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君子豹变》（作家出版社）记载了您在读书、编辑和写作过程中的思考，能具体谈谈您的读书生活吗？ 看得出来您博览群书，且读且思且写，用丁帆先生的话说，“笔墨虽简，却是气象万千……带来的知识信息量也就十分繁杂广博，没有深厚的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储备者，就很难进入强大的语境叙述的背景之中……”

樊国宾：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驾驶“阿波罗11号”代表人类首次登陆月球那一年，也是陈寅恪、吴晗、刘少奇去世的那一年，我出生于太行山南麓与中条山合脉的晋东南沁河岸边。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认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一旦全国统一，它既非交通要塞意义上的政治中心，也非黄河流域的农业重心，其地位就不那么重要了。谭先生的观察还是比较犀利的，在经济实力基础和簪缨文化氛围方面绝难与江浙地区比肩的山西，青少年要想出人头地，真是难于上青天。

父亲是一个基层中学的校长兼教员，以棍棒方式让我艰难克服了从小骨子里对寒窗苦读光耀门庭的本能恐惧。然而，上世纪70年代，能读到的书非常有限。

父亲订的每一本《解放军文艺》和《红小兵》，我都反复翻阅过至少200遍，那是真正的凄怆童年。中学时代，迷恋各种课外书近乎痴绝，比如在地上发现一张残缺纸片，都要捡起来啧啧品味。11岁读完了家乡作家赵树理的绝大部分小说，以及《铁旋风》《沸腾的群山》《敌后武工队》《岳飞传》等等时兴作品，一时技痒，还动笔写了一部讽刺同班大个子同学的中篇小说《庞然大物历险记》。高考前一天，别人捧着教材狂热磨枪，我还在奋笔疾书《红与黑》的读后感。

听说您当年是全县的文科状元？

樊国宾：虽然是以文科状元小公鸡般的骄傲进入大学，却对本专业汉语言文学兴味索然——彼时心气甚高，以陈寅恪十三年游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而故意不取学位为效仿，精神志向的目标乃是“闻道”，不愿去专注于某一学科，担心被某个具体专题束缚住之后，便没有时间再去了解别的知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幼学肤浅，所以在终生热爱和仆从专业的选择上长时间处于迷惑状态，哪里配得上去攀附陈寅恪先生。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寅恪先生30岁之前，大经大典已经读完，“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甚解”，突厥文、巴利文、波斯文、西夏文熟稔程度有如母语，人家才不屑于文凭学位。

1999年入南大后，我很快与1998级的几个师兄混得烂熟，因为我们惊讶地发现对方和自己一样，瞧不上本专业那些憨憨作品和各路大佬们对这些憨憨作品的研究。于是，大家齐刷刷转身扎进历史、宗教和哲学的领域，乐不思蜀。丁帆先生这方面很宽仁，根本不管我们。

原味若供馔，晏私如暴殄，开蒙以来读书已有四十余年，精神上却都是断点（末梢知识），没有累积的成长。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我与昔日之我，多少事，多少恨，只好从简静做起，跑到自己的耸怪趣味里，与作者们结一个清芬的盟誓。

您的阅读，总能读出书籍以外的东西，比如读戈斯登《走出黑暗——人类史前史探秘》，竟延伸到《北大西门保安爱问的三个问题》。能概括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吗？

樊国宾：于我而言，阅读应该是王阳明意义上的知行博弈。“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所以，读了书，须在事上磨练，方立得住。事上磨，不在书中养气，如何正身。

阅读的积累会影响人生态度，在社会上沉浮，每个人都会遭遇艰难的时刻，读书能将困难和悲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尊重的层面。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这就是为什么要读书的理由。记得赫塔·穆勒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说：“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自由。”

近现代以来，学问的途径逐渐分为两路：“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这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陈澧所言，钱穆则用现代的话转译为“通识”和“专家”。在读书方法上我个人更偏爱博观约取，更偏爱那些识巨才大、以气骨胜的作者（譬如斯宾格勒和雷海宗），不大钟爱螺蛳壳里做道场、蜗牛角里忙砍杀、精雕细琢的功夫型专家。前一种路径，在现代学术体系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尤为不易。不为事功，机心全无，而是带着趣味去读书，挥洒自若，就会有一种体系之外的率性与轻盈、放达与犀利，在萧散随意之中与作者能够“以心会心”。

有个台湾学者，苦心孤诣弄清了玉皇大帝封猢狲为弼马温是因为猴能防马病；他还弄明白了由“微管仲，被发左衽”引出的衣襟“右衽”还是“左衽”的问题。但王纮（南北朝时小部酋帅）冷冷地说“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你以30万字的博士论文不容辩驳地断言“潘金莲故居在虎坊桥”，我认为你有趣，对于学术精密化也有点贡献，但你是个我不想和你聊天的憨憨。

还有一点心得，在海量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下，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生，应该对自己有所要求，主动去阅读有点难度的书籍，不要只图轻松，否则太浪费生命了，于精神的修炼与锻造无益。还有就是不要跪在作者面前，可以狂狷一点，敢于去质疑。我曾改写过海明威的散文《流动的盛宴》和马原的小说《上下都很平坦》——我喜欢改写大师作品，缘于认为他们没写好。我很同意资中筠的翻译感受：不要被那些晦涩难懂的书唬住，那多半是作者缺乏清楚表达的能力之故。

《仁慈江湖》中，《从北大到南大》一文，您对古人“十年读书，十年登山，十年检藏”有非常深刻有趣的巧思，并对自己的“十年读书”明确划定为“1992-2002”。您和诸多名师都有交集，他们在读书上对您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或指导吗？

樊国宾：两校文史哲名师的课，差不多都旁听过。

是的，这“十年读书”，构筑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人格理念、价值情怀以及在纯正趣味方面的层层进益，从而支撑了之后“十年登山”的宽广心灵底座。两校那些著名的先生们，或当时谈宗，或文章宿老；或磨砖成镜，或壶中日月；或楚璧隋珍，或郊寒岛瘦；或风樯阵马，或拔山举鼎……由于他们的感召，我从此多了一个世界——不再习惯蹈常袭故，不再习惯只听庙堂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不闻不问；从此警惕他人和自己，不可只对利维坦沉默，却提高八个分贝指责堂吉诃德。

拜老师们所赐，在大学里我画好了一生的灵魂图纸，或者说我人生旨趣的（宋儒所谓的）“四梁八柱”，主要构造于这一时期。朱熹说，阳气发处金石可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所以后来入丁帆先生门下时，就恰如其分地产生了师生之间的金石回响。

师生恩遇如此，恋人相契、朋友交往也是如此。灵魂是不能配对的，你非要找灵魂伴侣，那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只有灵魂独立，灵魂之间的相遇欣赏才有趣。

这真是一段精神成长意义上的、难忘的、壮伟的心路历程。

博士毕业后，您离开学术道路投身出版业，决定您做此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樊国宾：毕业时做职业抉择，我没有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去高校任教，而是跳进了出版业这个“火坑”（我曾经和同行们互相调侃：这是一个“把坏人变得更坏，把傻子变得更傻”的行业。其实是爱出版业爱到了骨头里。）——并非想到了“狐狸”和“刺猬”那个著名的区分，只是不满足于一生仅仅以学术思考去感知历史定律及生活世界。我曾做过几年大学教师，大学校园这个转圈的磨盘已经太熟悉了，而围墙外面未知的世界则充满危险与诱惑。尼采说过，只有危险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也许，更深的恐惧是担心做不成一流的学问，却迫于为稻粱谋，积淤在学界沐猴而冠。我始终认为，学问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有晚清川籍大学问家廖平那样“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的底气。1883年廖平在太原晋谒张之洞，曾于席间狂言：“苟《榖梁》有成，不羡山西巡抚。”（当时廖平正在著述《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一书。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实质上是受廖平《知圣篇》和《辟刘篇》的启发。）除非做学问的成就感，能够大过做官的成就感，否则轻易不要涉足。

丁帆深谙此理，他在给《主体的生成》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表达了对我未能投身学问的惋惜，但同时并不担心我在凶嚣红尘中会迷失初心，乃至挨饿。

您的阅读涉猎很广，总体来说，似乎更看重读经典。请谈谈您的读书理念，一本书拿到手，是否翻几页就能辨识出好坏？在具体编辑工作中，也是这样判断书稿吧？

樊国宾：每一本书要阐明的道理其实不多，化繁为简提高效率不香吗？ 读书期间，我常常向师兄们夸耀自己的“横扫千军式读书法”，即自己的读书实践证明：一天读120万字是可能的！

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确实也是如此判断书稿的。评鉴一部书稿，最终极的标准是真刀真枪的见识思想才情；关键节点在于心灵的独特度，在于独出机杼，成一家之言。这样，方才构成可以出版的价值。

在出版社工作，身边从来不缺书，是不是已经很少买书了？

樊国宾：这些“不缺”的书，未必是自己想看的书呀，所以我反倒是会频繁买书。

书其实好便宜啊，上周刚下单的《李·米勒传》《龚自珍己亥杂诗》《告别的仪式》《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对诗歌的反叛：安托南·阿尔托文集》……到手加起来还不及一顿普通饭钱。如果一个人有读书癖，活在当代是多么多么幸福啊！

您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吗？如果有，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樊国宾：有啊，带着新的生命经验去重温读过的书，就好比多年后重逢了初恋情侣，心里怦怦乱跳，宛若鹿撞。反复重读的书其实不多。最近在重新阅读一本有意思的书：《尸体变化图鉴》（贵州科技出版社），内容是从法医角度通过观察、分析尸体的形态学变化与时间的关系，即通过研究尸体形态的变化，推测出死者的死亡时间。有点恶趣味，但对我不失为一种悚诡的知识，大大深化了自己对佛教经典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进一步感悟。

“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这是您的读书理想？ 这么多年，有过变化吗？

樊国宾：读书悟理，所为何事？ 我的理解，是修身律己，是陶铸人格，是明道济世，更是在无尽历史长河里的精神自渡。是淬炼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基于个人尊严的精神自由；是蓄养黄宗羲意义上的“诗书宽大之气”。书生自有嶙峋骨，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

这番心意，多年以来并无变化。

您从事编辑工作多少年了？

樊国宾：从事编辑工作30年了。中国古代的礼乐人文传播以巫祝色彩为表象，其实最终奠定了一种秩序理性之外的“道统”担当。它萌生并茁壮于三代春秋的世界轴心时代，构筑了一条后来两千年间以“澄清天下之志”（陈蕃）为基调的精神理想脊脉，这才是文化出版组织矗立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元所在。同时，出版理念应该超越发轫于西方的民族/国家二元思维方式，尤其要避免媚趋时风，警惕“EVA（经济增加值）拜物教”——而是要把“天下观”作为出版社生产经营的优先级度量衡单位，先去研习跳高的横杆和世界纪录，再回头看跑道。

总该有一种严肃的气质，保留在不辍的心史之中。好的出版人，应当将这一点对人类智性生活的热爱，习得并赓续下去，在无妄无常的历史中燃灯，燃灯，再燃灯。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或同行出席，您会邀请谁？

樊国宾：好有趣的问题！ 哈哈。我肯定更愿意集合一群好玩的酒鬼：刘伶、辛弃疾、李渔、李贽、李叔同、瞿秋白、赵元任、张伯驹、高二适、昌耀、丁帆、朱新建、崔健、托洛茨基、尼采、列侬、安·兰德、萨特、艾柯、路易·马勒、法斯宾德、贾木许、狄兰·托马斯、赫拉巴尔、苏珊·桑塔格、菲利普·图森，哦，对了，还有法国午夜出版社的社长兰东和日本角川书店社长角川源义……哎呀呀，恐怕至少得摆三大桌，至少安排30瓶高度白酒。他们之间会不会打起来？！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樊国宾：《存在与时间》《大庄严经》《天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