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武汉大学陈建军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其新近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印行的《故纸新知：现代文坛史料考释》（以下简称《故纸新知》），所收39篇文章，基本上都是以现代文学史料的钩沉与考释为主，可以视为其2015年出版的《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以下简称《掸尘录》）的“姊妹著作”。

早在《掸尘录》中，陈建军就提出史料研究文章写作的三条原则：“一是用史料说话”，“二是重在史料呈现”，三是考释史料时“力求言之成理，信而有征。”《故纸新知》延续了这一写作原则或曰研究信条，综合运用辑佚、考据、辨伪等文献学研究方法，为现代文学史研究与现代作家研究提供了众多颇具价值的新史料，同时基于新史料对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考辨、补正甚至质疑。陈建军关注的大多是现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主要涉及的有卞之琳、戴望舒、丰子恺、黄裳、梁遇春、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徐志摩、沈从文、汪曾祺、郁达夫、闻一多、俞平伯等，同时也关注一些已被遗忘的新文学作者。如《“马良材”是谁》利用废名、石民、赵景深的文章，勾勒了一位青年作家马缉熙（又名良材）短暂的文学人生。这不仅大致还原了一位因投身革命而不幸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而且对于深入理解废名《死者马良材》、周作人《偶感之四》等文章的创作主旨进而窥察两位作家特定时期的文艺观念也不无裨益。

纵观全书，笔者认为《故纸新知》至少还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十分重视作家书信的发掘、整理与考释。经统计，正编37篇文章中，篇名直接涉及书信的共有16篇，近乎占去半数。如《又见陆小曼佚文佚简》《陆小曼手札和启事》两篇分别披露陆小曼致《新闻报》编者和致吴经熊的两封书简，《沈从文佚简一通》披露了沈从文致瞿冰森的一封佚简，《新发现徐志摩佚信一通》钩沉了徐志摩致《时事新报》主笔的一通佚信。作为个体或团体之间接洽事务、交流讯息、联络情感的重要媒介，书信的背后往往牵涉或大或小的事件，即便是无关痛痒的片言只语，也多少会流露出写信人的性情、情绪、品味等。在对作家的佚信或集外手札考证时，陈建军常将新见史料与已知材料进行对照、勾连，再辅以报纸新闻等文献，以从容不迫的文字，尽量还原出书信背后隐藏的故事，让一封封书信串联起作家的生平轶闻、人际交往，从而让文坛现场变得丰富起来，让现代作家变得亲切可感。陈建军的考证文字用语严谨，滴水不漏，既不放过信函中诸多生动的关键性细节，又能够避免过于繁琐的考索，几乎没有不着边际的“过度阐释”。陈建军还非常重视书信文献的整理、校勘问题，曾在2008年发表《徐志摩书信尚需重新整理》（收入《掸尘录》），后又发表《再谈徐志摩书信尚需重新整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胡适档案内的徐志摩书信手稿和《上海画报》等，指出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书信卷中9通书信的讹误，进而建议：“重新整理徐志摩书信，应从头开始，尽力搜求、占有包括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等在内的第一手史料，适当参考他人的整理本，最大限度地保留或恢复其原貌。”

其二，“用史料说话”，但对史料本身并不完全地膜拜，而是以批判的眼光，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宁可存疑也不“妄下断语”。一方面是缘于大部分新发掘的史料都来源于现代报刊，而报刊所提供的“信息”有时并非百分之百的可靠，存在实中有虚或真伪参半的情形。另一方面，当局者固然易“迷”，旁观者未必就“清”，作家自己或他人的叙述难免含有其对人物、事件的主观情感、立场甚至偏见，若无更多资料印证，只能聊备一说。如《穆时英〈清客的骂〉及黎锦明信》在呈现穆时英的佚文《清客的骂》以及黎锦明给穆时英的公开信后，并未完全采信当事人黎锦明的说法，而是另外介绍了上海《时代日报·时代日报附刊》上一篇《南京文艺俱乐部的“门罗主义”——华林驱逐黎锦明始末记》中的叙述，虽让现代文坛上的这件掌故变得疑案重重，但不失为一种谨慎、负责的学术态度。

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不可能完全将自己从研究对象中剥离出去。如果仅仅是新见文献的堆积，往往容易使阅者味同嚼蜡。陈建军尽管强调自己的文章“重在史料呈现，多叙史事，不轻易发议论，最忌妄下断语”，但他并非不发议论，只是遵从“论从史出”的原则，对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评判、论断都力求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真正地做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其三，关注现代作家的笔名。笔名可谓作家的一张名片，是识别作家身份、挖掘作家佚文的重要依据，但单单依靠署名来下判断而不做深入的考察，常常会“误入歧途”。《当作家遇上笔名雷同》一文通过发掘沈从文发表在《北平晨报·北平学园》上的一封佚信与一则启事，揭示了现代文学史上广泛存在的“署名相同”现象，并提醒研究者“看到署名相同的文章，应当反复考证，判定其归属”。如何对笔名进行考证呢？《故纸新知》中收入的《汪曾祺又一笔名“曾淇”》和《“霜庐”是张爱玲的笔名吗？》以具体案例作出了回答，体现了作者的考证功力。有论者依据沈寂晚年的回忆，认为《春秋》《申报·自由谈》上数篇署名“霜庐”的散文是张爱玲的佚文。陈建军在《新疆日报·天池》《和平日报·和平副刊》《金融日报·墨屑》等报刊上找到更多署名“霜庐”的文章，发现“霜庐”文章中的一些自述与张爱玲生平事迹不符，对上述结论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陈建军的考证材料翔实、有理有据，为作家笔名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陈建军不仅在闻一多、徐志摩、丰子恺等作家佚文、史料（如演讲记录）的搜集与考证方面贡献良多，而且在长期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就作家佚文的整理、全集的编辑出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具慧眼的洞见，值得学界予以注意。例如，他在《〈徐志摩全集〉：值得信赖和珍藏的一部全集》中主张“对全集编辑质量的鉴定，应该建立一套科学、规范且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同时提出“编纂作家全集，应重新出发，以作家生前已刊未刊作品为主要依据，其身后出版的各种集子和由他人发现、整理的佚作，只可作为参考之用”的重要观点。在《中国现代作家全集整理、编纂的术与道》这篇访谈中，他认为编辑出版现代作家全集时，“在题注中，交代作品的发表情况，慎言‘原载’‘初刊’‘未载’‘未刊’”，“不清楚刊载情况，如实说明‘不详’即可”。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做法，既适用于作家文集、全集的编纂，也适用于作家年谱、著述目录的编写。近现代报刊如汗牛充栋，虽然目前已有大量报纸、期刊完成电子数据化，但仍有不少报刊并未进入我们的视野，甚至早已佚失。除非我们掌握了作品最初发表的确证材料，否则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一些文章未曾发表过。

如前文所述，陈建军两度撰文呼吁应重新整理徐志摩书信，认为整理徐志摩书信应以原始材料（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为主要依据，他人编辑、整理的版本（文本）可作为参考之用。这一基本原则不仅仅适用于整理徐志摩书信，也完全可以推而广之至现代作家的所有作品。

再如，陈建军以废名、穆旦的文章为例，提出“整理文本，不要忽视报刊上的‘更正’信息”。这一点恰恰是目前的文学研究者与出版者所容易忽视的。陈建军本人在研究中即十分重视现代作家寄给报刊编者要求更正的来信或者声明。例如，《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一封信》一文披露汪曾祺1983年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一封来信，就自己在该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八千岁》被编辑改错的文字提出更正。这封佚信可以为《汪曾祺全集》补遗，有利于《八千岁》的重新校勘，反映了汪曾祺重视小说语言表达的一贯态度，对当下的文学编辑亦不乏警醒与启示。笔者由此也想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1933年4月4日，田汉的长篇散文《突破了死线以后》开始在上海《晨报·晨曦》连载。第二日（5日）该刊登出一则“勘误”，对4日《突破了死线以后》第一节《突破了死线》中的六处误排进行说明：

昨日《突破了死线以后》文中，三十三行“我又同时恢复了我那强烈的生的要求”，“那”误作“仍”，第三十七行“而尽管溶〔活〕着”“尽”误作“终”，四十九行“这我才安了心”，“才”误作“终”，五十七行“你叔叔敲过你几个粟〔栗〕爆”“叔叔”误作“妹妹”，六十三行“怕就是是所谓爱情的创疤”，漏“是”字，七十八行“中国民族现在也正和负伤当时的我一样是徘徊在死线上的”“负伤”误作“贫伤”。兹特订正于此，并志歉忱。

4月9日，《晨报·晨曦》在《突破了死线以后》文末登有一则署名寿昌的附记：“上一次的《突破了死线》虽然是我手颤写得潦草的结果，但错误的字实在太多了。至少不该把‘叔叔’排成‘妹妹’，因为我没有‘妹妹’，就有也不曾敲过我的栗爆。”可见，田汉对自己的文章多处排印有误仍未释怀，特别不理解“叔叔”被误成“妹妹”。1936年，《突破了死线以后》收入今代书店版《田汉散文集》时，三处误排被订正：“然而终管活着”改成“然而尽管活着”，“怕就所谓‘爱情的创疤’”改成“怕就是所谓‘爱情的创疤’”，“贫伤”恢复成“负伤”，但其他三处并未改正。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汉全集》所据底本为《田汉散文集》，因为没有注意到《晨报·晨曦》登出的“勘误”与田汉的附记，所以三处错误仍然存在。

总之，《故纸新知》不仅为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著名作家生平著述方面不可多得的新史料，纠正了学界的一些误判，而且就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作家全集的编纂等提出了诸多极具价值的思考，对开展与推进现代作家作品的整理、校勘、编辑出版工作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