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笔名“未明”考
有学者说：“整理近现代文学作品在内的一切文献史料，皆须综合辑佚、辨伪与考证这三方面的工作”。[1]笔者最近在研究路翎时，根据既有的数种路翎作品目录搜集整理路翎的所有文章，深以为辑佚、辨伪与考证同等重要。
沈永宝、乔长森整理的《路翎作品系年目录》是最早的一份路翎作品目录，其中出现了署名“未明”的作品。[2]杨义、邓腾克、周荣、宋玉雯等人编写路翎著作年表时大致沿袭沈说。[3]这些作品是：
1.《二摩论》，载1939年2月20日重庆《时事新报》第四版《青光》；
2.《援救天津五同胞》，载1939年8月16日重庆《时事新报》第四版《青光》；
3.《有备无患》，载1939年8月21日重庆《时事新报》第四版《青光》；
4.《畜界无奸论》，载1939年8月23日重庆《时事新报》第四版《青光》；
5.《鬼之笑与哭》，载1939年8月30日重庆《时事新报》第四版《青光》；[4]
6.《〈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载1947年4月15日北平《泥土》第一辑；
7.《敌与友》，载1948年3月南京《蚂蚁小集》之一《许多都城震动了》
在这些被认为是路翎署名“未明”的作品中，两篇文论《〈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以下简称《〈王贵与李香香〉》）、《敌与友》已被收入《路翎批评文集》。[5]关于《〈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未明”是否是路翎，吴永平提出过不同看法，但未彻底解决此问题。笔者在阅读《青光》上的“未明”文章后，同样感到与路翎风格迥异。据徐迺翔、钦鸿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茅盾、胡秋原、姜灵非、祝宽、贺宜、路翎都用过“未明”这一笔名。[6]因此，笔者想进一步追问：《〈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未明”究竟是谁？其他六篇的作者“未明”是否也是另有其人？路翎是否用过“未明”这一笔名？笔者也曾致信沈永宝先生询问为何将七篇作品认定为路翎所作。可惜时过境迁，沈先生不复记忆。于是，笔者感到有廓清的必要。
据七篇作品的发表时间和地点，实际可认为应是三组文章：
一、《时事新报》上的“未明”
在1939年2-8月《时事新报·青光》发表《二摩论》《援救天津五同胞》《有备无患》《畜界无奸论》《鬼之笑与哭》的“未明”显然是同一人。
《二摩论》是篇很短的近于文言文的用语轻佻的讽刺文：
中国今日有不幸之二摩。一曰摩登，二曰摩擦。摩登者，据云译自Modern。其实此云现代。我国之所谓摩登，义为时髦，相当于Mode音译宜为摩得。摩得古亦有之，所谓“都”也。诗云：“洵美且都”。汉书司马相如传：“车从雍雍，闻雅甚都”。盖都市为摩得之源泉。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也。然今之摩得，则以模仿洋都为尚。服用本国所不能生产之服饰，搬弄本国所不需要之学说，此摩得仕女之本色。国有摩得，国不得不贫。
摩擦者，虽为物理学上之现象，然在战后所表现之陆离光怪，虽爱因斯坦亦不能详。摩擦古亦有之，称曰轧，或称磨轧或曰倾轧，唐书李宗闵传：“树党相磨轧”，其摩擦之祖乎。国有磨轧，国不得不弱。
世谓阿Q精神为国人之病。然阿Q有辫，尚不知电烫其头发，吸水烟袋，亦不知三炮台为何物。阿Q不摩登。阿Q虽与邻不睦，但不知排挤舆风，挑拨作浪。阿Q不摩擦。阿Q太老实。然我看阿摩比阿Q还要可怕。[7]
作者显然受过良好的古文教育，引用《诗经》《汉书》《唐书》大谈“二摩”——“摩登”“摩擦”，认为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摩登在国人这沦为赶时髦，同时国共政党斗争频仍。文章最后提到《阿Q正传》的国民性批判，认为“二摩”的危害比国民性的危害更严重。
这篇文章在《时事新报》发表八天后被《祖国》转载。《祖国》是此时在重庆创办的一份政论杂志，编辑委员中有胡秋原。[8]这份杂志贯彻胡秋原在接编《时代日报》时的“中国文化复兴论”。他系统阅读“中国经史子集”后，认为“复兴之道，不是复古，也不是西化或苏维埃化”。[9]同时，远在1927年，胡秋原即对国共双方“表示失望”，并“脱离共青团和国民党”。[10]《二摩论》与胡秋原及其创办的《祖国》杂志的思想接近。重要的是，胡秋原用过“未明”这一笔名。“未明”是《祖国》杂志的重要作者，几乎隔几期就出现他的文章，且多出现在第1-2页。据不完全统计，“未明”在《祖国》发有这些文章：
1．1938年11月3日第5期：《好转中的战局》（第1页）；
2．1938年12月13日第6期：《街头汽车（萨天师语录补篇之一）》（第1页）、《“文化人”考》（第7页）；
3．1938年12月26日第7期：《消灭“文化人”问题》（第6页）；
4．1939年1月10日第8期：《论汪精卫事》（第1页）；
5．1939年2月28日第11期：《英苏接近之趋势》（第1页）、《二摩论》（第7页）；
6．1939年4月10日第14期：《精神总动员之本义》（第1页）、《由局部反攻到全线反攻》（第3页）；
7．1939年5月3日第15期：《抗日建国的五月》（第1页）、《百年来的教训》（第3-4页）；
8．1939年5月15日第16期：《鼓浪屿事件之教训》（第2页）、《责任心与同胞爱》（第5-6页）；
9．1939年6月1日第17期：《两篇伟大的文献》（第1页）、《汪逆如何帮助日寇》（第2页）；
10．1939年6月20日第18期：《天津“事件”之观测》（第1页）；
11．1939年7月7日第19期：《东京谈判与敌侵沿海》（第1页）、《蒙胞奋起抗战》（第3页）；
12．1940年12月31日第40期：《抗战铁拳下的敌奸》（第2-3页）、《收回外汇的时候》（第6页）；
13．1941年2月20日第41期：《日寇向那一方面进？》（第8-9页）；
14．1941年7月第45期：《中国精神与中国战略》（第3-4页）、《中国美国和日本》（第19-21页）、《英美应迅速保卫荷印》（第21-22页）；
15．1942年1月第50、51期合刊：《太平洋战局》（第2页）、《国军出国》（第5页）、《反侵略同盟之成立》（第6页）。
考虑到《祖国》的《复刊记》说：“每期第一、二页为重要时事评论，由本社同人执笔”，而在《祖国》社同人中，胡秋原是用过“未明”这一笔名的，同时他在1938-1939年先后担任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机要秘书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我们可以大致判断，《祖国》上这位“未明”的身份与胡秋原大体符合。如果再翻览胡秋原以本名发表的文章，我们也能发现其与这位“未明”在话题关切、甚至具体观点上皆有相近处：如《精神总动员之本义》（1939年4月10日）一文是为响应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政策而作。
关于这一话题，就在同一天，胡秋原在重庆《国魂》第36期发表了一篇观点相近的《不要误解精神总动员》。十天后，他又在重庆《内外杂志》第5卷第7期发表《如何才能动员精神》。类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关于作家为何在自编刊物使用笔名，陈子善曾作过解释：“往往一个版面半数以上文章由他本人执笔，有时甚至独自包揽，这就需要不断更换笔名，以免读者发觉主编唱独角戏而减少兴味，不消说，也有不便署真名，非得用笔名发表不可的。”[11]因此，我们推测，在《祖国》发表文章的“未明”是胡秋原。
如果《祖国》上的“未明”是胡秋原，那么在《青光》发表文章的“未明”也是胡秋原。胡秋原与《时事新报》素有渊源：1938年胡秋原到重庆时就被《时事新报》总主笔薛农山聘为特约撰述。而《青光》剩下几篇文章也与这时《祖国》上“未明”的文章多有互文：《援救天津五同胞》与《天津“事件”之观测》《东京谈判与敌侵沿海》是针对开始于1939年4月的天津租界事件的一系列时评。《天津“事件”之观测》《东京谈判与敌侵沿海》二文被编者置于封面第一页，可见编者的重视程度。
从《天津“事件”之观测》可看出，作者表现出一贯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控诉之情，从中甚至可看出作者对英国政府的过度乐观和对英国绥靖政策的缺乏认识，可见出对日军的过度轻视。有趣的是，在十几天后发表的《东京谈判与敌侵沿海》中，作者对自己在前文的误判多有诡辩，多少流露出对曾寄予希望的英国政府的失望，却对事件的解决抱有信心，固执己见。
文中提到当时有“若干人”认为天津将变成“远东慕尼黑”，英方将做出更多让步。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若干人”的预判是对的。而身处历史现场的“未明”坚持对英国政府充满期待，反认为这种预判是“色厉内荏”的日方的“无稽之想”。尽管作者在判断上出现错误，但毕竟这类文章的主旨还是呼吁坚持抗战，就这点而言，仍值得我们抱有理解之同情。在一个多月后的《援救天津五同胞》中，作者对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终于表示出些许抗议，但作者在当时仍寄望于所谓“法理”“交涉”，未免显得有些书生气：
最近英国决定将所谓刺程“嫌疑犯”四人及另外一人引渡“当地中国法院”。我政府已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士亦据法理与其政府力争。
我们不必因此而怀疑英国的东方政策，但我们必据法理与英政府交涉，并保留要求赔偿损害之权。此风断不可长。
我以为除了政府据理交涉以外，我国人民应该出来作有组织的运动。
张伯伦先生在下院说这是“法律问题”。我们人民可暂不谈道义，专谈法理问题。我们不但要追究这五个同胞的“嫌疑”是否能够成立，还要研究英政府这种决定是否合于“法律”。
我们的法学界应该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委员会，并联合英国法律家与团体，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并发动全世界法学家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一面为四同胞辩护，一面研究此次事件之各种法理问题，与英政府交涉。
这是我人民特别是法学界应做可做的事。
《有备无患》谈战备问题，不仅与《祖国》的思想观念基本一致，更是接续《责任心与同胞爱》讨论的话题：《责任心与同胞爱》是对1939年5月3日“重庆大轰炸”事件的有感而发。在痛恨日军之余，作者对当时重庆社会的不良风气不无反感：“许多荒唐，贪污，敷衍，报销，摩擦，饕餮的行径，必须中止。”这样的用词让人不禁想到《二摩论》的表述。《有备无患》开头回忆5月“重庆大轰炸”，希望人们从这次事件中获得惨痛教训。
《畜界无奸论》全篇前面大部分谈“畜界无奸”，为在结尾引出对汪精卫充当“汉奸”的行为的批判张本，可谓欲扬先抑，但作者把纪晓岚称为“满奴”，流露出作者稍显狭隘的民族观。“未明”先后多处批判汪精卫的行为，这篇文章与《论汪精卫事》《汪逆如何帮助日寇》等文的思想基本一致。
《鬼之笑与哭》的行文运思方式与《畜界无奸论》较近，皆先言他物，再将意思和盘托出。这篇文章同样是控诉日寇，其中不乏对日军的轻视。作者将近卫内阁主张的“新秩序”称为“鬼笑”，延续《天津“事件”之观测》对“新秩序”的谈论，主旨仍在提振国人抗日信心。这也是这组文章中文风最幽默的一篇。
总之，《青光》这组文章除《二摩论》外，宗旨都在抗日。作者有指导和影响舆论的格局，与胡秋原创办《祖国》的宗旨可说是若合符节。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青光》《祖国》这部分文章的作者“未明”应是胡秋原。
二、《泥土》上的“未明”
关于发表在1947年4月15日北平《泥土》第一辑上的《〈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未明”，吴永平在2012年撰文指出此“未明”非彼路翎。他首先认为，《〈王贵与李香香〉》与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两篇文章关于《王贵与李香香》的观点是相左的：前者采取“盛赞”的态度，后者“有保留”，近于胡风观点；其次，路翎不是唯一用过“未明”这一笔名的作家；再次，《〈王贵与李香香〉》写于1947年4月6日的北平，路翎在此前后一直在南京，信中“未提到曾赴北平事，也未提到曾撰写书评事”，1948年3-4月致信胡风提及写《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倒是提及《王贵与李香香》；最后，“《泥土》最初只是一份学生刊物，创刊之初其影响面仅限于北平”、“第一辑所载文章无一篇寄自南方”。[12]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吴永平数十年来关于胡风、路翎（以及姚雪垠）的研究的确启发了本文的写作，但在“未明”这一问题上，他提出的证据近于“外证”。若要给此一公案一锤定音，还需要一些更关键的“内证”的发现。好在线索就在“常见书”中，并非要从稀见难寻文献中觅求。笔者也由此进一步确认了这位“未明”的庐山真面目：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中写，祝宽用过“未明”这一笔名。这一笔名“首见于论文《评介〈王贵与李香香〉》，载1947年4月《泥土》杂志。”[13]在祝宽《中国现代诗歌史 上卷 一分册》（内部交流本）自序中有“我也曾经对某些作家和某些作品，试探地写过一些片断的论文，如……一九四七年在《泥土》文艺月刊发表的《论陕甘宁边区革命故事诗〈王贵与李香香〉》”[14]之句。查《泥土》全目，[15]《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和祝宽所言正是我们讨论的《〈王贵与李香香〉》。
考虑到祝宽并非广为人知，笔者在此对其予以介绍：[16]
祝宽（1921.7.2-2005），男，汉族，字晓天，外号“火子”，代名梁刃，笔名牧笛、未明。生于陕西乾县铁佛祝家堡。幼年就读于本村私塾，后考入永寿高小。1935年毕业后考入西安市第二中学，深受革命思潮影响，阅读社会科学读物和鲁迅、邹韬奋的著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西安二中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的抗战剧团，进行抗日宣传。1942年和张林岚、金江寒、野流、丁宁等人在西安集资编出《三月诗叶》诗刊。祝宽多以“祝晓天”之名在其上发表作品。同年秋，考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中国文学系，先后参与组织草原文艺社、人间文艺社等文学团体，发表《战地曲》《春的歌颂》《三月小唱》等诗作。
1943年7月，已是地下党员的祝宽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批示回乾县，在简易师范学校发动学运，领导学生罢课。期间，祝宽短暂地受聘为国文教师，协助王彦亭主持教务，旋遭县长王定邦和督学辛俊明解聘。
1944年秋，祝宽回兰州复学。10月，参与创办《新地》文学月刊。他不满于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17]的草率，对中国现代诗发展产生兴趣，欲写一部新诗史，但当时搜集资料十分困难。1945年冬-1947年间分别写信向闻一多、沈从文、丁易、李长之、朱自清、臧克家、胡风等请教有关诗歌史写作的问题，其中收到胡风给他的两封信，受胡风影响很深。祝宽参照前辈意见，编写详细的写作大纲，一方面搜集资料，潜心研究，一方面试写若干这一范围的论文，同时参加革命活动，当时限于种种条件，未能全面着手编写。
1946年夏，祝宽被列入逮捕名单。5月中旬，在朋友掩护下逃离兰州，回到乾县。8月，祝宽赶赴郑州，与准备返回北平复学的同学取得联系，一起步行，于11月抵平，入北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四年级。12月入民盟，任北平师大民盟支部组织委员与民盟北平市委联络员。1947年春在丁易介绍下加入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北平分会。2月，祝宽等人因不满于在校办壁报，积极筹组泥土文艺社，拿出学校补贴的制服费，于4月15日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泥土》。这年3月还与萧垠合编《诗学习》小报。[18]
夏天，祝宽毕业于北平师大。7月25日，《泥土》第3辑出版后，政治形势恶化，泥土社大部分成员相继奔赴解放区或转往其他城市或农村。祝宽辗转回到乾县，任县政府教育科长、县民盟负责人。1948年4月后，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西府总队三支队建立可靠的统战关系，秘密进行地下活动，按照地下党的要求，对全县一些学校领导逐步进行调整安排。1949年5月8日乾县解放，祝宽继续出任三科（教育）科长，9月后出任县支前委员会主任秘书，不久受命任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长兼乾县中学校长、共青团县工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县人代会常委。1950年夏，任民盟乾县小组组长。
1950年10月，祝宽离乾，11月被调到改名后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助教，讲授中国新文学史，协助李何林筹建师大民盟组织，任民盟北京市委委员。1953年面粉统购统销时因套购面粉，受到审查，被开除党籍。1955年在胡风问题漫谈会被发现和胡风有关系，受校党委审查，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1956年再受审查。
1960年10月以支援名义被调到西宁市青海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今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祝宽被打成“叛徒”“历史反革命”，在迫害中被绑坏手臂，此后艰于握笔。粉碎“四人帮”后方得平反。1979年2月，在昆明参加“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后，前往北京搜集有关诗歌史的资料，住京六个月，遍求于北京各大图书馆，于1980年9月开始着手编写《中国现代诗歌史》，1981年7月编成上卷第一分册。
此后，祝宽又被青海省社联推为青海省文学学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并在1983年10月20日举行的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担任会长，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四届理事。此外，祝宽还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青海省委常委、副主任委员、政协青海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委。晚年获教授职称，长期承担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史的课程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
笔者根据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整理其编著如下（暂收录信息较完整者）：
1、《战地曲》（诗），署名牧笛，1942年11月15日，西安《西北文化月刊》第2卷第7期；
2、《春的歌颂》（诗），署名牧笛，1943年3月14日，兰州《甘肃民国日报》第4版《生路》副刊第655期；
3、《三月小唱——文艺座谈会稿》（诗），署名牧笛，1943年4月11日，兰州《甘肃民国日报》第4版《生路》副刊第664期；
4、《新诗的技巧问题》（西北师院文艺座谈会稿之二），牧笛执笔，1943年4月21日，兰州《甘肃民国日报》第4版《生路》副刊第667期；
5、《关于臧克家的诗》，署名牧笛，1943年5月23、24日，兰州《甘肃民国日报》第4版《生路》副刊第683、684期；
6、《涉江》，屈原原作，牧笛试译，1943年5月30日，兰州《甘肃民国日报》第4版《生路》副刊第685期；
7、《汨罗江上——写给一九四三年的诗人节》，署名祝晓天，1943年6月7日，兰州《甘肃民国日报》第4版《生路》副刊；
8、《论创造社初期白话自由诗运动》（论文），署名祝晓天，1943年秋，西安《西北文化月刊》；[19]
9、《恶魔诗人于赓虞——新诗史稿之一》（论文），署名祝晓天，1945年6月10日、17日、24日，兰州《阵中日报·阵中副刊》第15、16、17期；
10、《臧克家论》《人民诗人艾青》《抗战新诗歌发展概说》（论文），署名牧笛，1946年兰州《西北日报》《兰州日报》；
11、《评七月诗派》（论文），署名未明，1947年3月，北平《诗学习》；
12、《〈王贵与李香香〉（新书评介）》，署名未明，1947年4月15日，北平《泥土》第一辑；
13、《乡村的秩序——一篇真实的报告》（诗），署名牧笛，1947年5月10日，长沙《文艺建设》创刊号；
14、《初次的打击》（散文），署名牧笛，1947年7月14日，上海《前线日报》第7版；
15、《丰收》（诗），署名牧笛，1949年3月24日，上海《小朋友》第937期，14-15页；
16、《抗美援朝诗歌选》（与黎风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1年4月再版；
17、《鲁迅作品选读》（选注），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1977年；
18、《民歌，创造新体诗歌的基础和摇篮——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论文），《青海民族学院》1978年1、2期合刊；
19、《新诗要从民歌中吸引养料》（论文），《青海日报》1978年8月20日；
20、《鲁迅的诗歌创作活动和他在“五四”时期对白话自由诗创建的贡献》（论文），1981年9月17-25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21、《“五四”时期的鲁迅与新诗歌》（论文），《青海湖》1981年10月；
22、《中国近代进步诗歌试论》（论文），《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1、2、3期；
23、《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卷第一分册），青海民族学院1982年2月（内部交流），后由于某种原因改名为《五四新诗史》正式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荣获青海省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部分内容以《宗白华的抒情短诗——〈中国现代诗歌史〉片断之一》（《雪莲》1982年4期）、《中国现代诗歌的兴起、发展和外国诗歌刺激与影响之关系》（《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1、3期）、《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文学论和新诗创作——〈中国现代诗歌史〉片断》（《诗探索》1985年1期）、《“五·四”诗歌革命的兴起——〈中国现代诗歌史〉片断之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3期）、《“五四”诗歌革命兴起的主客观原因》（《青海师专学报》1985年4期）、《“五四”诗歌革命在理论方面的倡导和建设——〈五四诗歌史〉片断之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3期）为题发表。第二册征求意见本后未出版；
24、《悼念李何林先生——挽联、唁电、唁函选刊》（与冯玉柱等），《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1期；
25、《人海相逢有几回》，钦鸿、潘颂德编：《范泉纪念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10月。
三、《蚂蚁小集》上的“未明”
最后来说1948年3月在《蚂蚁小集》之一《许多都城震动了》上发表《敌与友》的“未明”。这位“未明”比较好判定。
《敌与友》出现在《蚂蚁小集》的第一期。第一期的封面上的《前记》说：“站在这里，我们求友和寻仇，射出了第一击！”第二页就是《敌与友》，从在刊物的位置可以想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未明”必是《蚂蚁小集》比较核心的成员。
《蚂蚁小集》是在南京秘密创办的地下文艺刊物，“该刊主编是欧阳庄”，“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化铁、钱大卫和吴人雄等同志”，[20]路翎也协助他们编印。路翎在1948年3月12日致胡风信中就说：“这里的丛刊的事，想梅兄已和你谈过。他们原是说油印的，突然改为铅印了，临时要交排（因为印刷所要涨价）所以稿件并不整齐”。“梅兄”即阿垅，他在第一期也发表了《诗论二则》（《形式片论》《形象再论》）。
3月17日，路翎致胡风信中说：“此地的小刊说今天可以印好，他们或许有人来上海送书店的。发售的地方，想托联合发行所，不知是否先要你介绍一下？价钱大涨，第二期不知能不能弄得出来。”[21]由此可见，路翎对同在南京的《蚂蚁小集》的创办过程是全程知情的。
刚才笔者谈到，祝宽在1947年的《诗学习》《泥土》上使用“未明”这一笔名发表文章。那么，1948年3月发表《敌与友》的“未明”有无可能也是祝宽呢？祝宽有无可能向远在南京的《蚂蚁小集》投稿？可能性较小。
从祝宽方面说，祝宽1947年7月后即返乾县，离开北平，此后，《泥土》杂志更多由朱谷怀向路翎等七月派作家约稿。《蚂蚁小集》团队如果与陕西的祝宽建立关系，必得是通过路翎联系北平的朱谷怀的方式间接联系。而从祝宽离开北平后较少为《泥土》供稿以及从事地下党活动、时刻面临通缉的情况来看，祝宽和朱谷怀应联系不多。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所有路翎文字中，也从未提及祝宽，看来祝宽与《蚂蚁小集》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比较小。
既然如此，那么《敌与友》是不是本来就是路翎写的呢？我们如果把这篇文章放在七月派和姚雪垠的论争的脉络里来考虑的话，就会发现这篇文章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路翎过去对姚雪垠的批评和姚雪垠的反批评有诸多联系。
具体说来，路翎曾在1946年的《希望》发表《谈“色情文学”》[22]《市侩主义底路线》[23]二文点名批评姚雪垠的《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三年间》《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重逢》等作品。除路翎外，姚雪垠当时还遭到许多来自七月派或其他作家的批评。于是，姚雪垠在1947年写出《〈差半车麦秸〉跋》[24]《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25]两篇反批评。而1948年3月，《蚂蚁小集》上发表的这篇《敌与友》与这场文学论争有诸多关联。[26]
《敌与友》开宗明义地说道：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动势力压迫我们，他们也攻击我们，可见得他们就是反动势力，或者至少是反动势力派来的！”
这种说法，是大半用哀诉乞怜的姿态装饰着的，因此是很容易搏得善心的人们底同情的吧。在这里牵涉到的，是敌与友的问题。
“敌与友的问题”正是《论胡风的宗派主义》提出的问题。而姚雪垠此文正是对《市侩主义底路线》的回应：
在胡风派的《希望》第三期上有一篇题为《市侩主义底路线》的文章中，痛骂过我的《差半车麦秸》以后，紧接着骂我的《牛全德与红萝卜》……胡风派在别处好像也骂过《牛全德与红萝卜》，但因为我一时借不到资料，只好暂作悬案。
姚雪垠针对“胡风派在《希望》上将《牛全德与红萝卜》带着嘲笑的一笔抹杀”，说：“我竟然有资格被胡风派特别重视，当做了文艺战线上的主要敌人”，认为胡风理论有“法西斯毒素”：“今天正是我们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时候，胡风先生纵然处处要树立小宗派，要关闭起现实主义的大门，要破坏文化界的联合战线”、“十年来，大家唯恐怕民主救国的联合战线不稳固，而胡风先生在理论上拥护这联合战线，在作风上破坏这联合战线。”
在敌与友的问题上，姚雪垠指出：
当胡风派向我展开攻势的时候，他们决没有想到我在基本上还可以做一个忠实的“同路人”，决没有想到我在这艰苦的时代中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屑微贡献，决没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着黑暗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胡风派把我错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但我明白我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真敌人，那就是黑暗势力。所以我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的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患难朋友。
姚雪垠还反驳道：
胡风派的批评家为要打天下，为要铲除他们心目中的“异己”（实际是一个战线上的朋友），常常不惜用血口喷人。唉，胡风派的朋友们，我确实一向把你们当做畏友，但你们太叫我失望……对敌人还应该讲作战道德，何况我并不是你们的敌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中，你们忽而称我为色情作家，忽而称我为市侩主义者，任意戴帽子，又称我的作品为“娼妓文学”，结果我并没有被你们打倒。
另外，他接着说：
我想他应该接受我这种善意的批评。我希望胡风先生及其一派的作家们今后不要再把我当做敌人，应该也把我当做一位尚有可取的诤友才好。
然而，《敌与友》讽刺说：“在今天，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自己是受着迫害的。”这应该是针对姚雪垠“遭受着黑暗势力的打击和迫害”一说。
其次，《敌与友》批评了“机巧地利用环境继续蒙混着”的作家。这与路翎的用词何其相似。他在《市侩主义底路线》是这样批评的：“那些随遇而安，希望蒙混的作家，那些拍卖技巧的掮客，以及那些投机取巧的市侩们，目前正在得势而嚎叫，他们正在毒害着我们底新文学底战斗底生命！”路翎在这里认为姚雪垠不了解所要表现的人民大众的抗战救亡生活，用理论包装色情的内容，既迎合了革命政治，也迎合了市场。这与《敌与友》的批评类似。《敌与友》继续批评这样的作家：
自然他们是也得付出一些代价或吃一点亏的——这就是所谓“被反动势力压迫。”
随后，“未明”就敌与友的问题郑重指出：
我们总不能说这样的人们就是我们底朋友吧，在我们认出他们底原形的时候。我们总不能认为表面上政治倾向相同的就是朋友，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同是现实不满的人都是朋友一样。
作者认为作品才是衡量敌友的标准。而针对具体如何衡量作品的问题，他是这么认为的：
总听说在要求“善意的批评”，那么，这里就根本没有善意与否的问题了。历史是严酷的，它对谁都不善意或恶意。人们批评作品，总不该根据那浮面的政治思想或革命主题，因为这不是政治论文，而是根据那里面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情操、态度，和不论是被作者意识着与否的他底生活思想。
“善意的批评”疑是回应姚雪垠在《〈差半车麦秸〉跋》中所宣布的：
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敌与友》的作者接着上面的引文继续说：
有一些人们是要读出这个时代的生活，读出作者这个“人”底灵魂来。另一些人们是要读出色情、有趣，小市民的道德或流氓的英雄主义来，而后者在现在就是极其泛滥的。
这与《敌与友》发表不久前、路翎用“穆纳”的笔名发表《断想》[27]一文时的说法相近：
目前大量出现的那些所谓“暴露荒淫无耻”及“歌颂严肃的工作”的作品，也不过是从灰白的观念出发的心慌意乱的制作而已。
即使灰白的观念也好吧！但不幸有一些却连这也不像样，一看就知道是连这样的观念也还不大懂得。它们其实是色情、卖乖、肉麻当有趣的东西。这很明显的只不过是市侩流氓才子们底投机卖钱的玩意。然而却也有一些在生活底冲击下贫弱，衰退下来的我们底作家诗人们卷到他们一伙去攻击不是这一伙的为宗派，一面哀诉生活艰难吃饭不易，一面欢呼投机卖钱了。
这也是对姚雪垠的宗派主义说的回应。姚雪垠是第一个公开批评胡风派在搞宗派主义的人。我们理应记得在上面的引文中，姚雪垠所强调的“在这艰苦的时代中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屑微贡献”，而《敌与友》是这样嘲讽的：
即使写着色情无聊的作品，也是“艰苦”的罢。不管是写色情作品或是严正的作品，敌机总是要轰炸的，战乱来了总是要逃亡的，物价总是要高涨的。那么，请不必哀哭！
如果是还希望在政治上卖乖，那就得在这色情、有趣（即现在所谓讽刺）等等里面加进政治暗示或政治演说去——这就更要“艰苦”些了。
路翎在《谈“色情文学”》批评的就是“中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底苦闷无聊的色情的内容”。他在《市侩主义底路线》为了力证《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在政治上卖乖”，对作品在“色情”之余还有“作者底傀儡底公式的讲演”做了分析。
《敌与友》接着上面的话题，继续提到“迫害”：“政治卖乖就会引起维持现状者底愤恨来，于是自然就受到迫害——其实，一个剧本不能上演，一篇小说不能出版，算得上是迫害么？”这里的“一个剧本不能上演”当可以与路翎的《云雀》遭国民党禁止一事联系起来。《敌与友》继续坚持道：“而色情、有趣之类，自然就该受到渴望人生的人们底打击。这也是迫害——自然是迫害！”在作者看来，缺乏活生生的战斗的热情的人才用“色情、有趣”“投机卖钱”。然后，作者认为这些作品的读者也不是朋友：
这样的哀哭着的作者们，正是和他们底读者、观众一样的。这样的作者和那样的读者同是空虚得除了色情、有趣就走不进去，除了“希望光明的春天快来呀”之类以外就再无别的力量和勇气的人们。苦闷的、空虚的人们，一面是内心的空虚、无望、鬼混，一面是市侩生活和投机态度。对于作为政治思想底内容的这时代和社会底深刻的颤动，他们是全无感觉的了。他们是漂浮着的。这样的人们，是朋友吗？
“空虚”同样是路翎对“色情文学”的批评。路翎对那些不能给人力量和勇气的作品颇为反感。
最后，在点名哪种作家和他们的读者是敌人之外，《敌与友》点明了何为朋友：“只有社会态度，及人生态度相同的人们才能是真正的友人”。这与路翎的看法相近：在他看来，人生态度应是主动的战斗的热情的，不是麻痹的被动的空虚的。如果同在左翼文学阵营，作家对人生不采取这样的态度，而是被理论刺激，成为理论的附庸，对真实生活麻木不仁，对人生缺乏实感经验，不能给人一种热情的战斗精神，那么，这样的左翼作家不是他要的朋友，相反，是他的敌人。
通读全文，我们看得很清楚，《敌与友》与路翎的观点基本相同。如果将《敌与友》放置在路翎和姚雪垠的文学论争的脉络里（虽然姚雪垠未必知道批评他的“冰菱”“未民”就是路翎），[28]《市侩主义底路线》批评了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而姚雪垠以《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回应了路翎对《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批评，并认为他和路翎并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同一战线上的朋友。
但《敌与友》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姚雪垠的说法。《蚂蚁小集》当时出版时是地下刊物，印数不多。姚雪垠也许未必看到这番回应。《敌与友》和《市侩主义底路线》批评思路大致相同，同在一个脉络。并且路翎在《市侩主义底路线》使用“未民”这一笔名，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未明”应该是路翎为《敌与友》量身打造的一个相似的笔名，用以迷惑自己的论敌。
更重要的是，查《蚂蚁小集》主编欧阳庄的文章，他曾在《〈蚂蚁小集〉·胡风·“苏州一同志”》中直接写道：“路翎……应约赶写了《敌与友》”。[29]因此，过去认为《敌与友》的作者“未明”是路翎的说法是对的。
综上所述，路翎确曾使用过“未明”这一笔名，但他只在《敌与友》这篇文章上使用过这一笔名；1947年在《泥土》发表《〈王贵与李香香〉》的“未明”是祝宽；而1939年2-8月在《时事新报·青光》发表文章的“未明”，我倾向于认为可能是胡秋原，而非路翎。
注释：
[1] 王贺：《郁达夫译〈瞬息京华〉之辨伪》，香港《文学评论》2016年6月第44期。
[2] 沈永宝、乔长森：《路翎作品系年目录》，《文教资料简报》1985年第4期。
[3] 杨义等编：《路翎著作年表》，《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07-223页；Kirk A. Denton, “Appendix A: Works bu Lu Ling”,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1-282.；周荣：《路翎作品目录》，《超拔与悲怆——路翎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22-233页；宋玉雯：《路翎著作年表》，《蜗牛在荆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新竹：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39-388页。宋玉雯在年表中引用吴永平的说法（下详），对《〈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存疑。
[4] 过去的路翎作品目录将此篇记为《鬼之笑与笑》。
[5] 张业松、鲁贞银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6] 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81、503、508、514、668页。
[7] 引文据《时事新报》初刊本。《祖国》版与之略有差异。
[8] 本文关于《祖国》杂志的叙述，参考王绿萍编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 1897-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
[9] 本文关于胡秋原的情况，参考朱伯康：《胡秋原与抗战》，李敏生主编：《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 民国卷（下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 吴述桥：《胡秋原与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
[11] 陈子善：《梁实秋笔名与“雅舍”集外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4页。
[12] 吴永平：《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之误植》，《博览群书》2012年第2期。
[13]《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第508页。
[14] 祝宽：《自序》，《中国现代诗歌史 上卷 一分册》，西宁：青海民族学院，1982年，第8页。
[15] 吴永平：《〈泥土〉全目及其他》，《新文学史料》2011年4期。
[16] 本文关于祝宽的介绍主要还参考了以下资料：https://wxy.qhmu.edu.cn/show/33010.html；黄邦君、邹建军编著：《中国新诗大辞典》，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6-257、507页；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363-364页；严正德、王毅武主编：《青海百科大辞典》，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602页；段展样主编：《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 下》，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第972页；袁富民主编、乾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乾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475、903-904页；强文祥编著：《乾县民国史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5-147页；袁坚：《乾县党组织领导下的地下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咸阳解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吕剑人：《我的回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页；贺永耀、韩晓长主编、《咸阳市政务志》编纂委员会编：《咸阳市政务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第3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724页；叶遥：《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文艺报》1997年第141期；徐康：《“怒向刀丛觅小诗”——记北师大在解放前夕的新诗活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第35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祝均宙主编、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67页；谢泳：《和胡风有关的北师大两个助教》，《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祝宽：《人海相逢有几回》，钦鸿、潘颂德编：《范泉纪念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92-194页；王玉树：《鲁藜的诗歌道路》，《解读鲁藜诗歌札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王贺：《“恶魔诗人”之后——于赓虞的异域抒写及边地言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王贺：《“常见书”中的于赓虞诗歌研究资料》，《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 1982》，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 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978页；《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1986》，西宁：青海省统计局，1986年；吴纯俭：《贵州道上忆宗师（下）——缅怀蹇先艾》，《新文学史料》1996年4期。笔者在综合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部分史实错讹进行了订正。
[17] 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北平：海音书局，1929年，1985年3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版。
[18] 据记载，祝宽曾在1946年10月27日-1947年7月20日期间到上海参加过徐仲年等发起的星期文艺茶话会。文艺茶话会每周日下午举行，举行了37次，前后参加者347人，包括孙福熙、沈尹默、赵景深、谢冰莹、戴望舒、赵清阁、丁福保、崔万秋、潘公展、包天笑、郑逸梅等。祝宽是第189位签名者，根据签名先后位置可能在1947年3月左右到沪参加，具体何时和为何来沪，待考。见《文艺茶话会茶友题名录》，上海文艺作家协会研究组主编：《上海文艺作家协会成立纪念册》，1947年，第122-123页。
[19] 一说为《论前期创造社的自由诗——简论郭沫若的〈女神〉与〈星空〉》，1945年《西北文化月刊》。
[20] 洪桥《〈蚂蚁小集〉略记》，《文教资料简报》1984年第11期。
[21] 路翎著、徐绍羽整理：《致胡风书信全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22] 冰菱（路翎）：《谈“色情文学”》，1946年1月《希望》一集二期。
[23] 未民（路翎）：《市侩主义底路线》，1946年3月《希望》一集三期。
[24] 姚雪垠：《跋》，《差半车麦秸》，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5月。
[25] 初为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前言（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5月），题为《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后易题为《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发表于北平《雪风》第三期，1947年5月。
[26] 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和《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列举了许多这方面材料，但对七月派有成见，此不赘述。
[27]《断想》发表在1948年2月25日上海《横眉小辑》第1期，未出现在此前的路翎著作年表，亦未被此前的路翎研究者提及。“穆纳”确是路翎用过的一笔名。路翎在1940年10月8日《时事新报·青光》曾用这一笔名发表散文《祝福》。而《横眉小辑》本就属于胡风派在《希望》停刊后陆续创办的一批外围小刊物之一，因此《断想》的作者“穆纳”应被认为是路翎。至于如何看待《断想》在1948年“天地玄黄”之际胡风派和文坛的纷争中的文学史位置，包括如何对胡风派和姚雪垠的论争在“文学的政治”层面作出“再解读”，那不是本文的任务，应作专文处理。
[28] 1945年2月25日路翎致胡风信说：“听到汸兄说，他们有同学从城里来，听北辰说，碧野等人看到了《希望》第二期的原稿。不知是怎样偷到的。也许是为了这缘故，那位浪漫派才给你写那样的信罢。”此时，路翎在重庆北碚黄桷镇燃料管理处工作，复旦大学当时就在黄桷镇附近。“汸兄”是冀汸，当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北辰”，据路翎3月5日信为“林辰”之误。1946年1月出版的《希望》一集二期载有路翎署名“冰菱”、作于1944年11月28日的《谈“色情文学”》，其中认为：“碧野先生的《肥沃的土地》是表征着目前的新文学创作上的一种恶劣的倾向的作品。这种倾向，基本上是生活的空虚及对这种空虚的生活的虚伪的，自欺欺人的态度，以及思想能力，实感能力底缺乏。从这种空虚和缺乏，产生了对于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作着盲目的适应和投机的八股文学；用来点缀这八股文学的，是一种表现着作者自身底可怜的苦闷的色情主义。这色情主义，它底文学理论的来源，可能是欧洲文学作品里面的那种浪漫主义。”所以路翎信中提及的“那位浪漫派”应是碧野。1945年3月5日路翎致胡风信中说：“《希望》上有‘骂’浪漫派的文章，大家都似乎知道了。汸兄的同学们之间，不知怎样的，有知道那写书评的就是我，大约避讳是不成的了”。可见当时复旦的学生似乎很有知道“冰菱”是路翎者。限于笔者目力所及，暂未发现材料表明姚雪垠知道批评他的“冰菱”“未民”是路翎。信见《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04-105页。
[29] 欧阳庄：《〈蚂蚁小集〉·胡风·“苏州一同志”》，晓风主编：《我与胡风 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19-10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