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很多人爱真理与美，但又太爱自己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王宏图新小说《无所动心》中的男人和女人，围绕着情爱和婚姻，在相互碰撞与征伐中，呈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本该彼此关爱的家庭中，很多东西是断裂的。

在这部以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摹与揭示为特色的小说中，作者融入了自己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心理探索的思考。

思考生命

试图厘清价值和意义

读书周刊：2022年12月11日，对您的新作《无所动心》，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了一场研讨会。您写的小说里的主人公徐生白在发现自己患上癌症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故。而小说外的现实世界里，眼下几乎人人都在回答关于健康和生命的考问。

王宏图：开好研讨会后不久，我为了去医院做一个身体检查，因此先测了一下核酸，发现自己“阳”了。好在我的症状相对不是很重，在家休养，慢慢恢复了过来，但几乎与此同时，开始每天听到身边有亲友“阳”的消息。

回想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2017年，到2021年初写完。构思之初并未想到，人类世界会经历这样大的变故，三年应战新冠的经历，对人的生命观、对家庭生活和精神状态都带来巨大冲击，这样的震撼必然还要延续很长时间。

我当初给这本小说取名为《无所动心》，它取自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一个词Ataraktos，原意是“不动心”，表达了人在经过修行后，达到对外在的困扰处变不惊、宠辱不惊的境界。因为人类精神世界存在某种原生性的困境，有时我们会被生活所蒙蔽，总以为眼前的一切日常状态会永远继续，但一旦直面死亡，反而会有一种向死而生的顿悟，让人们开始精神上的探索，试图厘清生命的真正意义。

既然人终有一死，那究竟该如何度过生命？是对欲望彻底投降，挥霍自己的日子，还是努力让自己的生活不要滑入深渊？这些都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经历疫情，眼下，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生命的时候。

读书周刊：主人公徐生白的名字，是否取自“虚室生白”的意思？

王宏图：对，这句话的意思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形容人的心无杂念，就会悟道，是从清朗的空间里生出的光明和智慧。不过用在我笔下的这个主人公身上，也有反讽的意味。因为徐生白的身份是一个大学教授和有些过气、有些江郎才尽的作家，尽管他一直努力想达到无所动心的境界，但却一直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中的各种欲望所左右、裹挟。

我创作这个人物的契机，来源于我在报上看到一对作家父女的照片，我当时就想，要写一个在理智上知道自己应该要追求学术和生命中的宁静，但感性上始终被“众声喧哗”充斥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对自己的生命、对女儿的生活，都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读书周刊：在这部小说中，每一章开篇均引录有《易经》的一卦，这是不是也是您特意设计的，用卦象所指对故事情节发展的隐喻？还有在小说中，还内置了一部小说，那是徐生白在构思的《大江东去》，看内容应该是一个大家族中数个子女，在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不同选择，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重大历史事件，看上去是史诗场面，充满叙事的雄心壮志，但现在止步于徐生白的故事梗概，却没有展开，有点可惜。

王宏图：《大江东去》的梗概是一个典型的长篇小说的架构，但展开这样的题材并不是我最擅长的。我更擅长的就是写当下的生活。也有师友问我，为什么不展开这个戏中戏，我觉得这是我刻意为之的，我觉得把《大江东去》内嵌在我的小说中，既赋予文本历史感，也有反讽的意味，似乎小说中过去的人物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有这样一种命运，而当下的徐生白过的又是这样一种生活，两者有一种呼应。《庄子》的名字、《易经》卦象的标题，都是我的副文本，都有互通的意味，也预示着文中人物命运的流转，可以让大家展开一点想象。

不是英雄

但依旧有激情有抱负的普通人

读书周刊：我看到在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义勤提到：“《无所动心》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欲望生成和精神病态进行了拷问和反思，徐生白在社会、人生中得不到的真实与不敢面对、不敢相信的事实，涉及爱情、婚姻、家庭等，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的人性剖析和精神考察。”

您是经过考量后，特意选择塑造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形象吗？很长一段时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常是以启蒙者的角色出现，或者说担任一个引领时代之音的英雄角色。但徐生白身体患病，性格也很懦弱。他的婚姻生活失败撕裂；经济方面，则在P2P的投资上血本无归还担负骂名，父母的遗产没落到他头上，和女儿之间也是代沟深重；他虽然本性善良，有时还是受害者，但主观上也始终不安分，对人缺乏耐心和深情，可以说一方面显得彬彬有礼，一方面心里的算计也不少。就像书腰封上的那句话“许多人爱真理与美，但又太爱自己了”。

王宏图：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有自己的时代英雄，我们也在文学中不断塑造英雄。但我笔下的徐生白并不是一个英雄。不过他依然是一个有激情有抱负的角色。他不是“五四”以来文学中常见的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更多是和自己内在欲望斗争，是一个想得到自己内心平衡的人，一方面被各种欲望撕扯，一方面也很努力读古籍、写小说，用正向的克制、反思与积极的进取来对抗欲望。即便不算成功，但依然也没有放弃斗争，他的不放弃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勇毅。

描写知识分子精神面临的困境和绝望的作品，从鲁迅的《孤独者》、郁达夫的《沉沦》，到巴金的《寒夜》，是有不少的。不过，与其说我要塑造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不如说我更想书写生活在都市中的人，试图通过写都市中人的真实矛盾和精神状态，来书写现代都市生活境况，书写当下的上海。

书写上海

作家的难题和梦

读书周刊：都市生活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宏图：从小生活的环境，像一种母语。

我在上海长大，基本没有长时间离开过这座城市。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中兴路的新式里弄，1978年后我和弟弟随父母和外公，一起住到原闸北区天目中路的华盛大楼。我的父亲王运熙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他视力不太好，从年轻时代起，晚上便不能读书作文，所以他特别珍惜白天的时光，在家埋头读书写作，一点不受干扰，有时数日甚至于数月不出屋门。所以从小我就会自己下楼到处走走。

华盛大楼位于上海火车站“不夜城”地区，人来人往，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我们家北面有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最大的棚户区蕃瓜弄改造而成的工人新村，我还和朋友走到铁路旱桥上去看货运列车开过。1977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学校里组织的学农，是在虹口体育场再北一点的位置，当时已经是乡下了。现在这些地方全变了，到处都是非常城市化的景象。从我们住进华盛大楼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华盛大楼都是那个区域的最高建筑之一，现在在林立的高楼中望过去，都很难找到它了。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没有离开上海，平时有空的时候，我会去比较老牌的上海地标，比如淮海路、外滩源和外白渡桥这一带走走，有时也会去这些年上海新贯通的滨江步道、新开辟的许多公园包括街角的口袋公园逛逛，城市生活对我来说，是笔下小说发生时天然的舞台。木叶说我笔下的“上海”有时也仿佛是一个“人物”，不过，如何进一步塑造新世纪新时期的上海和都市，着实困难。而如何破局，同时进行既内在于时代又超拔于时代的整体性创造，从来是有抱负的作家的难题和梦。

读书周刊：会写这座城市遇到的疫情吗？

王宏图：我最近在看世纪文景2022年10月新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瘟疫之夜》。这是一本40多万字的长篇巨作，虚构了爱琴海上一个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小岛，1901年，小岛上暴发瘟疫。苏丹派出卫生检查官员、化学家和医生前往小岛控制这场瘟疫。医生的新婚妻子是被废黜的前苏丹的女儿。岛上还有各色官员和居民，在这场瘟疫中，他们面对死亡、面对恐惧，也不断重新审视生活、思考爱情。小说特别长，但看进去觉得很有意思。用艺术创作的过程回应一个历史事件，需要时间，为了这本书，据说帕慕克准备了40年。

对过去三年我们经历的疫情，一定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事实上，在2020年和2021年不少文学刊物上已经有一些相关主题的中短篇作品出现。包括我任教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的学生，也已经有和疫情相关的习作登在《上海文学》上。我想后续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更多观察思考，一定会有更多文学作品诞生。也许我下一部作品也会写到疫情。

当代青年

从独特的环境中成长

读书周刊：说到学习创意写作的学生，在《无所动心》中，徐生白有一次作为教授在为年轻写作者举办的研讨会上爆发，说年轻作家年纪轻轻，但作品“这么丧，这么灰色，这么缺少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并对比一个世纪前，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年轻人洋溢的朝气，问当下青年：“你们的青春到哪儿去了？你们怎么这么早就衰老了？为什么长出这么虚渺的声音？”同时徐生白也批评自己的作品大多数是废品，不值一提。这是温文尔雅的徐生白难得地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刻。评论家木叶也提到了小说中的这一段，觉得这说明“徐生白对年轻作家和自己都有不满，同时又有所期冀，明知很多事情在陷落，但也不愿选择全然沉默”。您在日常教学工作中，会和青年写作者聊这方面的问题吗？

王宏图：早在疫情发生前，社会上就出现了对“丧文化”“躺平文化”的讨论和批评。我觉得不能单方面责怪青年不思进取，他们所处的社会相比过去竞争更激烈。过去一个青年如果能考上不错的大学，继而找到不错的工作的话，之后的人生是可以在掌控中的。但现在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引发人们心灵强烈的焦灼。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眼下大量青年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的期待和关注度都是不同的。从小被过分保护的孩子，其生命的内在潜力有被扼杀的危险。

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经教育部批准从2010年正式开始招生。我在和学习创意写作的学生互动的过程中，也明显感到现在的学生相比12年前第一届学生，在写作技巧方面有大幅度进步，少了许多生涩，整体水平更佳，但他们笔端流露出的所受的生活压力更明显，这些基调和他们面对的生存境遇是息息相关的。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结论，也只是我作为“老人家”的刻板印象。他们其实另外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但因为我和他们年龄差距比较大，有代沟，所以这个世界并未对我敞开大门。

读书周刊：您又教小说，也评小说，还写小说，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小说，也很好奇在课堂上，您的学生反过来如何评价您的小说？

王宏图：哈哈哈，我不评价自己的小说，至于我的学生们当面肯定会对我的作品客气地说点好话。但我清楚我们有代沟。我的有些技巧或者风格，肯定也有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不过我相信，我们会有共鸣。

这份共鸣在于，我通过徐生白这么一个不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表达了一种对生命意义不懈追求的韧性。不管被外在环境和俗世的七情六欲左右到什么程度，人依旧有精神追求。对此我有信心。

我从读中学时就想当一名作家。这也是我报考中文系的初衷。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风气，是更鼓励学生成为学者而不是作家，但我觉得我内心的情感意绪无法在学术著作和评论文字中得到释放，写作更能让我确认自我价值。这些年我写评论文章和学术文章，但我还依旧保持写作的热情，是因为我内心依旧保持对生命的敏锐的感受力，还有许多无处释放的想象力，以及对许多问题的惶惑。我对许多东西依旧保持怀疑。在虚无中创造一个坚实的世界，让我能在把握不住的东西里把握住一些什么。

有时学生也会来和我聊聊人生或者未来，包括他们有点动摇，毕业后是否要坚持走纯写作的道路，我不会给他们灌廉价的心灵鸡汤。那些乍一听很鼓励人的话，等过了一段时间，听的人会觉得你在骗人。我会鼓励他们去认识自己的特长，保持乐观。

欧阳修在《秋声赋》感叹：“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在过去三年应战疫情的过程中，我依旧能不断从青年身上看到勇气、无私、奉献、胆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成长中的独特环境。在我的小说里，徐生白要好为人师，要对年轻人耳提面命一番，他好像对未来很失望。但其实我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年轻人是不脆弱的。我期待走出疫情后，这一代青年走上社会，建设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