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司马迁之问
来源:光明日报 | 王兆贵  2022年12月20日08:20
关键词:司马迁

在《史记》列传的首篇,司马迁写下了孤竹国两位皇子伯夷和叔齐的故事。

武王伐纣胜利后,天下归周,伯夷、叔齐却不认同,坚持不吃周朝粮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写到这里,司马迁发问说,由此看来,伯夷、叔齐到底是有怨愤呢还是没怨愤?人说,天道无私,总是向善。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算善呢还是不善?他们如此洁身自好,却终致饿死。再说孔子在七十弟子中间,唯独称许颜渊是好学生。颜渊却一贫如洗,连糟糠都吃不饱,以致过早离世。认为天道向善者,这又做何解释?盗跖聚党徒数千人横行无忌,穷凶极恶,滥杀无辜,竟高龄而终,这又符合哪条道呢?这都是些重大而昭彰的例子。若说近世,那些操行不轨、作奸犯科者,却终身享乐,富足累世不绝。有人择地而居,择时而言,非大路不走,非公正不彰,却要遭灾罹祸,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我深感困惑,倘若说这就是所谓的天道,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

司马迁虽然将伯夷、叔齐冠于七十列传之首,但其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不是秉笔直书列传人物的事迹,而是夹叙夹议,且从开篇到结语,议论多于纪实,事迹几笔带过,感慨与疑问厚重,多半是引用孔子的言论说事。司马迁尽管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但在《伯夷列传》中,则对天道究竟该作何解,一再质疑发问,反复启迪思考,给人的感觉正如鲁迅所云:“从来如此,便对么?”《西京杂记》给出的答案是:“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也。”也许这就是司马迁之问的解,只是他没有明说而已。

司马迁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使命,不论是在体例上还是措辞上,以及谋篇上,都秉持着自己知人论世的准则,透溢着他发自良知的感慨与见解,不过因历史局限性所致,只能借他人杯中之酒水,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细读《报任安书》,就不难理解司马迁的一片苦衷了。他因为李陵仗义执言而获罪受刑,忍受了常人难耐的耻辱。大义凛然地喊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感同身受地悟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从而秉承父亲之遗愿,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人类早期认知中,天是有形的,通过月落日出、星移斗转、四季轮回、寒暑交替、风起云涌、雷电交加、雨雪肆虐等天象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天又是无形的,无边无际,虚幻缥缈,且不可捉摸,不可掌控,不可违逆,上升到理性层面,诸如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等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及古代先知们的笔下,“天人合一”之说当属于朴素的哲学命题,他们对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表述,神秘而又多解,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那些用常理无法解释的人和事,往往会归结为天意,“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到头终有报”也就逐渐演进为教化理念,发挥着劝人向善和平衡心态的双重效应。

司马迁既要“究天人之际”,对天人感应之说自然不能回避。事实上,他在《史记》中有多处发出与天道相关的感喟,却又前后矛盾,时而叹服天意,时而疑窦丛生。司马迁尽管倾向于儒学,但又非全盘照搬,总体上还是怀疑天道的。正如荀子所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钱钟书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做过辨析。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前后矛盾,乃情感使然。在著《史记》过程中,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在理性上,他是不信天道的,但当“触事感怀,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之常情恒态耳”。

纵览《史记》全书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既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力求“成一家之言”,又怀有鲜明的家国情,爱憎分明,情感丰沛。其天道观并非二元的,而是统一的,发乎情,合于理,理性高于感性,质疑优于盲从。由是观之,无仁义之心则无以服人,无情理之念则无以传世。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他理性的一面,意在警世;而在其他诸篇中,时而感叹“岂可谓非天乎”“盖若天所助焉”,是他感性的一面,意在抒怀。钱先生从“析理”与“慰情”两个视角看待司马迁的天道观,入情入理,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