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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学院哲学面向”

福柯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对当代中国人文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学术界对福柯思想的阐释全面而深入，甚至让福柯在人文学者眼中变得“普通”起来。在文学、艺术史、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硕博士论文中，“规训”“谱系”和“考古”等词语变成了标配，福柯的生平思想成为文化界的日常行话。可是，我们是不是深入理解了福柯呢？我觉得很难说。

自然，在福柯的翻译和评介上，华语学界的前辈学人都做出了一流的表率。李猛、张旭、汪民安、钱翰等前辈老师在评述和翻译上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这样的一种评介表面上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福柯的学术工作已经为中国研究者全面了解，其关键概念也被深入地梳理和应用。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其思想要旨已经被华语学界基本“消化”了。其实这种印象有一定的偏差。首先，法国以外的西方学界对福柯的译介重点关心福柯对现实社会有着巨大影响的学说和概念。例如，他的疯癫研究、规训学说、生命政治学说和治理术概念。这类介绍扩大了福柯的学术影响，却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几乎很少有人追问福柯在制造和使用这些概念时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其次，福柯自己也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他曾明确指出，他不为自己的著作提供某种确定的解释立场，欢迎别人摘引、解释和应用他作品中的任何一段话。这种对多元解释的“鼓励”不能掩盖如下事实：福柯对自己研究对象的选择，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有着深入的考虑。这一考虑并非由福柯社会理论家、文学理论家或精神病学家的身份，而是他的哲学家身份所决定的。虽然中国学界将福柯看作法国二十世纪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但这种定位更多地着眼于福柯拓展了“哲学”的领地，更确切地说，是他超越以概念分析和体系论证为主要形式的“学院哲学”所界定的哲学之范围。

但是，与我们的印象相反，福柯在法国主流“学院哲学”界的地位极高，这和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德里达虽然以胡塞尔研究起家，写过非常“学术”的现象学研究，但他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直到其晚年才有所提升，而其最终的学术位置止步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社科研究中心主任，并与“学院哲学”的主流学校索邦大学关系不甚融洽。福柯在学院哲学界的口碑则与德里达完全相反，他很早就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获得讲席，并接替了他的老师——黑格尔研究专家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教席位置。福柯的这位老师地位极为特殊。一方面，他是对法国二十世纪学院派哲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这不仅体现为他试图通过对德国观念论思想的译介和阐释造就一个说法语的黑格尔，而且体现为他主导并主编了一套汇集当代法国学院哲学最高水平的丛书“爱皮米修斯”（Épiméthée），对当代法国学院哲学基于哲学史阐释、融合现代德国哲学和法国本土传统的路径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另一方面，伊波利特又是当代法国哲学变得“不那么学究气”的推手，受他影响的哲学家有阿尔都塞、巴丢、巴利巴尔、德勒兹等人，都不喜爱学院哲学围绕概念和哲学史讨论问题的方式，而其中的翘楚就是福柯。伊波利特极为欣赏福柯，称他为当代哲学的化身，并将自己的教席传给了福柯。在福柯之前，这一名为“系统思想史”的教席并不讲“疯狂”“规训”和“治理术”这些离经叛道的题目，而是沿着伊波利特的老师戈胡（Martial Gueroult）的思路，以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中心，重构现代法国哲学史的进路。这一进路不仅是观念或者思想演化的历史，而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或哲学问题。

因此，在研究福柯思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关注他离经叛道的一面，更要关注他“传统”的一面。表面上看，福柯完全背弃了老师们的论域。但是，这种激进的背弃包含了他老师伊波利特和“太师父”戈胡的一贯关切：不仅在历史中把握哲学思想或概念，也把概念和思想的历史化过程看作一种哲学问题来反思。

“反学院”的学院派著作

《知识考古学》就是福柯学院哲学功力的体现。正如上文所述，福柯基本隐藏了这种功力，只处理一些传统哲学不处理的论域，并在其中形成自己的哲学叙事和基本概念。所以，在他的论著中，用传统哲学的方式讲述其方法论的文本较少。《知识考古学》却是这类文本中最重要的一本。在这本书中，福柯一改其晓畅流利的优雅文风，以一种艰涩、学理化和迷宫般的风格对其思考问题的路径进行了全面解释。而这部著作也成为福柯最为学院派的作品。

《知识考古学》分成如下部分：一、导论；二、话语的规则性；三、陈述与档案；四、考古学的描述；五、结论。尤为本质的部分是二、三两章。正是在这两章中，福柯提出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全新哲学方法。正如译者董树宝教授在译注中指出的，“历史”在法语语境中含义较为复杂。但是，如果再具体到《知识考古学》本身，福柯重提“历史”有着特定的针对对象。这些对象主要包含如下两个层面：首先是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其次是哲学的层面。

很多人往往忽略《知识考古学》对历史学方法论的思考，而将之简单看作一本哲学著作。但是，《知识考古学》一个明显的论敌就是法国年鉴学派早期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长时段学说。这一点，译注中有专门的说明。这段注释虽然不多，却呈现出国内福柯研究一个比较被忽视的问题：福柯所谓的历史的“连续”和“断裂”概念并不直接讨论历史本身是不是连续或断裂的；否则，我们会把福柯看作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福柯更关切历史书写的方式本身，即能否通过一种原则，将我们对特定历史事实的认识贯穿为一个连续、完整，并服从特定发展目标的统一体。这种历史书写原则被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早期年鉴学派继承下来。福柯则反对这种历史书写的假设。其次，在当时，同样存在一种与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原则相耦合的哲学思想（福柯认为，这主要体现为带有黑格尔主义色彩的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学说）。这些哲学思想的目标并非历史书写，但却需要通过这种历史书写作为中介，在历史中“拯救”某些描述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普遍原则，如“理性”“人性”和“人的整全本质”等等。福柯肯定不反对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但是这种连续性是否必须用历史书写的连续性组织起来呢？这种连续的组织方式是否也是我们关于人类历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知识系统唯一的组织方式呢？《知识考古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这种批判兼有认识论批判和话语重构的性质。福柯首先区分了“认识（Connaissance）”和“知识（Savoir）”。前者是对历史中发生的具体事实的感知和理解，后者是这些具体认识组织起来的体系。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以两种方式理解认识和知识的关系：一、一系列具体认识在历史中的连续累积就会形成知识；二、知识作为一种先天的体系，提供认识得以成立的形式，在这一形式的统摄下，具体的认识同样会在历史中形成一个系统。福柯认为，这两种理解方式其实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看法：具体认识的增长会贯通起来，形成对事物本质的全面认识，而历史的发展是这一认识逐步清晰完善所依赖的场域或中介。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主导这一认识增长的原则是基于经验的推论，还是某种先验形式。福柯的理解与上两种方式都不一样。一方面，他认为，知识的构造依赖某种先验的“话语形成（formation discursive）”的统摄；另一方面，这种“话语形成”兼有历史性和经验性。这时，话语的概念就被引入了进来。

这时，我们就要讨论福柯的“话语”概念了。通常，我们会把话语概念与结构主义对福柯的影响联系起来。但是，福柯一直强调自己使用“话语”的方式和结构主义者有着很大不同。就现在的福柯研究进展而言，我觉得他的表述未必是不真诚的。这就必须理解福柯所谓的“话语”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篇（discourse）”或“语言（langue）”等词语复合体的差别。福柯认为：话语是“在其表达的时代中就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分配、被分类和被确定特征的陈述集合（ensembles d'énoncés）”。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其次，规范话语形态的力量是历史性的。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层面。什么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呢？“陈述”不是一个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如果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看法，“语篇”和“语言”的基本单位都是音素。在语言系统规则的主导下，音素之间通过差异关系与组合关系，形成字、词、语篇等更复杂的语言集合体。音素是个相对稳定的“自然”或“准自然”的单位，人能发的元音和辅音虽然众多，但都受制于人体发音器官的限制，彼此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是简单稳定的。正统结构主义思想强调揭示一种内在于所有人思维内部的普遍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是类比于语篇基本单位之间对立统一单位建立起来的。但是，“陈述”与话语的关系却不是如此。首先，“陈述”不是一个稳定的“自然”和“准自然”的单位，不存在相对稳定的限制。它始终出现在话语展开的特定空间内部，并随着这种空间形态的改变改变自身。其次，陈述并不依赖某种自然的发音器官而生成，也不是某种思维形式，而是一种被看见的符号关系。这一点，很多福柯的读者会忽略，从而不能发现福柯的话语学说和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别。结构主义思想建立在对听觉关系的类比上，形成了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超历史的普遍抽象。而福柯的话语学说建立在视觉关系之上，“陈述”这一基本单位也是一个依靠“看”而发现的单位。这就意味着，一旦福柯所谓的“陈述集合”内部的各个要素发生变化，最基本的陈述的形态也会发生关系。例如，按照字母排序的字典中，作为陈述的二十六个字母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按A到Z排列的有序索引空间；而在密码表中，这些字母的关系又构成一种互相指涉的符号游戏空间。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看上去相同的陈述，在空间排列原则改变的情况下，就是完全不同的话语基本单位。

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陈述排列的既定原则可以决定陈述在既定话语中的位置，但是这种原则又依赖于每一个全新陈述在排列过程中对整个陈述集合空间形态的改变。话语是陈述集合的结果，又是主导陈述集合方式的先在原则。它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之所以说它是先验的存在，是因为话语既定的构成方式，即福柯所谓的“话语形成（la formation discursive）”是每一个陈述进入话语中的既定位置的“既定条件（donné）”。心细且对法国当代思想有所了解的读者会发现，“既定条件”也是一个现象学术语，在当代法语哲学的语境下，它被用来翻译现象学术语“被给予（Gegeben）”。现象学将被给予行为看作把握事物本身不可避免的先验条件，如果事物不给予意识某种东西，我们也就不能认识事物本身。但同时，“既定条件”意义上的先验性又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先验性，康德所谓的先验是一种形式层面的先天条件。而话语则始终具有直接性和可觉知性。换句话说，话语是可以被给予的感觉经验材料，但却先天地限定了话语依靠陈述行为进一步展开的方式。我们不妨说，结构主义者仍然秉持着康德一样的深度思维和形式思维，让抽象和不可见的形式规范决定可见可感的表象；福柯的话语学说则让表面可见的经验材料决定事物本身（在《知识考古学》的语境中，就是历史本身）的运作逻辑。

因此，福柯所谓“话语的质料性”就是这样一种依赖于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依赖视觉经验而展开的话语形成的经验原则，福柯将之称为话语的“规则性”。董树宝教授的这一翻译比之前译本为优，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法语的regularité兼有“规则”和“规律”两义。如果揣摩《知识考古学》的文辞，两重含义都可。但是，如果上承法国学院哲学的脉络，“规则性”一词非常好。因为，在笛卡尔那里，这个词和拉丁语Regulae的关系密切，指思维的最简规则，这些规则的重组可以把握一切对象。把这个词译为规则性，体现了福柯对法国经典哲学传统的致敬和继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规则性”也包含了一种反讽。福柯特别强调组成话语的陈述是稀缺的，是不断重复的。但是，这种重复必须与他对话语“策略”的使用结合起来看。某种程度上，“话语策略”是榫合福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思想的关键概念。福柯也没有对“策略”概念进行描述，从他对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相关例证看（78页），策略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它是对福柯所谓话语场域（champ）的一种主题化过程，例如，重农主义重点讨论“财富流通”这个主题，比较语言学讨论诸语言之起源这个主题。其次，它是对这种主题化在实践中应对某种历史境遇的指涉，往往这种指涉并不简单存在于话语表面。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讲演录中，福柯将话语策略转化为了一种“权力”策略。实际上，这个转化只是明确了话语策略指涉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名为“权力”的目标同时也主导了话语策略展开的方式，从而影响了话语形成的方式。

这就让规则性这个概念面对这样的挑战，尽管在特定规则的主导下，话语中的基本陈述是稳定的、重复的，甚至是乏味的。但是，陈述组合起来的方式和它们产生的效果是不稳定的、变化多端的、无限的；这是因为，权力所面对的处境在不断变化，策略也由此变化，甚至策略的改变又加深了权力莫测的改变。最后，一个吊诡的结论出现了，话语的规则性最终引发了话语效果的不规则状态，进而构造了一种知识史和思想史的不确定性和无目的状态。

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握一种完整的历史，而只能呈现历史中事物发展的特定契机。只是这种契机发生的前提不再是对某种全能的理性和精神的操纵，而是一种在后来被称为“权力”对不可见力量陈述进行塑造和重构的结果。而塑造出来的话语又反过来限定了这种力量的运作方式。福柯并未认为，导致话语形成的力量让历史的发展缺乏连续性；相反，这种力量创造了观念和实践更复杂、更多变的连接方式。最终，福柯指出了两种话语的趋势，一种是努力维持自身完整和自洽的话语形成方式，它试图让陈述构成一种稳定和连续的统一体，让它们构成“书”“总集”和相互批评的“序列”。福柯认为，这种序列构成了话语的实证性，并成为决定话语形成先天原则的“历史先天性”。另外一种话语则在这种“先天性”之下，单个陈述对特定历史事件的描述。这种描述虽然是历史先天性所依赖的既定材料，却总是滑出了这一“先天性”塑造的原则或既定条件，成为话语形式无法彻底包含的个别存在。举一个福柯研究领域中较为简单的例子：关于“疯癫”的一系列陈述，将“疯子”隔绝和贬抑在社会之外；但是，被这些陈述规定的精神病人，在某些能力上变得极为卓越（如数学家约翰·纳什），这让被隔绝的“疯子”和疯癫话语的一部分又回到了社会内部，造成了这一话语自洽性和完整性的断裂。这种断裂并没有造成历史本身的断裂，而是造成描述历史的一类话语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实质是：话语的实证性遭遇了以档案面目出现的特定陈述的挑战，显现为一种不自洽、不周延的状态。但是，正是这种不自洽状态，却是事物自身的真实状态经由话语形态进入人们视野的契机，也是福柯所谓“未说出”和“未看见”之物得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的契机。

总而言之，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通过话语分析方法，既重构了西方人自我认识的历史，也重构了人们对历史认识的知识系统。这种重构导向了一种历史认识论批判。这一批判必须和他对历史本体的认识区分开来。虽然历史学界对福柯在史料运用和历史叙事的技术上的取向存在争议，但福柯甚至比很多历史学家更“老派”，因为他坚持了十九世纪以来法国思想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传统。只是，在福柯的历史认识论批判中，认识的实证性转向了话语的实证性。但是，正是通过话语的实证性分析，通过实证知识体系的累积和演化趋向普遍真理的道路被颠覆。福柯在遵循传统的同时，倒转了这一传统的方向。在这一倒转的过程中，对当时法国学院哲学诸多思想资源如法国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借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福柯的借用包含了诸多创造，他同样反对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性，却将传统上依附于理性主义思想的“实证”与“分析”这两种工具变成了一种理性批判工具。而现象学对福柯的影响则隐匿在《知识考古学》的行文之中。福柯使用了很多现象学的笔法。当然，这些笔法都是用来反现象学的。比如，他提到了让事物（Chose）非在场化（de-presentifir），并论及“事物本身（Choses même）”。这恰恰与德语现象学概念“当下（Gegenwart）”“事情本身（Sache selbst）”的法语对译有着密切关系。福柯反对“事实本身”能够穿透话语的力量呈现于认识者面前，却又承认话语的物质性和事实性。这也说明他正是在现象学内部反对现象学。

由此，《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少有的一本学院哲学风格的著作，但恰恰是这部著作从内部攻破了法国学院哲学的诸多堡垒，却也由此让福柯获得了学院同行的尊重。他们也许感叹：福柯懂他们知道的一切，而对于这位大师的本来面目，却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仍然隐匿在话语的迷宫之中。

回到福柯最基本的志业

译者董树宝教授专心耕耘于法国哲学十余年，本以加塔利和德勒兹研究见长。最近数年，他一直在翻译和校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此书已有两个重要译本，一个是谢强、马月的译本，一个是王德威教授的译本。前者过于晦涩，几乎不可读；后者准确畅达，文字流丽，是我们理解福柯的中介，但是未必忠实于法文。董教授的译本是第三个译本，从法文译出，并花了很大功夫校对。即便不读这一译本，从其态度而言，应该会形成自己的翻译特点。福柯基本上是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考虑到他的跨学科影响，这个“之一”也可以去掉。他的著作有两三个译本出现，也是很正常的。

读过这个译本之后，发现董译的用心不止于再译一遍，以达更为精准的效果而已。他之所以选择《知识考古学》，更包含了对福柯研究，乃至对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的一些想法。由于其个人魅力和文采，福柯的影响力反而体现为他如何用哲学去处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一系列话题的匠心上，至于他如何认识自己最基本的志业——哲学本身，至少国内学术界思考得很少。而一旦郑重对待这一点，福柯使用的很多概念例如“考古学”“陈述”“档案”等，在中文里都没有比较细的辨析和反思。英语学界自然有各种福柯导论和术语词典，但是法语和英语隔了一层，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一反常态，用词十分学术化，包含对当时法国哲学和思想史走向的诸多思考。所以，英美学界的研究可资参考，却不如细读一手原文，反复揣摩，再“反刍”成中文来得精彩深入。

董译确实在这一点上部分超越了前辈。他对用词的考究显然是学理性的，而不仅仅是翻译层面的。比如，他对巴什拉“认识论的行动和界限”这一概念的表述中，将法语Seuil翻译成“界限”，显然是深入读了原文和相关文献的结果。“界”包含分割标记不同阶段的含义，“限”则强调知识累积的突然停顿。这一翻译非常切合巴什拉所在的科学史学派“认识论断裂”这一背景。又如，福柯重要的概念“话语形成”一般被翻译成“话语构型”。董译显然更有分寸感，谨慎剔除了“构”字，实际上也有廓清福柯与结构主义关系的意味。这样的努力呈现在译文的非常多细节中，呈现出这一翻译以辨明学理为中心，而不刻意求文采的风格。在当代的福柯研究领域，这种扎实的工作，反而凸显了福柯《知识考古学》中“学院派”的一面。

当然，为了篇幅和可读性，董译本的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译者在前言中也提到，他的案头功夫并未完全呈现在注释中。比如，在文本中出现了“范围（champ）”一词，也有“体制（régime）”一词，后者其实也可以指特定力量主导的领域。它和范围的差别，类似于康德哲学中“领地（Gebiet）”和“范围（Boden）”的区别。译本并未对这些细微差别进行详细考证。这也不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深受福柯影响的德勒兹似乎喜欢用régime这个词。这些问题，在法语为母语的学者中，不是问题；但如果对想深入了解当代法国哲学，并有志于进行一点专业性研究的读者还是有些启迪的。

以福柯为代表的当代法国哲学研究在汉语学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思潮和思想风格为中心的介绍已经完备；但是，许多关键概念的考释和具体方法论细节的研究还是有相当的不足。对福柯为代表的法兰西1968一代，许多人为他们的魅力感召，成为“粉丝”。但是，对他们思想史价值的定位，以及他们真正的学理价值和学术贡献，尤其是他们与法国乃至欧洲哲学传统的关联，才是真正严肃的研究者更关切的问题。只有准确理解，才能谈及创造性转化。这样的看法有些驽钝庸俗，却是一个法国思想研究后学的一点感悟。对于福柯这样“狂放”的思想家，发掘其“狷介守拙”的一面，在福柯已经成为新的传统的时候，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