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为什么能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爱国名言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其源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个人应对国家兴亡承担责任，对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数百年来，成为我国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正始”是三国时期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年间，正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朝政黑暗腐败。为逃避灾祸，魏晋士人只好消极避世，“清议”逐渐转为“清谈”，玄学开始兴盛，史称“正始之音”。顾炎武认为，魏晋风流名士崇尚清谈，“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导致儒家主流价值观崩溃，从而导致“国亡于上，教沦于下”。他深感明末心学空谈误国，明朝灭亡与社会各阶层未尽到道德伦理责任有关，因而借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灭亡原因，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之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和“天下”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但顾炎武认为，“国”和“天下”存在本质差异，“亡国”和“亡天下”不能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如果整个民族礼义丧失，道德沦丧，文明堕落，将天下不保。在这里，“天下”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指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在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基础上，顾炎武进而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保国”和“保天下”息息相关，维护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以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其次，“保国”和“保天下”的责任主体不同，“保国”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而“保天下”是捍卫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道德风气，每位普通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顾炎武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根据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论述，提炼出大家都能听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号召国人救亡图存。自此，这一口号成为唤起国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最强武器。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也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身沉心不改”的爱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为什么“有责”？这得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背景谈起。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值明王朝日渐衰弱，清政权强势崛起的动荡时期。明朝末年，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关外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并在1636年正式改国号为清，觊觎中原富庶之地已久。明朝廷内部却党争持续不断，内耗严重。而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导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旋即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遂挥师南下，开始对整个国家进行血腥的军事征服。清政府入主中原，在顾炎武看来，这不仅是政权上的替代，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断裂，如何保住“正统”文化，成为他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这一思想的产生，与顾炎武的家学传统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生于江东望族，还在襁褓中时，就被过继给未婚早逝的堂叔顾同吉为嗣，由嗣祖和嗣母抚养长大。顾炎武从小就随嗣祖读《孙子兵法》《吴子》《左传》《国语》《资治通鉴》以及朝廷刊行的《邸报》，养成了他关注时事政治、关心现实民生的治学取向。未婚守节的嗣母王氏出生于书香门第，性格刚强，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常给顾炎武讲述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忠臣义士的故事，教导他做一个忠于国家民族的人。特别是清军攻占常熟时，嗣母虽幸免于难，但不愿苟活于世，绝食而亡。她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要保住气节。嗣母绝食自尽的行为，深深震撼了顾炎武。
为尽“保天下”之责，顾炎武壮年投笔从戎反清，中年骑马北游续道统。1644年5月，南京的明朝残余力量拥护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顾炎武把恢复山河的希望依托于这个朝廷，受昆山县令举荐任兵部主事。并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提出一整套复兴大计。只是他还未及上任，清军已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为了表明抗清的决心，顾炎武决定改名。他原名绛，字忠清。因敬仰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改名炎武。作为一介书生，他还在家乡积极参加苏州、昆山保卫战。家乡被攻占后，他以精卫填海的精神自勉，立下“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誓言，奔走于太湖流域，积极开展抗清斗争，其间几经磨难，甚至险遭不测。
随着清朝政权的不断巩固，武装反清复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顾炎武并未气馁，为了坚守理想，他决定北游，寻找“保天下”的治国良策。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开始了长达25年的“北漂”生涯。因崇尚儒学，他北上首站直奔山东，游崂山，登泰山，拜孔庙，寻觅名胜典籍，抄录墓志铭，查阅地方志，真正做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走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一边考察山川民情，结交志同道合的学者，徐图复国大计；一边探求学问，著书立说，寻求经世致用的救国救民之道。把实现民富国强的殷殷期盼写进《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等巨著中，以期“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道德追求
天下兴亡，“匹夫”怎样才能“担责”？在顾炎武看来，明朝亡国教训在于先“亡天下”然后“亡国”，而“亡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寡廉鲜耻，丧失德行气节，导致士风世风败坏。因此，他提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在他看来，维持世道人心既需要经济基础和制度支撑，更需要道德引领与规范。因此，“保天下”就要净化整个社会的风俗道德。他认为，培养良风美俗，既要培养孝悌忠信，又要注重礼义廉耻，还要崇名节、尚厚重。而改变社会道德风气人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为此，他大声疾呼，个人立身处世要坚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
为学要坚持“博学于文”的道德准则，有所作为。“博学于文”出自《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认为，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再用礼约束自己，就不至于离经叛道。顾炎武继承了这种治学方法，但他提倡的“文”，范围更为宽泛，既指文章、文字，更指待人接物、立身处世之道，既指自然科学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在他看来，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只有认真学习“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知识，才能做“有益于天下”的有为之事。
为人要坚持“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有所不为。“行己有耻”出自于《论语·子路》，意思是人要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顾炎武把“行己有耻”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明耻”最为重要。人有廉耻之心，国家才能形成知荣辱的道德风尚。他还特别指出，廉耻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尤为重要，并强调“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认为，“有耻”是个人行为的底线。因为知耻才能自觉羞愧，自觉羞愧才能恪守礼义，恪守礼义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基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