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清华“旁听课”
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得益于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旁听课”。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对选修课要求较为宽松,于是季羡林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他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人的课。有一次,他和同学慕名去听冰心的课。冰心当时非常年轻,满脸庄严,不苟言笑。她看到教室里人满为患,知道其中有“诈”,就严厉地说:“不是本专业的学生,下节课就别来了!”季羡林自觉无趣,从此不敢再进冰心的课堂。
旁听郑振铎的课,却有意外之喜。郑先生豁达大度,待人真诚,没有名教授架子。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人因为听课,与郑振铎成了忘年交。后来,作为特约撰稿人,他们的名字赫然印在《文学季刊》的封面上,几个人都倍感荣幸。
让季羡林受益终身的,是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陈寅恪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一个布包,里面装满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陈寅恪是考证大师,讲课时,“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陈寅恪的这种学风,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朱先生美学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我不会走上现在的治学道路,也进不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