钱玄同写给校对郑裕孚的69封信，那才真叫殚精竭虑⑨。在序言中，钱玄同将刘师培总共17年的著述时间分为前后两期，以1908年为界：“嫴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⑩这里说的，其实只是刘师培的学术贡献（主要是经学，兼及文学史与学术史），丝毫没有涉及其在晚清政坛上的夺目表现⑪，这就给万仕国的辑校留下了很大余地⑫。如今讨论刘师培的功过得失，有《刘申叔遗书》与《刘申叔遗书补遗》，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这一辈的读书人，喜欢王国维的，一般都会阅读并收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王国维遗书》。此书第一册扉页上写明“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且有陈寅恪撰于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故不会将其与《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相混淆。后者乃王氏著作第一次大规模结集，由同道兼好友罗振玉主持编纂，刊行于王国维自沉两年之后，虽不收《静安文集》招来非议，但总体学术水平还是很高的。由罗振玉初编本，到王氏助手赵万里重订本，应该说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基础相当好。但很可惜，中华书局1958年的出版计划落空，1970年代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所吴泽主持的新编全集，也只刊行了一册《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直到1996年谢维扬出任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重新将此事提上日程，才终于在2010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合作推出了20卷本《王国维全集》。坦白交代，王国维的专业著述我大半不懂，因此也就没有资格评判新版全集的优劣。

民国年间刊行的各家全集，要说搜罗广博、校订认真，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首屈一指。梁氏成名早，此前虽有各种结集，但要想集大成，还是须花费很大心力。此“合集”共40册，包括文集16册（45卷），专集24册（104卷）。中华书局1989年曾影印此版，改为精装12册，第一至五册是文集，第六至十二册是专集。虽说是全集的框架与规模，但分得太细，查找没问题，引证注释却很麻烦。比如我引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叙》，需这么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卷二四第9页。如今虽有汤志钧、汤仁泽父子所编20卷《梁启超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增收了不少文章，但学者们多因使用习惯，且担心新版校勘有问题，更倾向于使用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加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编）。至于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梁启超全集》全10册，那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总编辑张品兴利用业余时间点校中华版《饮冰室合集》，再加上两卷书信，一般阅读可以，专业研究者很少使用。

辛亥革命成功，作为革命元勋的章太炎，社会声望达到了顶点。1914年，太炎先生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但其手定的《章氏丛书》13种48卷正由弟子操持，在浙江图书馆校刊，还是很令人欣慰的。这套书别择严，校勘精，确实了不起，但有一点，只收学术著作及部分诗文，不收那些尖刻犀利的论战文字，又实在可惜。鲁迅说过，章太炎学问极好，但在清末之所以名扬天下，“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⑬。鲁迅称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⑭，这我完全赞同；不过，换一种说法，将其看作“有思想的学问家”，似乎同样在理，且别有深意⑮。

《章太炎全集》的编纂与出版，在我看来，属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作者本人学问深邃，政治上又很过硬，为其编纂全集，从来没有障碍。不是别的原因，是整理难度实在太大。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落款1980年10月的《〈章太炎全集〉出版说明》，可见出版方态度之积极。但1982年推出第一册，到1994年刊行第八册，真可谓蹉跎岁月。直到2014年重起炉灶，历时三年多，二十册《章太炎全集》方才出齐。因得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的出版资助，必须抢时间，第一辑用的是已刊八册，大概是下面各册的出版顺序没把握，于是只写书名不题卷数。看到第一辑样书，我当即告知主事者其中隐患，但已无法挽回了。全集而没有卷数，研究者如何引用？前几册没问题，如注《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几页，那还可以；可若你想引述《菿汉微言》中某段话，而这册《章太炎全集》包含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劄记》等八种，每回都得抄录完这么多书名，再注明第几页，实在不胜其烦。正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仍使用旧版以及各种单行本。

二、全集不全之宿命

编辑出版图书，体例很要紧。古人编“总集”，可据朝代、文类、派别、地域等细分；今人出“别集”，则有单刊、选本、文集、全集之别。全集之所以不好编纂，难就难在那个无法名副其实的“全”字。

谁都知道，“全集”不可能全，于是各种“集外集”“补编”“拾遗”等层出不穷；而每回增订或重编《鲁迅全集》，最着意的便是增加了几篇佚文。而且这是个无底洞，只要不断发掘，必定能有所“发现”。问题在于，“全集”为何“不全”，到底是不可能、不必要，还是不应该？那么多具体的、断裂的、破碎的、偶然存世的文本，能否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作者？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拆解，还是假装承认，既然全集在此，这就是作者的全貌了？

记得福柯在1969年的专题演讲《作者是什么？》中，有这么一段话：

假定我们是在谈一个作者，那么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际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想出版尼采的作品全集，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对“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我们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账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⑯

对于“天真地承担出版一个作者全集”，福柯明显不认可。我这里采用的是王逢振的译文，见20世纪90年代刊行的《最新西方文论选》。对于编全集的人来说，“日记”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更何况还加了个修饰语——“充满警句”，为什么福柯会质疑呢？近日读网上流传的李康、张旭译福柯《什么是作者》（2008年发布），发现关键字句翻译有别：“如果在一本满是格言的笔记本里，我们找到一段引文、一纸约会备忘录、一处地址，或者是一笔洗衣店的帐（账）单，这是不是也该算成他的作品？”到底是“日记”还是“笔记本”，这可关系重大。请教法文教授，得到的答复是：福柯原文用了“carnet”这个词。这个词是“记事本”“小本子”的意思，翻译成“笔记本”应该更准确。我这就放心了——对编全集的人来说，日记不能遗弃，记事本则未必。同样编全集，鲁迅可以巨细无遗，别的大家、名家，其实没必要锱铢必较。

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编全集的，当以钱锺书的说法最有趣。香港作家潘耀明（笔名彦火）早年访问钱锺书，提及整理出版文集，钱先生的答复很精彩：

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有些作家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甚至一个字、一段话，都很重视和珍惜，当然，那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值得珍惜。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⑰

这俏皮话说得太漂亮了，难怪很多人喜欢引述⑱。钱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写作不满意，坦言“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⑲；夫人杨绛也专门做了解释，称钱锺书“不愿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⑳。

悔其少作，那只是个人趣味；反对出版全集，则兼及整个文坛或学界。在写给原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张昌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郑文林的两封信中，钱锺书所谈，其实已超越具体的批评标准与编辑策略：

如此立说，洞察人情世态，包含技术能力与审美判断，兼及个人意愿与社会接受度，还有一句潜台词没说出来，那就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限制。

让人预想不到的是，极力反对编全集的钱锺书，日后竟有中外文手稿集面世。商务印书馆2003至2015年间陆续刊行的《钱锺书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3册、《中文笔记》20册、《外文笔记》48册。如此海量的手稿，包含大量读书笔记，对于了解钱锺书的视野、趣味及学养非常有用，日后有没有可能被择要收入全集呢？

既然全集注定不全，那就干脆改称“集”——如《钱锺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废名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金克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等。“集”与“全集”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拒绝“求全责备”，不刻意收集竹头木屑，且可借此回避某些难堪或无聊的话题。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共13种14册，其中包括3册“读书札记”；而目前作为著作刊行的《钱锺书集》仅10种，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等，若比照《陈寅恪集》的体例，将来部分手稿升格入集，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么说，有点骑墙的味道，因为站在学界的立场，应该入集的，很可能不是“部分”而是“全部”手稿。可若这么苛求，合适吗？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认为：

全集的编纂目的，一是保存作家的创作成果，一是方便研究者使用这些成果，所以完备是基本前提，全集要努力做到尽可能全，除非特殊情况，不能因意识形态的原因，把已知的文献放在全集的外面。㉓

所谓“已知的文献”，除了创作及学术成果，还包括“作家的未刊手稿、往来书信、日记等”。可这么一来，包罗万象，如何处置，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

浙江大学教授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谈及全集不全的原因，除了佚文难以穷尽、作者仍在写作、前后版本差别等技术性因素，最关键的是以下三点：“为尊者讳或因爱惜羽毛，有意不收某些篇章”，“因避时忌而不敢收录”，“认为没有价值而不愿收录”㉔。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具体处理起来，你会发现，问题比这还要复杂。比如，同一著作（文章）不同版本若出现较大差异，是兼收还是择要？草稿及修改状态如何呈现？进入全集的应该是初版本、修订本还是定本？最后一点其实没有一定之规，比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应该收1935年第10版；郭沫若《女神》无论收1921年初版还是1928年修订版，都必须加以说明，因其中的《匪徒颂》变化巨大；老舍1954年后出版的删节本不能要；曹禺1949年以后多次的修改本也都不行……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经由多年摸索得出的结论。至于同题著作或文章，能否以汇校本或并置的方式入集，我曾举章太炎、毛泽东以及钱锺书的著作为例，说明学术价值、政治权威以及本人意愿等，都制约着你我的思考与实践㉕。

三、作者、编者与读者

在全集编纂/出版的全链条上，有三个重要环节——写作、编纂/出版、阅读，以及三个相对应的群体——作者、编者、读者。三者互相制约，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三者的利益及趣味并不一致，何者为重，决定了编纂策略，也影响其成败得失。简而言之，三者的旨趣如下：作者——传世、觉世与敝帚自珍；编者——学术、政治与商业利益；读者——审美、传播与学问。平日相安无事，若出现矛盾，往往是各自立场不同所导致的，这个时候，多半以二者的合力优先。

当你说我在为某某编全集时，别以为你是某某的功臣；其实不对，你只是以某某为对象在从事学术工作。只有在特殊年代，因政治或经济等因素，编纂及出版全集意义重大但举步维艰（如1938年版《鲁迅全集》），那才算崇高的事业。一般情况下，这只是一种日常的学术工作——近年更因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而成为众人争抢的香饽饽。

至于编纂全集的效果，对于作者来说，可能增光，也可能受损㉖。我在谈论如何编全集时，曾提及：“编者之所以不遗余力，非要穷尽所有资料不可，有时是不忍埋没天才，有时是基于学术判断，有时则只是为了显示自家迥异常人的见识或韧性，当然，也不乏借此牟利的。”㉗因此，钱锺书谑称编全集“乃学究辈借此堆资料博取微名薄利”㉘，虽稍嫌刻薄，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一般情况下，全集编纂都是在本人去世之后，由家属、弟子或专家代劳。因此，全集编成什么样子，本人是看不到的，也无从评判。恰好有钱锺书、杨绛这个特殊案例，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复杂性——全集不是你爱怎么编就怎么编的，其中兼及学问、人心、人性、法律等，均须仔细考量。

先从作者这边说起。20年前我在北大讲授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时，第一次引述全祖望的《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大意是说，黄宗羲前面的文集很好，因那是他自己编的；后面的文集则“玉石并出，真赝杂糅”，原因是生前来不及校订，弟子又不敢删改㉙。古人出书难，编纂文集或全集时，是经过一番认真取舍的。今人不一样，发文章或出书都太容易了。存世作品本就很多，加上编纂全集时努力发掘“书信、日记、未定稿”等，表面上五彩斑斓，极为丰富，实则因芜杂而降低了水准。

对于眼界极高且爱惜羽毛的作者来说，这是不能忍受的。人生百年，每篇文章都可圈可点，每封信及每则日记都无愧于心，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而且“事无不可对人言”，这真的可爱吗？你为了做学问，拼命辑佚，把他/她遗弃或有意掩埋的东西翻出来，重见天日，简直是跟他/她过不去。不允许悔其少作，不允许掩盖瑕疵，不允许修正错误，甚至不允许保护个人隐私，全都一股脑给“全集”了，这其实是很残酷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编者，自认为是作者的功臣；殊不知，弄不好就成了作者的敌人。基于此判断，对于钱锺书、杨绛夫妇不惜与专家的窥探癖和公众的猎奇心为敌（起码在钱、杨眼中是如此），起诉《〈围城〉汇校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和《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坚决制止拍卖自己的信件，我持理解的态度。用法律手段封存未刊文稿及书信日记，以保护自己的著作权及隐私权，在现代中国，没有比钱、杨夫妇做得更彻底的。

这里可以引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做比较。1935年6月，年近七旬的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携妻子访问苏联，见到了斯大林等，也接触了不少作家及民众，对苏联已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有深刻的洞察，但基于政治立场，日记最后写上：“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尘封50年后，《莫斯科日记》方才得以面世，而后有各种中译本（漓江出版社，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东方出版社，2014）㉚。我询问法律专家，在当下中国，是否也能如此尊重作家本人的意愿，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未刊稿，作家的自我封存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钱、杨夫妇虽然去世了，但在他们生前及去世50年内，别人无权未经本人允许公开发表其信件、日记及未刊稿。

多年前，我在《“未刊稿”及其他》中称：“处理未刊稿时，应该更多考虑作者的意愿；对待已刊稿，则着重保护读者的知情权。前者，不是为了掩盖某些‘历史真相’，而是基于对作者的尊重，以及对文章、学问本身的敬畏。”㉛直至今日，我依然持这一立场。

你不能说我是编者，我代表公众与正义，因而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可以自由处理作者的书信、日记及手稿。编纂全集这件事，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大公无私，同样属于知识生产与权力机制之间的交换与合作，且不能不牵涉社会关系（比如日记、书信中涉及个人隐私）。在实际操作中，编者居关键位置，必须左顾右盼，兼及作者与读者的利益，警惕过度的权力欲望（自由裁断）以及业绩追求（多多益善）。

编纂全集，不仅仅需要用心与用力，技术之上，还有伦理。其中隐藏最深且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如何尊重作者的“完整性”。拿编辑体例而言，到底是按单集、按时间，还是按文体来编，这一体例选择背后，隐含着各方利益的冲突。

武汉大学教授金宏宇将全集编纂体例分为四种：“其一是以作家自编单集为基础来汇编，未收入单集的佚文列入‘集外集’，如《鲁迅全集》《郑振铎全集》等”；“其二是按文类来汇编……更典型的是《聂绀弩全集》，把作家自己所编单集打散，按文类重新汇编，但同时也标明文章源出的集名，后附同一文类的散佚文章”；“其三是按时间来汇编，可谓编年全集。如《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最后，如果一个作家的著述分布于文史哲不同领域，则有必要按这种大类汇编。如《郭沫若全集》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等”㉜。第四类属于技术处理，没有伤筋动骨，可以不加辨析㉝；关键还是依照时间、文体重编全集，还是以原先的作家单集为基础。金教授称“全集的这些编法各有优劣”㉞，我则独尊相对保守的作家单集，理由是，那样更能维护作家的初心与完整性。

就以王世家、止庵编订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为例，编者下了很大功夫，强调体例创新，实则打乱了鲁迅著作自身的完整性。其中最为关键的设计是：“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著译作品先小说，后散文、诗歌。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这里选择收录1926年鲁迅所有写作的第七卷，全年十二个月，按月排列，十二月的目录如下：

致许广平、《阿Q正传》的成因、致许广平、致韦素园、致许广平、《说幽默》译者识、致韦素园、致许广平、致许广平、说幽默（【日本】鹤见佑辅）、致许广平、致沈兼士、关于《三藏取经记》等、致许广平、《走出出版界》的“战略”、致许广平、致许广平、新的世故、致许广平、致许寿裳、致韦素园、致许寿裳、致许广平、奔月、厦门通信（三）、致辛岛骁、书账、汉文学史纲要

此卷有小说，有杂感，有评论，有译文，有学术著作，还有每年岁末的书账，再穿插大量书信，除了极个别研究者，有谁这么读书？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手头有一份《鲁迅著译年表》，不就全部解决问题了？我当然知道鲁迅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㉟以我的阅读感受，全集若部头不大且成分单纯（如《赵树理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孙犁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018），采用编年那是可以的；但如果全集卷帙浩繁，文类复杂，且包含若干流传广泛的名著，则须十分慎重。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名著彻底解体，让各篇散落在一大堆书信与杂文中，我实在不能接受。相对来说，杂文本就比较松散，编年重组问题不大；但《呐喊》等名著一旦面世，便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即便是短篇小说集，作家如此编排，自有他的考虑，且已形成某种内在肌理（包含缺失），你必须尊重。书论所说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用在鲁迅这些名著上，同样适合。

其实，我理解编者的创新愿望以及版权苦衷，只是觉得这么做，对作者不够公平。编年体作为一种阅读思路及研究策略，值得提倡；作为一种出版形式，也自有其立场与趣味。但具体到全集编纂，我还是强调：必须尊重作者的权益以及名著的完整性。

四、边界如何勘定与变通

谈及如何编全集，很多人想当然地强调，应收入其“一切创作/研究成果”。可这个“一切”，具体落实到不同专业、不同媒介、不同人物身上，还是有很多缝隙需要清理。不能说没有规矩，但又确实需灵活掌握。也就是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所说的，“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下面的讨论，属于举例性质。

第一，如何处理译文入集，既看业绩，也看数量，其中还包含学术判断。《曾朴全集》（广陵书社，2018）共10卷，包括所著诗文小说及外国文学翻译，译文不仅收全部已刊，还包括部分残稿，那是因为，学界对于曾朴的翻译态度及能力充分认可。《林纾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也是10卷，前5卷收林纾的文集、诗词、小说、戏剧、文论等；后5卷收部分林译作品，主要是小说以及序跋、评语，也包括《民种学》。之所以没有全收已刊林译小说，因数量实在很大，还有就是钱锺书说的，以1913年为界，“在它之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㊱。

第二，古籍整理是否入集，见仁见智。新文学选编，做得再好（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都不会入某人全集。古籍整理则不一样，有的所下功夫极深，影响很大，比如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堂而皇之进入《钱锺书集》，毫无愧色，也未见争议，因作者本来就是将其作为著作来苦心经营，且确有自家面目。但这样的好事不是很多，古籍编注进入全集，我倾向于从严掌握，比如《钱锺书选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或《林庚推荐唐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等㊲，就不太合适。

第三，对于兼擅写作与书画的文人来说，为其编纂全集时，艺术创作是否入集，是个难题。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丰子恺文集》共7册，含艺术卷四、文学卷三，只收文字书稿及插图，这当然不能完整体现丰子恺的成就。因得到国家经费支持，加上家属与专家通力合作，北京的海豚出版社2016年推出了总共50册的《丰子恺全集》。从“文集”到“全集”，文字大有增加，但根本变化还在收不收画作——全集中部头最大的是美术卷二十九册。全集若收录画作，必须直面中国画创作中的程式化困境。因应市场需求，重复构图，流水线作业，这样的画家实在太多了，若出版其兼及诗文与书画的全集，不可能有图必录（比如齐白石画虾，以及范曾的人物画）。这里的编选原则，与文字稿的尽可能求全，很难步调一致。

第四，原则上，全集应只收本人文字，可如果具有极大相关性，且版权允许，附录部分他人文字，也未尝不可。像《张竞生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0卷中竟有一卷多是别人的文字，那是个特例。我是这套书的顾问，且为其撰写“总序”，其中提及为张竞生这么一个先知、文妖、叛徒、勇士，浪漫的文士、不屈的灵魂编一套学术含量较高的文集，是我未能完成的心愿。如今韩山师范学院团队下了极大功夫，汇集了目前能找到的张竞生全部著译及早期批评/回忆文章，我实在是乐观其成。“同是北大哲学教授，美国博士胡适引进杜威，名满天下，引领风骚数十年；法国博士张竞生信奉卢梭，为何举步维艰，成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㊳正因此，张竞生的崛起与陨落，具有学术史、文化史及思想史的意义。考虑到张竞生长期被湮没，相关资料散佚严重，编辑团队将好不容易钩稽出来的早期批评文字收入《张竞生集》，我可以接受。

第五，该说说那最难处理的档案性质的文字了。奏疏、电稿、公文等，这些东西无须文采，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十分关键，是否入集，须斟酌再三。多年前，我曾提及这个话题，举的例子是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刊《蔡元培全集》总共18卷，之所以比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1989年刊《蔡元培全集》的7卷本多出这么多，有钩沉辑佚的功劳，但很大程度在于增加了“当时由他主持制定或以其名义发布的重要公文、法规等”。凡从政者，每天都在签文件，这些东西该不该收入全集，实在棘手㊴。岳麓书社2011年推出《曾国藩全集》增订版，共31册，其中诗文只有1册，而部头最大的是奏稿12册、书信10册，这符合我们对于这位晚清著名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的想象。曾国藩曾打出桐城旗号，不管你叫他湘乡派还是后期桐城派，好歹是文学史上的重要枢纽。而那位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或军功，或实业，或外交，都很出色，唯独不以诗文见长，可新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竟多达38卷，约2800万字。这些由众多专家从各档案馆、图书馆征集/钩稽而来的文献，对于研究李鸿章及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可这里“全集”的含义，已经由“个人著作”转为“专题档案”了。

相对而言，我更欣赏同属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档案的处理方式。“盛档”是盛宣怀家族自1850年至1936年的档案文献，一亿余字，毫无疑问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史料。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推出一百册《盛宣怀档案选编》，几年后分拆为六部分，分别以《盛宣怀慈善档案选编》《盛宣怀赈灾档案选编》《盛宣怀铁路档案选编》《盛宣怀电报档案选编》《盛宣怀典当钱庄档案选编》《盛宣怀文化教育档案选编》的名义刊行，以便于学界使用。我关注大学史，对那15册《盛宣怀文化教育档案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很有好感。这个好感还来自它不叫“全集”，而是老老实实称为“档案”。其实，对于政治家来说，哪些文字是他本人所撰，哪些是幕僚代笔，哪些仅仅是画圈，已经不重要了。记得盛氏后人与昔日幕僚曾编选《愚斋存稿》（1939年刻本）百卷，全是奏稿、电奏稿和电稿，诗文及日记一概不录。这更像是政治家的样子，本色当行，彻底与舞文弄墨的文人学者划清界限。

五、趋避是否必要与可能

编纂全集到底需不需要趋避，这既是理论思考，也是操作策略。无论何人，写文章或编全集，都不可能“毫无忌讳”，困境主要来自道德制约、社会关系以及学术判断。最直接的当然是政治上的红线。上面提及的胡适后期反共文章无法进入安徽教育出版社版《胡适全集》，或者《周作人散文全集》不收其附逆时期的若干政论，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两位历史人物成名早，形象早已确立，其言论也广为人知，即便暂时不入集，也不会湮没无闻。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旦全集出版，那些有心忘却或无意失落的文章，就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

这里的“红线”，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不是区区编辑所能左右。既然当今之世，“读书无禁区，出版有纪律”，那么编纂全集者就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要么你接受审查有所规避。这个时候，一味唱高调是没有意义的。倒是像《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那样，以存目的形式，在不违背现行规章制度的前提下，保留一点历史痕迹，供日后的专家学者寻幽探胜，我以为是可取的。

凡编全集，最需要用力、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日记与书札。作为编者，你认为是重要史料；而作为家属，则觉得包含个人隐私。主持朱自清日记整理工作的朱乔森，是朱自清先生的第三子，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他当然明白学界的趣味。在“编后记”中，他提及“作者生前曾对夫人陈竹隐说过，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作为整理者，“作了若干删节，不过，所删的其实并不多”。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日记涉及个人隐私，将其完全公开，“是对作者的不尊重”㊵。这一点，研究者和家属的立场相去甚远。想想学者们如何引导读者从胡适日记及书信中读出众多八卦，且言之凿凿，津津有味㊶，你就能明白为何家属颇多忌惮。有人对自家隐私看得很紧，不愿死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故自行销毁书信（如张爱玲、杨绛）；也有人将日记作为重要著述来苦心经营，明摆着是希望整理出版（如吴宓）。尊重前者“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意愿，至于整理/出版/阅读后者的日记，即便涉及个人隐私，也不妨拉开距离，通达视之。

还有一类特殊的文字，记录着特定年代的政治风云与精神创伤，那就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检讨书。那个时期无数文人、学者、政治家，都曾在政治高压下，撰写过大量扭曲、变态的自述与检举。这些检讨书与揭发信是否入集，取决于当事人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审视。在一个缺乏忏悔传统的国度，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显得很特别。该书的副题十分沉重：“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内容包括了特定时期别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以及他对自我的讨伐。在序言中，作者坦言：“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㊷与《人生败笔》乃本人主动编辑出版不同，《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则是在作者去世后，因家属通达且环境允许，才得以奉献给读者的。“在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的问题上，我们是有过踌躇的。公开披露，似乎有损于父亲在人们心中已有的形象，况且这又是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有什么必要再拿出来聒噪今天这一片笙歌呢？可是，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这样一种记忆，对于生者是有特殊教益的。”㊸此书的部分内容，曾被纳入郭小川夫人及子女编辑整理的《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也就是说，必须是家属主动提供，方才可能给研究者留下此等难得的史料。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为求尽早过关，大凡写检讨的，都是从主动辩解到违心承认，再到自我糟践。时过境迁，读这些违心的检讨书，倍感心酸与心痛。故此类文字是否公开乃至入集，取决于本人或家属的意愿，外人不能强求㊹。

留在作者手中的检讨书或检举信毕竟是极少数；这些东西，大都存在各级档案馆里。虽然“文革”结束后有过不止一次档案清理，去除那些过分荒谬的，但当事人在历次政治运作中撰写的自述与检讨，仍赫然在目㊺。假定有一天政策调整，全面开放过了保密期的档案，那时编纂全集的专家，有没有权力将本人所撰揭发他人或交代自己的文字抄录出来，编辑入集呢？若可以，很多人的形象可能瞬间坍塌。自我检讨可以理解，奉命或主动揭发他人且造成严重后果的㊻，该怎么解读？不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特定年代的精神氛围，将其一概归为“卧底”，并加以强烈的道德谴责，我以为不太妥当㊼。同样是不实的检举揭发，哪些是组织纪律，哪些是个人道德，哪些是时代局限，需仔细分疏，实在不宜直接抄录入集。而且按照目前的版权法，你在档案馆里或私人手中找到去世50年内的某人手稿（书信、日记、诗文、检讨书、揭发材料），可据此做研究、写论文，但无权擅自将其全文公布。

档案里未见天日的秘密很多，有待专家发掘、阅读与阐释。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方式迥异，宽严尺度也不一样。作为研究者，只要能看到且未被禁止公布，就可以引用。但有一点，涉及重大且严肃的话题，须仔细权衡，切忌轻率下结论。因为，我们在档案馆里看到的，往往只是吉光片羽；东西看多了，你就逐渐明白问题的复杂性，等形成相对完整且独立的看法，那个时候再发言不迟。

最后谈谈关于编纂全集的几个小建议：第一，不要受项目经费及市场前景诱惑，启动“全集”编纂时须慎重，若无绝对把握，宁肯采用“文集”或“集”的说法，那样回旋余地更大。第二，若部头太大，建议另出轻装上阵的“小全集”，也就是将译文或古籍整理部分单独刊行（如《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那样更利于阅读与传播。第三，若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非“大全集”不可，则请考虑多媒体的传播方式，以便容纳诸多新时代的新文本——如电子邮件、微信、电话采访、视频专访等。第四，考虑到进入电子时代，资料保存实在太容易，全部整理其实没有必要，建议将那些只是专家才需要的资料留给档案馆/纪念馆，或制作成数据库。说到底，就一句话，承认专家与大众的兴奋点不同，希望将阅读价值与纪念意义分开，略为调整目前过分强调“研究”因而将“全集”变成了“档案”的大趋势。

注释：

①陈平原：《“大家”与“全集”》，《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7日。

②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香港《中国文学学报》第九期。

③郁达夫：《全集自序》，载《达夫全集》，创造社，1927。

④就以上述三位为例：《郭沫若全集》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共38卷，1982年起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郁达夫全集》10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郁达夫全集》1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冰心全集》（第三版）10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⑤如200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季羡林全集》时（全30卷），季先生还在世。至于北京的三联书店1994年刊行《金庸全集》，距离金庸先生去世还有14年。

⑥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载《中古文学史论》（典藏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90-110页。

⑦陈平原：《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10日。

⑧陈平原：《激烈的好处与坏处——关于刘师培的失节》，初刊《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又见《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第79-109页。

⑨《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⑩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载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28页。

⑪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⑫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2008。

⑬鲁迅：《趋时和复古》，载《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36页。

⑭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45-546页。

⑮陈平原：《有思想的学问家——关于章太炎》，初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2期，收入《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第69-78页。

⑯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第448页。

⑰彦火：《钱锺书访问记》，香港《明报》1981年6月24日。

⑱董桥：《英华沉浮录（二）》，海豚出版社，2012，第110-111页。

⑲钱锺书：《〈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载《人·兽·鬼》，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⑳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载《杨绛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313页。

㉑㉘张昌华：《我为他们照过相》，商务印书馆，2017，第384、384页。

㉒郑文林：《钱锺书琐记》，载《忆旧琐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第22页。

㉓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24页。

㉔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306-308页。

㉕㉗㊴陈平原：《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从〈章太炎全集〉说起》，《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

㉖在《〈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中，钱锺书有这么一句形象的俏皮话：“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㉙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179-181页。

㉚周尚文：《法国作家R.罗兰和A.纪德访苏观感引起的风波》，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701页。

㉛陈平原：《“未刊稿”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㉜㉞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第275-276、276页。

㉝同样属于技术原因的，还有共32卷的《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前27卷采用大32开，后5卷改用大16开本，因后者需要大量插图。

㉟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页。

㊱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78页。

㊲《钱锺书选唐诗》并没有进入三联版《钱锺书集》，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1983至1991年间钱锺书遴选、杨绛抄录的唐诗选手稿整理而成，很有纪念意义，但说不上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至于进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林庚诗文集》第七卷的《林庚推荐唐诗》，卷首有说明“由于作者当时年事已高，从近五万首唐诗中选出一百多首已耗费大量精力”，注释工作由其弟子吴小如等代为完成。

㊳陈平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从卢梭信徒张竞生的败走麦城说起》，初刊2018年11月30日《文汇报·文汇学人》，又见《张竞生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㊵《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568-570页。

㊶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㊷邵燕祥：《为什么编这本书？——〈人生败笔〉序》，载《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㊸郭晓惠：《前言：父亲的另一种文字》，载郭小川著、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㊹关于《王瑶全集》收入检讨书的经过，以及全集出版后，如何处理新发现的检讨书，我在《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香港《中国文学学报》第十一期）中有详细介绍，可参阅。

㊺我父亲只是个经历稍为复杂的中专语文教师，去世多年后，我到他原工作单位看档案，那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㊻寓真（李玉臻）：《聂绀弩刑事档案》，香港明报出版社，2009；又刊《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年第2期。

㊼参见时人对于杨宪益著、薛鸿时译《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以及英若诚、康开丽著，张放译《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中信出版社，2016）的过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