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有人提出和倡导“新南方写作”，一时引发许多讨论。在这里，我想首先需要说明或阐释的应该是“什么是南方写作？”“什么是南方想象？”实际上，这是较为难以界定的概念和问题。其实，“南方写作”早已是古老的话题，关于“南学北学”“诗眼文心”等，在近代、现代就有许多学者对此有过不少的论述。若在文学写作学的意义上进行考察，则需从文化、文学的传统渊源、人文地理的沿革方位、语言与思想品质、“言语悬殊”等诸多方面入手。对此，王德威曾有过大致的梳理。在文学的地理上，南方想象自楚辞、四六骈赋起直至明清的声律学说、性灵小品、江南的戏曲丝竹，无论雅俗，都折射出文彩斑斓、气韵典丽的风貌，而历来的“南渡、南朝、南巡、南迁、南风”，还有政治、经济诸多因素，都使得南方想象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象征系统。“南方写作”，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批江浙的年轻作家，他们身上洋溢着一股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同样活跃于文坛的“陕西作家群”“北京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不同的风味，它自然而然地让我们重新想起南方写作的存在。确切地说，“南方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江南写作”，这似乎是更为具体的命名，因为“江南”是有既定概念的，而“南方”则没有一个概念上的准确界定。我之所以使用“南方写作”这样一个称谓，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和意义上理解南北文化造成的文学写作上的差异性。从文化上讲，具有灵性文化色彩的江南传统的形成，是盛唐以降，尤其是宋代以来延续、沿革至今的一些文化因素所致。应该说，江南文化相对比较完美，是“完成”得非常好的一种文化风尚或风格，它包括文化上的、地理上的，也有包含其中的日常的生活状态。既有空间上的发散性，也有时间上的纯粹性。我们可以通过文本，通过江南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在一个纯粹的时间状态、感性的空间维度里面，触摸到它非常诗性化的、充满诗意的柔软质地，感受到近千年来在词语中完成的个性化的江南的文化魅力。不夸张地讲，江南文化不仅体现了南方文化的魅力，也曾在较长的时期里成为一个民族文明的高度，而其中的文学则真正地表达出了它的个性的、深邃的意味。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具有个性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化、文学在一种相对自足的系统内，呈现出了生长的和谐性、智慧性和丰富性。自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钱锺书直至当代汪曾祺等，其想象方式、文体，其形式感都呈现着独特风貌，与中原、东北、西北甚至江南以外的文学叙事判然有别。而南方文化、南方文学绵绵不绝、代代传承，更加显现了自身精神上的相近、相似性和地域文化上的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新一代的江浙作家出现了许多新的秉赋和气韵。同前辈作家相比，学识、才情、心智构成，对文化、文学精神的体悟都个性十足，鲜活异常，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自80年代以来崛起的当代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新一代中国作家。他们的大量小说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构成记录南方文化的细节和数据，成为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南方、记录人类的心灵史。概括地说，这种写作的叙事美学特征，尤其体现在作品的选材上，江苏作家喜欢在旧式的生活题材中发掘、体验、想象，无论是着意于伤感、颓废、消极的生命形态，还是臆想存在的疼痛，都会很强烈地表现出丰富的沉淀和文化分量。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理解世界方式的特别。由于作家对生存的比较普遍的关心，对价值的疑虑，使他们的文学叙述显现出哲学的深度。还有，“江南格调”构成了“南方想象”最基本的底蕴和色调。有人认为，江南的地理、地貌以及潮湿阴郁的气候是造成南方作家写作格调的主要因素，我觉得，对南方作家文体风貌构成最大影响的，还是这里世代相袭的文人传统，这主要依靠文化底蕴和文字的传承。苏童、叶兆言等人都曾表示，在自己使用的方言与以标准普通话写作之间，他们作出了极其艰苦的“搏斗”。他们在现代汉语写作中顽强地对自己赖以成长的地方方言进行了“扬弃”，努力服从于现代、当代文化的表意方式和内蕴。可以说，这是对自鲁迅这一代作家以来汉语写作的深刻继承和发展。另外，语言的“临界感”造成的叙述的抒情性弥漫于作品的始终，这也是他们与前辈江浙作家的差异。他们对语言的重视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涵的智慧、灵气既体现出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小说文体的独创性特征，并且坚定地突破了中国小说单一的现实主义话语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精华的意蕴。这些，不期然地形成了南方作家写作的诗人气质和唯美气韵。

我们看到，“南方”“唯美”“典雅”“古典”等美学规约已在许多的南方作家的写作中蔚然成气。回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等，大都出自南方作家之手。苏童、格非、叶兆言、毕飞宇、韩东、鲁羊等人的写作，在题材选择、美学风格等诸多方面已明显迥异于其他同代作家。他们对城市和乡村、对于世情情感的书写，已明显超出了“海派”“南风”格调的统治，衍生出地域视景以外的特有的文化气息。他们对于历史、文化、语言的渗入肌理的体悟和重现，在相当程度上彰显了南北文风的巨大差异。只要简单地比较苏童、叶兆言、格非、毕飞宇、范小青、储福金等江苏籍作家的小说，不难看出他们在许多方面的“近似”以及“和而不同”。他们与同代同龄的北方作家，甚至江浙以外作家存在着重大差异。他们的小说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于生活描摹、刻画的细腻逼真，具体地说，对历史的模拟与描绘，对家族、个人的记叙，皆隐藏于诗性的意象和浪漫、抒情的想象里。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园艺》《妇女生活》将上世纪30年代的女性、家族、生活氛围和气息，写得毫发毕现，风韵涤荡。其对人物或环境时而粗线条地勾勒，时而细腻入微地描绘，每每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叶兆言的《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等，将“民国”以后的秦淮风月、颓唐的家族传奇写得气韵生动、逼真感人，文字中透射出怀旧、“复古”的“幽韵”和气息；而格非的小说《青黄》《迷舟》《雨季的感觉》似真似幻，朦胧玄秘，历史、现实都悬浮于南方黏滞潮湿的雾霭里，其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更是把大半个世纪前的种种生活演绎得惟妙惟肖，令人不胜唏嘘。

人事风物、坊间传奇，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地气”，南方的地域文化、风气赋予了他们独特的“文气”和意味，自然、飘逸、旷达、幽远、恬静、沉郁。另外，包括江南文化和士风中古典情韵的“贵族”一脉，给予他们种种艺术“风骨”，80年代末中国文学的实验、技术主义写作潮流的冲击，又为他们构成了无形的助力。因此，迥异于北方作家的“写作修辞学”悄然形成。我们知道，考察或是审视一个作家写作功力和劲道的，主要有两个因素：语言和结构。江南作家大都是对小说艺术颇为耐心的，近几十年的修炼，使他们的小说语言在工整、气韵上和谐、洒脱而谨严，并以此为艺术方向，在一种“旧”上做足了文章。“怨而不怒”之旧，流风遗韵、慷慨悲凉之旧，他们在写不尽的“旧”里检阅一个时代的“慧”与“气”。小说的结构策略，也可以称得上既考究又是去雕饰的，是颇为“耐旧”的文体格局。这些作家既注重对存在的积极、健康、美的一面的书写与想象，还注意对诸如人物、故事中消极、颓唐一面的呈示，挖掘出存在的荒谬或迷乱，使他们能够获得如“恶之花”般的诗意。而抒情性、民间生活的“精致化”表达，强有力地透射出南方写作的独创性和纯粹性。因此，南方想象的诗意在他们笔下获得自觉、自然的开掘和提升。

作为当代江苏籍“南方写作”“南方想象”的代表人物，苏童、格非、叶兆言、范小青、毕飞宇、赵本夫、储福金、叶弥、鲁敏等，他们的整体写作已超出了此间任何个案的意义，而无可争议地成为“南方想象”“南方写作”在当代再度崛起的标志或旗帜，无疑，他们正在为江苏文学书写着新的更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