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应该已有十多年时间，我缺失了一种读书的态度，那种一拿起书本，便不知时间逝去，不觉饥寒冷暖，不明身在何处的极度专注和沉浸其中的体验。那是少年时代的天赋，是涉世未深之际对自己的一种保护。而当跨过了某个界壁，置身于纷纷扰扰、羁绊如丝线缠绕的社会之中，便如同套上了一件沉重的心衣，如同毁去了一个阶段的心境。无奈且无可追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那一种体验结束，我就已经是一个失败的读者了。

我怀念那个书籍匮乏，却用灵魂阅读的年代。没有几本书却读得如痴如醉，仿佛每一次重读都是打开了一本新书，依然读得那么热情那么津津有味，那种感觉真好啊！可惜再也找不回来了。书越来越多，阅读越来越糟。这正好印证了一句真言：少即是多，多即是少。

那么，写作呢？写作的历程也和读书一样吗？我想我是应该庆幸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在写作上并没有遇到像读书那样的挫折。我像十多年前读书时那样，一旦坐下来开始写，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外部环境，我不受它们的影响，只要我愿意——我是说，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创作。不会有不相干的东西能闯入到我创作的空间中来。时间的异变就是证明。我刚刚坐下来，只写了几百字，其间没有消磨时间，没有痴等枯坐，那一个上午的几个小时是怎么消失的？是被我那几百字吞噬了吗？是时间在创作中变得脆弱而被文字毁灭了吗？

《午夜的黎明》和《哲学教授》这两篇小说，是去年写的。一个上半年，一个下半年。虽然字数都不多，写的时间却不短。一篇七千来字的短篇小说，按理说只需三两天就可以完成，某些速度快的作家可能只需要一天，但我却写了半个月。每天只能写五百字。我以为我写了很多，因为我似乎表达了很多。我专注、狂热地伏在电脑上，“噼噼啪啪”敲击了一整个上午，结果一看，就写了那么一点，仿佛我写了一个字的正面，也写了它的背面；仿佛我同样写了这些字的影子。但我很高兴，我愿意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哪怕每次写三百字，写一百字。

追溯这两篇小说的起源，是记忆，是突然出现的记忆片段的嵌入。

在《午夜的黎明》中，我和父亲牵着马，赶着马去水房饮水，在古井不波的矮小而牢固的水房屋檐下抽烟……这段记忆早已被我忘记，但是有一天，莫名其妙的，它突然破封而出，掀起波涛。那一段二十多年前的记忆，忽忽闪闪，连缀出现。它的忽然出现有别于其他，我感受到的是久别重逢后的亲近，自然而欢喜的感动。我应该为我们的重逢做些什么，于是一篇将一段记忆“发扬光大”的小说便氤氲而生。《哲学教授》也是如此，来源于记忆。再准确一点，是来源于记忆中的记忆吧。很多年前我在草原上听一些老人讲他们记忆中的故事，我心不在焉地听了进去，没承想在二三十年后发酵成型。

我想作家最不缺失的，就是距离。作家就是喜欢写那些过去很久的、模糊的、飘忽不定的、难以琢磨的历史。作家害怕近距离的伤害，近距离的影响。害怕没有距离时产生的阴影。

在两篇小说中，我都写了父亲、写了生日、写了马，还写了风格中最活跃的一些东西。这样写不是为了对比，那没有意义。必须提出来的是，我没有在暗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