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韩 延:1983年生于山东济南，中国内地男导演、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导演专业。代表作有《第一次》《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2022年监制电影《人生大事》。

“文学已融入了我的血液，影响我的所思所感所行”

康春华：韩导好，您在《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中谈到，对自己影响最深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是《小说选刊》，在很多采访中也谈到少年时的文学理想。您少年时代热爱阅读哪些文学作品？从“想当作家”到“渴望成为一名导演”，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韩 延：这话说得我有些惭愧。我充其量只是个初级文学爱好者，看了些小说打发时间，于是萌发出当作家的妄念，但这种想法在我成年之际已被我彻底打消。文学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它是我成长的土壤，但要把文学当成表达或创作的工具，自己无论在天赋和能力上都不具备。在这期间我接触了电影，电影是融合多种艺术门类的一种表达形式，这好像更适合我这种“样样有兴趣，又样样不精”的人。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电影创作的海洋。

康春华：在一次访谈中，您提到，在同龄的“80后”痴迷于金庸古龙的时候，您正沉迷于鲁迅、欧·亨利、马克·吐温、川端康成、卡夫卡等人的作品。这显示出您很早就有严肃文学的阅读趣味。这些严肃文学对您后来走上电影导演之路，有没有潜在的影响？

韩 延：年少时看的很多严肃文学作品，说实话，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彰显自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幼稚心理，我认为那是一种“文学虚荣心”。不过，虽然看得懵懵懂懂，但我仍觉得自己是“开卷有益”的获益者。很多作品，我可能未必能领悟全部深意，但是作者的思考方式、人物塑造方式、叙事方式甚至想象力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比如川端康成对细节细致入微的刻画，比如欧·亨利式的结局，比如威廉·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复杂高超的叙事技巧，再比如马尔克斯那美妙绝伦的想象力，等等。这些书有些看过很久了，内容都渐渐记不清了，但是这些作者身上的优秀特质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激励着我的电影创作。这种影响是直接且深远的。

康春华：您对王安忆、苏童、余华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很熟悉，也热爱诗歌，比如顾城、海子的作品。这些当代文学作品是否在某些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您的人文情趣与人文关怀？

韩 延：谈文学我真的是门外汉，我的热爱和关注也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范畴。余华是我比较早开始读的作家，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他冷峻的文字、克制的叙事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读者心口划着。但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是他谈到《许三观卖血记》的灵感起源，他说他眼中那些纽扣全部掉光、扎一根草绳的农民形象就是许三观的原型，随着书写越来越深入，对人物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当把这个人物了解透了时，也是这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这种创作心得的分享太妙了，我直到现在写剧本时，还经常用这段话来提醒自己，把自己笔下的人物与平日所闻所见之人挂靠关联，以让其更加生动。莫言是我年纪稍大些后读的，可能因为都是山东人的缘故，我经常用山东话默念他的文字，特别是在读《檀香刑》时，大量猫腔唱词，用山东话读起来其乐无穷。我看莫言的书，有时会产生某种错觉，就像小时候在家属院门口听着一个敦厚长者带着几分狡黠讲述这片土地曾经发生的故事，那些故事看上去很远，又感觉离自己很近。莫言对于人物命运的编织，影响了我创作时对于人物命运走向的规划。

这些文学家的每一行字都在影响着我对于创作的思考。我觉得一个人能走的路、能看的人和景、能见的世面是有限的，阅读这些大家的作品，除能开阔自己的格局外，还能汲取到这些作家的智慧和创作经验。他们的文字就像被我吃进消化系统的粮食，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影响着我的所思所感所行，无论是人文关怀还是人文情趣，我已经分辨不出谁影响了哪一块，因为那种影响真的是不着痕迹的。

越沉重的主题，越追求轻盈的表达方式

康春华：某种意义上，电影是徘徊在文学性与戏剧张力之间的影像艺术。在我看来，您一路走来所编剧和导演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文学内核（比如始终关注爱与希望、生命意识及死亡问题）和强烈的文学关怀，但在情节框架以及细节中、细微处，有着类型电影所必须的戏剧张力。您将两者进行创造性发挥和融合，形成了“韩延导演”的强烈个人特色。在作品主题上，您为何对“生死”这个文学与哲学的命题如此关注？

韩 延：因为生死是终极关怀，对于生命本体及死亡意义的探讨是人生的终极思考，所有伟大的作品中几乎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个命题的表达。像《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忏悔，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人犯罪后的悔恨，在我看来，那更像是一个人对于死亡、对于生命本体的一次思想羽化。

生命这一命题的思考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也超越国界和历史。在接触戏剧后，我发现在戏剧中，最原始、最本能的戏剧张力往往源自生死。于是，我不自觉地就会对生死多一些思考，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表达习惯。

康春华：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到过一个著名的“轻与重”的辩证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要“轻逸”，但“要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这让我想到您的作品，探讨肿瘤、病痛、生死、殡葬等格外沉重的话题，但电影整体的风格是轻盈、幽默、温暖的，这似乎也是您一直耗费的匠心所在。对于在电影中对“轻与重”之关系的准确认知与熟稔把握，您能展开谈谈吗？

韩 延：您所说的“轻与重”与我作品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准确，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追求的一种方式，我称之为“举重若轻”。这与我的电影观密切相关，当我把创作主题定在生命这样宏大的方向上时，我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一定要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不然很容易自说自话或者满口空话，所以我需要具象的人、具象的事来承载这种宏大的表达。如同《美丽人生》用欢乐的父子关系来表述战争的无情一样，我也在追求这种表达方式。越沉重的主题，我越倾向于轻盈的表述方式。

始终寻找创作的初心

康春华：将您的作品放在近些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工业背景下来看，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您的电影从不刻意追求“视觉突破”“特效大片”，甚至在这方面越发“删繁就简”（比如《人生大事》里有许多手持摄影机的运镜），用简约的影像表达复杂的命题。您追求“拍给普通人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您的作品是简单的，在电影剧本的打磨、人物的设立、情节的安排、电影丰饶细节的铺陈上，您花费了很多心思，以让电影丰富、立体、复杂和深刻起来。您的电影有一种“简单与深刻”的辩证意识，能谈谈这个话题吗？

韩 延：其实这种简单与深刻的关系也是跟着作品走的。拿《人生大事》举例，故事女主角是个7岁的小女孩，所以影片的创作无论从文本上还是拍摄上，都会围绕这个小朋友展开，手持摄影的方式也是适合小朋友表演的方式。把生死的问题翻译成小朋友能听懂的语汇，如“种星星的人”，这些都是跟着人物创作时自然而然形成的风格，并非刻意机巧设计。可能现在看起来，里面确实充满了简单与深刻的辩证意识，但这是个结果，而非创作的方法论。

康春华：尽管您曾提到，相对于文学的浪漫修辞，您更偏爱冷峻、严肃、涉及生死的深沉议题。不过在您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许多浪漫主义的意象、物象和情节，比如熊顿的脑洞和幻想、马小远给韦一航画上的小红花、孤儿小文的哪吒扮相等，他们对冲了深沉议题带来的沉重性，给人带来温暖与希望，足以打动观众。对于如何将电影主题、电影情感基调、电影类型化特征相融合这个话题，您有什么心得？未来您计划拍摄什么题材和类型的电影？

韩 延：电影的类型真是个包装壳，无论是科幻片、悬疑片还是剧情片，这个壳都是创作者依照自己的习惯和擅长度去选择的，而且也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可以找出经典的传世之作。我觉得拍电影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临时拿来的，而是通过多年的累积——阅读、思考、观察世界、待人接物、成长——慢慢形成的一种态度和执念。有句老话，一个导演一辈子都在拍同一部电影。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这个主题一旦在作者心里播种，就很难再拔出来，作为创作者，找到这个想表达的初心尤为重要。

未来我可能会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总想去尝试我未曾触碰过的类型，但是核心的表达主题，我很难完全去改变和颠覆掉，宿命论和对于生命本体的思考会一直在我的作品中存在。

康春华：近年来，小说的影视转化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想邀请您从电影导演的视角谈谈，小说的IP转化和影视改编需要坚守哪些品质，在哪些方面需要有所改变？您如何看待文学与电影的相互转化？电影界又呼唤怎样的文学文本？

韩 延：小说IP如果有丰满的人物和有趣的人物关系，无疑会在影视化过程中事半功倍。文学与戏剧是近亲，但毕竟还是两个门类的艺术，我觉得两者距离最近的就是关于人物塑造的部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戏剧影视作品，都离不开生动的人物。

有时文学被影视化后，原来文字上的想象空间就会被具像化。有些依靠想象来征服读者的文学作品在改编后往往不讨好，因为最完美的想象只存在于脑海中，很多写得更实的作品反而更适合影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