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黎巴嫩裔旅法作家胡黛·巴莱卡特（Hoda Barakat, 1952—）堪称当代阿拉伯流散作家翘楚，2019 年凭借书信体小说《夜信》（The Night Mail, 2018）①斩获当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The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桂冠，成为阿拉伯当代文学史上第二位荣膺该奖项的阿拉伯女性作家。小说甫一问世即刻引起国内外评论界关注，英译本也于次年发行。小说以五封缺头少尾的神秘信件为基本叙事要素，勾勒出濒于社会边缘的当代阿拉伯流散者的生活原貌，通过将不同人物的流散经历与边缘体验巧妙串联的方式凸示巴莱卡特对战争、性别、宗教、流散等题旨的凝思。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挖掘小说主题内涵方面，相关论述涉及流散者身份危机、精神创伤与文化立场等。有论者以空间美学为视角，论述作品中错落的时空维度与人物矛盾心理之间的关联（Deeb 23）；也有论者聚焦小说中边缘人物的奇诡经历，用人文主义之光观照当代阿拉伯流散者难以跨越的心理深隙与情感症候（Abdel Hamid 78）。国内学者也注意到巴莱卡特在其创作中致力于书写方式的创新与突破，并指出“该小说以立体叙事的方式将多维的时空和碎片化的主题巧妙地揉和在异乡孤独的旋涡中”（吴昊239）。笔者认为，该作品之所以能从众多入选佳作中脱颖而出，除了强烈的现实关切与历史暗指之外，还源于作者精巧构思的叙事策略和极具实验色彩的构型方式。整部小说如同作者潜心营筑的文本迷宫，而读者的阅读过程仿佛置身其无序、重复、多歧的迷宫形态内不停游走与兜绕。而与此同时，作者又颇具策略地通过一些似有似无、似像非像的参照物引领读者通向迷宫出口，以期实现小说外部结构与内在主题的相互指涉。本文试图仿照迷宫的建筑特性分析《夜信》的叙事结构，考察作者如何运用文本迷宫形态反照当代阿拉伯民族迷宫般的生存境遇。

01文本迷宫的建构：“叙事要素的空白”与“记忆的不可靠性”

自古以来，书信一直被视作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传递信息与情感的文本形式，而以书信为载体的文学创作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时期。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成的书信体小说是将书信作为基本叙事要素，编排故事情节、建构叙事模式、描绘人物形象，因此它的独异之处在于兼具书信与小说二者的共性特征。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小说《帕米拉》（Pamela, 1740）开创了书信体小说先河，借书信体的外部框架和“写至即刻”（Writing to the Moment）的新奇笔法呈露女主人公帕米拉·安德鲁斯（Pamela Andrews）独特的心理世界和情感体验。通常来说，写信者和收信者在书信体小说中常由叙述者和受述者扮演，其间常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和视角叙述故事，以此增加文本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读性。然而《夜信》却与传统书信体小说相背离，它以叙事要素的空白和记忆的不可靠性构建出挟有多变、含混、无序、碎片等属性的文本迷宫。小说以五封分别写给女性恋人、男性情人、母亲、兄弟和父亲的信件开篇。这些稀松平常的书信既缺少写信者姓名，也未见收信人信息，更为怪谲的是邮寄地址或邮政编码等关键要素也未在文内显露。例如，第二封信皆以省略号起笔和收尾，营造出一种唐突慌乱却又言之不尽的阅读体验：“……一阵困意袭来，〔……〕”②（31）；“〔……〕人不应该像盐溶于水般凭空消失。若我再次遇到他时，我将……”（48）

这种叙事要素的空白和信件必要信息的阙如给读者的阅读体验造成了一定挑战。从交流过程来看，小说中的每封信皆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向收信人（受述者）单向叙述的方式完成整个叙事过程，并以多变的语言形态、无序的叙事时间和碎片化的故事情节搭建起彼此独立的叙事空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能将作者对写信人时疏时密的心理刻画以及与收信人间含混模糊的人物关系视作唯一媒介，以此建立关于叙述者与受述者身份信息的主观认知。第一封信中，叙述者通过闪回的方式向许久未谋面的女友坦露自己近况，读者仅能透过“我”的独白和“我”对“你”的单向交流片面地捕获情节碎片：“或许我该考虑去往其他阿拉伯国家生活，黎巴嫩或阿曼？接着我开始思考，如果没有居住证该如何在这里生存。非法移民在这里无法找到工作，绝无可能〔……〕”（27）；“你说的对，我能带给你什么样的生活？我现在身无分文，濒于落魄的境地〔……〕”（25）透过这些信息碎片，读者或能连缀起对叙述者身份信息及其人物关系的想象性感知。由此观之，作者在小说中赋予了叙述者（写信者）自我言说和同不在场的“你”（收信者）对话的功能，让叙事节奏在一种漫漶隐晦的话语风格中缓缓推进，而读者只能在叙述者欲言又止、时言时止的叙事进程中捕获文本之外的涵义。

时断时续的叙事节奏和碎片化的信息拼贴使文本结构艰涩繁杂，甚至可能导致意义链条的断裂，但这正暗合了巴莱卡特的叙事策略与创作意图。即是说，读者需要在她刻意建构的文本迷宫中迂回折返，凭借阅读经验和主观想象对整个阅读过程反复修正与调试，通过拾获字里行间被疏漏的意义遗珠实现对整个意义链条的弥合。为了使叙事更切近迷宫含混、神秘的建筑属性，最大程度地增强审美张力，作者并未让叙述者依据线性时间对流散经历进行倾泻式的演绎，而是将叙事的窥镜植入私人记忆深处，通过对个体记忆不可靠性的窥视激发读者对文本真实性的质疑。书信体小说是一个能够反映写信人某一瞬间的心理情绪与精神状态的重要载体。然而，叙事要素的空白使每封信件的撰写时间无从考证，甚至连具象的时空信息也被刻意遮蔽，读者只能依据信件语言的时态变化大致判定叙事时间。五封信件的叙述者大都以过去时态切入对家庭旧事及主体关系的忆述。透过这些定格的记忆，读者会对写信人的流散经历与创伤形成过程作出预判，进而与他们委顿绝望的精神状态形成共鸣。这些记忆宛如一面面嵌置在迷宫甬道间的棱镜，每一支光束都散射出微妙却又模糊的帧幅。第一封信的叙述者透过回忆向女友讲述了童年时的不幸遭遇和恶劣的成长环境，以此反思悲惨的幼年经历对其当下感情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其中既有对家庭秘事的坦率告解，同时又掺杂着对旧时恋人的感怀情愫；第二封信中，叙述者追述了与前夫间失败的婚姻关系，以记忆之痛反衬当下渴望同异国情人幽会的迫切心理；在第三封写给母亲的信件中，叙述者痛诉童年时因生性怯懦惨遭父亲毒打，后逃离家庭并加入反叛组织，直至最后戕害人命的奇崛经历，以忏悔者的口吻哀求母亲宽宥；第四封是由姐姐写给兄弟的信件，她以冷峻的笔触指摘母亲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和利益至上的价值准则，回溯自己因迫于营生从酒店服务生沦为妓女的悲惨境遇；第五封信的叙述者是一位男同性恋者，通过对异化的父子关系和畸形社会伦理观的自我反思披露极端社会环境下父权制对边缘群体身份话语的规训和对道德自由的围剿。

然而，五位人物的自我言说是否能唤起读者对其“亲历性”的认同与理解？显然，叙事要素的空白使巴莱卡特未能在信件开头与读者建立起勒热纳（Philip Lejeune）所言的“自传契约”，他认为“在自传的开头作者必须与读者订立一种真实性承诺或约定，承诺他所讲述的是真实的，以求得读者的默契和理解”（转引自丁冬 74—75）。《夜信》中，“叙述者基于主角自身的意识来叙述其所遭遇的世界”（热奈特 129），虽然在形式上因袭了自传文体的衣钵，但却因作者未对叙述的“真实性”做出承诺或担保，因而模糊了书信作品应有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阿特曼（Janet Altman）曾用“魂灵”（specter）阐述信件的生成过程。他认为“写信不仅是在与收信人的魂灵交流，同时也是写信人在同他/ 她自身的幽魂交流，而后者恰恰就在写信人书写这封信件的过程中在自己手下悄然成型”（转引自张逸旻 32）。信中承载的大量回忆性叙述均在“写信人”的笔下汇集而成，这些在悲惨现实和巨大创伤面前被刻意记录的回想片段昭示出一种记忆的颓势和无意义的所指：“回忆本身与美好并无关联，记忆美化了一些对无法再现的事物的渴望”（41）；“现在我已年近五十，却常常回忆起许多往事。可是记忆的意义又是什么？”（43）五位叙述者凭靠记忆批判母国乏善可陈的社会环境和以男尊女卑、权威膜拜为表征的文化痼疾，宣泄出一种难以名状，却始终萦绕心头的复杂感情体验。然而，这些以忏悔、憎恨、怀旧、猜忌为标记的私人记忆片段皆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进行叙述，它们在形成主体创伤体验的同时不免让读者陷入对记忆可靠性的判断或猜疑，因为“对不可靠叙述的探讨往往涉及的是第一人称叙述”（申丹、王丽亚 82）。此外，由于受述者的失语和不在场，这些片段只能成为漂浮在叙述者个人回忆深处，难以被证明和担保的不可靠记忆。“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对细节或片段的回忆，置入一个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和人身经历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的背景之中”（彭刚 8）。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不可靠性却为巴莱卡特提供了书写潜能，使她能够真实还原当代阿拉伯流散者对历史与记忆的刻意抵拒，以及在面对空白与缝隙时无意填补的颓唐之态。此外，它在不断丰盈叙事迷宫神秘性的同时隐秘地推动整部小说的叙事进程，让读者在对故事真实性与记忆可靠性的揣度中持续追觅迷宫背后的真相。

02在迷宫中游走与兜绕：参照物的设置

在完成迷宫框架的搭建和阅读线路的规划后，读者将以“探行者”（maze traders）的身份按图索骥地在文本迷宫内游走，在发掘通往文本意义不同路径的过程中探寻每封信件背后的语义中心。“对于迷宫探行者而言，迷宫意味着亲身经历的接二连三的黑暗洞穴”（阿达利 18）。当读者耽于秉烛隧中式的阅读体验时，或因作者策略性的叙事悬念而陷入顿滞的僵局，因为“迷宫文本不断将读者置于选择处境的叙事技术”（高文婧 122）。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徘徊、调转，甚至碰壁，恰如弹珠在物理空间中的随机运动。此时，巴莱卡特在文本迷宫中刻意造设了一些参照物，为深陷迷局的“探行者”提供渐变多元的阅读体验。

《夜信》共包含三个章节。从表面上看，第一章《窗后》中的五封信件似乎被随意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既缺少序号，也未被编码。这种散焦式的铺排结构宛如迷宫内叠绕交错的岔路（forking paths），而非由此至彼的单行道。读者可任意拆读其中任何一封信件，不同的读信策略将开启不同的意义世界。但读者的路径选择如若导向意义的歧变或中断时，他们则不得不折返或在岔路间不停兜绕。实际上，读者在执行阅读任务之前，巴莱卡特已在小说内部安插了一些参照物与情境要素，帮助他们依据预置的游戏规则感知文本迷宫的构造形态。易言之，信件在排布方面呈现出的无序性实际是作者刻意而为之，是为读者预设的一种阅读信号。若读者依次阅读完这五封信后，则不难发现后一封信的撰写者正是前一封信的阅读者，即每一位叙述者（写信者）都意外地获得并阅读了由前者撰写的信件，又在其故事的启发下萌生出撰写信件的灵感与动机，开启了“属我”的新叙事。这种在无序中焕启秩序并依次重复的传递模式便是作者安插在迷宫岔路间的一种参照物，让徘徊歧路的读者仿若暗室逢灯。小说中第二封信的叙述者在宾馆床头柜内发现了第一封信，并对其来历与信主人的身份展开了猜测：

我在宾馆服务手册的夹页内看到了这封信，它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信主人曾在附近的廉租屋内写完了这封信，可是它怎么到了这里？对了，这是一封缺少信尾的残缺信件，我不禁为它的主人感到担心。（32）

第三封信的叙述者在机场捡拾到第二封信的碎片并将其拼凑完整。字里行间俯首皆是的孤独感以及笔者对异国情人近乎病态般的怀恋唤起了他给母亲写信的动机：

实际上，是一位不久前还坐在这里的女人给了我写这封信的灵感〔……〕。她走到垃圾筒旁，坐了下来，顺手掏出一张褶皱的信纸读了起来。约莫半小时后，她撕碎了手中的信纸，大步迈进出发厅。我将纸屑捡了起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是一位正在等待爱人或旧情人的女人。然而那位心上人却始终没有露面。（52-53）

作者将“读信”—“写信”的传递模式设定为隐形参照物，持续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第三封信被第四人在飞机座舱的缝隙中找到，而第四封信则遗落在信件主人曾工作过的酒吧柜台里，最终落入第五人之手。由是观之，原本杂乱无序的故事情节在作者预设的参照物的指引下依次铺陈开来，它不露斧痕地将结构的无序溶解在隐秘的规则与秩序中，用意义的圆满逐渐填补了叙事的空白。这些参照物如一个个被叠套在一起的密钥，为读者开启意义之门提供着线索。而与此同时，读者正以历时性的感知方式在迷宫甬道内游走，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意义选择。

为了从第一人称叙事的不可靠性中暂时剥离出来，作者在小说第二章《机场》中赋予暗隐于文本之内的受述者言说的功能，让他们从受述者身份转变为叙述者身份，从原本被动的失语状态切换至主动向读者宣泄情绪、回应疑惑的积极言说状态。这种叙事身份的转变不啻为另一种参照物，发挥着引领读者多维度感知人物艰窘命运、探求故事真相、最终通往意义中心的功能。这一章同样以五封缺头少尾的信件作为对前章内容的回应，读者依据先前积累的阅读经验不难推断出它们正是写给五位叙述者的回信。信中，他们以全新的叙述者身份向读信人递送信息符码，使横亘在写信人、读信人与读者间的意义阈界得以融通。

在第一封回信中，女性叙述者对爱人的不辞而别深感厌恶，猜疑他的凭空消失是否暗示其已另有新欢？甚至不惜对他施以报复。“我有时会不住地望向他屋内的窗帘，希望能从后面窥到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其实我的深层动机是复仇。但我又在试图寻找暴力行径背后的真实目的”（98）。第二封回信中，未能现身的神秘旧情人因飞机晚点而错过了跨国幽会：“在飞机晚点近十个小时后，我抵达了机场〔……〕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是什么让我在暴风之夜从家中偷溜出来？难道就是为了被她耍？只为看一眼那个相识已久的女人？该死的好奇心”（104）。从叙述者的自我讥谑中不难察觉这位姗姗来迟的旧情人是位已婚男士，这或许让读者对原信女主人近乎呓语式的情绪宣泄与心理诉求产生共情或认同。而在第四封回信中，仍在狱中服刑的弟弟以男性视角下的性别伦理观为由，对姐姐从事色情服务表达出惊愕与愤懑：“我的姐姐竟成了妓女？！主啊！请你告诉我那个小女孩去哪了？我的姐姐去哪了？”（114）这些跨时空的回信是受述者向叙述者进行逆向交流并实现叙事身份转换的途径。从独白式叙事向复调式叙事的过渡使叙事主体话语的单一性在跨时空的双向交流和不同态度与立场的龃龉中得以消解，从而帮助读者更客观、立体地了解信件主、次要人物故事的来龙去脉及其所关涉的情感关系与道德立场。

“读信”—“写信”的传递模式和动态转换的叙事身份是读者在迷宫岔路间推演前行时赖以凭靠的参照物，它们如一个个载有信息内核的马赛克，在拼贴叙事空白和削弱记忆不可靠性的同时，迫使读者不断地折回上下文对文本意义进行再选择。“阅读的折返与修正进程也常与迷宫路线的参照物有关联”（高文婧 120）。这种折返式的探行轨迹正是文本迷宫道岔结构的参照与印证。小说中，作者刻意嵌入许多以重复为表征的情境要素。如第一章的五位主要人物皆在眺望“窗后”被夜帷笼罩的景观时不禁感怀，随即开启了信件的撰写。同时，信件的主、次要人物又在机场、宾馆、酒吧等同一空间内完成叙述者与受述者身份的互换。这种重复化的表象还不断以物的形态及其文化符指接连显影，通过“腐烂的墙壁”“易坏的床垫”“碎裂的水杯”“漂浮的羽毛”“氤氲的雨天”“昏暗的灯光”等一系列物性特征实现对怀旧、破碎、迷离、漂浮等涵义的寓指（allegory），渲染出一种“即视感”的阅读体验。除了上面所言及的，文中的复沓手法还体现在人物感情基调的同质性与命运经历的一致性。战争、暴力、贫穷、专制、集权迫使几位人物流落异乡，然而地理的位移并未带来生活的富足和精神的安定，“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美好憧憬在颠沛流离中被冲淡，孤独感、无助感、危机感与失落感逐渐糜集成他们统一的人生底色。重复化的情境要素让读者不断陷入似曾相识的叙事场景中，而它所搭载的参照物功能并非为读者指明通往迷宫出口的正确路径，而是用不断复现的景观意象将读者坠入难以解锁的叙事圈套，迫使他们对迷宫路径及文本意义不断地修正与探寻。

03闭环式迷宫的意义：对阿拉伯民族迷宫之境的映照

当破解叙事迷宫的线索在参照物的指引下昭然若揭时，有关小说人物身份的不可知论和以书信结局为核心的阅读期待再次让读者囿于迷宫之中反复兜绕。这些无名之人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还是作者凭借叙事策略建构出的虚拟人物？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跨时空的双向交流是否意味着阻滞意义流动的藩篱被彻底推翻？作者在第三章《邮差之死》中对读者的诸多疑惑作出了回应。

本章中，原本交替发声的几位人物悄然隐退叙事舞台幕后，一位以“我”自称的“邮差”高调登场，并以独白的方式道出了当今因邮政业瘫痪导致信件无法被投递的窘境。“那些无法被送达的、被堆积在一起的信件，其寄件人或许对其一无所知。〔……〕一些地区已被战争摧毁，原有通讯地址早已不复存在”（125）。邮差的突然出场封锁了新的叙事岔路，使整个叙事进程戛然而止。他以神的口吻替囿困于迷宫之中的读者作出了一个预判，即眼下的场景不通向任何地方，并将读者拖入无路可走的 “死胡同”中。与此同时，原本不断为读者提供线索，指引出路的参照物也随着叙事迷宫变化不居的复杂结构逐渐式微，寻找中心或出路的阅读期待已无法实现。邮差对信件终极命运的定论也否定了它们作为“物”而延宕出的价值意义。“它们如废纸般被堆放在街头巷尾的角落里，或许早已被人焚烧了。人们已不再对信件能被顺利投递抱有任何期望”（125）。承载着不同流散经历的书信难逃被遗落和被烧毁的黑暗命运，原本发挥信息交流功用的“夜信”最终却沦为战争废墟下的文字垃圾。巴莱卡特透过“死信”的无价值与无功用暗指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当代阿拉伯流散者的边缘性、附属性和沉默性等身份特质，引导读者反思时代转型下的阿拉伯民族从文明向蒙昧的逆退，拷问宏大历史潮流中个体意义的缺位。

邮差的宣判意味着寻找出口的信念被强行切断，从而使整个文本迷宫形成一种无出路的闭环结构。然而，结构层面的闭合无法阻挡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延续，更难以抵拒身陷囹圄的阿拉伯文化精英们对民族命运顽强、执着的探索。胡黛·巴莱卡特笔下的叙事迷宫以文学领域的先锋之态为当代阿拉伯民族确立了一个新异的文学范本，它既与阿拉伯国家社会历史建立起有机关联，又借闭合式的迷宫地形映照当前阿拉伯民族迂回曲折、难以走出的生存绝境。小说中一封封无法抵达的信件喻指整个阿拉伯国家波谲云诡且难以预知的民族命运，信中一个个被困顿无望的悲观情绪裹挟的小人物正是每一个流落异乡的阿拉伯人的缩影。小说中，邮差示例性地诠释了从个体到民族再到国家所经历的灾难性体验：

身为一名邮局职员，我却无法奔走街头递送信件。战争或从头顶降落，或从地狱迸发而出。没有人了解怎么了？又或是为什么？“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他们这般回应道。一切生灵或四处逃跑，或暴尸街头，又或躲藏在牲畜的圈棚里。（124）

阿拉伯人民经年饱受专制、腐败、贫困、落后等社会顽疾侵害，“阿拉伯之春”的革命烈火曾燃起他们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然而，“这场变革早期带有明显的将‘革命’理想化、浪漫化的乌托邦特征，随后逐渐呈现出严峻沉重、乃至悲观残酷的反乌托邦色彩”（薛庆国 20）。于是，革命的号角将原本迷茫徘徊的民众引向了更为动荡、复杂的乱局之中，整个阿拉伯民族逐渐落入一条扑朔迷离且望不到出口的“死胡同”。

第三封信的主人公自幼成长于严苛专制的家庭环境，为了让儿子能够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父亲时常对其拳脚相加。为躲避父亲毒打，他决定逃离原生家庭，但却不幸落入当地恐怖组织。在饱受监禁与肉体折磨后，他化身为效忠于该组织的情报分子，严刑拷打被掳掠的其他平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享受权利，成为父亲期望的男子汉”（56）。从暴力的承受者向施行者的身份转变未能改变他的生活原貌。而当他远赴异国再度寻求生存希望时，现实中的流散衰景却打破了他对西方式民主与自由的幻想。在一个无名的西方国家，他偶遇到一位当地女性，后者出于人道主义关爱对其施以援手，甚至将其接回家中共同生活。然而主人公却始终对这位西方女性怀有芥蒂，一方面难以接纳她开放不羁的生活习性，另一方面却又担心“有一天她会将我赶出家门，因为一切事物终有期限”（63）。囿于无法化解的矛盾心理，主人公最终将其残忍杀害。叙述者在信中告解式的心理独白折射出当代阿拉伯流散者对流散地人民持有的暧昧态度。这种既依附又剥离的中间立场使他们被幽禁在架设于故土与流散地之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宫通道中进退维谷。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在不同文化价值、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撞裂而成的迷宫罅隙间舔舐伤痕，用逃避与怀旧回应光怪陆离的现实迷境，通过写信达到一种自我告解式的情感宣泄。此外，多歧交错的文本迷宫以其地形构造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否定了官方历史的单一性和宏大叙事的连贯性，并与占据阿拉伯社会主流且处于支配性地位的制度、规则与体系相抵牾。“男性、国家、西方、理性、客观性，在前者中居于支配性的地位。与此相应，女性、地方性、被殖民者、非理性、边缘群体、主观性等因素，就受到压制，成了在大写历史中被驱逐或者边缘化的因素”（彭刚 3）。小说中，女儿弑母、儿子训父、妻子杀夫等与阿拉伯国家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相去甚远的社会奇观屡见不鲜，无不体现出由叛离、颠覆、反拨、撄犯所驱动的精神品格。然而，当传统观念中的“恶人”或“逆子”透过信件主动道出隐匿于罪行背后的原委时，一种基于生命化体验的文学道德评判将僭越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使原本相互矛盾的观念范畴彼此消融，从而唤起以“人”为核心的情感观照。“母亲是我婚姻不幸的源头。她将我卖给了后来的丈夫，而所得的彩礼我却一分钱也未见到”（77）；“父亲，我越来越怕你。我惧怕的不是别在你腰间的武器，或是身上散发出的男性威严，而是你开门时钥匙的转动声，〔……〕还有你对母亲施行的变态暴行，以及以捍卫国家为由对我们的教化”（88）。于是，现实中横亘于善恶、爱恨、恩仇间的对立边界在迷宫情境的浸润下愈发扑朔迷离、漫漶难辨。

岔路丛生的内部构造和无路可出的闭环结构不断地弱化读者对迷宫中心的趋向和追寻，这暗合了以胡黛• 巴莱卡特为代表的当代阿拉伯流散作家反中心化的创作倾向。《夜信》甫一问世便受到阿拉伯乃至西方文坛普遍关注。此前，作者已先后出版《笑石》（The Stone of Laughter, 1990）、《欲望的门徒》（Disciples of Passion, 1993）、《耕水者》（The Tiller of Waters, 2000）等多部佳作。这些作品颇受贝鲁特“离心派”女性作家群体（The Beirut Decentrists）创作风格影响。“在这一类作家作品中很难见到被大众熟知或期望看到的文学范式，以及现代中东区域文学的显著特点”（Cooke 4）。巴莱卡特刻意避开对阿拉伯主流文化的溢美与夸饰，以散焦的方式刻画处于社会边缘，却在性别、身份、性格、心理等方面具有殊异性的人物群像。以《夜信》中的人物为例，其男性或是怯于面对现实，在情感纠葛中退缩逃避的失败者；或是在暴力环境中成长，对权威无尽顺从的伪善者；又或是在父权与伊斯兰教伦理观制约下畸形成长、不被世俗接纳的男同性恋。这些男性人物与阿拉伯传统文化中豪放不羁的贝都因人品性和文学正典中骁勇善战的骑士形象之间存在霄壤之别，描摹出当代阿拉伯流散群体中男性气概普遍缺失的文化怪象；而信中的女性人物则敢于挑战高悬于自我之上的专制主义、神本主义、男尊女卑等封建保守思想。第四封信的女性叙述者以弑母行为作为对家长制的反抗，通过高呼“我将让每一个男人重拾男子气概，让他们视我为值得被尊敬的女人”（79）试图颠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权威，展现出当代阿拉伯女性敢于深入社会腠理、审思本源之症的理性与勇气。

当读者由内而外地回望迷宫全貌时，不难察觉小说中的闭环迷宫其本质是一个自涉性的空间结构，它在参照物的作用下得以运行。而在整个探秘之旅中，始终未见真实作者胡黛• 巴莱卡特的身影。她仅以书信的形式将几位叙述者和受述者的命运巧妙地串联在一起，客观地呈现他们失落的心理、异化的性格和艰窘的命运，同时将迷宫的内部结构同小说指涉的现实问题和阿拉伯民族困境作以对举。可以看出，作者刻意避开阿拉伯主流叙事窠臼，摒弃对社会沉疴与文化积弊单刀直入式的介入，而以一种幽微隐曲的笔法聚焦社会边缘人物，以远观的姿态窥视当代阿拉伯社会症候。胡黛•巴莱卡特最大程度地掠去真实作者的身份印记不仅凸示她主动让位于掌控小说文本意义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再次印证了迷宫叙事反中心化的结构特征。此外，作为贯穿文本始终的重要情境要素——“夜”，也以其多向的隐喻意涵隐秘地导向小说主题的阐发。它不仅为叙述者兴发抒怀、撰写信件提供了具象化的时空场景，巧妙地预示了信件不知所踪的哀沉结局，传达出故事人物郁结、凝重、忧沉的感情质地，还透过其幽微、朦胧、缥缈的美学意象让读者形成一种感官共轭式的通感体验，即在聆听信件主人自白的过程中切身感知置身迷宫中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所不能承受的“轻”。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一百年后，你们的黎巴嫩及其子女将会怎样呢？”（纪伯伦 199）这是旅美派文学旗手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1883—1931）在19 世纪末期以强烈的民族自省向祖国人民抛出的诘问。时隔一个多世纪后，出生在纪伯伦故乡贝什里（Bsharri）的胡黛• 巴莱卡特试图通过文本迷宫破解这一复杂且严肃的现实之问。她拟仿迷宫的建造技法，借用书信的行文特征，以极具反叛色彩的结构艺术营造出一个别出机杼的文学空间。其间既有叙事层面的后现代主义铺陈，又有对当代阿拉伯流散者的现实主义刻画，形成一种扑朔迷离的迷境之感。然而，作者对迷宫形式的关注无法脱离对外部现实世界的指涉。2020 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将历史上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族群多元、教派共治的“中东小巴黎”幻化为找不到出路的现实迷宫，其废墟已成为具有后现代隐喻的中东归零地（Ground Zero of Middle East）。人民囿于其中积重难行，而理应帮助人民摆脱困局的政权却因“长期缺位或频繁更迭使国家落入治理危机，成为被族群和教派割裂的碎片化社会”（丁隆、刘国熙 155）。这种虚构跃入现实、现实反哺虚构的互文特征使作者笔下的文本迷宫具有强烈指涉性与关联性。虽然《夜信》并未透露具体的空间信息，但虚构与现实叠加而成的迷宫标本正是当代阿拉伯国家困局的映照，旨在启发当今阿拉伯人民反思如何破旧立新，拨乱反正，危中寻机，依靠自身力量在逆势中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突围。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