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之作 ——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线上举行
12月29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宣部原副秘书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韵斐,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格非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发言。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千里江山图》是作家孙甘露的最新长篇小说,刚刚获得第十六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将“千里江山”的宏阔时代与“万家灯火”的微观生活相结合,将彰显信仰之重与小说书写之轻盈相结合,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忠诚与信仰、勇毅与牺牲,依然是新时代新征程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学记录的是历史,书写的是人民,彰显的是精神。当前正是中国作协所倡议的“新时代文学”蓬勃发展和锐意攀登的历史新阶段,厚积薄发的《千里江山图》就是新时代文学当之无愧的精品力作,也是当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文学实践的一部分。
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千里江山图》的文学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研讨,对孙甘露沉潜多年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千里江山图》将纯文学作品的主题叙事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是孙甘露在创意写作上一次生动而具有创新价值的重要探索。它既是文学的,也是红色的;既是主题的,也是个体的。作者调动了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内心世界的描摹上,进行了大胆的文学创新,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围绕一场生死决战,将重大使命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与重点人物的人生观、成长史、恩仇记共冶一炉,展现出作者高屋建瓴、布局谋篇的深淳思考和娴熟笔力。
先锋派结构与写实性叙事融为一体
李敬泽将《千里江山图》称之为一件艺术品,在他看来,作品不仅坚持和继承了红色经典书写传统,更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造和转化,这种探索和创新便是作品艺术特质的体现。同时,他指出,对于《千里江山图》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讨论不仅有助于让我们认识一部优秀作品,而且对于新时代文学如何去书写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地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在一个丰富的不断发展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的艺术突破,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阎晶明认为《千里江山图》是2022年一部现象级作品。它一方面实现了主题叙事的可读性和精神品格,另一方面保持着强劲而丰富的先锋小说特质,全篇所有情节、细节都有所呼应和观照,所有人物的语言、动作、思维、心理活动等都合乎严密的现代小说逻辑。他认为《千里江山图》是一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之作,也是一部严肃主题和通俗故事的融合之作。
郭义强表示,《千里江山图》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高度统一以及总书记对文艺作品提出的“三精”要求,用好看的故事来传递伟大的精神,它是主旋律的,同时又是丰富的,在虚和实两方面做到了完美结合,增加了小说的宽广度、可读性、逼真感和历史现象感。
中国作协副主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也表示,《千里江山图》完成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融合。在他看来,现代主义讲的是《千里江山图》从隐喻和幻喻,其中保留了非常多语言方面的探索;现实主义讲的是孙甘露保持了对历史事件精确性的考证,但是又没有完全重现旧上海,体现了既精确又带有自由度的融合。他感慨道,“这部作品最令我感动的是地下工作者前赴后继的牺牲,正是这些牺牲者的形象接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在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评论家胡平看来,《千里江山图》不像一般的通俗小说,其情境和悬念设置得极为巧妙,体现了孙甘露的敏锐嗅觉和想象力。行文保持了现实生活的质感,基调冷静。孙甘露不满足于只写人物的机智和勇敢,更追究谍战根源,写出了信仰之争。“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充分地表现了他创作的才华。”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高度评价了《千里江山图》,他表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高峰之作:“它的境界非常大,对历史的还原和历史进程的描述中,真正有一种大历史观在其中。”他认为,孙甘露把个人与家国、历史与现实打通,体现了作家深厚的人文学养、厚积薄发的创作能力,而小说进行的知识考古形成了一部“上海风物志”。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评论家贺绍俊表示,《千里江山图》的成功就在于它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来自孙甘露的先锋性,曾经挺立先锋文学潮头的孙甘露,没有磨失掉他的锐利,这部小说是他的先锋性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一次惊艳亮相,孙甘露以先锋意识回望大革命年代,将信仰精神力量与物质逻辑力量编织在一起,将先锋派的结构与写实性叙事融为一体。
用小说激活历史,在文学中找到自我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评论家白烨认为,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写作中,既能在故事叙述上保持较高文学品质,又能在作品内容上做到文学性和思想性交相辉映作品并不多见,而《千里江山图》以自己的方式将叙事文学性与内涵思想性的有机融合,显示了作者的用心、用情、用意,以及对特有的文学造诣和文学才能的充分发挥。
“作家的任务不在亦步亦趋地模拟业已发生的事,而在演绎其中可能发生的事”,原上海作协副主席、评论家王纪人认为,孙甘露在历史题材和实现自我价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次身份认同。在这种感同身受的认同中,展开文学想象的翅膀,令各种奇思妙想如落英缤纷附丽于情节结构、细节描写和性格刻画之上,显得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说,《千里江山图》既是主题出版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始终向前走,始终探索某种新鲜的东西,探索和题材与作者追求一致的东西,这是一种更内在、更常态的先锋。”《千里江山图》在悬疑的外壳之下,以大胆的艺术创新,为红色题材书写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样本。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作家陈福民说,孙甘露通过《千里江山图》的写作处理了作家个人生活和广阔社会历史生活的关系。他表示,阅读革命历史题材是我们这代人文学经历、人生经历中的DNA。革命本身就是先锋的,如何让革命的先锋性获得新的有生命力的形式,就是以孙甘露为代表的这代写作者责无旁贷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杨庆祥说,《千里江山图》提供了处理历史、政治和小说三重关系值得借鉴的方式或者方法。孙甘露用小说激活历史,采用激活式、对话式的方式,重新处理这样的主题并让写作变得有可感性。除此之外,《千里江山图》还有“两快”“两慢”:故事快、行动快,细节慢、思想慢,而思想和信仰恰恰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使其变得更有深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也表示,《千里江山图》在动态氛围和静态气息之间,取得了动静相宜的平衡,隐蔽战线也是人性纠葛的战场,塑造英雄也呈现了罪恶,善与恶、罪与罚、贪婪与恐惧,在小说中得以蔓延和叠加。“小说带着我们进入了当年黑暗的世界,也带着我们走向了光明。”
以红色隐秘行动,重建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
“小说家就像间谍,探测着一座城市的秘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张新颖认为《千里江山图》是一部有特殊文学气质和品质的作品。他分享了他的阅读体会:如同被紧迫的鼓点带动着,急切地往下读,又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往前翻读过的段落、章节。在暂停、回头中,重新发现和回味,紧迫的节奏由此变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
诗人、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欧阳江河认为,《千里江山图》的语言也有一种代入的性质,它提供了原来革命叙事时没有的一种方式,逻辑线条清晰,严丝合缝、有如数学般精确。孙甘露将先锋小说、现代主义代入现实主义,代入了当时的红色上海。他就像闯进历史现场、走街串巷的邮递员,在上海的街道上重新投递出一封封来自过去的信。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认为,孙甘露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于他以《千里江山图》重建了我们对上海的文学想象。它写了红色隐蔽战线的故事,把都市里我们看不见的部分翻转,重建了上海的风景。两个上海都在这个作品中流动,一个是都市的日常,还有一个是隐秘的行动故事。这两个故事水乳相融,既惊心动魄又有日常感。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认为,孙甘露对人物的把握,尤其是对小人物、普通人物的把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千里江山图》给小说叙述带来一种空间化,像画卷一样展开。他认为,小说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有着相似之处,“一旦你看准了某个小人物,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个小人物非常栩栩如生。”
在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看来,《千里江山图》是一部深得辩证之味的小说:一是明与暗的辩证,明和暗的交织让这部小说有了光和影的流动;二是静与动的辩证,空间的变动使文本更开阔神秘;三是理智与情感的辩证,小说既是写情感,也不抒情,点到为止,爆发出远远超过文字所能承担的能量;四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进入路径。
中国作协创研部创研处助理研究员刘诗宇认为,《千里江山图》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一部里程碑式佳作,对于此类佳作来说,最难的事情是既做到好读,又要经得起重读;要有卓越的历史感、人性深度和思想性。这就要求作家仿佛化身地下党人,看起来轻描淡写不露声色,实则如履薄冰,用革命的心态对待文学。
孙甘露
最后,《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孙甘露表示,从根本上说,一百年来,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写作,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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