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欧美文学批评
人类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诸如宗教、伦理、科技、民粹、全球化危机、地区战争等许多棘手并带有全球化意义的新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只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捷或提高了生活的水平，也给社会和文化领域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雷斯面对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就曾喟叹：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客观技术，而客观技术又依赖于所谓的硬科学……自然科学改变了自然、身体和世界，有时甚至改变了文化，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描述了它们的对象，却没有改变它们。”［1］在自然科学的强力入侵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改变世界方面越来越变得无能为力了，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姆·鲍尔逊所说：“文学文化的物质条件正在被新技术和媒体所改变，而经济、生态和文化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科学变革正在使这个更大的世界成为一个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现代文学文化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2］
世界的构成格局在飞速地变化着，文学艺术又是对世界的反映，所以它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念与模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总体倾向，大致可以做如下的勾勒：它不仅对那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展开了一些诸如生态问题、女性问题、族裔问题等主题性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它把研究重点偏移到了这个世纪的文化架构和与此构架相关的诸多更为宏观而笼统的问题上，如道德与美学、技术与文学、文学研究与人文精神的未来等。
能给21世纪欧美文学批评直接带来影响与冲击的因素很多，但首要的一个因素则还当属科技。戴维·F.华莱士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多重轨道上的单车：电视节目与美国小说》的论文中指出，文学将从后现代的反讽文学转向真诚文学。［3］华莱士的观点一方面影响了一大批看着电视节目成长起来的新世纪读者。他们对“多重轨道上的单车”感触颇深，电视剧已经开始广泛采用小说的叙事技巧，认为有一个iPad就足够利用业余时间来观看电视节目了，而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已是多余［4］；另一方面，华莱士的观点引发了一场关于后现代文学与后后现代主义（post postmodernism）文学之间差异的讨论，并由此衍生出了一些有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新话题，譬如，后人道主义的伦理挑战［5］、作者的死亡和学科的诞生［6］、后后现代的不满［7］、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幽默［8］等。一些后现代作家，（如托马斯·品钦）被另外一些秉持单一寓意原则（single-entendre principle）的（后后现代主义）作家（如麦克·谢邦）所取代。
从某种程度上说，后后现代主义的风头超过了后现代主义。一个突出的标志是，“9·11事件”之后，几乎没有作家公开谈论“他者”或恐怖分子了，多数作家更愿意写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作品。像杰伊·麦金纳尼（Jay McInerney）、阿伦德哈迪·罗伊（Arundhathi Roy）、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伊恩·迈克尤恩（Ian McEwan）等许多成名作家都表示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无力和无用感，并表示像“9·11”这种恐袭事件是难以用语言加以表现的。［9］即便是唐·德里罗（Don DeLillo）这样的作家也是在事件发生多年后，才创作出了反映“9·11”事件的作品《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这种创作上的无力感和摒弃后现代反讽的趋势，延伸到了学术界，有些批评家就宣称后现代已经结束了，并认为一种新的表达单一寓意的“类型小说”将会对其取而代之。［10］其中，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更为激进一些。他在谈及21世纪的文化框架时认为，随着20世纪末所终结的不只是“意识形态”或“所有的意识形态”，而且还终结了整个西方历史环境，即从宗教到普遍世俗意识形态都先后终结了；［11］这种终结论的观点也并非耸人听闻，终结的确是无处不在，甚至连那些借助媒体写作的网络一代（the dotcom generation）也开始解体。［12］
面对这样一种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局面，有学者转而开始讨论审美和“新伦理”。持有“新伦理”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中道德反思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回归：对伦理的重新追求是对文学的一种新的赞美——伦理的复兴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辩护。而正是这种双重努力，文学理论和道德哲学在21世纪找到了共同点。”［13］这位学者显然对伦理在21世纪的文学中出现了重新追求与复兴的势头，表示了极大的振奋。不过，欧美学术界对此的看法历来就不一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是以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为代表的，被称为“前巴特派”（preBarthesian）［14］保守的伦理研究。在特里林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想象力的最有效代理人，是文学想象力的产物。只有通过培养自由地发挥道德想象力，才能与美国公共政策中的帝国主义本质相对抗。［15］简言之，这一派学者并非只是肯定文学作品所寓含的积极的社会价值，而是强调文学高于其他的社会话语，并把亨利·詹姆士叙说家庭伦理和个人自由的创作视为伦理写作的榜样。从这个角度讲，这一派对文学的社会价值更看重个人的自由，所以充其量被认为属于前结构主义的理念范畴。［16］
其二是以众多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家为代表的“后福柯派”（post-Foucauldian）和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代表的“后马克思派主义”（post-Marxist）。这两派在文学批评方面，特别是面对小说创作主体性等方面有许多接近或一致的看法。“后福柯派”学者认为，小说的社会力量在于其“置换”的体裁策略，将作为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物质体”转化为“语言和情感”的“形而上的对象”，［17］即把这种转化视为一种审美分割行为，促使个体之主体将自己视为普遍之主体。［18］其实，“后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有类似观点。他以詹姆士对视点（point of view）的提炼和美化为例说明，像视点这类叙说形式不只是关乎叙述的技巧，而且还牵涉到某种透视的个人主义哲学，是一个完全构成或以资产阶级主体或一元自我为中心的战略场所。它将使资本主义能够产生资产阶级个人的新主体性并使其制度化。甚或还可以说是19世纪后期遭受物化后果的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普遍遏制政策的一部分。［19］简言之，詹姆逊敏锐地觉察到嬗变的小说叙述策略与政治、社会和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这些关系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
总的来说，“新伦理”观为小说美学进入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使我们能够理解小说形式所具有的他异性（alterity）；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通过小说能够理解某些未知的伦理政治价值观。换句话说，在那些主张“新伦理”的学者们看来，对“新伦理”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可以通过观察小说的表现形式，来认识作者及其笔下人物的社会身份和伦理价值取向。这样说，并不是要混淆文学形式的本体论地位，而是强调小说的美学效果——小说这一体裁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时刻”。［20］
不过，与各种理论和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下半叶相比，21世纪的欧美文学批评界还是平淡了许多，鲜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理论或新主义出现，而更多是将20世纪的许多热门话题带进了21世纪。譬如，在20世纪中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在这个世纪里又衍生出了诸多话题，如生态伦理批评、同性恋、女权主义、身份研究、对话主义、空间与地方、物质与非物质批评、叙事研究、科幻小说研究、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想象中的共同体等，在21世纪开始逐渐成为欧美文学界聚焦的一些热点话题。换句话说，21世纪的欧美批评家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给这些批评领域或范畴进行重新地鉴别与定义。
朱利安·沃尔福雷斯在其主编的《21世纪批评导论》（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2002）一书中，分别将20世纪出现的一些批评话语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并进行了一些新的阐释。具体地说，他将收入的13篇文章分为四大类：（1）身份研究（identities）中包含了流散文学批评（diaspora criticism）、性别和跨性别批评（gender and transgender criticism）和有色女性与女权主义批评（women of color and feminist criticism）；（2）对话批评（dialogues）中包含了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复杂性理论与批评（complexity theory and criticism）、伦理批评（ethical criticism）和创伤、证据及批评（trauma,testimony,criticism）；（3）空间和地方研究（space and place）中包含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和网络批评（cybercriticism）；（4）多种声音的批评（critical voices）中包含德勒兹式批评（Deleuzean criticism）、列维纳斯与批评（Levinas and criticism）、光谱批评（spectral criticism）和（非）物质批评（［a］material criticism）。［21］用沃尔福雷斯的话说，这些带有“临时性”的选文既不是预言性的——即21世纪才刚刚进入门槛，谈论“预言”为时尚早，也不是什么方法论或切入角度或流派思潮，但是该书中所讨论的话题将会是21世纪批评界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或将会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提供一些不同的认识聚焦。［22］
当然，这些在20世纪就出现了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在21世纪批评家们的重新界定和阐释中，又有了一些新的意义与用法，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就像身份研究在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学者那里，主要是从哲学层面来讨论主体身份、自我与世界或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身份，作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和方法基本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主要聚焦于（犹太）移民的身份问题，并与文化适应和同化问题一起进入文学的批评视野。在这一时期里，早期美国犹太文学，表现更多的是强调犹太人坚持自己的民族身份；“二战”后至70年代，则侧重叙说犹太人与当地社会主流的互动、适应乃至同化；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问题在犹太作家和批评家中出现了分歧，一些老一代作家和批评家仍然坚持将犹太民族身份与犹太民族生存和传承犹太民族文化放在一起；而一些年轻作家与批评家则会把身份问题，放到美国社会这个大的环境中进行考察。
总之，从欧美文学批评这个大环境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份研究已经跳出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后殖民主义将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及与其相关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另外，也有不少从事身份研究的学者，摒弃了后结构主义的极端观点——认为人类主体不过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分子，而将作为性属、性别或族裔身份的主体重置于写作、阐释和行为的中心。与传统人文学科所不同的是，20世纪末及其后出现的身份研究出现了转向，即强调主体作为一个或另一个群体的代表，而不是作为全人类的代表。［23］也就是说，身份研究从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的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和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的文学研究，转化到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文化层面的研究。
还需注意的是，在沃尔福雷斯那里，身份研究则只是一个章节标题或一个“名号”，不再成为一个具体的问题或研究方法，即他的策略是由身份研究出发，但并不研究身份本身，而是转而关注当下一些与身份问题相关联的具体问题，如流散文学批评、性别与跨性别批评和有色女性和女权主义批评等。［24］他在其主编的另外一本著作，即《新的批评思考：即将到来的批评》（Julian Worlfreys,New Critical Thinking,Criticism to Come,2017）中，编入了十二篇文章，分别讨论了现代性、主体性、历史理论、伦理等问题。其目的就是“利用现有的想法、批评形式和批评方法，试图引入新的视角，改变模式，并予以进行评估”［25］，而并非是想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或研究方法。与前一本谈论21世纪批评的书相比较，后一本只是更换了讨论的话题，基本上没有超出前一本书的框架。
21世纪在欧美还有叙述理论、世界文学、跨国主义与跨文化（Transnationalism and Transculturality）等另外几个话题值得一提。叙述理论虽在20世纪90年后期被戴维·赫曼（David Herman）等一些学者冠以“后经典叙述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narratologies）这一名称，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话题和研究方法，但是总的来看，其基本理念、基本研究方法甚至基本术语都没有走出所谓“经典叙述学”（classic narratology）的框架［26］。与其他的批评理论相类似，21世纪西方叙述理论研究界也是更多地延续了上一世纪的话题，并继续使用了上一世纪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来讨论一些新的研究范畴，如“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女权主义叙事学（Femenist narratology）、“自然叙事学”（natural narratology）、认知叙述学（cognitive narratology）、叙事的可靠性（reliability）、多元文化叙事（multicultural narratives）与多元文化主体性（multicultural subjectivity）、后殖民主义与叙述研究（postcolonialism and narrative）等。从这些新的研究范畴中可以看出，欧美叙事理论开始走出了纯理论范畴的研究，而是将叙述学的一些基本理念运用到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为加深理解叙述本质、叙述规律和深入了解文本内部构架及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或方法。
世界文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27］这一概念后，虽说欧美学者对世界文学的讨论经久不息，但毕竟还算不上热门话题。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逐渐成为现实，世界文学这一话题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进入21世纪后，各类学术著述突然出现“井喷”式增长。大卫·达姆罗什一人就撰写和编著了多本专著，如《什么是世界文学？》（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3）、《如何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08,2018）、《讲授世界文学》（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2009）、《世界文学理论》（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2014）等；他还参与西奥·德汉主编的《劳特里奇世界文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2012）、《劳特里奇世界文学简史》（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2012）。除此之外，还有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撰写的《文学世界共和国》（Pas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2004）、基恩·比西尔和杰拉德·基莱斯皮共同主编的《语境化世界文学》（Jean Bessiére and Gerald Gillespie［eds.］,Contextualizing World Literature,2015）、杰弗里·R.迪·里奥主编的《作为世界文学的哲学》（Jeffrey R.Di Leo,Philosophy as World Literature,2020）等。总体看来，虽说多数欧美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世界性的胸襟，但其论述的焦点主要还是以自己的民族文学或欧洲文学作为“源点”来谈论“世界文学”的。［28］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有欧美学者谈论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谈论一直没能成为被欧美批评界所关注的一个话题。
文学的跨国主义与跨文化批评产生的背景，主要是20世纪最后20年出现的爱尔兰与中欧国家的移民（也包括从苏联移居到美国的犹太人）给自身和当地文化所带来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移民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犹太大移民不同，犹太移民更多的是因受到异族的排挤和迫害而带有很大的政治或宗教因素；20世纪最后20年的移民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也有追求个人幸福的因素。譬如，就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爱尔兰文学中所表现的身份问题取代了传统的政治身份，而在很大程度上谈论的是经济问题。也许这些小说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偏离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爱尔兰人”的主题。［29］这说明自20世纪末期开始，作家们的个人身份中的政治意识开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问题。这种创作上的转换也决定了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也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1世纪的欧美文学批评是一个庞大而驳杂的话题，不可能把所发生的一切理论事件都罗列到这篇小文里，只能挑选几个我以为有代表性的视角予以简单介绍与总结，这是需要特别交代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