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说了不算”
宋代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录了一件事，说王安石将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的作品编为《四家诗集》，却故意把欧阳修的名字排在李白之前。世人不解个中缘由，王安石解释道：“（李）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汙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先说李白明快而不粗率，后又贬低李白见地卑下，以此来烘托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高大上”，这手法不太高明。以“醉翁”自诩的欧阳修没有写过酒吗？且看他的《题滁州醉翁亭》：“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所以屡携酒，远步就潺湲。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妥妥的自我写照——四十岁的我未及老年，《醉翁亭记》只是我偶题的一篇。醉里能忘掉千事万物，又岂会记起个人的岁年。喜爱醉翁亭下的流水，激荡奔流在群山之间。声音好似从空而落，飞泻在亭檐前。汇入岩下的溪流，为清幽的泉水增添细流涓涓。水声低微不扰人语，其清澈胜过管弦。谁不爱丝竹优美，丝竹声声却又不胜其烦。所以我带着美酒，漫步在清溪亭边。野鸟偷看我醉后容颜，溪云留我一同睡眠。山花对我绽开笑脸，只可惜它不能言。幸有清风徐来，唤我醒来共陶然——果然是“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对照《醉翁亭记》读此作，令人拍案叫绝。粗略点检，欧阳修的诗词集里提到酒的地方不少于二百五十处，他认定自己是“醉翁生计今如此，一笑何时共一觞”，难道王安石不知道吗？竟然还“揣着明白装糊涂”……
欧阳修有一阕词写的是“眼细眉长。宫样梳妆。靸鞋儿走向花下立著。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早是肌肤轻渺，抱著了、暖仍香。姿姿媚媚端正好，怎教人别后，从头仔细，断得思量”。这种描写妇人的腔调，估计“汙下”的李白来不了。《李太白全集》中有写给妻子的《寄内》、有写贵妃的《清平调》、有写宫女的《行乐词》、有写底层人民的《湖边采莲妇》《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话里话外无不透露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再来看看王安石的诗，从“妇女喜秋凉，踏车多笑语”“征人倚笛怨，思妇向砧愁”等来判断，王安石也并非远离“妇人与酒”的圣人。从他笔下流出的“莫负酒如泉”“留连一杯酒”“直须倾倒樽中酒”等随处可见，有多少不好说，上百句是肯定有的；诸如“花下一壶酒”“郁金香是兰陵酒”这样的诗句，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李白，这就有意思了——难不成“拗相公”的标准是“老王”喝得、抄得，“老李”却说不得吗？
回到问题的源头，对比一下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四家今存的诗集，会发现韩愈的诗数量最少，关于酒的诗句也最少，当然这不能证明他不喜欢酒；杜甫的诗数量最多，与酒有关的不足二百句；李白的诗在一千首左右，以酒为题的作品比杜甫稍多；论及写酒的“词语”，“诗圣”和“诗仙”都远远达不到“醉翁”的数量，细节似乎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毫无疑问，王安石所言存在偏颇。
关于王安石断言李白“汙下”这件事，宋代陈善的《扪虱新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费衮的《梁溪漫志》中都有过转载，转载或许意味着一种默认。只有陆游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揣测：“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从来笔墨官司很难断清言明，所幸前贤的大作尚在，至于“汙下”不“汙下”，王安石“说了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