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第八届（2011）和第九届（2015）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遗憾的是，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我都因为有事务要离京，在时间安排上发生冲突而缺席，没有亲睹颁奖现场的热烈气氛，没能画一个完美的句号。此前，我参加过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合办的颁奖典礼，但那时典礼的安排都只是各位领导和获奖代表讲话，从头到尾，都是各种赞词、感谢及创作心得的轮番表白，善则善矣，未尽美也。2010年以后，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各种颁奖活动，都变得富有艺术氛围，在颁奖过程中穿插了典雅的音乐演出，文学与艺术联动，会场的气氛庄重而温馨。直到2018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这才得以体会颁奖现场的热烈感人，弥补了我的一个小小遗憾。

第八届“茅奖”评选的重大改革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方式作出了一次重大的改革。此前的评奖班子有两套人马，第一套人马叫“读书班”，主要组成是文坛上的中青年人士，发挥其年富力强、吃苦耐劳的优长，负责阅读大量各机构推荐上来的作品。我也曾经是某届“读书班”的人选，同样因事未能参加，但是我也以间接的方式发挥了一些影响。一位参加读书班的朋友，对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赞不绝口，称其为“百年未有之大作品”，而且这还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我当即反驳，百年间的长篇小说，恐怕轮不到《雍正皇帝》拔尖，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关于《雍正皇帝》我还写了一篇千字文章，批评评论界的一惊一乍。第二套人马叫“评奖委员会”，是在读书班推荐的书目基础上，由资历深厚、具有权威性的年长评委再提名增补一些作品，然后进行评审。于是，读书班和评委会之间的眼光差异就会影响评奖结果，也会成为文坛的争议焦点。譬如说莫言的《檀香刑》在读书班脱颖而出，排名第一，到评委会就被拿掉了。于是，从第八届“茅奖”评选开始，取消了两套班子的架构，采用的是大评委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单位各派出一名评委。另一部分评委由中国作协人员以及作协邀请的若干学人组成，我称之为“中央军”。这样一来，评奖委员会队伍庞大，超过六十人，开大会时把会场坐得黑压压一片；爬山的时候，一条条山路上，前前后后，不时会遇到三五成群的评委们。

这就是本文题目的前半句“西山林翠”。评委们从5月初接到阅读书目，就开始买书和读书，到7月下旬集中在中宣部的一个干部培训中心，除了定时地召开小组会议和评委大会，就是俯首案头、挑灯苦读。二十多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读书和开会讨论之余，借用地利之便，到与培训中心一墙之隔的八大处公园去走一走，就成为调节身心、放松压力的绝好方式。许多人都有良好的生活习惯，黎明即起，趁着清晨的凉爽，到西山的林木中吸纳绿树红花的芬芳，去参悟佛牙禅钟的幽玄。每天晚餐的时候，登山族们三两相约，在傍晚时光去进行远足。通常的路线是，从藏有佛牙舍利的二处灵光寺开始攀登，路过三处的三山庵，直到七处宝珠洞，这是八大处中山势最高的所在。人们走到这里已经登上八大处的制高点，远眺山下隐隐约约的京城风貌，然后再折返下山。一群希望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获得更好健身效果的登山爱好者，则由此处走出山门，沿着一条水泥路前行。这一段路，正好是观赏落日西沉的绝好位置，又住有人家，在此处卖啤酒、矿泉水和袋装小吃，我们偶尔也会在此处驻足小憩。由山顶下行到山腰，从一条蜿蜒的小路穿插，然后再到达一处有工作人员居住的排房，每每会听到狗叫声，给平静的山野增添了几许生气，由此也走上大道，经过八处证果寺，下到山脚。

这一条穿山越岭的山路，除了不知疲倦的评委们，我们在行走时几乎遇不到同行者。中间那一段小路，更是人烟稀少，没有明显的标识，非个中人难以问津。我在小路上走了许多次，每次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赶路，一直没能记住它的确切方位。夏日气候多变，有一天傍晚，登上山顶不久，就遭遇疾风骤雨，天色黑如墨汁，脚下一条条浑浊的小河在流淌。一行八人，纷纷作鸟兽散，各自奔逃。作为其中最年长者的我，论体力还可以，比速度就甘拜下风，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幸好还真有善解人意者，当时尚属于河南省作协、如今在北京工作的何弘一直陪伴着我，否则，我都找不到那条作为连接的小路何在，要在野茫茫雨苍苍的大山里困顿遭罪。我心中暗自感叹：一个不愿意“抛弃”他人的人，差一点被他人所“抛弃”——说起来，一行八人，我最年长，也是唯一当过下乡知青的，对于天气有一点直观判断。是日也，刚刚从宝珠洞那里走向前往证果寺的漫长之路，看见黑云翻滚，天色大暗，我就发出及时的警示：“暴雨将至，我们不如赶快折返下山。”不料我的一番警告无丝毫用处，同行者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大步前行，我也不好独自做“逃兵”。噫吁嚱！

当然，在八大处的山间行走，离不开的话题就是白天读书的感受与评议，更热烈的论争是发生在白天的小组和大组会议上。第八届入选“茅奖”阅读书目的有百余部，于是，社会上（实际上更多是文坛中人，21世纪以来，文学逐渐边缘化，除了同行们，很少有多少业外人士关注和参与这样的话题）关于“茅奖”的一个较为集中的争论就是，短短二十余天，有多少评委能够把这样巨量的作品都读过一遍？这样的质疑看上去理直气壮，实则似是而非。我的反诘是：非议者除了空谈几句作品数量巨大、评委难以一一细读，还能够举出什么更有力量的论据以批评“茅奖”评选工作呢？评委的工作机制，是分成几个小组，将需要阅读的作品分到各小组，进行初选。这一时段，不是选优，而是汰劣，把那些语言表述不过关的、历史背景有错误的、故事情节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先刷掉一批。我自己在这一时段的阅读中，就是以挑毛病为主，尽量地读出某些作品中明显的破绽，这样才不会误伤佳作。许多有明显瑕疵的作品，就此退出竞争。这不是对无名之辈的歧视。长篇小说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层面，是对作者的综合实力的考验。很难想象，一个在中短篇小说写作上毫无建树的作者，会产生大步跨越的灵性，在长篇小说上一鸣惊人。极端的反证也是有的，金宇澄的《繁花》即是例证，但好作品是不会被漏掉的，《繁花》也可以作为“茅奖”评审以作品为主、英雄不问出处的正面例证。少数几个评委看走了眼的事情是有的，六十余人的规模，恐怕是世界上各种评奖委员会中最为庞大的了，它的运作因此而略显笨拙，却在总体上保证了作品筛选的公正性。真正的好作品是不会被遗漏的。每一次小组、大组会议，有争议的作品都是评委讨论的重点，要复议，要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还要指定专人再次阅读。几次三番，一部作品至少经过十几、二十人次的阅读，我觉得是几乎没有遗珠之憾的。那些简单地批评评委们没有读遍所有作品的指责，可以说是隔板猜枚。经常被人们用来对比“茅奖”评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初选阶段的作品阅读也是各负其责，由熟悉各个语种和各个国别文学的评委分头把关，进行大范围筛选，然后把看得上眼的作品推荐给别的评委，才能够进入决选。设计一种程序，首先需要可行，然后才能够讨论较优和最优的方式。至少在我所参加的两届“茅奖”评选中，现行体制都是在可行性和理想性之间取得良性平衡的。

由此说到我对于两次“茅奖”获奖作品的回思。2011年第八届“茅奖”获奖的五部作品，我是比较满意的。张炜的《你在高原》，具有强烈的诗性，文字典雅，厚重而又灵动；篇幅浩大达十卷之长，但神韵贯通，大气磅礴。它被某些人用来抨击“茅奖”评委的不负责任，不曾把十卷巨著从头读到尾。这样的泛泛而谈说来容易，但请他们指出这十卷巨著中的重大缺憾，把问题落到实处，这才是真正的要害。几乎没有读过《你在高原》的批评者却理直气壮地声讨评委没有仔细阅读《你在高原》，正像庄子的智慧命题：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鱼，安知鱼之非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风趣诙谐，用河南味十足的口语、自相缠绕的车轱辘话，讲述中原农民的孤独内心，以地域化的方式讲述一个现代性的人性命题。莫言的《蛙》，保持了足够的先锋性。这先锋性不只是说其形式的独创性，用通信的方式引出故事，又在最末一章安排了一部多幕话剧，再一次显示了莫言艺术创新的动能；更为重要的是作品对于实行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性描写，戳到了时代的痛点。还有，莫言的文学智慧从来不是以政治化写作为旨归，而是将时代写真升华到人性展现与灵魂忏悔的新高度。刘醒龙的《天行者》和毕飞宇的《推拿》，是以轻逸写沉重的“小长篇”——这倒不是说两位作家的写作才能有限，在此之前，刘醒龙写过三卷本近百万字的《圣天门口》，毕飞宇写过回乡知青精神下行与撕裂的《平原》，都是口碑之作。《天行者》和《推拿》则是大悲悯境界，又超越了悲悯。《天行者》对于生存和工作环境极为艰辛的乡村民办教师，《推拿》对于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盲人，不但充满了同情和理解，更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发现其自尊和高贵的灵魂，表达了对人们眼中的弱势群体的尊重与敬仰。评奖结束后，《文艺报》邀请几位评委座谈本次评奖的感受，我就把我的心得归结为两句话：“悲悯与超越悲悯，忏悔与自我忏悔。”

实力派云集的第九届“茅奖”评选

时隔四年，再次来到八大处之侧参加“茅奖”评选，重走山林之路，发现当日的小径已经湮没在杂草中，要改换路线图了。这次评奖中令我心仪的作品，首先就是金宇澄的《繁花》，作家以几个巷弄中的小伙伴的视角写起，对于上海近六十年的变迁，从骨子里予以深度揭示，充满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和大都市男女风情，加上沪语方言的大量使用，让人体会到久违的海派气象，可谓市民史诗。黑格尔说：“长篇小说是市民阶级的史诗。”巴赫金说：“现代长篇小说是唯一的未完成的文学样式，它和时代一起探索、一起成长。”第九届“茅奖”评选中，史诗性写作成为主调。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李佩甫的《生命册》、苏童的《黄雀记》都是时间跨度巨大、历史风云激荡的作品。《生命册》和《黄雀记》聚焦于改革开放时代及其前史，以人物命运状写世事变迁，前者沉雄浑拙，视野纵横，具有中州厚土的乡村背景；后者举重若轻，单刀直入，透露出江南才子的灵巧飘逸。《江南三部曲》可以归入自《古船》《白鹿原》以来百年沧桑的摹写之潮，对现代中国狂热的乌托邦思潮及其黯然落幕进行大规模展现，是具有思想制高点、诗意弥漫的作品，江南风情与古典诗韵兼而有之。王蒙的《这边风景》是一件不完美的当代出土文物，具有斑斑驳驳的锈蚀和疤痕，却也较为完整地保留了特定的时代信息。人们习惯于引用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这边风景》具有三个年代互相重叠的样貌，每个年代都具有自我分裂的态势：故事讲述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方面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主导思潮日甚一日，无远弗届，哪怕是遥远的新疆伊犁。同时，边陲地域和少数民族风情、蓬蓬勃勃的精神状态、色彩缤纷的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化解“左”倾狂潮的解毒剂；到作家写作的70年代中后期，“文革”已经趋于终结，作家为了争取重返文坛的努力以及能否出版问题的困扰、“妾身未分明”的身份问题以及必须实现的忠诚证明、世事变幻的扑朔迷离、思想政治领域交错与交织的过渡特性，着实让作家撕扯不清；到作品问世的新世纪，为了让新的思考与回望给作品打上新的时代烙印，以注脚方式作出的阐释与评说，又和小说文本形成嘈杂的对话。

第九届“茅奖”评选，我觉得整体上有一批实力派作家参评，获奖作品与落选作品之间似乎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与第八届“茅奖”评选相比，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比如说，我非常看好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韩少功的《日夜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从我的偏好而言，我喜欢那些具有思想冲击力的作品，这几部作品恰恰能够满足我的阅读欲望。严歌苓创作力旺盛，每有新作，都是文坛的一大盛事，还往往引发新一波的影视剧改编潮。这与她的勇于探索分不开，也得益于她在美国接受的创意写作训练。《陆犯焉识》中的同名主人公，部分动用了作家的家族人物故事，其用情之深显而易见。我以为，陆焉识的名字别有意味，一直在拷问我们“焉识”，有什么见识，从什么角度切入以及如何解读这部时间跨度和心灵跨度颇大的传奇和主人公的精神气质。《日夜书》也是韩少功最出色的长篇小说，同样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拷问与鞭笞，对一代知识精英的真实面目与思想进路的清算，令同代人感慨良多。徐则臣凭借《耶路撒冷》跻身最优秀的中国作家之行列。20世纪70年代生人，即“70后”这样一批主体形象模糊、时代印记朦胧的后来者，得到清晰的显影，萌发强烈的内省意识，站上鲁迅所说的“拷问灵魂的审判台”，法官和罪犯都是他们自己。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去看，恰好是不同年龄、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的悲情却又崇高的形象系列。此外，红柯的《喀拉布风暴》、乔叶的《认罪书》、宁肯的《三个三重奏》、艾伟的《南方》、笛安的《南方有令秧》等，各具千秋，都是重量级作品。

能够借参加“茅奖”评选，阅读到一批我心仪的作品，把握文学的整体样貌，这是我愿意出任“茅奖”评委的原因之一。我曾经自认为是对文学用力最勤的人。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我几乎都有所涉猎、有所关注。

记得莫言荣获诺奖之后，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在80年代就下力气做莫言研究，并且于1990年就推出《莫言论》专著？”我的回答是：80年代，我关心和评论过许多的作家，从刘心武、李国文、张贤亮、陈祖芬、林斤澜，到铁凝、贾平凹、郑万隆、张承志、梁晓声、马原、李存葆、宋学武等，我都有评论文字。

90年代，因为写作《1993：世纪末的喧哗》和《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两部论著，也对其时的文学作品“穷追不舍”。21世纪以来，身在高校，要带学生，要上讲台，要做课题，对于“井喷”状态的长篇小说全貌把握逐渐变得力不从心。参加评奖，能够集中时间对数年间的长篇小说作通盘考察，的确是一大快事。如果在阅读的基础上，再形成一两篇有睿见、有挑战性的论文，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我与第十届“茅奖”获奖作品的不解之缘

写到这里，意犹未尽。四年一个轮次，接下来的2019年是第十届“茅奖”评选的年份。这一年的评奖，我没有参加，但让我感到自豪的是：

其一，此次“茅奖”五部获奖作品中，除了陈彦的《主角》，其余几部作品，我都是在作品问世之初就发表过简明的书评、予以举荐的。梁晓声的《人世间》和李洱的《应物兄》，都是大部头，百万字上下，一个星期都读不完，写出来的书评不过两三千字，但发现优秀作品的喜悦却让我乐此不疲。徐则臣的《北上》获奖，这是“70后”作家第一次斩获国家级文学大奖，让我非常欣慰。“50后”“60后”作家占据文坛主场时间实在太长，“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但也亟须有后浪推涌。

其二，1929年出生的徐怀中先生，以《牵风记》登上“茅奖”的领奖台，这位在50年代就以《我们播种爱情》赢得声誉的部队作家，以《牵风记》完成了文学巅峰的再一次登攀。从私谊而言，我曾经在徐怀中麾下工作数年，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从大业来讲，徐怀中以90岁的高龄，为中国文坛添了一部“看似寻常最奇崛”的大作。它以徐怀中亲身经历的宏伟壮阔的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为叙事脉络，作家的全部笔墨却集中在一个少不更事的单纯女兵汪可逾身上。这位背着一张宋代古琴投身军旅的少女，心无渣滓，澄明通透，以自己的存在超越了残酷的战争，表现出浑然无觉却因此不可毁弃的心灵之光。她总是以微笑面对战友，尽管她的微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以纯美之姿赢得旅长齐竞的爱情，被俘归来的她却因为发现齐竞在两性关系上陈腐不堪的男权至上而主动分手。她最终选择了与大别山为伍，演奏无弦的古琴，和枣红战马交流，最终魂归大山。一些论者因为受到某种误导，总是用“三个人一匹马”之关系辨析作品的意蕴，却没有读出汪可逾形象的内在分量。她才是作品的唯一主角。作家凝聚毕生之力，深入人物的个体心灵，塑造出汪可逾这样一个清纯妩媚风采兼具、家国情怀充沛激荡、复归原初重返自然等多种要素交织的青年女军人形象，不仅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典型人物，也体现了其力求回应社会现实和思想领域需要的路径选择。在血腥杀戮与欲望竞逐交替存在的嘈杂人世，汪可逾代表了老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的最高理想，本性纯然，不容亵玩，洁来洁去，是一个“真人”，汪可逾，世俗之人无从逾越是也。她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一面灵魂的镜子，让所有的人为之羞惭，为之自省。不仅让她的军中战友和齐竞扪心自问，也让我们众多的读者扪心自问。

喋喋不休地说这么多，是因为《牵风记》的创作，我也曾尽绵薄之力：徐怀中先生对这部心血之作期望甚高，把打印好的小说稿分送给诸多战友和后进征求意见，我也忝列其中。于是，我先把作品读了两遍，然后和徐怀中先生面谈一个上午，高度肯定此作，也坦诚地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以及尽快出版的建议。那一天，正是2018年的清明节，起初没有注意，车行至黄寺干休所附近，看到有摆地摊卖黄白双色间杂的纸花，方才觉得，也许这样的凄清萧瑟，才是《牵风记》的风致。因此，《牵风记》获奖，我分外高兴，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