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老张：“错名”的尴尬
几个月前，我的一本小书出版。一拿到样书，我就先给几位对本书写作有过直接帮助的朋友寄书。曹峥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复旦外文系校友，为小书提供过一张复旦外文剧社演员的合影。我在扉页上题名钤印后，即交快递寄去。两天后，曹峥发来微信：“书收到了，谢谢！可是，老兄把我的名字题写错了——山字旁的‘峥’写成了金字旁的‘铮’。”啊？我忙向他道歉，他却调侃道：“没事，不是反犬旁就行！”
哪里想到，无独有偶，糗事成双。不多久，我托人给另一朋友瑜明送书后，收到瑜明的微信：“张老师，你把我的‘瑜’写成‘喻’啦！”这一次，我真要打脸自己了：“唉，人老眼花了……”瑜明宽慰我：“哈哈没事，反正张老师还会出新书的。”她和曹峥一样大度，并没责怪我，但我实在难以宽宥自己：这算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吗？
历史上，“错名”的事常有发生——人们“踏入同一条河流”应该也有N次了。例如，夏丏尊就常被写成“夏丐尊”，施蛰存则被误写为“施蜇存”，马振骋被念成了“马振聘”……翻开复旦校史，被写错名字的名人也比比皆是。复旦校内有一幢最古老的建筑名叫“奕住堂”（今校史馆），但它常被写成“奕柱堂”，连若干年前校史馆门口设立的纪念勒石上也刻着“奕柱堂”三字。“奕住堂”是由华侨实业家黄奕住捐资建造的，但黄奕住的名字经常被误写为“黄奕柱”，这正是错版“奕柱堂”的由来。
还有，原复旦外文系法语教授蒋碧微，也常被人误写为“蒋碧薇”。蒋碧微原名棠珍，字书楣。“碧微”的名字，还是1917年她与徐悲鸿星夜私奔、东渡扶桑时起的。她在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复旦中文系教授黄润苏老师曾回忆，抗战期间，她和她的丈夫、后来成为著名化学家的刘铸晋都在北碚复旦读书。有一次做早操，军事教官陈昺德点名，点到刘铸晋时，喊道：“刘祷普！”没人应答。他又喊：“请你们看看谁是刘祷普？”大家说，没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把“铸”念成了“祷”、把“晋”念成了“普”……不过，这还算是一个小插曲。更离谱的是，有一次，蒋介石召集文化界人士开会，拿起下属呈上的名册就点名，当点到大学问家、复旦外文系主任全增嘏的名字时，他大喊一声：“全增蝦（虾）！”全场真的一吓——这，才是闹了一个大笑话。
“错名”的发生，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排版误植，有的是口传讹报；更有甚者，是有意为之。据说，当年夏丏尊对写错自己的名字，就特别乐意。夏丏尊原名铸，字勉旃。辛亥革命后，不少地方政客、士绅热衷于竞选议员，闹得乌烟瘴气，他很反感，就把“勉旃”改为“丏尊”。“丏”字很容易被写成“丐”，假如有人要他投票，十之八九会登记写错，写错名字的票就是废票，夏丏尊自然“乐在其中”。
不过，大多数被“错名”者，心情总不会像夏丏尊那样。十多年前，我就收到过一张“错版”聘书。某次会上，主办方笑吟吟地向我颁发某职聘书，我翻开一看，我的名字被写颠倒了！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不想扫人家的兴，没有吱声，但内心不免失落和尴尬。所以，题写别人名字，理当仔细、严谨，切不可像我那样，一犯再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