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商务印书馆
125年前，几位排字工人在上海创业，办起一家印刷作坊。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不显山不露水的小作坊，竟然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启者。它就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横跨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创下了诸多“第一”：出版了最早的自编英语教材《华英初阶》，编辑了“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最早翻译出版《论自由》《论法的精神》等西方思想学术名著，建成了亚洲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不单是个出版机构，更是一个文化重镇。它与北京大学齐名，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茅盾、叶圣陶、冰心、胡愈之……这些如星辰般闪耀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人名，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晚年写的诗。正是张元济们“昌明教育”的理想，让众多文化大家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从而谱写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前一片繁忙
商务印书馆照相制版部
排字工人创办的小作坊
1897年2月11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百日维新的前一年，一家毫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的一个小弄堂悄然开张。三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几乎就是小作坊的全部家当。谁也没想到，后来，这家小作坊竟一跃而起，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
这家小作坊的名字叫商务印书馆。
它的创始人夏瑞芳是个不折不扣的“打工人”——英文报馆的排字工人。夏瑞芳是农家放牛娃出身，在寻常人眼中，他二十出头，“外企”打工，收入尚可，肯定对工作机会倍加珍惜。然而，夏瑞芳却不愿在洋人的公司忍气吞声，受人歧视，他想辞职，自谋一条出路。
除了夏瑞芳，商务的创始人还有鲍咸昌、鲍咸恩和高凤池等。他们和夏瑞芳都是教会学校清心书院的同窗，都在外国人创办的报馆、书馆等做过学徒，因此都懂一点英文，掌握了熟练的排字和印刷技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印书馆呢？
张罗创业，最难的是资金。此时，中国最传统的血缘关系发挥了作用。好几位创始人不但是好友，还是亲戚，鲍咸昌、鲍咸恩是亲兄弟，夏瑞芳则是鲍家的女婿。他们东挪西凑，亲戚好友齐上阵，终于凑齐了3750元。等置办好设备，不足4000元的资本转眼花光。
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商务印书馆第一任总经理夏瑞芳开始了艰难的草创之路。
商务名为印书馆，还有一个气派的英文名Commercial Press，实际上，创业之初根本没有印书订单，只能承印商业表册、账本、名片之类的零星业务。请不起太多工人，夏瑞芳一人身兼多职。“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夫’（商店洋行所雇的在外收账之人，英文shroff的音译）、买办、出店（旧时专门负责跑街送货等外勤工作的伙计），一个人都得做。”商务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回忆，“如何说做式老夫呢？那时到了月底需要开支，就由瑞芳先生亲自一家家去收账款。如何说做出店呢？那时要用纸张，须到浦东栈房去取，从黄浦滩乘舢板打浦东来回，约一角钱。有一次黄浦江发大风，非常危险，瑞芳先生回到公司时，所有衣服被风浪打得湿透。”如此辛劳，收入仍不够，为贴补家用，夏瑞芳甚至兼职在一家保险公司卖保险。
如果生活在今天，夏瑞芳绝对是最励志的商界奇才。如此艰难的起步，他竟然在掌舵商务的短短十几年中，作了三个眼光独到的决策。这三个决策，使名不见经传的印刷作坊，成了中国近代文人无人不知的文化巨星。
他作出的第一个决策，是出版印刷了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了清廷对外紧闭的大门，在通商口岸，英语已经成为获取高额报酬的一种重要工具，学英语的风气日渐浓厚。夏瑞芳学过英文，知道就连英文排字工人的收入，都要高于中文排字工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英语教材或许大有市场。
于是，他找到一本英文启蒙教材，这本教材是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写的，夏瑞芳请人翻译此书，再加以中文注释，英汉对照，重新编排，命名为《华英初阶》。
1898年，《华英初阶》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本子薄，定价低，首印2000册大受欢迎，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此后不断再版，供不应求。商务印书馆乘胜追击，继续推出《华英进阶》，销售状况依旧红火。
这两套英语教材有多畅销，翻开众多文化名人的回忆录，可见一斑：在北京中西小学堂学ABC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在苏州启蒙英语的教育学家叶圣陶，在上海梅溪学堂求学的胡适，以及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少年周作人，用的英文教材都是《华英初阶》或《华英进阶》。更有甚者，《华英进阶》全集还被送进宫里，成为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读本。
夏瑞芳小试牛刀，就初战告捷，由此，商务成功地迈出了从印刷作坊向出版社转型的第一步。就在《华英初阶》面世的同一年，商务从偏僻的小弄堂搬到了北京路的街面上，厂房从3间扩大到了12间。
《华英初阶》试水成功，夏瑞芳没有沾沾自喜。1903年，他作出了第二个关键的决策——引入外资，与日本金港堂达成合作。
金港堂是日本的一流教科书出版公司和销售商，彼时正欲在上海投资。夏瑞芳得知消息后，积极联络，经过艰苦谈判，终于与金港堂达成协议，双方各出一半股份，改商务印书馆为有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用人行事，由我为政”，也就是说，既引进了日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又将公司的经营权掌握在了中国人手中。
依靠日方入股带来的10万元资金，商务规模迅速扩大，印刷技术也进步很多。据高凤池回忆，铜板印刷、五色彩印等先进的印刷技术，都是由日方派技师来传授的，“从此凡以前本馆所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商务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1912年，商务开始商议收回日本股份。商务的发展势头正劲，日方股东怎肯轻易放弃？夏瑞芳不得不亲赴日本，谈判磋商，“历时二载，会议数十次”。1914年1月，双方终于达成回购协议，商务以55万余元的总价回购了日本股东的全部股份。
1914年1月10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的公告，宣布公司“为完全本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坐在办公室的夏瑞芳看到这则广告，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商务“利用外资而不为外资所束缚”，至此终于名正言顺。此时的他完全没料到，同一天的下班时分，在商务发行所门口，他竟惨遭暗杀。子弹击中了要害部位，伤势太重，年仅43岁的夏瑞芳，就这样意外告别了人世。
正值盛年的出版家，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各界人士无不震惊，蔡元培还亲自为其写了小传。谁是刺杀夏瑞芳的幕后黑手？曾经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陷入军阀纷争，也有人认为是日本人进行报复。而《中国出版家夏瑞芳》的作者黄嗣多方考证后认为，实际上，“夏瑞芳被陈其美派人暗杀，在当时已不是秘密。”高凤池的日记中就曾写道，陈其美司令部欲进驻闸北，“此项军队纪律不严，闸北工商界虑其扰害不利”，夏瑞芳等十五位实业家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抵制。后来，陈其美还曾向商务借款维持军饷，被夏瑞芳拒绝，陈其美“因之怀恨甚深，乃使死党狙击之”。
无论真相如何，夏瑞芳的离世对商务无疑是巨大的损失。然而，商务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因为夏瑞芳早已为商务寻到了一个人才——张元济。这就是夏瑞芳在商务作出的第三个重要决策。
“翰林”张元济的加盟
张元济，中国科举考场里名副其实的“学霸”：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明史》有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由此足见张元济“学霸”的含金量。“学而优则仕”，张元济的仕途本该平步青云，然而，晚清的风雨飘摇中，这位科举骄子的仕途注定不再畅通。
1898年6月16日，就在“戊戌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张元济。那时张元济的职务是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大概只是一个六品官。在他之前，光绪皇帝召见的是康有为。
张元济支持变法，只不过他的态度不如康有为那般激进。百天之后，变法失败，康有为逃往海外，张元济则被革职“永不叙用”。
1898年10月，辞别官场，张元济来到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担任院长。张元济这份工作的介绍人，是他在总理衙门时的上司李鸿章。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华，特意请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关照他。
李鸿章和盛宣怀都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被他们青睐的张元济自然对西学颇有研究。他不仅对西方实用技术感兴趣，还对自然科学、天文等学科兴趣浓厚。由于当时西方译著非常少，他干脆自学英文。1896年6月8日，在给密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就谈到“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后来，他还创办了“通艺学堂”，专门讲授英语、天文、地理、军事、农业、商业、矿物学等西方新知识。1898年离开北京前，张元济正式关闭了通艺学堂，将学堂所有的书籍器具以及积存余款等，委托学务大臣孙家鼐捐赠给了京师大学堂——作为百日维新的“新政”之一，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政变后得以幸存，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
张元济没有辜负李鸿章的希望，在他的主持下，短短数年，南洋公学的译书方向从兵书转向以政治、经济、法律等社科书籍为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必读书目《国富论》。而为译书院翻译《原富》的人，则是张元济的好友严复。
不久，因印刷学校所需的教学笔记、刊物、阅读材料，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相识了。与张元济的朋友圈好友相比，夏瑞芳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的勤勉、才干和对事业的执着，给张元济留下了良好印象，而夏瑞芳对张元济的广博学问更是钦佩。就这样，一个翰林出身、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一个印刷工人出身、精明而不固守的商界奇才，逐渐惺惺相惜，意气相投。
1901年，在夏瑞芳的盛意邀请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第二年，当商务预备设立编译所时，夏瑞芳自然想到了这位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据商务编译所元老编辑蒋维乔回忆，张元济最先推荐的编译所长人选其实是蔡元培。
蔡元培与张元济私交甚笃，两人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同年，1892年高中进士，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在戊戌政变后离开官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还请了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蔡元培同意在商务兼职，离不开两人的深厚友谊。只是，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仅数月，“苏报案”爆发，他不得不离开上海。这种情形下，1903年，张元济正式离开南洋公学，加入了商务。
陈叔通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资深出版人，他曾回忆张元济和夏瑞芳之间的一场谈话，“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问张既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张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
这番话足以看出夏瑞芳的求贤若渴，但事实上，张元济看重的肯定不是“大薪金”，他真正追求的，还是他与夏瑞芳达成的共识，“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的教育理想，从他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
如何“使人能稍稍明白”，张元济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换言之，出版大众能读的书是一个广开民智的好办法。正因如此，当夏瑞芳与他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时，他毅然从衙门作风的南洋公学辞职，全身心地投入了发展初期的商务印书馆。
“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
走出官办大学堂，加入民营小出版企业，张元济很快交出了“提携国民”的重要代表作，也就是高凤池所称的“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
早在张元济加入商务之前，兴办新式学堂已是大势所趋。新式学堂的兴起，最需要的就是新式教科书。中国旧有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早已不合时宜；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又与中国人的习惯不符。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下，张元济决心亲自主持，编撰一套最新的好教材，以“尽我国民义务”。
对于这套教科书，张元济和商务编辑们倾注了极大心血。老编辑郑贞文在回忆文章中谈到编译所初期的情况：“那时主要的工作，是编辑小学教科书，这在中国是创举，大家都没有经验……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庄俞四人共同编辑。采取日本维新时期教科书的编制经验，字斟句酌，每编一课必经四人协议一致，而后定稿。”
蒋维乔关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回忆尤其详细，他记得当时大家采取略似圆桌会议的形式，任何人提出一个原则，共同认为有讨论价值的，才详细辩论，所有人都同意后，才定下这个原则。有时，大家为了一条原则，要讨论半天甚至一天。
这些学识渊博的大编辑们为小学生国文教科书定下的原则，直到今天看来，依然相当科学，与现在幼童启蒙流行的分级读物不乏相似之处。比如，“首先发明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采用之字，限定笔画……第一册采用之字，笔数宜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原来，蒋维乔等人回想自己启蒙读书时，遇到笔画较多的字，感到难记，因此参考外国人的英文读本，其第一册必取拼音最少之字，定下了这一原则。
圆桌会议定下的原则，还有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一册第五课以前的课文，每课生字不得超过十个；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面课文出现的生字，必须在以后各课中，再出现两次以上，以便于复习记忆，等等。
有一次，编辑一篇课文时，蒋维乔用了一个“釜”字，高梦旦看到想改用“鼎”字，蒋维乔表示，“鼎”字太古，不普通，不能用，高梦旦当即反问：“‘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何谓不普通？”两人声色俱厉，争论半天，毫不相让，最后才搞明白，原来在高梦旦家乡的闽语中，人们习惯将“釜”称为“鼎”。真相大白，两人不由拊掌大笑。
1904年12月，《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不到两周，5000余册就被抢购一空。最新教科书头炮打响，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算术、珠算、格致、地理、中国历史等共16种，成为当时系统最为完备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的第一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审定通过教材102册，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就达54册，占据了教科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此后，在白话教科书问世以前，商务版教科书“盛行十余年，行销至数百万册”。
冰心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她回忆，“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画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
在年幼的冰心心中，商务印书馆仿佛“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到了八九岁时，她开始看课外读物，不但爱看《三国》《水浒》和《西游记》，还喜欢读新小说，其中她最钟情的，要数林纾先生翻译的西方小说。
“严译名著”与“林译小说”
冰心喜欢的“林译小说”，同样出自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3年，张元济甫入商务，就开始延揽各方人才，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学术名作。
他想到的第一个翻译作者，就是被誉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的挚友严复。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就多次写信向严复求助翻译相关的问题，还花大价钱买下了严复翻译的《原富》版权。
1903年，当张元济加入商务时，令严复声名鹊起的《天演论》初版已经问世5年，但商务印书馆却是重版《天演论》次数最多的出版机构。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史春风统计，从1900年至1921年，该书在商务再版了20次之多。
这本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代表作，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引进了中国。它的一次次再版，既是张元济等商务编辑慧眼独具的选择，亦可见此书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当时，正值年少的鲁迅不顾长辈的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另一个姓胡的年轻人读完《天演论》，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适者生存”的“适”。后来，他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天演论》的风行：“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濡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除了《天演论》，商务还先后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诸多著作。
1903年，严复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在商务初版。作为西方思想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这本书有一个现代人更熟悉的名字——《论自由》。它后来在商务重版了7次。
1904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的《法意》共七册完整地呈现在国人面前。这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1748年一经出版即在欧美风靡一时，被认为是西方法学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制”。这本书在商务重版了4次，今天被译为《论法的精神》。
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8本西方学术著作，出版了《严译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几乎一本书代表一个社会学科，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作为严译名著的读者之一，叶圣陶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维，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未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如果说“严译名著”打开了一代人的思想眼界，那么冰心所喜欢的“林译小说”则影响了一代文学家。林纾，这位不懂英文的翻译鼻祖，在翻译时需借助通晓外语的口译者，然后以文言形式笔述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魔侠传》（即《堂吉诃德》）、《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等。
如果当年有粉丝群，我们肯定能在林纾的粉丝群中看到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冰心、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钱锺书，都有一段经由林译著作接触西方文学的历史。钱锺书回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冰心忆及少年时对林译小说的痴迷时说：“这些书中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下来！”
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
1913年，十二岁的冰心随父亲迁居北京。这时，她惊讶地发现，母亲订阅的《东方杂志》竟然和她爱看的林译小说一样，都出自商务印书馆。
是的，商务不仅编印教科书，翻译出版西方文学和学术著作，还编辑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杂志。其中，1904年创办的《东方杂志》影响最大，直至1949年才停办。梁漱溟是《东方杂志》的忠实读者，曾给杂志投稿发表了文章，文章被蔡元培看到，请他去了北大教书。此外，还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一时之间，商务俨然成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传播中心。
有人将商务印书馆与北大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两者的表现却判若泾渭。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镇，相比之下，身处上海的商务显得波澜不兴，以至于北大的陈独秀、罗家伦一度将矛头直指商务主办的杂志。
1919年4月1日，《新潮》刊发了罗家伦的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文章尖锐地批评，《教育杂志》是“最讨厌的”，《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至于《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
此时，已经改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张元济，显然也感受到了新文化冲击的压力。
1920年11月下旬，一位名叫沈雁冰的年轻编辑，被时任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请到会客室谈话。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小说月报》的新主编，负责革新杂志。七年后大革命失败时，这个年轻人被迫隐居上海，以“茅盾”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幻灭》。
沈雁冰当时只觉突然，后来，他才知道，就在这场谈话前不久，高梦旦和张元济曾经北上，和郑振铎等人见过面。郑振铎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时正在筹办文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
正是在这次见面后，张元济和高梦旦决定全面革新《小说月报》，而沈雁冰被选为了打开缺口的人。高梦旦客气地问沈雁冰有什么意见，没想到，年仅25岁的文艺青年沈雁冰竟然提出了三条大刀阔斧的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杂志全部从四号字改为五号字；三是馆方应让他全权办事，不能干涉他的编辑方针。对此，高梦旦全部应允。
这些条件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决心。因为沈雁冰清点存稿后发现，前任主编买下的存稿足够刊用一年，这些旧稿都是当时“礼拜六派”旧文人的文章。旧稿一篇不用，意味着与旧文学的决裂。
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第一期杂志就刊登了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翟世英、王统照等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文章。从这一期开始，沈雁冰共编了二卷二十四期《小说月报》以及“俄国文学研究”等号外。短短两年内，《小说月报》从旧文学的堡垒变成了新文学的阵地，而沈雁冰本人也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
后来，已经成为著名文学家茅盾的沈雁冰自豪地回忆这段历史：“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像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胡愈之、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等。”
“亚洲最大图书馆”
1916年，沈雁冰初到商务时，曾对同事说：“我没有家庭负担。在此不为利不为名，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工作之余，他在涵芬楼度过了很多时间，在这里，他阅读了俄国文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书籍，思想发生巨变，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涵芬楼藏书，是沈雁冰选择商务印书馆作为职业起点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对保护传承中国古籍所作的一大贡献。
早在加盟商务之初，张元济就发现：编译所的编辑需要广泛的参考资料，然而彼时中国并无公共图书馆，只有藏书家私人拥有的藏书楼，每当编辑们想要查阅资料，“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因此，张元济开始考虑访求善本和著名收藏家的藏书，为编译所建立一个参考资料图书馆。
虽是为工作之便，但为了搜集各方珍藏，商务印书馆可以说不惜代价。1905年，皕宋楼藏书要对外变卖的消息传出，张元济立刻找夏瑞芳商量，欲购进这批藏书。皕宋楼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所有，为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尤其以宋、元版本数量之众、价值之高驰名遐迩。张元济早年不止一次慕名前往皕宋楼，但终未能获准一观。可想而知，得知消息的他心情之激动。那时，商务的资本不过数十万元，夏瑞芳却慷慨地许诺了八万元，供张元济购书使用。遗憾的是，皕宋楼藏书最终以十万元出售给了日本财阀岩崎男爵。
收购皕宋楼藏书失败，更促使张元济下定决心搜寻古籍，以“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翻阅他与友人的来往书信，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元济搜寻古籍的苦心孤诣，除了通过商谈购买藏书楼图书，他还定期到书市寻访旧书，给旧书店老板留下自己的姓名，以便他们把收集到的珍本古籍送上门，他甚至还在自己寓所的门上贴了醒目的“收买旧书”标记。
1909年，商务正式以“涵芬楼”为名成立图书馆。“涵芬”，取涵盖芬芳、包容智慧之意。1924年，涵芬楼藏书达到46万余册。商务印书馆在此基础上，于宝山路总厂附近新造一幢五层大楼，由此建成了当时全上海乃至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更为可贵的是，张元济决定将内部的东方图书馆改为普通参考图书馆，于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
藏书浩繁的东方图书馆，从此成为真正能够开启民智的精神食粮。据统计，仅1929年，东方图书馆迎来了近3万名读者，1930年读者已突破3.6万人。20多岁的青年巴金是东方图书馆的常客，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虽然我每次到那里去都要花几个铜板买门票，虽然那里的办事人没有打出为国家做什么做什么的招牌，但是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便利，使我时时觉得只有那才是为读者大众设的图书馆。”
仅仅是将古籍善本保存在图书馆，张元济还觉得不够，在他看来，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整理、影印、出版古籍，方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为此，1915年，他亲自牵头，开始酝酿整理和出版《四部丛刊》。《四部丛刊》囊括了古籍469种，网罗了大批宋、元、明各类善本和精抄本。为了编好这套丛书，张元济甚至专程前往日本，搜求我国流出的孤本秘籍。
早年在商务工作的编辑郑贞文，那时随张元济一起东渡日本。据他回忆，此行花费十多万元，他们访问了日本的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就连设在皇宫内的皇室图书馆——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他们也想方设法得到允许，一连在图书馆阅书三日。郑贞文写道：“张专看经、史、子、集方面，我则阅读文艺小说。初步选出后，征张同意，决定拟借书目，向图书管理员商借。由我们在东京预约的日本照相技师，就馆内用特种照相机逐张摄成小型底片，带回扩大，照所需规定尺寸，影印成书。”“三个多月间，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读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作笔记至于深夜……”
1922年，《四部丛刊》初编出版，当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和重视，好评如潮。随后，《四部丛刊续编》和《四部丛刊三编》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影印出版。除此之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古籍，一部接着一部，在张元济的主持下相继问世。时至今日，这些出版物仍是文史工作者查阅古籍的“必备工具”。
仿佛是在跟动荡的乱世争抢时间，为了整理出版这些古籍，张元济忘我地工作着。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爪牙还是伸进了上海，1932年，商务印书馆遭到了创业以来的最大劫难，张元济苦心建立的东方图书馆被付之一炬。
“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第二天，数架日本飞机从停靠在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疯狂轰炸上海市区，六枚炸弹准确地投到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职工宿舍楼等，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几天后，总厂附近的东方图书馆起火，熊熊烈火吞噬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经此一劫，除了之前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中的善本5300余册幸免外，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化为灰烬，大量珍贵的善本、孤本毁于一旦。
事后统计，商务印书馆各项资产总计损失1633万元，占公司总资产的80%。轰炸后几天，纸灰一直在上海市区上空飞扬，有些纸灰飘到了张元济家的院子里，当时已经65岁的他不禁为之泪下，“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这场灾难并不是意外的“误炸”。事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说出过侵略者的真实用心：“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但是，侵略者的企图并没有得逞，商务印书馆没有被这场劫难打倒。当时的商务总经理王云五亲手写下一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张贴在商务印书馆的河南中路发行所门口。年过六十的张元济本已退居二线，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和点校古籍。关键时刻，他也赶回办公室，主持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立志“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幸好，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北平的两家工厂尚能利用。仅仅半年后，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就宣告复业，恢复了印刷生产。三个月后，商务“日出新书一种”。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自成立至一·二八事变前的35年间，出版新书8000余种，而复业之后的四年内，“新出版的书已有三千六百余种”。
1933年，一套新的《复兴教科书》问世，以“复兴”为名，铭记国难。同一年，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成立，张元济个人还为此捐资一万元，可惜，复建计划最终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未能实现。
193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陷入炮火。随着上海沦陷，商务不得不走上颠沛流离的战时之路，辗转于长沙、重庆、香港等地。
战争摧毁了商务的厂房和设备，但摧毁不了商务人“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文化传承。在极其困苦的战争年代，商务印书馆仍坚守住了图书出版的文化根脉，共出版战时读物和一般书籍2827种，教科书100多种，直至迈入新中国。
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至北京。
如今，商务印书馆大楼静静地矗立在王府井繁华的街道旁。走进它的大门，一层大厅内的两个宣传栏格外醒目，一个是“我们的作者”，一个是“我们的员工”。两个宣传栏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所有星光闪耀的名字，从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的严复、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再到新中国教科书的奠基人叶圣陶、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均名列其中。
紧挨着商务印书馆，还有一栋灰色而低调的小楼，名曰“涵芬楼书店”。书店二层的历史陈列馆，现在正静静地讲述着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125年历史。书店的纪念墙，自豪地告诉来来往往的读者，“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而那副张元济先生题写的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则像一位穿越时光的老人，娓娓道来一代代商务人传承百年的文化根脉与理想。
参考书目：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叶宋曼英《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黄嗣《中国出版家夏瑞芳》，《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