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万象》“新年特辑”杂谈
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节来临,心里总有着莫名的兴奋,想着可以穿新衣,走亲戚,吃大餐,放炮仗……随着年齿渐长,日子越来越好,对春节的期待值反而逐年下降了。好在受到求知欲的驱使,物质享受让位于探求春节背后的年俗的文化需求。
关于新年,1932年知堂在《新年风俗志·序》里下过如此断言:“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一语道出年的重要性与年俗的丰富性,对此深表认同。
又鉴于我对平襟亚的兴趣持续不断,便想试着从他主持的《万象》杂志1942年新年特辑入手,看看八十年前人们的新年观。顺带着也对那些应时诗文的文本加以分析,发掘其中的亮点,并对以平氏为中心的文人交际圈稍事观照。
《万象》创刊于1941年7月,是综合性月刊;发行人平襟亚(1894—1980),江苏常熟籍,是鸳蝴派小说家兼出版家。长期以来,学界对《万象》的前后两任主编陈蝶衣、柯灵的能力与贡献研究得较为充分。而《万象》月刊之所以能“在侵略者与卖国者共谋文化垄断的沦陷区”,“以其严肃的编辑态度与灵活的编辑方式,在日伪严密文网中建构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呼吸空间”,亦离不开平襟亚的策划与呵护之功。但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万象》1942年新年特辑
何谓新年?
1941年底出的第6期,主编陈蝶衣在《编辑室》栏目的末尾,向广大读者发出邀约:“下期本刊,恰逢岁首出版,因此我们预备特辟一部分篇幅,出一个‘新年特辑’,以资点缀,欢迎读者们以应时的作品见赐。”
这里就产生了疑问,中国人概念里的新年究竟是公历1月1日呢,还是春节?可以说这一问题的出现,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息息相关。
出于与国际接轨等诸多考虑,孙中山希望中国废除旧历,将新年与春节合而为一。于是在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采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按,即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然而民间守旧势力依旧强大,公历纪年这一规定在各地未能通行。换言之,在历法问题上,民国时期事实上施行了多年的双轨制,即中国人竟有两个新年。
晚年的平襟亚忆及,他是在1915年实足年龄20岁时来沪定居的。就在他长住此地的第四年,即1918年2月28日的游艺刊物《大世界》上,发表过一组八首七言诗,题为《夏历沪上新年竹枝词》,其中的第一首:“阴阳历法两周全,习惯偏难改自然。试问环球谁得似,中华一国两新年。”便是对上述现象的艺术化概括。
随着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于是再次颁布条例,废除旧历,并强制执行有年。而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很快接手英租界,平襟亚开办的中央书局、万象书屋都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平氏寓所,他所遭受到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早在1937年秋,常熟沦陷,平氏的亲弟弟惨遭日军枪杀;而就在一年前的盛夏,他还因故被日本宪兵“请”去,棍棒加身,吃了28天冤枉官司。
1945年12月29日《申报》刊有一篇名为《重振国历》的文章,将阳历奉为正朔,并指出日本人怎样在占领区大力提倡阴历:“他们在虹口,兴高采烈过阳历新年,任我们过阴历新年,表示中国是落伍,是守旧,是‘亡国现象’。……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并有人认为这是日寇的‘仁政’。至于中华民国的立国正朔,早已抛在九霄云外去了。”或许,《万象》的“新年特辑”选择放在公历1月1日出,正反映出平襟亚自觉尊奉国历正朔,一派凛然正气。当然也不必求之过深,或许只是习惯使然。
《万象》第一年第七期中的“新年特辑”,包括了如下作品:
秋翁《王小二过年》、网蛛生《新人的一日》,是白话短篇小说;苗埒《记忆中的新年》、周鍊霞《新年回忆》和吕伯攸《新年话旧》,均为回忆性散文;何满《年的故事》、魏楚卿《兔子灯》,应该是读者投稿;至于唐大郎的七言绝句《元旦》,则近乎补白文字。
笔名解析
秋翁和网蛛生都是平襟亚的笔名,他施展“一人分饰二角”的活剧,想必为了自己的刊物能走俏市场,索性“赤膊上阵”,近乎倾尽全力了。
这一行为,令我联想起他十多年前一段不堪的往事。1926年3月,平襟亚因被吕碧城发现其所办《开心》报有一篇写“李红郊与犬”的短文,是破坏其名誉,遂一纸诉状将其告上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平氏迫于无奈,立即逃往苏州,闭门写起长篇小说《人海潮》。小说是在这年的10月份写成的,那时吕碧城已远渡重洋,飘然离沪。在书的《著者赘言》里,平襟亚郑重向读者声明,说本书是“小说家言,多半道听途说,无稽之谈,所谓空中楼阁,非真有其事,非真有其人,倘妄加推测,某人某事,则非予所知”。然而终究耐不住寂寞,在小说出版后,换个笔名“江不平”写《人海潮索隐》,将人物背后的真人一一揭示。甚至自曝其本人分饰二角,化身为马空冀和沈衣云:
〔马空冀〕或即平襟亚。平昆山人,寓居海上多年,交游颇广,性诙谐而又浪漫,不受羁勒,营出版事业,恒别开生面,不喜步人后尘。曾编《中国恶讼师》与《刀笔菁华》两书,风行天下。去岁出《百大秘密》一书,连带办《开心》报,后以文字获罪当局,大受抨击,曾避地之青岛,现闻重来沪上,节后将重印《百大秘密》,而《开心》报亦将复活。此项消息,确否待证。
〔沈衣云〕书中主人翁,或即著者自况。著者何人,不必予索,即网蛛生也。或问网蛛生何人,请问沈衣云便知。
那么为何平襟亚会取“网蛛生”这么一个怪笔名,继而办起“中央”书店来呢?我猜或许与许地山的短篇名著《缀网劳蛛》(原刊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2期)有关。请看该小说正文之前的开场诗的第一段:“‘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我把网结好,还住在中央。”这带有极强宿命感的诗句,对于刚刚经历了重大挫折、处于人生低谷期的平襟亚,是不是特别能触动他,使他憬悟命运的拨弄呢?
作品分析(1)
切回主题,先看《王小二过年》,讲述典当行伙计王小二与东家一道外出公干,竟趁着战事发生,盗取东家的财物,逃回去霸占典当行,并诱奸老板娘,摇身一变成为暴发户后,在新年祭祖时闹出一场悲喜剧。
小说起首点明了故事背景,正是发生在不久之前:“虽然太平洋已经为战云所笼罩,太平洋变成了不太平;可是在上海租界的表面上,却还风平浪静,安谧无事”。小说的高潮部分,是老板娘发出的呐喊:“你不要以为霸占了我的身体,就可以一切由你指挥,你只能霸占我的身,不能霸占我的心。我的心至今还是洁白无瑕。”从中不难读出被压迫的沦陷区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精神。
注意到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大有考据馀味:
原来王小二和王老五,是一母所生,他们共计兄弟五人,老三老四,都已亡故,老大王小一,是一位安贫乐道之士,战前隐居在沪南何家支弄,箪食瓢饮,读书养性,不问外事。事变以后,何家支弄的老家,毁于祝融氏,他为环境所迫,不得不搬到租界上来,卖文为活。他有一个别署,叫做阴风阁主,朋友们登阁去瞧他,总见他坐在一张豹皮垫子上,手不停挥的写作小说,只听得稿笺上飕飕地起了春蚕食叶之声。这小楼一角,虽名“阴风”,却是春意盎然,并没有什么阴风惨惨的景象。
——老大王小一,原型是住在何家支弄、擅写言情小说的作家王小逸,平襟亚与之合作多年;阴风阁主与豹皮,影射因风阁主谢豹;稿纸上发出春蚕食叶之声,来自平襟亚早年经历,具见其当年的同住人朱鸳雏《情诗三百首》一书的自跋:“近得友虞山吴君(按,指吴虞公)与平君,皆能酒,列盏于楮墨之间,且饮且书,我三人者,均能作媚世之文,以字多即金多,取微资自贡。苟有人入此三人之国,但见攒头及案,纸上起春蚕食叶之声……”
记得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曾述及如何创造人物:“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看来平襟亚也深谙此道吧。
《新人的一日》是篇滑稽小说,写某报馆印刷工人吴志新自从听到本馆记者孙鹤年的说教,立志做新人,遂在阳历元旦那天一本正经付诸实施,又是写标语,又是家庭训话,又动手糊新壁纸,并样样求新,点心要去吃新半斋,大衣要去新新公司买,去新都影院看电影……凡遇旧字就一脸不高兴。然而毕竟收入不丰,皮夹里的积蓄很快用尽。次日晚间遇见孙鹤年,倾诉一番,孙听后笑他只注重形式,意识并未革新。故事尽管荒诞,倒是反映出作者对于新年的“新”字,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因此不无现实意义。
作品分析(2)
苗埒即周楞伽(1911—1992),江苏宜兴人,笔名很多,诸如剑箫、华严、危月燕、王易庵、杜惜冰等等。周氏出道早,创作颇丰,题材多样,形式不拘新旧。且交游广阔,与新文学泰斗鲁迅有过通信联系。周楞伽与陈蝶衣相识,估计与《小说日报》有关系。他的这篇文章洋洋洒洒近五千字,回顾了三十年生命史中多次新年,其中“有一年的新年,留下了个永不泯灭的惨痛的印象,造成了我一生命运的大转变”。
那是民国九年的新年,舅家的表兄择定在这新年里续弦,我随着母亲同去吃喜酒,一连住了十多天,学校里的开学期也到了,上学那天恰好逢到暴风雨,大概因为油腻吃多了的关系,外邪乘虚而入,到家后就生起一场大病来,一连病了半年多,那时城里并没有良好的西医和医院,只好请中医诊治,结果生命总算被挽回来了,但却由肠窒扶斯变成了中耳炎,使我的双耳同时宣告失聪,直到现在还未复原,恐怕此生再也没有复原之望了。
这可与多年后的回忆录相印证。在1999年版《伤逝与谈往》书中,提供更丰富的细节:
1920年元宵节过后不久,我舅家的大表兄续弦,我跟着母亲去吃喜酒,一连住了十多天,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我在家吃惯了素菜,一旦吃了这许多油腻,疾病早已潜伏在五脏六腑,待机发作。这年春天雨水特别多,清明前一天更是暴风雨大作。在此以前我已患了感冒。这天在学校里听课时,就已恶寒发热,放学回家正值狂风怒吼,大雨倾盆,我撑不住雨伞,被风刮得把伞拖得团团转。学校在城隍庙后面,距东庙巷舅家不远,我如稍有打算,暂时不回家,到舅家去歇一下,或宽住一夜,避过这场暴风雨,就不至于生病,即使生病也一定较轻,容易治好。可我年幼,没有这种打算,只觉浑身淋得落汤鸡似的跑到舅家不像样,并且刚从舅家吃喜酒回家不久,无故又跑去,好像还想去吃白食,也不成话。于是勉强支撑着,一步捱一步地从南门到西门冒着暴风雨回家,到家就昏迷不省人事,发着高烧,有一天一夜失去知觉。母亲请了当地名医张雅轩来看,说是极重的伤寒病,一连医了一个多月才好。病好后耳朵就聋了……
其文还忆及1925年的第二次江浙战争,战事一直拖到腊月廿八还未解决。作者当时正在无锡参加表兄的婚礼,被交战双方堵在家里,担惊受怕,饱受折磨。“我们在这围城中,差不多度了一个多月,才随着齐爕元军队的被解决,而脱离了这危险区域,踏上归途。”后面拖了一句:“事后无锡人痛定思痛,便把城墙完全拆除了”,因不够严谨,被读者来信指正:“查无锡之城墙拆除问题,虽曾经县政当局建议,结果卒为绅商所阻,故并未拆除也,谅系作者苗君一时之误,特此奉告。”主编陈蝶衣不得不自承“失察之咎”,并作及时更正。
又记录1932年的新年,“那时我第一个女儿刚才诞生,恰巧逢着了一二八事变,全家由南市迁到法租界避难,好好的一个幸福的家庭,被炮火打成了粉碎。幸亏不久生活便又安定了下来,而我们从此也就住在租界上,不再回到南市去了”。字字泣血,满是对侵略者无声的控诉。
作品分析(3)
女画家周鍊霞(1908—2000)擅长填词,才调无伦。她与平襟亚、陈蝶衣都是小报界的活跃分子。其文亦精彩纷呈,陈蝶衣特地撰有推荐语:“周鍊霞女士的《新年回忆》,将极琐屑的事也写得十分风趣;女艺人之笔,毕竟是不同寻常的。”
她原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写的是童年(十岁左右)时对新年的记忆,夹杂着江西与湖南两地的习俗。腊月廿四过小年,一早起来,梳完头打扮齐整,向附近的小朋友们拜小年。大家客客气气,学着大人的谦恭模样。晚上用铅丝做成球型,里面塞红炭,系一根绳向空中舞动,美其名曰“打流星”。玩的过程有些险,差点引发火灾。廿五到廿九,敲锣、跳凳子。大年夜不许说不吉利的字眼。晚上吃罢团圆饭,由专门的“走梳头”妇女,为妈妈和姨娘们梳头。之后在厅里燃炭火,设香案,给祖宗叩岁;十时后,亲戚小辈来辞年,作者则跟着妈妈到长辈家,“照样表演一番”。吃宵夜时,佣人们来叩岁,妈妈端出广漆盘“发年赏”。父亲拿出新羊毫笔,教她用红纸条包在笔杆上,墨也同样包好,预备“元旦发笔”。她忙累了,渐渐进入梦乡。大人们都在守岁,黎明时焚天香,放爆竹。
春节来了,爹爹发笔,她也写了两句话:“元旦大发龙凤笔,爹爹最喜欢,希望全有得。”早餐后,爹爹穿红风兜皮马褂,向东南方绕圈子,她和弟弟跟着,类似江苏人兜喜神方。午饭后,大家打中觉。夜里耍钱。爹爹呷口茶,说出一则新年请客的歌谣:
新年不要请女客,
请五十,来一百;
走进门,笑哈哈,
说起家常话,
眼泪鼻涕糊上壁,
吃吃咸,吃吃辣,
水缸浅半截,
溺桶高三尺!
其中充斥着贬低女性的陈词滥调,实不足为训,但那些女客“听了全打起哈哈”,新年就在“笑声中悄悄溜过去了”。文章收束时,一句爹爹已“上天去了”,使读者的思绪陷入苦涩,原先童趣充盈的散文,遂以哀伤气氛收场。
吕伯攸是儿童文学家,却以古茂的文言笔法回忆新年趣事。童年时,曾写打油诗嘲讽小僮阿三在新年时赌博输光贺年赏钱。1926年入中华书局任编辑,翌年阴历元旦,书局按规定取消例假,须到局办公,却因管钥匙的庶务醉酒没来,大家只得立在门口吃冷风。见此情景,同事陈荫轩想出一句上联:“权为门外汉”,众人思索半晌,无人属对,陈先生笑着道出下联:“都是局中人”。可谓对偶工整,且语带双关,令人击节。文末谈及贺年片,称友人王君战前在香港工作,新年中寄给他一个扁盒,上题“杏脯五两”四篆字,思考再三,才醒悟那四字谐音“幸福无量”。
作品分析(4)
何满的《年的故事》,此前未曾注意,近日展读之后,不禁瞪大了眼睛,原来他写的是年兽呵!这个版本的年兽周身长着鳞片,竟还是一头海兽:
文章讲述“我”在岁暮时拜访友人“坤”,见他家墙壁上换了几幅书画,正中挂了一幅中堂,画很陈旧,墨色极淡,“上面绘着一个穿了斜领宽袖的人,盘腿坐着,手里拿了一颗明珠,似乎在玩赏着。旁边却有一条尖角阔嘴,周身有鳞的鱼形的东西,也在向那颗明珠凝望着。”画上并没有题款和署名,“我”不明就里,就问坤说:“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坤还未回答,老太太却接口道:“这就是‘年’,画上面那条鱼形似的东西就叫‘年’,它是一个噬人的妖怪,每逢年初一,由子时到天明为止,它就到人间来,撞开人家的大门,把人们当做它最丰盛的早餐;所以人们到了大除夕,大家要坐到天亮,名目叫做‘守岁’,实在就是怕‘年’这个妖怪会来吞噬他们,因此不敢睡觉。还有门上贴着的红纸条,也是对于‘年’的防御工程,据说‘年’最怕的是红色,看见了红就会掉头而行,所以大家在年初一遇见了,都要互道‘恭喜’,就是因为没有被妖怪吃掉而庆祝。”“那末,画上的人又是谁呢?”“那是紫薇星,他知道新岁来临的第一天,‘年’是要到人间去吞噬人类的,所以把自己炼成的丹,玩弄着逗引着它的视线,使她忘记了时刻,一到天明,她就不能再到人间去吃人了!”
——这也许便是拙文《年兽传说探源》里天津附近流传的年兽传说的来源之一,并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即年兽传说与紫微星年画高度相关。
魏楚卿《兔子灯》短小精悍,点到即止。讲述童年时代的“我”,每当去外婆家贺年时,外婆总要在给压岁钱之外,预备一盏兔子灯。“灯是外祖母用篾片亲手扎的,红眼睛,长耳朵,活动的尾巴,晚上燃点着一支小小的红烛,牵了它转动着四个轮子在地上跑时,耳朵和尾巴一摇一晃地摆动着,活像一头活泼的小兔子。”
可惜这饱含着老人家慈爱之情的兔子灯,再也不会有了。因为“她老人家因为痛悼我舅舅在流亡中的惨死,也忧愤成疾而去世了”。凄凉之中,同样蕴藏着反战情绪。
唐大郎的《元旦》:“眼底翻来事事新,岂徒大地欲回春。征诛有味何须厌,岁月无情亦可亲。暂遣自身卑作客,互为家国惜孤民。遥看前路光华甚,一喜常教泪渍巾。”诗里传递的家国情怀,与平襟亚的三观基本一致,此两人故可称志同道合之友。
一些思考
1942年阴历春节前四日,平襟亚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一篇三百余字的短文《送残年》,在此抄录其中第二段:
你得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你来了三百六十五天,干了些什么呀?你把大地上的人类,压榨得那样透不转气,你伸着毒爪,露出利牙,将一辈子的贫民,抓去了多少,吞噬去了又多少,简直连残骸都没有吐出口腔来。您多残酷呀。您给予人类的,是些什么呢?只有使人类徒增了一年年纪,使人类逼近了死期,多增一些感慨!
字里行间怨气极甚,可见平襟亚对于去年一整年没有任何好感。又若将文中的“你”“您”置换为日寇,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立,那么平氏对其反动统治简直是深恶痛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