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怀昭、杨淑芬、宫铭杉、陈婉婷、刘可等5人正在讨论中

王怀昭（主持人）：近年来，葛亮的小说，诸如《朱雀》《北鸢》《瓦猫》等备受瞩目。《飞发》更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今天我们讨论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燕食记》。葛亮善于以一箪食一瓢饮的日常生活光景传递镌刻着文化基因的历史乡愁，让平凡人与英雄人物在同一时空中相遇相交、继而碰撞出精神火花。这种在怀旧的近距离凝视中呈现地方志的写作手法，于纪实与虚构之间来回穿梭以亲近生活肌理、触碰文化内质的艺术表达，不仅是《燕食记》的特点，也成为葛亮小说独特的风景。

杨淑芬：以食物抵达怀旧的凝视

葛亮小说中的食物有着极为重要的叙事功能。历史浩汤奔流、静默无言，但平常生活中的食物却通常以活色生香的样貌出现。小说以食物为主线书写历史时间中小人物个体的精神成长，以器物为辅线探求生命、精神、理想的可能，在过去与当下的交缠中、食物与器物的呼应里，一股浓烈且克制的历史乡愁弥漫开来。

饮食生活和厨艺发展与小说人物的自我发现、自我价值实现息息相关。青年时期的荣贻生和陈五举都在厨艺精进的过程中发现自我，明确人生价值；也在学厨的同时收获代际传承下来的人生道理和价值经验，从而得以建构自我的主体精神。对于小说中的女性厨师如戴凤行而言，饮食和爱情形成某种同构关系，正是在这种爱情和饮食的结盟中，个体得以实现双重价值。

器物，暗含了个体关于生命精神理想的追寻。在荣贻生和秀明相敬如宾的婚姻生活里，一直存在着第三个人——司徒云重。司徒云重是荣贻生年少的爱情理想，二人的重逢得益于同钦楼新入的骨碟，正是那朵极具特色的青色流云指引着荣贻生追寻到等候多年的司徒云重。与司徒云重的重逢不仅弥补了荣贻生的情感缺憾，而且协助荣贻生完成童年到中年的自我追溯。器物，也承载了个人生命中经历的美好人情、美好记忆。比如荣贻生对“那扇乌黑的铁木大门”的情感，其实是对自己与七少爷真挚情谊的追认。陈五举的一把白案刀，不仅是同钦楼大按厨艺精湛的象征，而且是陈五举和戴凤行情定半生的物证，更是一刀天人两隔的命运节点。一把白案刀带来的幸福与悲苦，最终都转化成陈五举对人生和命运的重新理解与感悟。总之，《燕食记》正是在“情”与“物”的辩证关系中，勾勒了众多人物的精神成长过程。

宫铭杉：以复线历史时间观书写地方文化

小说在讲述七少爷和阿响随“捷声”剧团于乡下暂时休整的同时，还描写了一种生长在珠三角农田地底的小虫。它们名为禾虫，靠禾根为生，“一年两造，雷打不动，随潮汐而来……无关实势和丰歉，按自己的生命节奏繁衍生息……”不论沧桑世事如何变化，人们总还如一年两至的禾虫一般，恪守着一日三餐，在生命本身的节奏中，演绎着人们对时间刻度的理解。所以，尽管《燕食记》涵盖了百年岭南历史的宏阔社会变迁，却依然能有温度地将民国想象的世态人情落在实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葛亮在“宏大”的历史观之外，还启用了另一条时间的复线——藏在一日三餐和节气时令的饮食里的民间时间刻度。也正是在作为复线的民间历史时间观中，我们看到了某种坚韧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化特质。

葛亮也赋予了饮食独特的民生空间。随着叙事的推进，小说用般若庵次第举办的素宴，太史第的丝竹饮宴，得月阁外有红点内藏纸条的月饼等情节，使原本只关乎饮食的空间以其自身的方式参与到民国历史的发展之中。但茶楼厨房又是凝固安稳如“世外桃源”的所在。大按小按、慢炒莲蓉的手艺传承，与战火不断、政权更迭的民国保持着距离。于是，通过饮食空间的展开，呈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民国，不仅是史料掌故为基础还原的历史现场，还是蒸腾着烟火气的世俗民生，包含着恒常性的世俗生活追求与日常生活欲念。

在人物关系的塑造上，《燕食记》同样选择了更有民间味道的方式。比如五举山伯是个孤儿，先在多男被赵阿爷照顾，后被荣贻生收在门下，离开师门后与妻子一起支撑本帮菜菜馆，并在妻子离世后仍然坚持留在从情感关系上与他毫无瓜葛的家庭里。在这些人物身世与命运描摹中，人与人之间牢固的情感连接来自人物主体对他人无条件的信任、对多年前承诺的坚持，不依靠父—子、母—子等亲缘关系天然具备的契约性质，而是以师—徒、主—仆、恩人关系等民间情义、道义、侠义的载体，完成对人物精神内核和情感逻辑的塑造。这也是《燕食记》讲述的故事频频让人感动的本质所在，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品质和道德情怀理想状态的展现和书写。

陈婉婷：“饮食文化”和“匠传精神”的交汇

从长篇小说《北鸢》开始，葛亮就已经开启“由饮食而历史”的书写路径。他在创作谈中，阐释了小说中饮食文化具有的高度浓缩象征义，即饮食文化构成某种微言大义的表达方式，隐喻着中国的文化伦理、历史变迁乃至人情世故。在《燕食记》后记中，葛亮更是直接坦白了创作主旨的延续——思考传统文化“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从“非遗”主题系列来看，匠人精神也是其历史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匠传”的情节结构上同样寄托了微言大义的写法。例如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打好莲蓉，最重要的是一个‘熬’字”，“熬”字不仅是对技艺本身的描述，语词内在的时间纵深感，内蕴着一系列有关“传统”的想象：如匠人心性的磨炼，技艺的积累，乃至职业生命的漫长，民间行业内的世代相传等，由此形成文化内涵的延伸。葛亮对“匠传”的思考也并非单向度，《燕食记》所叙的庖厨之承，始终没有离开“揾食”的经济底色，被文人升濯为文化的饮食又再次被放还民间。

葛亮追求历史的“活气”。在作者层面上，葛亮极度追求历史的细节真实，除了常见的文献考证，田野调查和与历史人物原型深入交流也是其创作准备的重要环节。这不仅为其小说赋予可供把玩的“雅趣”和“掌故感”，还使得大量地方志、民俗学知识和材料穿插于文本。而所谓历史感除了指作家的历史观念，同样体现于作家的文体表达。《燕食记》在情节性叙述之外，还有诗词引首、博客文章、掌故旧事、报刊广告、夜总会消费价目表等等，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分，形成文体的杂糅。现实创作层面的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更是直接通过叙事人阿毛进入小说叙事层面。阿毛这个叙事者又多次出现在《七声》《瓦猫》《飞发》等中短篇小说中，使这一系列作品间形成某种互文性关联。长篇小说《朱雀》《北鸢》是一种创作主体对历史参与的探索与深入，《燕食记》“亦借由叙事人——研究饮食文化的大学教授信马由缰的田野考察行程，自由穿梭于现实与近代历史的双重空间，实现了对岭南文化的整体回顾与反思。”这种叙事设计在文体杂糅和虚实杂糅之外，更显示了葛亮异于其他作家的历史感：小说里的“我”通过向历史主体们追究盘问那些情感的真相和细节，亲身参与到与历史的互动中来。相较于很多作家在历史叙事中常设置的“巧合死亡”情节，以表达历史的某种不及物，显然在葛亮那里，历史是可以抵达的。

王怀昭：将山水画和西洋油画的笔法相交融

读《燕食记》，只觉作者将民国的刀光剑影隐于幕布之后，将平凡人物的生活更多地推至台前，呈现平凡人物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面对变故、动荡甚至大变局时的真实反应。葛亮非常注重大历史与小人物生活的连接点，时代变迁和更新过程中“匠心”与“人心”的沉潜与坚持。

就《燕食记》而言，葛亮下笔，用的是类山水画笔法。他以粤式糕点的历史串联百年中国的更迭。其间，有传奇人物，也不乏寻常百姓。有粤港名点，也有平常吃食。这糕点的传承，历经叶凤池的师傅、叶凤池、荣贻生、五举，将断未断。有争夺、也有成全；有嫉恨、也有释然。自是一番柳暗花明、人事沧桑；葛亮浓墨重彩地书写，下的是西洋油画笔法的力道。赋予这糕点以滋味、由这糕点牵连出的，既有达官显赫的衰败，也有英雄人物的登台、下场，草蛇灰线、或隐或现，葛亮疏散随意地点染，用的是中国山水笔法的意境。将糕点做法摆至人前，取名《燕食记》，为的是留下历史浩汤与日常平淡交融处的那份坚实。将达官显赫、传奇人物的逸事放在身后，更在末尾两章点出“秋风有信”“尾声无边”，自是有一份人事变迁、时代更迭的厚重与苍茫。葛亮是融合得好的，写出了生活的“常”与“变”，少了苍凉之意，多了水静风停的内敛与练达。

小说除写作笔法交融外，还有一层，是饮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的融合。这往往出现在时代动荡之时。莲蓉月饼传至叶凤池，经他隐世于安铺，已有失传的危险。需得借“南天居”的袁师傅打掩护，“得月阁”韩世江点拨，方能成就荣贻生。这是历史时间中饮食文化的内在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在陈五举，为与戴凤行成婚，甘愿放弃十年习得的白案功夫，重新归零，学做上海本帮菜，是偶然，也是命定。而粤港糕点与上海菜肴的精髓借由造化机缘，汇于他一身，是共时性饮食文化的碰撞，也是地域间文化精神的交融。两代师徒，一做经，一做纬，经纬交错，搅起饮食界的时代风云，其生命的本真，都在于年少的那份木讷、单纯。

刘可：古典小说传统的新变

作者巧妙地吸收与转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燕食记》中，作者对话本和传奇中“说书人”这一角色的利用，去其形而取其神。既存在着作为记叙故事与担当线索人物的“我”，“我”又懂得适时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声口，从而形成了对传统结构的超越。其次是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话本中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技巧，而在《燕食记》中，作者以时空的变换，分头讲述书中主要人物阿举（“五举山伯”）与阿响（“荣师傅”）的故事，在其中又串联其他角色，通过对多个时空的剪裁接合，展现了各色人物在变迁的历史与地理空间中起伏的一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少年阿举与少年阿响互为镜像，在文本叙事结构上二人的人生经历互为对照；在象征意义上，阿举代表着传承、坚守，也复现师傅阿响的精神历程。

这种带有古典气息的写作形式其实与作者小说创作观念相吻合，他为自己的故事选择了最恰切的讲述方式。作者写出了民间社会中人情的温暖与底层的尊严，主要人物身上的侠义气质，让我们感受到某种传统精神的召唤。比如阿响在时代与个人命运的风雨中成长，但历史的捶打和敲击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及其作为手艺人对技艺的坚持。总体而言，书中主要角色都是有情有义之人。作者描画出了民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彼此信任的感情，这其中透露出作者所肯定、所推崇的理想价值观与社会伦理。这些“变中有常”的故事，在当今一切都快速消逝与变迁的背景下，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抚慰我们的现代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