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树梅：文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1963年6月29日，星期六，身在南京的曾昭燏（1909-1964）在日记中写道：“又写信给方臞仙先生，抄红豆诗寄去。”曾昭燏与方树梅（字臞仙，1881-1967）素昧平生，对其征诗请求，却尽心完成。今存曾昭燏诗稿仍保留题为《臞仙前辈以手植红豆及红豆考见寄征题，敬成三绝句》三首。
远隔万里、并无交情的两人，默默遵循古典文人的交往规则，完成了一次风雅的往还。《曾昭燏文集》的信中还提及“先师胡小石先生在日，常为道先生之博雅，恨无由得拜侍席前”。胡小石与方树梅在抗战时期曾是云南大学的同事，胡小石或曾对学生曾昭燏说起云南人方树梅的博雅，又或许这仅仅是曾昭燏客气的回应。曾昭燏信中所言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记载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边陲文人与江南核心区域的文人，仍保持了风雅的联系，围绕具体事物展开专属于文人间的交流，续写乾嘉以来斯文的流风余韵。
曾昭燏对文博事业的贡献久已为世人所知，而方树梅对多数人而言，则仍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这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入了云南文史馆的老人，暮年之际从遥远的云南寄送红豆到神州腹地，广征题咏，仅此举动，也足见其人之不凡。
时光倒流三十年，回到1934年，方树梅曾肩负云南人的委托，跋涉万里，在中原、江南、西北、岭南等地搜访文献，在为时半年多的时间里，旁搜广采，写下了可歌可泣搜访云南文献之歌。这段经历被方树梅写进《北游搜访文献日记》中，为近世国人的“文献精神”竖起一座丰碑。藉此，我们也可管窥近代以来颇为庞大的“访书日记”系列文献，触摸八十多年前“文献”之于“地方”及地方文人的重要意义。
方树梅六十八岁像
一、北游搜访文献行程略述
方树梅，字臞仙，号师斋、雪禅、盘龙山人等，云南晋宁人。早年肄业于云南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嗣后投身师范教育。曾任昆明师范学校学监、省立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云南大学文化史教授等，建国后曾任政协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文管会委员、文史馆馆员等。其藏书多捐赠给云南图书馆，时至今日，该馆所藏许多云南文献上都钤有“方臞仙先生捐献”等印章。方树梅是云南近现代文献史上的功臣，在民国时期参与《云南丛书》《云南通志》《滇文丛》《滇诗丛》等书编纂。1934年，方树梅获云南省政府专门资助，并得到滇中耆旧支持，外出搜访本省文献。此行始于1934年12月14日，至1935年7月11日返回昆明为止。此次搜访文献之旅，方氏逐日皆有所记，名为《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李根源等题名为《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据方氏自称，似名《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更妥）。此书在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抄本及油印本。201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笔记二种》中收录《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余嘉华点校）。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整理，题为《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戴群整理），并在页边撮录提要，精心编制索引，颇便读者使用。
据日记所示，方树梅此行大致路线如下：
1934年：
12月：昆明(14)——阿迷(14)——老街（15）——河内（16）——谅山(17)——龙州（18）——镇南关——南宁（21）——梧州（28）——三水（30）——广州（31）
1935年
1月：韶关（3）——广州（4）——香港（7）——福州（12）——上海（16）——苏州（22）——（30）
2月：北平（1）
3月：大同（17）——北平（18）
4月：天津（7）——济南（11）——泰安（15）——曲阜（17）——邹县（19）——徐州（19）——开封（20）——洛阳（25）——西安（29）
5月：临潼（5）——华阴（6）——新安（9）——郑州（9）——汉口（11）——武昌（13）——九江（15）——南昌（21）——九江（24）——安庆（24）——望江（29）
6月：安庆（1）——南京（4）——镇江（15）——苏州（17）——杭州（24）——上海（30）
7月：香港（5）——海防（7）——东京（河内，8）——老街（9）——阿迷（10）——昆明（11）
（注：括号内数字为当月日期。）
从上述简要路线图可知，方树梅先从云南昆明出发，经越南过境至广州，再北上上海、苏州，旋赴北平，然后步入中原地带，先后经过济南、开封、西安等地，再由郑州、汉口沿长江而下，至南京、杭州，最后仍由香港转越南回昆明。方氏此番壮游遍历十几个省份，行程数万里，为云南近代文献搜访大事件。
二、“爱滇人”与搜访文献之旅
方树梅北游搜访文献得以成行，得益于彼时云南省政府的资金支持，更与他周围氤氲的“好古”与“爱滇”氛围有关。好古与爱滇，既是云南文人凝聚地方力量的两翼，也是方树梅开启此行并最终完成的情感依托。
在方树梅的师友圈中，存在一个数量颇为庞大的“爱滇人”群体。在热衷于搜集整理乡土文献的人群之中，袁嘉穀、陈荣昌、方树梅等人均为旗帜性人物。陈荣昌《长歌行赠别方臞仙》诗开篇即云：“吾友方臞仙，本为滇产知爱滇。生世六十年，一心表襮乡先贤”。这群对本乡本土无比热爱的人士，将朴素的爱乡爱土之情，凝聚为文人群体联结的精神纽带，最终将文献情怀拓展为一种日常事务，从而对乡土文献进行大规模地搜罗。
身在云南的“爱滇人”促成了此次行动，而云南省外的“爱滇人”则在方树梅搜访文献中途，给予方氏大量帮助。方树梅在北平访书期间，居住在云南会馆。陪他游玩的，也主要是云南人。例如方树梅游览燕京大学，是丽江人周杲作向导。1935年2月16日，在北平骡马寺宝宴春，云南旅平学子甚至召开恳亲会欢迎方树梅。此举令方树梅十分感动，其日记写道：“万里外相聚一堂，敦桑梓，话寒温，乐不可言。”在离开北平前夕的4月6日，方树梅参加云南旅平学生大会，共有80多位云南人与会。此情此景，令方树梅不禁感慨“万里相聚，洩洩融融，不知有将离之感。”在所有的相会中，方树梅特别强调“万里”，强调“其乐融融”，足见爱乡之情，也足见云南同乡的情谊在遥远的地方更为浓烈。以“爱滇”为名，方树梅的搜访文献之旅得到诸多云南人的支持。
不过，关于此次搜访文献行动的命名，“爱滇者”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大体而言，他们所指的主要分四类意思：一类意思较为阔大，认为此行是搜访云南文献，如袁嘉穀认为是“搜访滇中文献”，昭通萧瑞麟也认为是“搜求滇中文献”。使用“文献”这一词语的师友，多为“爱滇者”的核心人群，他们将方树梅此次北游活动视作更大范围的文献征集之旅，而不仅限于著述文章的搜罗。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爱滇人士的视野相对狭窄，他们将方树梅此行看做是搜访书籍之旅。如剑川周钟岳认为是“搜求滇贤遗书”，呈贡秦光玉认为是“搜访乡先达遗著”，晋宁宋嘉俊称为“搜访乡先辈遗文”。这批爱滇人士显然只把目光盯在各类书籍上，而忽略了碑刻、联语等其他类型文献。尽管对文献内涵的宽窄存在不同看法，袁嘉穀、周钟岳等人却一致认为方树梅此举是出于对云南的纯粹热爱，有意遮蔽此行的公务性质。对方树梅此举在工作层面上意义的揭示，是另一批爱滇人士做出的。他们客观评价了方树梅此举，点明此行的最初目的，并将此行的基本内容视作搜访地方志资料。如剑川赵式铭则认为是“搜访滇志资料”，昆明何小智认为“搜访通志资料”。他们过于看重工作性质，而将方树梅此举视作修纂《云南通志》等大型文化馆工程的题中之意。
不管表述差异如何，方树梅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搜访“云南文献”。就搜访文献这一行为本身，一般称为搜访、搜求，有的也称为采访、征访。至于“云南”这层意思，则多表述为乡先辈、乡先达、滇贤、滇中、滇南、滇云等等。在为方树梅送行的云南人所作诗歌中，这些送行者还特别标出各自的籍贯，如袁嘉穀题为石屏袁嘉穀，陈荣昌题为昆明陈荣昌，统计这些地名包括昆明、石屏、剑川、呈贡、晋宁、昭通、宣威、泸西等地。爱滇人士特意在诗下标明籍贯，也许是表明云南各地代表均支持此次搜访文献活动，故此次搜访文献之旅也可视作云南人集体意志的体现。
还有一些爱滇人在诗歌并不将此行视作文献访求之旅，把将其视作一趟旅行。由云龙《臞仙有平沪之游作诗送行》则主要将此行视作北平、上海之旅，诗中尽管提及“遗书搜散佚”，更为看中的却是“余情在山水，得句付奚奴”。此外，寇斆《臞仙老伯出游南北赋长句奉赠》一诗，也更为看中方树梅“出游”的一面。显然，这些老朋友们对方树梅此行更为了解，他们不愿在送行时说过于冠冕的话，而更希望方树梅在此次旅行中，收获更多的出游乐趣。
就方树梅自己而言，他对此行的意义认识得较为全面。他既表明爱滇之情，表达此行搜访“滇南文献”、“乡先贤之著述”的心愿，也并不讳言此行的私人目的。在日记序言中，方树梅感谢了省政府和教育厅资助旅费一千二百元赞助，表明自己“余夙欲游南北之志得偿，而乡先贤之著述亦得尽力搜访，庶几公私两全”。的确，方树梅早有出滇之志，如宣威缪尔纾《臞仙将赴粤桂苏沪齐楚燕赵征访文献赋此志别》云：“蓄志已十年，壮心在万里”。此行公私两遂，在方树梅而言显然喜不自胜。
总的来说，方树梅此次出游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云南搜访文献，而其主要推动力在于“好古”。好古成为爱滇人士交流的密码，也成为他们互相分享的情感底色。好古情结，在个人是私密的喜好与情感寄托，转化为公共言说，则成为群体交往的认同要素。受这种群体性爱滇好古志趣的推动，这群人参与并主导了近代云南文献的重要编纂活动，关于《云南丛书》《云南省志》就成为爱滇好古人士的集体事业。这种集体事业从一省扩展，绵延到省外乃至整个神州大地，就是方树梅此行的大背景。疑古、趋新的人各有各的不同，而好古的人无论在云南还是在其他省份，总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何方树梅凭借此种好古情结，走出省外而能收获诸多赞叹，收获诸多同道的根本原因。
三、搜访文献的情怀与办法
方树梅能够高效完成此次搜访云南文献之旅，与其痴情文献有关，也与他有效的作业方法密不可分。
对方树梅而言，他自认是好古之人，人们称呼他为“方古董”，他也乐于接受。在他看来，文献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此行途经陕西临潼车站时，方树梅险些遭遇劫匪抢劫。虚惊一场之后，方树梅认为“失行李其损小，失所抄先贤诗文稿其损大”。文献，在方树梅眼中，显然高于其他身外之物。故此行每获一书，方树梅都颇有感慨。1935年2月4日，在北平琉璃厂购得师范《二馀堂文稿》三册，方氏在日记中不禁感叹，“不负万里远来也”。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35年5月28日，方树梅从安徽望江县出发，前往华阳镇寻访师范的遗存文献，因途中的十五里道路是新修沙堤，泥泞不堪。方树梅“以鞋袜俱破旧，冲泥而行，足滑几跌者再”。最终在他在该地搜访到师范赠送他人的联匾八幅。数天风雨里的搜访文献工作告一段落，6月1日，方树梅在日记中不禁自赞起来，称自己“不痴不能得如是之结果，余对于荔扉先生，可谓竭尽心力矣。”
不过，仅凭一腔热爱文献的情怀，并不一定能保证一次大规模文献搜访活动顺利完成。方树梅此行大获成功，还在于他对文献搜访工作颇有方法。如在各地图书馆访书，方树梅均先看书目，比对云南省内所藏，再有选择性地取阅书籍。只此一端，可知他深谙目录之学，懂得快速查阅文献的基本方法。难怪张希鲁在日记跋中说，“先生此书弥补前阙，不能以寻常游记视之，无待言也。如何发掘，如何搜集，开后生访求文献之路而得南针，其为有用，足资参证，更不待言也。”
大体而言，方树梅的主要办法是，明确搜访书籍种类，在书市大肆采购，辅以公私机构抄录，多方交流开拓私人捐赠渠道等等。具体而言，方树梅在出发之前，当已制定较为完备的搜访计划，其搜寻文献目的十分明确，即集中于与云南有关的著述。通过购书、赠书等多种手段，方树梅得以快速网络大批云南相关文献。
整个旅行期间的购书过程，方树梅目的都十分明确，主要搜罗云南人文献。由于他对云南所藏文献的情况十分熟悉，故能精准锁定目标。如1935年1月19日在上海受古堂，方树梅购得云南宜良人严秋槎所著《岩泉山人词》二种。1月20日，在古书店购得保山范廉泉诗钞四卷。这些都是此前云南省内较少收藏者。稀见之外的，去取标准主要在学术价值。据王准统计，“方树梅在省外访求云南文献时，一律以有益学术研究为去取原则。方树梅在南北各地所得之文献多达40余种,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王准《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情怀》，《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关于云南的专门著述之外，含有云南相关文献的著述，也被方树梅纳入采购计划中。例如他之所以购买张九钺《陶园全集》，认为“有《滇游草》可收入《历代滇游诗钞》者甚夥”。此外，方树梅还一边购书，一边即时不断云南人著述，如1935年1月19日，方树梅在上海中国书店获得道光《济南府志》，当即从中抄得李鹤峰《山东提学院题名记》一篇。又如1935年4月30日至5月4日日记记载,方树梅在西安古书店购得清檀萃《滇南诗集》一部、清方玉润《刻石鼓文》一册,在于陕西省通志馆吴敬之处获赠清方玉润《鸿濛室诗钞》一部。这一记载记载充分显示方树梅搜访文献手段之多元。
此外，方树梅此行还积极在各大图书馆和公藏机构抄书，以补本省文献之缺。1935年2月在北平图书馆的十余天里，方树梅手不停披，抄录大量文献。“摘录题跋，备编提要”。
书籍实在搜访不到，买不着，没关系。只要碰到云南先贤的后裔，他必定耐心请求别人抄录。如1935年2月9日，遇到通海人朱崇荫，就询问其祖父朱㨖堂遗著，此后果得《奏请严禁鸦片烟稿》等。因一腔文献热情，方树梅也因此得以窥见他人的藏书楼，观看他人的藏书目。在苏州，方树梅翻阅李根源藏书目录，其中彭启丰（1701-1784）、赵文哲（1725-1773）、王昶（1725-1806）等七人诗文集中多有至云南所作诗，方树梅认为均可以选入《历代滇游诗钞》。
方树梅在结束访书之旅，回到家中，曾写下《南北搜访文献归来一首》，诗云：“南北遨游愿不违，半肩文献尽珠玑。平生第一快心事，多少先贤伴我归。”志得之情，溢于言表。的确，方树梅有足够的理由骄傲。毕竟他一生沉迷于云南文献，诚如王用予赠诗所云：“卅载光阴黄卷里，一生心事彩云边。”方树梅的付出，无愧于这样的“快心”。
四、像司马迁一样游历
方树梅北游搜访文献，不仅是一次公务性质的文献之旅，也是一场扩充个人心志与见闻之旅。1958年，张希庐在抄本日记跋中称，“沿途学人题赠佳什，咸称先生访书同陈农、周览继马迁，非过誉也”。当方树梅沿途与学人讲述自己的搜访计划之后，确乎有许多人称道他此行如司马迁青年时漫游一般。诚如安徽通志馆副馆长余幼泉为方树梅《龙池校书图》所题诗歌一样云：“山川历遍文章老，司马南游公北来。”
此行对于方树梅来说，是增长见闻的旅途。以地理知识而言，方树梅尽管来自彩云之南，却颇有雄豪之气，如经过越南谅山，在参观谅山行宫等地后，他不免感慨“谅山为安南之一省，不敌吾滇一小县地”。
一些名胜也留下方树梅特别的记载。如在广州，他参观六榕寺，在东坡精舍驻足，记载了此时六榕寺东坡遗迹的情况，包括东坡楼，东坡楼壁间有《东坡笠屐像》，楼下有东坡手书“六榕”两大字，并有赵藩（1851-1927）所撰《东坡精舍记》等。在雍和宫，方树梅仔细观摩了玉佛。在紫禁城，方树梅描绘了文渊阁、武英殿等的布置情况。
以其他珍闻而言，方树梅曾在广西见过小老虎，此虎名“玉虎”。这种老虎和云南的狐狸差不多大，“其形似猫，头圆眼大”。在广西龙州路过鸡笼滩，听说“鸡鬼”逸闻，“相传龙州有鸡鬼，从安南传来，属于女性，代传一代，如蛊然。能入人腹中，食人肺脏至死。识者以鸡饲之，否则此鬼即食人，甚厉害。鬼经过此滩，则跳下自亡，若罩于鸡笼中，故名。过滩即无鸡鬼害。”这种奇谈怪论，也是方树梅从前所未曾与闻的。在安徽望江县搜访师范遗著时，获悉师范在曾“选望江人之诗文，曰《雷音集》，都十二卷，梓行于世。其稿本建雷音塔以瘗之。”以书稿为作为筑塔之基，堪称新奇。
这次难能可贵的壮游，在方树梅心目中留下了诸多深刻的印记。火车过山东大汶口，方树梅见“红日将落，其色鲜艳如绘。生平看落日，未有美于此者”。他也见到了长城，参观了云冈石窟。参观云冈石窟时，方树梅又想起故乡云南剑川石宝山的唐代造像，忍不住将二者做一比较。此后方树梅在泰山观日出，在曲阜游孔庙，在洛阳游伊阙，游白马寺，西安访碑林，登华山，登黄鹤楼，复游庐山等等。在安庆，方树梅见到了寿县出土的楚大鼎。日记云“此次出游所见古物，以新郑第一，此为第二。”随着行程的推进，方树梅眼中的大好河山越发令人留恋。在离开西湖，准备返回云南时，方树梅在日记中对城市和经典写下深情告白。如1935年6月29日日记云，“可爱之西湖，使人留恋不忍别。”（153），6月30日日记云，“可爱之杭州，汽笛一声瞬，即回望茫然矣。”（154页）由于这一行，神州的大好河山，在方树梅看来无疑更加可爱。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趟旅途中，方树梅结识了一大批各省文化精英。尽管方树梅与名人的交往颇为短暂，但日记中吉光片羽的记载，仍令人怀想彼时的文人空间。如1935年2月10日,方树梅与高步瀛等饮于北京西长安街新陆春。1935年4月21日,方树梅与张希鲁到河南大学拜访姜亮夫。1935年6月6日，拜会柳诒征，谈一小时。6月10日，在南京与朱希祖畅谈。1935年6月20日，方树梅再次在苏州拜会章太炎，日记云“先生喜谈政治，是日谈中国近事，约时许。”由此可知，晚年章太炎仍喜欢纵谈政治事务。
五、情路：“万里寻亲图”与《龙池校书图》
方树梅的北游是一次搜访文献之旅，不仅绘就一幅云南文献的地图，其本身也蕴涵两幅“人情之图”。其中一张是方树梅心心念制造的《龙池校书图》，另一幅则是他可歌可泣的“万里寻亲图”。
在为搜访文献作准备时，方树梅一早就计划了另外一件大事，即为其《梅林觅句图》和《龙池校书图》征求题跋，其中最重要的是《龙池校书图》。方树梅希望，这幅图能够陪伴他旅行，成为他与中土文人交往的媒介，成为此行值得纪念的又一证明。
出发之前，方树梅请当时云南在外省最具声望的文人袁嘉穀（1872-1937）为《龙池校书图》题词，这位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在图上题诗《臞仙甲戌之冬壮游各省吾滇同人以搜访滇中文献托之谨赠古诗即题其梅林觅句图后》云“是诗是画我能题，题罢送君万里驰”。有了这位云南老名士的背书，此后，方树梅为《龙池校书图》征集题跋就显得轻松多了。
据《北游搜访文献日记》及《臞仙年录》等资料记载可知，在北游搜访文献期间，为《龙池校书图》题词者包括：顺德蔡寒琼、谈月色夫妇，余杭孙树义、高步瀛、保山吴子和、王树枏、浙江方若、王献唐、蒋藩、王卓庭、余幼泉、柳诒徵、王惕山、蹇先榘、金松岑、李根源、戴鹤皋等近20人。近20位文化名人为此图题咏，多出自方树梅主动要求。
事实上，在这趟公务旅行之中，只要一有机会，方树梅便会请求他人为这幅图题词。1935年1月24日，因李继鹤介绍，方树梅初次结识画家徐沄秋，便请徐氏为绘《龙池校书图》。1935年6月21日，徐氏所绘图成，布置点染都令方树梅感到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为《龙池校书图》题词者多时各省通志馆馆长、图书馆馆长及其他文化名人，这表明这次征集题图活动，是一种旧文化的联动，可能也带有一种公务往来的因素。
在另一些情况下，方树梅也深谙人情之道，针对不同人赠送不同书籍，如请方若题跋，因方氏喜金石书画碑版，方树梅即赠以滇碑、滇书数种。方若也回赠《古泉别录》一书。且在4月10日就将题图写好，还额外别写“龙池校书图”立轴，“用笔大方，雅近石涛”。在山东图书馆，方树梅同样先赠书，再请王献唐题《龙池校书图》。王氏所题点出了方树梅的形象，是所谓“文献搜罗苦未能，滇南一老骨崚嶒”。这些题词多为称赞方树梅搜访文献之旅者。正如保山吴子和题诗云，“一事平生深感佩，表扬先集切心铭”。
《龙池校书图》之外，此次搜访文献途中，蔡寒琼、谈月色夫妇所绘《梅林觅句图》，也构成方树梅一生值得称道的题咏事业。曾见《梅林觅句图》的人对这幅图都称赞不已，为此图题词者有陈虚斋、秦璞安、金松岑、周惺庵、赵弢父、王惕山等人。此外，此次搜访文献结束之后，关于《龙池校书图》的题跋并未结束。抗战期间，文化机构内迁，身处昆明的方树梅再次获得亲接内地文人的机会。1939年六月初五日，顾颉刚就为《龙池校书图》题写了四首绝句。
深情的方树梅在这场公务之旅上，不禁捎带了私人事务的《龙池校书图》征咏事宜，也一并承载了家族万里寻亲的重任。因为这份家族的嘱托，方树梅此次搜访文献之旅，不妨又可视作“万里寻亲之旅”。
早在1934年底出发时，方树梅的弟弟方树功已经交代了家人的嘱托。方树功在《甲戌初冬臞仙兄出游南北各省搜访滇贤遗著喜而赋此》四首诗中最后一首云：“犹子离乡久（天民侄流落南北各省已七载），无令罹网罗”，他希望兄长能将离家七年的侄子方天民找回来，不要使他陷入网罗之中。
据《臞仙年录》可知，方天民早年参军，1928年回家后，其父拟赴昆明帮其脱离军籍，却不幸染病而死亡，年仅46岁。由此，寻找侄子方天民成为方氏家族的一份家族责任。正是因为这样的家族嘱托，方树梅此行途中屡屡提及寻找方天民，而这场寻亲活动也构成这段日记的值得关注的又一线索。
日记中屡屡提及方树梅为此事所做的努力，也数度提及自己为此落泪。如1935年1月7日日记云，“午前三时，梦天民侄，似在苏皖，见余大哭，祈带伊回滇。颜色憔悴，面稍浮。余慰以即带伊矣。忽醒，不复再寐”。1935年1月21日，“夜草一书，寄九江，访侄子天民”。这封信并没有成果投递。2月28日日记云：“寄侄天民函打转，云查无此人，不禁老泪横流也”。3月4日，方树梅再度写信给蚌埠的云南同乡余襄臣，请他“力为探访侄子天民行踪，不禁泪堕湿笺。”4月1日，方树梅又“写邮蚌埠与吕厚臣、余襄臣两同乡函，托访侄子天民。”6月7日，在南京的云南同乡设宴款待方树梅，主人吴廷标特意请云南同乡余汝为（襄臣）前来。此前方树梅多次写信与余汝为，甚至还准备孤身到蚌埠去探访侄子行踪。由于余汝的帮忙，方树梅得以不必亲往。然而，在日记中，对于侄子方天民行迹，方树梅不禁感慨道，“此子狂妄，受困自取，家人无不念渠，而渠全不念家人。余为亡弟故，时时老泪横流，访之不获，而心已尽矣”。
尽管方树梅最终没有找到他侄子，但他此番所作所为的确堪称尽心尽力。痴情于文献的方树梅，容或忘我，却始终没有忘记家人。
在整个搜访文献的行程中，方树梅颇以为家庭为念。出发之前，对于此行方树梅也有担忧。他曾与弟弟在老家山上礼佛，希求佛祖庇佑旅途平安。方树梅有诗《将出滇北游搜访文献与纪青弟和衲山礼佛见朱鸟飞鸣林端有作》纪其事，其中一句“山人出山搜文献，一瓣心香活佛祷”，确是写实。
1934年12月14日离家那天，方树梅“嘱内人勿念，嘱儿怀民、儿媳芝馥听母教，并善抚小孙女仪昭”。不久之后，1934年旧历除夕，方树梅时在北平，夜深感慨，作《旧历除夕》诗云“家人守岁松毛坐，念我殷于我念情”。1935年3月3日，方树梅在北平大栅栏为妻子买外羔裘一件。日记云：“余出门时，内人云囊中有余，为购一袍料。到上海、苏州、北平三处，余购书数十种，用数不少。若不为之购此二十余元之物，返家后质问余购书不吝，购物则太悭，将何辞以答。”在买书与为妻子买物之间，方树梅也力求做一些平衡，既不负书，也不负老妻。3月28日日记又云，“念小孙女仪昭，在东安市场购一景泰蓝小饭碗，归家作纪念”。由此不难发现，对方树梅而言，搜访文献之旅就其最本质的内涵而言仍是一场出门远行。出门在外的方树梅，当然不会忘了给家里买一些礼物，更不会忘了家。在许多时候，客途中方树梅忽然就触动乡思，如1936年3月22日，方树梅游西山，见到嵯峨的岩石，葱葱郁郁的松柏，不禁“动余归故乡之心”。
1935年7月11日，方树梅最终结束这场漫长旅途，回到昆明家中。日记云“孙女仪昭，余出门时才五月有零，接抱之，默默望余，若惊若喜。内人云，向不近生客，今抱之，若知为其祖者，其天性有非语言能述。”这段日记把我们从满目文献的世界重新拉回充满常情的世界，再度想起方树梅不过是一个老人，是人之祖父，尽管他是爱滇的“方古董”，但他也是一位渴求天伦之乐的老者。日记中这条若隐若现的亲情线索，使文献学家方树梅变得更为可爱。
六、以文献会友
方树梅此番文献之旅，不仅展示了一次重要云南文献搜访活动，揭示了一群“爱滇人”和他们可歌可泣的行动；也不仅记载了三十年代的美丽中国和文化中国，更从根本上重新揭示了文献之于旧时代文人的重要意义。文献不是冰冷的书籍、字画、拓本等物品，而是浸润人情温度的别样之物。重新审视文献之方树梅此行的重要意义，不能不特别看待旅途中那些基于文献缔结的友谊。
首先，书籍在这些文献爱好者手中，是媒介，也是礼物。方树梅1935年1月18日在上海拜会浙江人孙树礼，即“赠送普茶一盒，滇书数种”。云南的书，云南的普洱茶，一旦被用作见面礼上，在价值上并无两致。而孙树礼也回赠其兄孙树义的《文庙续通考》。由于这样愉快的礼尚往来，方树梅自然邀请孙树礼为其《龙池校书图》题词。1935年2月1日，方树梅抵达北平，因袁嘉穀的介绍函，方树梅拜访高步瀛，高即赠以《文选义疏》《唐宋诗举要》各数册。而在北平国立图书馆，方树梅也捐赠了《梦亭遗集》《茶花小志》《钱氏族谱》三种。文献，由此成为老派文人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
其次，所有热爱文献者都自觉承担了传递文献的任务。在南宁，友人黄云生交方树梅《起风黄氏家乘》，托其交给李根源，以换取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方树梅欣然答应，最终完成嘱托。
再次，“文献之网”中的人自觉将文献事业视作一代代人的接力。于是，在不断的文献往还中，他们往往寄托了文献事业薪火相传的期待。例如浙江人孙树义为《龙池校书图》题诗第二首云：“我昔西湖典阁书，琳琅四库慎分储。”就是以身作则，激励方树梅。孙树义年轻时曾经看守过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因此做出巨大贡献，此时孙已年迈，但见到方树梅勤于搜访文献，喜不自胜，故而殷切将自己从前的故事讲述出来。把这一与书有关的故事传递下去，无疑有助于下一代人坚定热爱文献的信念。
最后，痴情文献者最终“得道多助”，完成初拟的文献理想。方树梅出滇搜访文献在当时人看来，十分感人，这一经历也逐步成为他社交的社会资本。当他1935年1月22日拜访章太炎时，章太炎也对方树梅一路以来的经历颇感兴趣，在方树梅讲述北游搜访文献的任务之后，章太炎予以嘉奖。1936年6月5日，在南京，方树梅拜访柳诒征，二人谈云南掌故也近一小时。
在一种共同的“文献精神”的感召下，在访书过程中，方树梅得到了许多支援。在苏州，云南同乡李根源在席上介绍苏州人王佩诤（1888-1969），并请王氏“为开一关于滇省文献书目，可按图索骥”。其他同道也为方树梅提供方便，1935年1月23日拜会章太炎，章太炎即与之谈南明永历朝在云南的情况。方氏谈及“梳妆台乃永历帝陵，李定国攻破缅甸”等事，得章太炎认可。又如1935年1月28日，方树梅拜访金松岑，金松岑为其排定云南省志人物传的次第。
总而言之，从方树梅北游搜访文献活动可见，彼时的中国，旧式的风雅依然存在，人们能够“以文献会友”。文献，也成为神州大地文人联动的纽带。
试以方树梅此行初期在广州与蔡守、谈月色夫妇的文献交往为例，可略作说明。
方树梅与广州的蔡守、谈月色夫妇早有书信往来，然而此前并未谋面。文献爱好者往往从前尚未谋面，一见面则往往有相见恨晚之感。1934年12月31日，方树梅抵达广州东华西路旧文明里艺彀社，拜访蔡哲夫，“一见欢若平生，其夫人月色女史，相与为礼。数年来以文字相往还，而尚未谋面，今得一室之晤言，欣慰无似”。这次见面两人足足聊了三个小时，尚且意犹未尽，蔡氏夫妇并且留方树梅吃饭。谈月色亲自下厨，烹制了韶关蘑菇、蠔等广东特产，令方树梅大饱口福，以为蔡氏夫妇对待他并非“泛泛者比”。此后数天，两人多所往还。1935年1月2日，蔡哲夫陪同方树梅游览六榕寺，参观陈大年（18882-1969）藏玉展览会，并请友人帮忙，为方树梅游南华寺做介绍。方树梅从韶关南华寺返回后，蔡哲夫又陪他游古书店。临别时，蔡哲夫集白居易、龚自珍联云“专管图书无忌地，狂胪文献耗中年”，谈月色为刻印三方相赠，分别为，“梅居士”“盘龙山人”“晋宁方树梅万里搜访云南文献所得之印记”。
在这次短暂的相会中，蔡氏夫妇还为方树梅的《龙池校书图》题写联句诗。诗中鲜明道出他们共同的志趣——“收拾残丛气味同”。
这场发生南中国的一次小小的文献联动表明，基于共同的文献热忱，文人们可以结下深厚的友谊。这种将文献与友情，与坦率的人生姿态相结合的文献故事，与今天许多纯粹技术流的“文献学”研习活动有着很大的差异。方树梅此行许多因文献而结缘的交往故事，使人想起程千帆先生对晚年对弟子的所言。1996年2月3日，有学生以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所载旧事文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为问，程先生不无感慨道：“到南京快二十年了，有关系密切或疏远的同事，但没有朋友。家庭之间都很少来往。这种社会风气，不是一个开放向上的社会所有。”由这句话延伸开来，不妨放言：抛开人情，研习纯粹的文献学恐怕永远也抵达不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奥区。
七、北游搜访文献的价值
随着近世交通的便捷，访书成为近代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所催生的文字作品多冠以“访书记”之名。孙楷第、王重民、谢国桢、王欣夫等人重要的访书活动都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访书活动繁荣的背景是各地文献事业此前都遭遇重要挫折。河南人蒋恢吾（1871-1944）为方树梅《龙池校书图》题诗中云，“中原文献今零落，虚负南云万里槎”。道出彼时天南海北文献事业均抑而不振的窘境。方树梅《北游搜访文献日记》应当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
如果将文献搜访活动活动视作文人重建联系的一种方式，那么，访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具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意义。尤其这群访书的文人普遍以“国故”文献为目标，并在实际访书过程中践行过去的文化方式。这些访书者所寻访的是今天被定义为古籍或是文物的遗产，通过这些往昔的文献，他们得以在当代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由于寻访文献过程中，他们所采取的依然是旧文人处理文献的方式，因而，从各方面而言，这些活动与当时的其他文人群体性活动形成较大差异。
在普遍以政治信念为群体区隔的三十年代，“主义之争”和对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的不同看法成为人际交往重要的界标。此时，这些好古之徒以传统文献为号召，与热闹的现实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而，与火热的青年交往不同，三十年代因文献搜访而结缘并加深友谊的文人普遍更为年长，或者在精神上更为守旧。只不过这种“旧”，与此前二十年守护清朝之“旧”的遗老们有所差异。上一个时代们守旧的遗老们此期已经或正在奔赴东北的“行在”，自觉疏离并且自绝于文化舞台的中心。当然，一部分对前朝心态已感淡然的遗老们，也成为文献寻访活动的某一节点，成为传统文献网络中的一环。遗老们在精神上与搜访文献者相遇处，也许正在于故纸情长。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方树梅1935年2月15日游颐和园，特地“赴鱼藻轩，观王静安先生投水处，太息久之”。在轻松愉悦的游园中，方树梅忽然专程到王国维投水处拜谒，若非情感相召，同声相应，方树梅恐不至于做这样的安排。
不愿过于急切投入政治潮流与激烈现实对抗中的人，在一种故国情怀和故纸情愫的推动下，成功发现了旧文献的价值，这些涵盖书籍、绘画等内容的文献既可以部分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能让他们在一个日渐感到孤独的时代，重新寻找到有着相同兴趣的同道。甚至，借助于大一统所塑造的悠久文化传统，他们还能畅行无阻地走出“地方”，走出“区域”，在更为广阔的地方，譬如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重新获得舞台，获得言说空间，获得珍贵的友谊，从而修复对他们而言日渐感到支离破碎的全国性的文化网络。
藉由这些搜访文献活动，他们也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同时，一种油然而兴的地方情结，在感召许多地方人士，团结地域力量上，也起了积极作用。基于传统文献重新塑造的地方意识，在有意无意间也暗合了这一时期各地军阀或其他地方政权的需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三十年代各省市修建方志、搜罗本省市文献如此热闹。尽管三十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建设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也是这种文献活动活跃的重要基础，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地方军阀和割据势力支持局地文献活动背后的政治动因。广西、云南等边陲省份在这一时期开展了许多规模较大的文献修纂和搜访活动，与这些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性应当存在一定关联。不必讳言，传统文献尽管位于政治舞台和现实环境的边缘，但它的历史分量和象征意义，仍然决定了它在特殊时期并非仅仅是故纸堆那么简单。诸种因素互相作用，使得地域意识不断发酵，最终在三十年代酝酿出一些文化风波。譬如，1934年易君左出版《闲话扬州》，由于涉嫌所谓的“地域歧视”，最终引起官司，结果导致此书被毁版。1937年，风头正健的批评家李长之原本由老师冯友兰向熊庆来推荐，拟到云南大学任教，结果因所写的《昆明杂记》谈及对昆明的不良印象，被云南地方人士群起攻之，最终被“驱逐出境”，辗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三十年代发生在江南核心区域和边陲城市昆明的文坛风波，其来有自，根源就在于各方势力围绕地域情结和地方文化大做文章，最终导致一种较为狭隘的地方中心主义潮流泛滥。
热衷于搜罗并编纂旧文献的文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要么是掉队者，要么是脱伍者，要么是失意人，总之，他们是有些跟不上时代文化运动的高歌猛进。旧文献的搜访活动，赋予了他们新的势能，也让他们部分恢复了旧日的光彩，并重新拾掇其旧日的理想。以这些文献活动为号召，他们重新与省内外各色人士建立联系，逐步摆脱边缘化的窘境。来自官方的定向赞助，使得这些活动有了基本的资金保证。来自同乡和其他渠道的赞助，则让他们更好地凝聚地区性的力量。当他们带着某种使命和寄托走出熟悉的圈子，奔向更为广阔的地方寻找文献时，他们个人增长了阅历，扩大了交游。在丰富旧文献的同时，这些文献痴迷者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例如，方树梅在编纂《方氏族谱》时，就将搜访文献及各地名人为其《龙池校书图》所题诗文收入其中，将其视作家族荣耀的一部分。访书之旅从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转化为可歌可泣的文化资本。
旧文献在三十年代终于成为特殊的“玩意儿”，成为一群失意者重新联结起来的信物。借助于旧文献，一群与在大时代中深感迷茫的人找到了同明相照的伙伴。这群“与古为徒”的人彼此取暖，互相慰藉，写下了新时代里的旧文化之歌。方树梅的北游搜访文献之旅，正是这许多文化之歌里的一曲。以旧文献为号召，三十年代的好古之徒以接连不断的文献活动，向人们展示了一群边缘人在较为边缘的领域，如何活得心安理得，如何活得自由自在。他们以可歌可泣的行动，诠释了“考文献而爱旧邦”的生命力，诠释了文献的确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如《北游搜访文献日记》等一系列访书日记的大量涌现表明：旧邦已逝，故土日非，却只要心存一些的文献信念，则无论时事消息如何难看，满眼山河将重又显露生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首发。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