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1983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
空气中的召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乐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大学。出于爱好，更出于青春的激情，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书籍。诗歌，小说，散文，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读。不时地，还尝试着写一些稚嫩的文字，算是个准文学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那真是难以复制的年代：开放，真实，自由，阳光明媚，个性空间渐渐扩展，整个社会都在倡导读书，鼓励思考、创造和讨论，号召勇攀科学高峰，就连空气中都能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关于那个年代，我曾在《阅读·岁月·成长》一文中写道：
八十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向上，自由，叛逆，充满激情，闪烁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那时，我们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谈萨特和弗洛伊德，组织自行车郊游，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看女排和内部电影，读新潮诗歌，推举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那时，学校常能请到作家、诗人、翻译家和艺术家来做演讲。有一次，北岛来了，同几位诗人一道来的。礼堂座无虚席。对于我们，那可是重大事件。我们都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有的甚至说了太多的话，可就是北岛没说，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瘦瘦的、文质彬彬的样子，招了招手，躬了躬身，以示致意和感谢。掌声久久不息。北岛坚持着他的沉默，并以这种沉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有点失望，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诗人只用诗歌说话。北岛有资本这么做。
通过文字、印象和长时间的通信，杨先生确定了我对文学的热情，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爱文学的话，到《世界文学》来工作，最好不过了，”她说。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空气中的召唤。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三十二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办的《译文》。解放后，鲁迅先生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在北京与其说创办，不如说又恢复了《译文》，后来才更名为《世界文学》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索性称它为鲁迅和茅盾的杂志。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楼适夷先生、戈宝权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道路。”杨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为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学》，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杨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学》实习。
1983年7月，我从西郊坐了好几趟公交车，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第一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第一次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当时，编辑部有两间相通的大屋子，还有六七个小隔间。编辑部主任冯秀娟（诗人李瑛先生夫人）同秘书组，以及金志平先生负责的西欧组在大屋子里。其他人都分散在向南和向北的几个小隔间里。小隔间也就五六平米大小，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各自有个单间，其余编辑都是两人一间。印象中，苏杭先生和张晓军老师一间，杨乐云先生和沈宁老师（夏衍女儿）一间，郑启吟先生和贺晓风老师（贺敬之女儿）一间。两张办公桌一摆，基本上就没什么空间了。我只要来找杨先生谈稿子，沈宁老师就得让出去。如此工作条件让我感到意外，但杨先生告诉我，搬进科研大楼，已经比原先条件好多了。在过道里，正好遇见从小隔间出来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著沾有不少颜料的工装服，一副艺术家大大咧咧的样子，握手的刹那，突然大声地对我说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那个年代的编辑
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做嫁衣。编辑部的不少前辈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几乎所有时间，他们都在阅读原著，寻找线索，挖掘选题，寻觅并培养译者。我和杨先生接触最多，发现她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有时，一天得给译作者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看得冯秀娟老师直心疼，在一旁连连说：“老杨，歇会儿，快歇会儿。”在编辑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先生一些功夫。起初，译者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化了，没有韵味。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化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苏杭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世界美如斯，多么典雅而又韵致，弥散出艺术气息，真正合乎一部文学作品的气质。先生告诉我，菲茨杰拉德的著名中篇《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世界文学》首发的，译者最初将标题译为“伟大的盖茨比”。研读作品后，李文俊先生觉得这一译法尚不到位，用“伟大的”来形容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显然不恰当。“great”在英语里实际上有众多含义，既有“伟大的”基本意思，也有“真好”、“厉害”、“真棒”、“了不起的”等其他含义。而用“了不起”来形容盖茨比恐怕最为贴切。于是，中国读者就通过《世界文学》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汉语译著。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说实在的，当时，前辈们的这种认真劲儿既让我钦佩，同时又有点把我吓着了。当文学编辑，同读文学作品，绝对是两回事。文学阅读是单纯的、愉悦的。而文学编辑却是复杂的、劳苦的。
《世界文学》选材向来极其严格，决不滥竽充数。常常，一个选题要经过长时间酝酿，斟酌，反复讨论，还要物色到合适的译者和作者，方能获得通过。稿子到后，还要经过一审、二审和三审，方能备用。刊用前，还要再过发稿审读这一关，再经过一校、二校、三校和多次核红，方能付印。不少优秀作品就是如此打磨出来的。有时，一个选题，尤其是篇幅较大的头条专辑，从提出选材到最终见诸于版面，往往需要打磨好几年时间。每每刊出优秀的作品，每每看到手稿变成了铅字，杨先生总会激动，眼睛发亮，说话声都洋溢着热情：“好极了！真是好极了！”随后，就叮嘱我快去读，一定要细细读。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匈牙利作家厄尔多尼的《一分钟小说》、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大师的由来》、德国作家沙密索的《出卖影子的人》、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都是杨先生推荐我读的。读作品，很重要，能培育文学感觉。先生坚持认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于一切的。有一阵子，文坛流行脱离文本空谈理论的风气。对此，先生不以为然。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她不解地说。
“读到一个好作品，比什么都开心。呵呵。”这句话，我多次听先生说过。面对优秀的作品，永远怀有一种热情，新奇，兴奋，赞赏，和感动，这就叫文学情怀，这就叫文学热爱。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杨乐云、苏杭等前辈都既是出色的编辑，又是优秀的作家、译家或画家。但他们当编辑时就主要“为他人做嫁衣”，全凭良心和自觉，严格控制刊发自己的文字。只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开始投入于翻译和写作，主要文学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后取得的。高莽先生一边照料病中的母亲和妻子，一边译出和写出那么多文学作品。李文俊先生每天翻译五六百字，坚持不懈，日积月累，译出了福克纳和门罗的好几部小说。杨乐云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在苦苦翻译赫拉巴尔赫塞弗尔特，孤独，却不寂寞。许多人不解：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福了，何必那么苦那么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喜欢文学，”杨先生有一回对我说。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可爱的人。
瞧，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编辑，这就是《世界文学》的前辈。
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
八十年代，编辑部人才济济，最多时共有各语种编辑近三十人，分为苏东组、英美组、西方组、东方组和秘书组，每周一必开例会。先是主编高莽、副主编李文俊、编辑部主任冯秀娟和苏杭、郑启吟、金志平、唐月梅等各位组长碰头，随后再招呼全体编辑开会，主要讨论选题、组稿和发稿。各语种编辑在介绍选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夹杂一些外语，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这时，你就会听到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捷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先后响起，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头一回参加这样的会议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缕幻觉：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就是一个文学联合国。
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率真，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当然，这并非绝对的，事实上常有例外。学俄语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个典型。学英语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当聚会结束，总会主动帮女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或大衣，将衣服打开，双手捧着，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来当上主编后照样如此，极具绅士风度。学法语的金志平先生在李文俊先生退休后成为《世界文学》主编，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从未见过他计较什么，平时特别关照年轻编辑。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位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李大钊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正说得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和差异构成了编辑部的多元、坦诚和丰富，一种特别迷人的气氛。
而逢到节日将临，编辑部先是开会，然后就是会餐，算是过节。这一传统还是茅盾先生当主编时形成的。先生当时担任文化部长，兼任《世界文学》》主编，公务繁忙，偶尔会来编辑部开会。每次会后都会餐叙。《世界文学》出了好几位美食家。茅盾先生绝对是美食家。编辑部老主任庄寿慈也是。还有李文俊、张佩芬、严永兴诸位先生。高莽先生独爱北京烤鸭，常常说：“发明烤鸭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李文俊先生时常回忆起庄寿慈先生家做的狮子头：“实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时打我嘴巴，我也不会松口的。”杨乐云、严永兴、庄嘉宁等前辈还有制作美食的才华。李文俊先生甚至开玩笑道：“来《世界文学》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逻辑是：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才有可能热爱文学。
郊游、会餐等聚会为编辑部平添了不少人情味，也加深了同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原文校对和刊物检查已成为《世界文学》编辑工作中的两大传统。
一部译稿交到编辑手里，光读译文或许感觉不错，但一对原文，就有可能发现种种的问题：理解误差，腔调不对，细微含义缺失，笔误，漏译，常识谬误，等等，等等。再优秀的译者也难免会犯错的。但凡做过一点译事的人都明白，文学翻译中，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虽然如此，无论文学译者，还是文学编辑，都应该尽量追求完美。文学译者和文学编辑都应该首先是完美主义者。换句话说，正是完美的难以企及，让我们时刻都不敢懈怠。尽量让译品好点，再好点，经得起对敲，经得起检验，对得起读者，对得起作家，对得起文学。这就是《世界文学》编辑坚持校对原文的理由。
每次新刊出版后，编辑部都会召开刊检会，几十年不变，一直延续至今。刊检会最实质性的环节就是挑错，而且是互相挑错，领导和编辑一视同仁，毫不客气。每一次都会检查出一些问题，有时还会发现一两个硬伤。这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醒大家，编刊物本身就是项遗憾的事业，一定要细而又细，认真再认真，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尽量减少遗憾。八十年代曾经有好多年，每次刊检会一开始，我们先会读一封特殊的来信，那是《世界文学》的老译者和老朋友水宁尼先生的“校阅志”。水先生实际上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但他喜好文学，业余还从事写作和翻译，曾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过好几篇译作，还曾兼任过《北京晚报》栏目主笔。每次收到《世界文学》，他都会从封面、封底到内文和版权页，一字不差地仔细校阅，并写下一页页校阅志，然后邮寄给编辑部。水先生的来信通常五六页，多时竟达二十来页，一一列出他发现的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如此坚持了十来年之久。这得花费多少心血和功夫啊。用他的话说，他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文学》的爱。2001年某一天，时任编辑部主任李政文先生忽然意识到水先生好久没有来信了，于是派庄嘉宁先生到电子工业部一打听，原来水先生已于1999年4月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由于他单身生活，且又在家里，悲剧发生时，现场没有任何旁人。听到他领养的好多只猫不停地在叫，邻居们觉得奇怪，才在几天后打开水先生的家门，但为时已晚。我们说不出地难过。一份杂志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水宁尼先生就是《世界文学》的亲人。
高莽，或者乌兰汗
高莽先生是那种你一见面就难以忘怀的人。高高大大的东北汉子，倒是同他的笔名“乌兰汗”挺般配的，总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说话时夹杂着东北口音，嗓门特别大。他翻译时喜欢署名乌兰汗，画画时才署名高莽。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被他的热情、豪爽、乐观、直率和善良所感染。外文所长长的过道上，只要他一出现，空气都会立马生动起来。倘若遇上某位年轻美丽的女同事，他会停住脚步，拿出本子和钢笔，说一声：“美丽的，来，给你画张像！”说着，就真的画了起来。他自称“虔诚的女性赞美者”。当然，他不仅为女同事画像，同样为男同事画像。单位里几乎所有同事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当过高莽先生的模特儿。
他总是调侃自己在编辑部学历最低。可这位“学历最低”的前辈却凭着持久的热爱和非凡的勤奋，基本上靠自学，在翻译、研究、写作和绘画等好几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绝对称得上跨界艺术家。他主持工作期间，《世界文学》同文学界和艺术界的联系最为密切了。常常有作家、画家、译家和演员来编辑部做客，大多是高莽先生的朋友。我们出去向一些名家约稿时也往往首先声明：是高莽主编派我们来的。有段时间，为了扩展编辑们的艺术视野，高莽先生倡议举办系列文化讲座，并亲自邀请各路名家来主讲。这成为《世界文学》一件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受众已不仅仅限于编辑部成员，外文所，甚至其他所的科研人员也都会闻讯前来。印象中，小说家邓友梅来过，戏剧家高行健来过，报告文学家刘宾雁来过，指挥家李德伦来过，漫画家方成来过，评论家何志云来过。讲座完全无偿，顶多赠主讲人几本《世界文学》，以及编辑部编的《世界文学》丛书。我们都明白，这其中有着高莽先生的友情。遗憾的是，这一深受大家欢迎和喜爱的系列文化讲座后来不得不中断了。当我有一次聊天中问及具体原因时，高莽先生只用一声叹息回答了我的疑问。
高莽先生策划的各种活动，都充满了创意和亮点，不愧为跨界艺术家。曾长期供职于《世界文学》的庄嘉宁先生在一篇文中为我们描绘了高莽先生举办纪念老《译文》50周年茶话会的情形：
为开好老《译文》五十周年的会，高莽先生动用同仁的努力，请了当年老《译文》的撰稿人和《世界文学》的在京编委，他们是胡绳、萧乾、陈占元、唐弢、杨周翰、罗大冈、戈宝权，以及编辑部全体。高莽先生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放大制作了一幅老《译文》第一卷第一期和陶元庆画的鲁迅先生像；另一张放大的当年老《译文》所有撰稿人译者的名单；与会者的签名也用大幅宣纸挂在墙上。这三幅当时颇有新意的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了文物，愈显珍贵。
记得戈宝权先生在签了到之后，站在这幅撰稿人名单前，随口就念到：“邓当世是鲁迅，菋茗也是鲁迅，玄珠、方璧、止敬都是茅盾的笔名……”我看见高莽停止了与另外来宾的问候寒暄，找我要了一支笔，随着戈宝权先生念出的名字，在名单上一一记下。会后，高莽将大幅鲁迅画像收了起来。十几年后调办公室时，撰稿人名单被我发现，完璧归高，他大喜。到会签名的那幅一直保存在编辑部。当年的撰稿人胡愈之、冯至因故未能出席，也写了纪念的文章，连同与会老专家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为这次活动特意在北京饭店订制了三个大蛋糕，邀请在座的当年给老《译文》撰稿的陈占元先生开切蛋糕。
记得刚上班不久，高莽主编就带我去看望冯至、卞之琳、戈宝权等编委。登门前，他都会到附近的水果店买上满满一袋水果。在这些老先生面前，我都不敢随便说话，总怕话会说得过于幼稚，不够文学，不够水平，只好安静地在一旁听着，用沉默和微笑表达我的敬意。写出“我的寂寞是条蛇”的冯至先生有大家风范，端坐在书桌边，腰板挺直，声音洪亮，不管说什么，都能牢牢抓住你的目光。翻译出脍炙人口的《海燕》的戈宝权先生特别热情，随和，笑容可掬，亲自沏茶递水，让人感觉如沫春风。而卞之琳先生清秀，瘦弱，静静地坐着，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说话声音很柔，很轻，像极了自言自语，但口音很重，我基本上听不懂，心里甚至好奇：如果让卞先生自己朗诵他的《断章》，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高莽先生对这些先辈的敬重和欣赏。正因如此，他也想让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多多接受他们的教益，哪怕仅仅目睹一下他们的风采。这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哪，他由衷地说。晚年高莽不止一次地提到冯至先生的一首题为《自传》的小诗：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
到底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要有点阅历的人，才能明白这首诗的深意，”高莽先生轻声地说道。不知怎的，我总也忘不了他说完此话后的片刻沉默和眼神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忧伤。
2017年10月初，91岁高龄的高莽先生病危入院，面临人生最后的时刻。亲友来看望时，躺在病床上的高莽泪流不止，万般的无奈和不舍。他实在太留恋这个世界了。10月4日，同事张晓强和《北京青年报》女记者尚晓岚前来探视。看到年轻可爱的尚晓岚，老人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突然坐了起来，一把抓住尚晓岚的手，久久的，久久的，不愿松开。晓强及时用手机拍下了这一镜头。这一镜头，绝对是个高莽式经典，已深深嵌入我的记忆。两天后，这位“生活热爱者”和“女性赞美者”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
阅读，选题，组稿，编稿，已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内容。除去稿子，还要大量阅读其他书籍。阅读面，自然也日渐宽阔。光从《世界文学》就读到多少独特的作品。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卡夫卡的《变形记》，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毛姆的《红毛》，托马斯·曼的《马里奥和魔术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劳伦斯的《狐》，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帕斯的《太阳石》，米利亚斯的《劳拉与胡里奥》，久·莫尔多瓦的《会说话的猪》、格拉斯的《猫与鼠》，门罗的《善良女子的爱》，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曼德施塔姆、叶芝、布罗茨基、兰波、波德莱尔、休斯、奥利弗、勃莱、里尔克、博尔赫斯、阿莱克桑德莱、博纳富瓦、霍朗、沃尔克特、希姆博尔斯卡、雅姆的诗歌，川端康成、塞弗尔特、米沃什、普里什文的散文，等等等等，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记。诗人沈苇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愿意把中国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我同意他的说法。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是一份长长的长长的名单：冰心，巴金，艾青，施存蜇，郑敏，徐迟，邵燕祥，邹荻帆，袁可嘉，王蒙，刘心武，陈忠实，贾平凹，北岛，林希，田中禾，莫言，铁凝，吉狄马加，陈众议，楼肇明，张炜，南翔，冯骥才，赵玫，于坚，陈超，唐晓渡，王家新，阎连科，潞潞，余华，苏童，宗仁发，西川，残雪，马原，苇岸，刁斗，郁郁，刘恪，陈东东，宁肯，车前子，毕飞宇，海子，寒烟，阿乙，止庵，沈苇，邱华栋，庞培，东西，汪剑钊，梁晓明，程巍，汗漫，小海，蓝蓝，树才，赵荔红，黄礼孩，鲁敏，沈念，田耳，李浩，黑陶，钟立风，黄土路……其中，绝大多数既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又是《世界文学》的作者或译者。作家何三坡相信，每个优秀的中国作家都曾是《世界文学》忠实的读者。
1997年9月，在诗人林莽的努力下，《世界文学》杂志曾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举办“世界文学与发展中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会上，我有幸认识了散文家苇岸。苇岸，瘦瘦高高的样子，神情严肃，同时又极为朴实，说话语速极慢，慢到有时让人着急的地步，真正是字斟句酌，仿佛要为每个字每句话负责。他主动谈起了自己对《世界文学》的喜爱和看重，甚至告诉我他只订两份杂志，《世界文学》就是其中一份。我从内心敬重苇岸，感觉他是我接触过的最纯粹的作家。《世界文学》能得到如此优秀的作家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它存在的理由。从1989年起，我一直在主持与中国作家互动的栏目，先是“中国诗人读外国诗”，后来进一步调整，最终固定为“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在我的郑重邀约下，苇岸为《世界文学》写出了《我与梭罗》一文。他在文中说到了海子借他的《瓦尔登湖》对他的深刻影响。如今，苇岸已离开人世近二十年了。但每每想到他的为人和为文，我都会想到朴实、宁静、真挚和纯粹。而朴实、宁静、真挚和纯粹其实也是一份文学杂志应该追求的品质。
中国作家独爱《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外在和内在的原因。自创刊起，《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因为读者别无选择。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家。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门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杜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世界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地打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会直接或间接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审美上的新鲜和先进，心灵上的震撼和滋润，加上唯一的窗口，这让《世界文学》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也让《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视作理想的文学刊物。
种子的志向
但惶恐和压力恰恰源于读者的认可，同样源于《世界文学》的深厚传统。进入新时期，文学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外国文艺》《译林》《译海》《中外文学》《外国文学》等外国文学刊物涌现时，《世界文学》不再是外国文学译介唯一的窗口，而是成为众多窗口中的一个。当唯一成为众多时，《世界文学》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优势，始终保持理想的文学刊物的魅力？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理想的文学刊物？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现能力，应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学刊物就应该永远怀抱种子的志向。理想的文学刊物还应该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将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如果能做到这些，一份刊物就会保持它的权威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就会起到引领和照亮的作用，就会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目光。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些，会有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不禁想起作家和学者程巍说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的时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是残缺的，是卑微的，而我们并没有停止去梦想一个更自由、更人性的世界，一种更尊严、更美好的生活。《世界文学》依然与这一事业息息相关。“世界”是它的视域，而“文学”是它的立场。”再读这段文字时，我感到鼓舞，同时也感到惶恐。
惶恐，而又孤独。置于语言之中的孤独。置于文学之中的孤独。喧嚣之中的孤独。突然起风之时的孤独。告别和迎接之际的孤独。“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在孤独中，将目光投向一排排的《世界文学》。六十五年，三百八十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计数。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译者和编辑的心血和足迹。林子里的每棵树都有无数双眼睛。它们一定在望着我们。一步，一步，温暖而神圣的孤独。一步，一步，即便困难重重，我们也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当做新的开端。谁让我们是《世界文学》人呢。
作者简介：高兴，作者，译者，《世界文学》主编。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孤独与孤独的拥抱》《水的形状：高兴抒情诗选》等专著、随笔集和诗集；主编过《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等图书。2012年起，开始主编“蓝色东欧”丛书。主要译著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尼基塔·斯特内斯库诗选》《风吹来星星：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等。2016年出版诗歌和译诗合集《忧伤的恋歌》。曾获得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蔡文姬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西部文学奖、捷克扬·马萨里克银质奖章等奖项和奖章。
(原题为《种子的志向：<世界文学>点滴记忆》，选自高兴自选集《独孤与独孤的拥抱》；后收入《“作嫁衣者”说丨高兴：孤独而又清贫的事业——<世界文学>点滴记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