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文学”研究:现状、空间和路径
从唐代至民国,书院经历了兴起、发展、推广、繁荣、普及、改制、复兴的历史阶段。在最繁荣的时期,书院的数量接近六千所,以今日中国版图而言,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备战科举、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书院的祭祀、藏书、刻书、讲学、考课等活动,与文学或多或少有些关联;写作训练、诗文唱和、雅集题咏等文学活动,是书院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历代作家当中,不少人有过书院求学或执教的经历,有一些作品完成于书院时期。和“书院与教育”“书院与学术”“书院与科举”等话题一样,“书院与文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一、“书院与文学”研究的现状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书院研究,自1920年代至今已历百年,涉及制度、讲学、考课、藏书、刻书、祭祀、经济、建筑、改制等诸多方面。其中与文学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代开始有少量论著,最近一二十年始成气候。“书院与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从两个方面作简要梳理。
第一个方面是书院文学史料整理。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相关整理以著名书院的诗文选为主,如谭修和周祖文《岳麓书院历代诗选(注释本)》(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及其增订本(湖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戴述秋《石鼓书院诗词选》(湖南地图出版社2007年)、李宁宁和高峰《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邓洪波和周郁点校《岳麓诗文钞》(岳麓书社2009年)、胡迎建《白鹿洞书院诗文选注》(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等。综合性的书院诗文选则有邓洪波《中国书院诗词》(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郑宣陶和杨加清《古代书院诗词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
从“大文学”的角度看,陈谷嘉和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吴钦根《〈申报〉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凤凰出版社2018年)等文献汇编,赵所生和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上海市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陈东辉《杭州诂经精舍课艺合集》(学苑出版社2018年)和《杭州学海堂课艺合集》(学苑出版社2019年)、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2019年)、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等影印丛书,其中有不少与文学相关的史料,或者本身就是文学作品。
第二个方面是书院文学专题研究,主要包括四个专题。
一是书院的文学教育。个案研究集中于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如宋巧燕《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齐鲁书社2012年)、翁筱曼《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与先贤宗奉情结》(《暨南学报》2014年第7期)和《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学术研究》2016年第8期)等。综合研究的代表作是程嫩生《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版),另有肖徽徽和孙立《论清以前书院的文学教育》(《华文文学》2020年第4期)、宋巧燕《晚清西学书院文学与科举教育探析》(《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1期)等。
二是书院与文学流派。主要研究对象是桐城派与书院的关系,如曾光光《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张维《“岭南五大家”与书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柳春蕊《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李松荣《莲池书院与后期桐城派》(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陈春华《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苏州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等。此外张永刚《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论及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文学活动。
三是书院与地域文学。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论述书院与桐城文派、李兆洛与暨阳书院、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道光以来金陵书院与文人活动、课作中的文学与学术等内容,其下编《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是关于东南书院与文学的编年录。李光生《古代河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论及河南书院与学风、河南书院与地方人文的建构。这方面的成果又有蔡清德《玉屏书院与清代闽台文人交游考述》(《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常新《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长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等。
四是书院与文体。涉及诗词、散文、骈文、辞赋诸体,诗词方面有胡青《关于朱熹一组书院诗的考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詹杭伦《试帖诗与律赋——读〈关中课士诗赋注〉》(《中国诗歌研究》2002年)和《杜甫诗与清代书院诗赋试题》(《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胡迎建《论白鹿洞书院的古代诗歌》(《九江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张文利《论宋代吟咏书院诗——以华林书院和武夷精舍为重点的考察》(《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周戊香和王欣欣《石鼓书院诗词文化及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图书馆》2014年第1期)、董晨《评“重理求实”与南宋书院诗歌创作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和《试论南宋书院诗歌创作观中的诗体问题——以朱熹的书院教学为中心》(《人文杂志》2021年第11期)、许虹《晚清书院课诗研究》(武汉大学2022年博士论文)等。散文方面主要关注书院记,有李光生《宋代书院记的文化阐释》(《兰州学刊》2016年第6期)、张文利《理学视域下的宋代书院记》(《文学研究》2019年第2辑)、胡晓和钱建状《记其本末与书其大者:南宋的书院与书院记》(《江海学刊》2021年第5期)等,以及倪春军《宋代学记文研究:文本阐释与文体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四章《宋代学记文的衍变:南宋书院记》。八股文方面有李群喜和陈水云《路德八股文批评述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马昕《晚清教育家孙万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斯文》2020年第2辑)等。骈文方面有曹虹《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陈曙雯《经古学与十九世纪书院的文学生态与骈文发展》(南京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等。辞赋方面有张巍和戴伟华《〈唐人赋钞〉与粤秀书院》(《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许结《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李光生《书院语境下的文学传播——以朱熹〈白鹿洞赋〉为考察对象》(《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3期)等。另有一些论文涉及特殊文体,如李光生《宋代书院与语录体》(《兰州学刊》2011年第2期)、刘文龙《姚永朴〈起凤书院答问〉中的文学思想述论》(《明清文学与文献》2020年)、杨珂和徐雁平《清代书院答问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以李兆洛〈暨阳答问〉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等。
二、“书院与文学”研究的空间
“书院与文学”研究还有哪些空间可以拓展?还是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
先看书院文学史料整理。已有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丰硕,尤其是近年出版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1辑、第2辑,以及即将出版的第3辑,作为书院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将对今后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书院与文学”研究所需的专书文献,相当一部分都可以从已有的整理成果中获取。当然仍有不少未收的专书文献,以书院课艺为例,广东颜海琴女史的藏书中,《丽正书院课艺》四卷、《续刻味经课艺》不分卷等五种课艺总集,皆不见于已有的各种整理本或影印本。据笔者进一步普查,目前未收入各种丛书的课艺,至少还有150余种。以临海市图书馆所藏课艺为例,可以补充影印以广利用者就有《敷文书院课艺四集》不分卷、《剡山书院小课》一卷、《诂经精舍文稿》不分卷(民国抄本)等15种。由此,“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续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续编”之类的文献集成,仍有汇辑的必要。或者更具体一点,参照《清代文集人物传记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等书的体例,将历代书院志中的艺文志汇为一辑,成“历代书院艺文志汇编”,对于“书院与文学”研究也具有直接意义。
书院文学史料整理方面的突破空间还有单篇文献。《中国历代书院志》《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等丛书,都是专书文献的汇辑。收录单篇文献的,主要是《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诗词》《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等。这几种资料汇编,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广搜史料,嘉惠学林,厥功甚伟。而另一方面,近十多年来,大量别集、总集、年谱、方志、日记等文献影印或点校出版,各种古籍数据库投入使用,查找和获取史料较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方便很多。根据这些丛刊或数据库,可以发现未经汇辑的单篇书院文献,其数量相当可观。
以一位不太有名的清人戴云官为例。此人曾主讲上饶信江、赣州濂溪、嘉应培风书院,有《培花小园诗钞》十三卷,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集中与书院相关的诗有《和虔南观察蒋砺堂夫子甄别濂溪书院诸生四章原韵》《次云冈刺史饯别培风书院诸生秋闱即用宾兴字韵》《留别培风书院诸生即以培风二字为韵》《重过嘉应访培风书院多士时由惠潮至此》《阅濂溪书院课卷口拈》《信江书院感怀》《阅信江书院课卷口拈》《过鹅湖书院用朱陆唱和原韵》《信江主讲六年口占》《赠别信江书院诸生乡试四绝》《信江书院即事》《信江书院感秋》《主讲信江七载口占》《信江书院十二景》《十年主讲信江思归之作并以别诸生》《主讲信江书院十五年留别多士二首》等数十首之多。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可以呈现书院日常生活的部分图景。由此亦可知,《中国书院诗词》的增补工作(“中国书院诗词续编”)大有可为。
别集和总集中关于书院生活的史料相当丰富,书院的学规和章程、讲义和课艺、师生的年谱和日记中,也有大量关于文学阅读、写作和接受的史料。“书院与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赖于这些资料的汇辑。例如,书院教学对待小说戏曲是怎样的态度?明嘉靖间江西提学高贲亨为白鹿洞书院拟的《十戒》中,要求生徒勿“观无益之书”,“谓如老庄、仙佛之书,及《战国策》、诸家小说、各文集,但无关于圣人之道者皆是。”万历间陕西关中书院主讲冯从吾拟的《士戒》,也要求诸生“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毋撰造词曲、杂剧及歌谣、对联”,“毋唱词、作戏、博弈、清谭”。清道光间四川盐源《柏香书院详定章程规约》规定:“书籍除十三经及诸史之外,其余淫词艳曲、小说杂流与一切消闲遣兴等,概不准携带入院。”禁止或不提倡阅读小说、观看戏曲,以免“害道”,这是书院比较普遍的主流倾向。不过,由此也反向证明了小说戏曲对于士子是有吸引力的。至于清光绪间陕西泾阳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蕡,他鼓励生徒“作小说”,认为小说有益于作文:“诵书、讲书、作小说、讲小学不可废,废则士皆趋虚文无实学矣。”“小说之宜作也。读经、读史,使之实有心得,发为文章,鞭辟近里也。学力浅者,本底未清者,令作小说,不拘不束,畅所欲言,则层次可清,才思可展,词调可炼,尤为有益。”这里所谓的“小说”,不是通俗小说,而是指篇幅短小的论说文体。诸如此类的史料,如果能够汇辑起来,对于我们了解书院的小说戏曲观念或概念,无疑是颇有助益的。由此,“历代书院文学资料汇编”之类的辑录工作也很有必要。
再看书院文学专题研究。除了少数学者作了较长时段、较广区域的考察,大多数研究都是以个案、地域、断代为对象,重点在诂经精舍、学海堂等著名书院,东南、岭南等部分地区,以及宋代(主要是南宋)、清代(主要是中后期)等时段。今后可以拓展的空间,一是其他著名书院的个案研究,如江阴南菁、江宁惜阴、苏州紫阳、上海求志、福州致用、武昌经心、广州广雅、芜湖中江、昆明经正、成都尊经等书院,皆在文学方面可圈可点;二是各地区的非著名书院的文学生态,包括山长的讲义和答问之作、生徒应试的各体诗文、与书院日常生活相关的诗文、课艺作品中的地方文学谱系、书院学规和章程中的文学观念等,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三是唐代、五代、北宋、元代、明代、清前期、民国这些时段,还有很多的空白可以填补。
历代书院的文学作品,最终成为文学经典的并不多。除了朱熹《白鹿洞赋》等少数名作,绝大多数作品都不存在“经典化”的过程。而这恰恰是“书院与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由此可以呈现特定群体、特定阶段的文学活动的一般状态。譬如书院的课艺,几乎都是生徒习作,其中有八股文,也有学术文和各体诗赋。不仅可以为别集提供辑佚和校勘资料(例如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林则徐全集》即未收林则徐《正谊书院课选序》),更重要的是留存了士人在特定阶段的创作实践(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课艺多署早期名字,如林群玉即林纾、吴朓即吴稚晖、金楙基即金天翮、蒋国亮即蒋智由、廖登廷即廖平)。在思想史领域,葛兆光曾经反思:“思想史是否应该有一个‘一般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思想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与一般思想状况相关,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断裂,有反复,并不易于成为思想史之叙述理路。”沿着这一思路来看书院课艺,它的“非名家名著”(即便其中有名家,也多为成名之前)的性质,恰恰可以拓展“一般文学史”的文献资料,由此建构有别于光荣榜或者点鬼簿的、具有细节和过程的文学史叙述,当具有更充分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书院与文学”可以从哪些路径入手呢?以下分别举书院文学活动和书院教学文体为例,试作抛砖之论。
三、研究路径之一:书院文学活动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从过程论的角度看,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可解释为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构成的动态过程。”这一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注重各个要素的交互影响。
具体到历代书院,作为有形的建筑,它可以依山傍水,也可地处阛阓,内有讲堂书斋、园林景观。在书院之中,来往过很多人物,发生过很多事情,这里是一个特定的“小世界”;在这座有形的建筑之外,也仍有相关的人和事,可以跨越时空。例如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书院揭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京师大学堂以朱子《白鹿洞揭示》榜示全堂;杭州诂经精舍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停办,两年后俞樾有《诂经精舍歌》《与客谈诂经精舍旧事》等诗;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嘉谷在日本与昆明经正书院同学相聚,有《经正书院旧友游日本国者十数人,同饮照相,补作同门录,题后二首》诗。京师大学堂的榜示、俞樾的怀旧诗、袁嘉谷的日本同学聚会,仍从属于白鹿洞书院、诂经精舍、经正书院的“大世界”。
山长(掌教、主讲)和生徒自然是书院的“作家”。还有一类需要纳入进来的“作家”,就是与书院有关的地方官员,例如为成都尊经书院诸生写作《輶轩语》的学政张之洞。山长、生徒、地方官员同时也是“读者”,再加上地方士绅,构成了书院的主要“读者群”。晚清黄州经古书院的《黄州课士录》,附录《题辞》三十多则,作者有生徒,也有官员和乡绅。书院山长、书院生徒和地方官绅,围绕书院总集,形成了一个命题、答卷、阅读、品评的体系。其中最能引起共鸣的,就是乡邦情结。如毕惠康题辞:“自从茂叔讲筵开,铸就英英绝世才。一代鸿文今让楚,须知桃李赖人栽。”余锦琪题辞:“炳灵江汉英,蕲黄堪领袖。”这种乡邦情结,最简明的表述就是“惟楚有材”(《黄州课士录》中有赋作名曰《惟楚有材赋》)。
书院的读者群往往有地域性,以本院、本地读者为多。不过这只是一般情况。即便不是山长名篇而只是生徒习作,也仍有一定的院外读者市场。例如晚清江苏东台人吉城的日记中,记录他阅读过的课艺总集有《尊经书院五刻》《尊经书院课艺六刻》《金台书院课艺》《紫阳书院课艺》《格致书院课艺》《南菁书院文集》等。这些总集中有一位名叫陈光宇的作者,系尊经书院生徒,最令吉城叹服,日记中多次记录灯下抄读陈光宇时文。这样,书院的“读者”和“世界”又有很大的延展性。
至于“作品”,既有讲学、答问、日记、考课之作,也有日常题咏、感怀、酬唱、雅集之作。较为特殊之处在于,书院“作品”多数是“写”的,也有一部分是先“讲”后“记”的,又有一部分是模仿“讲”而“拟”的。后面两种类型主要是讲学、答问之作,具有明显的语录体风格。先“讲”后“记”者如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姚永朴《起凤书院答问》,模仿“讲”而“拟”者如张之洞《輶轩语》、恽毓鼎《云峰书院励学语》。无论哪种情况,都具有或追求“现场感”。书院作品的语录体风格除了“现场感”之外,还有口语化。尤其在明代,不少书院面向社会开放,有一种大众化的倾向。影响所及,书院讲义很多也偏于通俗易懂、轻松活泼。
综上所述,书院文学活动的四个方面(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与一般的文学活动有相似处,也有其独特性。有鉴于此,关于书院的文学活动,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其一,书院背景。包括书院的建置、祭祀、经济、建筑、儒学、汉学、科举、藏书、刻书等诸多方面,有必要考察其中与文学活动有关联者。例如,不同书院膏火的发放额度不一样。晚清项藻馨先是参加杭州多所书院的考课,后来应上海格致书院之课,发现格致书院“奖金优厚,较之杭地竟数倍焉”。膏火收入不同,会影响生徒考课的积极性,从而影响课艺作品的数量,因此膏火问题对于文学活动而言,也具有特别意义。这是书院文学活动的“外环”。
其二,文学日常。以有关书院的诗文和写于书院的诗文为基本史料,辅之以书院志、地方志、年谱、日记、报刊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再现书院的日常文学图景。
例如唐天宝间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分别吟咏帘钩、鞭鞘、箭括、门店、钥匙、药臼、井辘轳等,这些都是书院日常生活的设施或用具。诗中有句“丈夫立身须自省,知祸知福如形影”,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格言。
再如明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到达贵州龙场驿,当地人为其创建龙冈书院,王有《龙冈新构》诗纪之。在龙冈期间,存有诗文《诸生来》《诸生夜坐》《龙冈漫兴五首》《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等,书院生活的常态和王守仁的志趣,于此可见一斑。
又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十五日,《申报》刊登许耀《书院月课吟》组诗。该诗咏到院、晨叙、唱点、论题、午餐、私越、翻检、抄袭、倩代、卖诗、互赞、交卷、探案、涂名、阅批、花红诸事,对书院月课的全程以及各种流弊有生动的再现。
又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周大荒进入衡阳船山书院读书。某日读山长王闿运古风一首,其诗有“秦兵取蜀烧彝陵,吴人上峡烧蜀兵。鼍鼓连天动江水,卧龙空守八阵营”“荆襄湘越势首尾,谁令骄将开兵端?江湖咫尺不相顾,空复驰驱五丈原”云云,读罢大喜,对湘绮先生甚为叹服。周大荒后来著有《反三国志演义》,于“楔子”中记录了这段文字因缘。
诸如此类作品,涉及书院题咏、感怀、酬唱、雅集、讲学、论学、考课等日常生活,这是书院文学活动的“中环”。
其三,文学教学。讲学、论学、自修、考课等活动当中,有不少内容与文学密切相关,这是书院文学活动的“内环”。“外环”“中环”“内环”互为补充和印证,共同构成书院文学活动的基本面貌。“内环”具体呈现为各种教学文体,因涉及的内容较为独特和重要,可视作另一种研究路径,故在下文单独论之。
四、研究路径之二:书院教学文体
书院不只是教学机构,但教学确是书院最主要的职能。教学是“语言+文字”的活动,而部分语言最终也会落实到文字上面。运用什么样的文体,这是关乎教学活动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问题。传统的书院志往往设“艺文志”或者“文翰志”,收录与书院有关的各体诗文。例如明周伟《白鹿洞书院志》卷五至卷十为“文志”,包括奏疏、公移、洞规、策问、讲义、说、戒、论、疏、记、序、告文、铭、辞、赋、诗等文体。清廖文英《白鹿洞书院志》卷十至十四为“文翰”,包括记、序、告文、辞、启、铭、书、诗、赋诸体,而卷七至卷九“明教”部分的洞规、策问、讲义、说、答问、戒、论、公移,其实也可以算在“文翰”之列。目前较受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只有记和诗赋,此外还有大量书院文体,尚未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做过研究。
书院的这些文体中,有一部分是与教学的相关度比较高的,再加上书院志一般不收的日记、课艺,我们可按现代分类方式,把书院的教学文体分作三个类别:一是规章制度类,以章程和学规为代表;二是官师授课类,主要是讲义和答问;三是生徒研习类,日记和课艺最为典型。
单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些教学文体或多或少与文学有些关联。书院的章程和学规中,有很多关于文学教学的理念、设计和安排;书院的讲义和答问,作为师生教学活动的基本史料,留存了关于文学话题的讲解和讨论,或者运用了富有文学性的教学手法;书院的日记和课艺,是生徒学习生活的记录,其中有大量文学作品、文学评论。
例如书院学规中有不少涉及文学阅读和写作的规定或建议。明弘治间陕西三原《弘道书院学规》,要求“诸生学古文者,每日读谢叠山所选《文章轨范》文字一首。学诗者,每日读杨襄城所选《唐音》诗二首”,而且“每月朔请古文题二、诗题四,俟举业工夫有暇作之,辞尚体要,至月终呈稿改正”。清康熙间长沙《岳麓书院学规》建议:“至于作文,当规仿古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自得其用。”“论诗专以少陵为则,而后可及于诸家,先律体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庶可循次渐进于风雅之林矣。”嘉庆间陕西蓝田《玉山书院规条摘要》规定“课卷如有失粘者,每一字罚钱五文,出句用平声住脚者,罚钱二十文”,并且“一三五如不调谐,即是失粘,俗论所为‘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者,断不可从”。同治间浙江台州《重定正学东湖广文书院规条》,要求在院生童不得擅取东湖所养之鱼,理由是“东湖蓄水养鱼,欲遂其生,藉培地脉,兼畅文机”。经由这样的学规,可以了解书院在文学教材、文学技法等方面的一些理念。
再如“答问”中也有关于文学话题的讨论。清同治四年(1865),李联琇主讲江宁钟山书院。是年秋,弟子刘寿曾拜入门下。“先生偶有讲授,辄书于幅之傅别,旁行斜上,淋漓满纸。寿曾感先生训勖之厚,谨仿《郑志》之例,条录所闻,以类相次,为《临川答问》一卷。”《临川答问》凡四十则,涉及经史以及石鼓文、韩文、唐赋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姚永朴在信宜起凤书院,弟子李学渊问“《九歌》终于《国殇》,何也”,梁宗俊问“《风赋》大旨”,梁廷拔问“陶渊明何以作《闲情赋》”,李维询问“《古文词类纂》选《过秦论》三篇,次序何以与《史记》不同”等等,姚山长皆有回答。通过这些答问,可以了解书院文学教学的基本情形。
而从“大文学”的角度看,章程、学规、讲义、答问、日记、课艺等,本身就有文体学的价值。例如,南宋景定五年(1264),文天祥出席瑞州西涧书院的释菜典礼并作演讲。他向诸生申明“君子德业之义”,不仅讲道理,还讲了司马光和刘安世早年的故事。这篇演讲即《西涧书院释菜讲义》,讲道理和讲故事相结合,具有很好的教育效果。明末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阐释《论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等义,谓“人生天地间,日子不是胡乱度的,屋不是胡乱住的,饭不是胡乱吃的,朋友不是胡乱搭的,话不是胡乱说的,事不是胡乱做的”云云,几乎就是白话,语体风格偏于通俗平易。先有言说,再经记录(或复述)而形成的讲义,是一种典型的教学文体。
再如日记非书院专有,但书院的日记有其特殊性:第一,它的内容主要是学业,其次是修身;第二,它不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其读者还有山长、同学或地方官员。南宋文天祥《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明代汪可受《白鹭洲书院馆例》、清代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都曾要求或建议诸生写日记。晚清苏州《学古堂日记》、沈恩孚《龙门书院读书日记》、唐文治《南菁书院日记》等,都是书院生活的实录。胡适的父亲胡传曾在龙门书院读书,《胡适口述自传》中谈到过书院的日记教学:“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日记是书院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学文体。
又如课艺乃生徒习作,其内容有八股时文、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类。时文书院以举业训练为要务,八股时文这类举业型的课艺自然是主流。而另一方面,过于重视八股文,将书院办成科举的培训基地,又存在许多弊端。经史词章这类学术型的课艺,是对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纠偏。到了清末,“尊西法而抑中学,侈经济而陋词章,崇策论而卑八股”成为时代风尚。时务西学这类经世型的课艺,是对时代风尚的呼应。因此课艺的内容相当驳杂,其中有《经正书院小课》《云间小课》《奎光书院赋钞》《关中书院诗赋录》这样的“纯文学”作品,同时《鳌峰书院课艺》《滇秀集》《蜀秀集》《格致书院课艺》等总集中的八股文、学术文、经世文,则属于“大文学”的范畴。
概而言之,在书院的教学活动中,章程、学规、讲义、答问、日记、课艺等文体,广泛运用,且自成体系,涵盖了规诫、讲授和研习的整套流程,既是书院教学活动的书面载体,也是书院教学的历史见证。拿今日的学校教学作类比,大致来说,章程和学规相当于“行为规范”和“学习指南”;讲义相当于“教案”“讲稿”,答问则类似于“教辅资料”或“课堂笔记”;日记是“读书笔记”,课艺则近于“练习册”和“模拟试卷”。胡适有言:“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顺着这个思路看,文学思想的传播、文学写作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惟书院是赖”,书院也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个重要位置”。
结语
邓洪波教授在《书院学档案》前言中展望书院学的未来趋势,指出:“多学科的交叉必将是书院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任何一门学科要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多学科交叉研究。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便是新鲜的血液。随着国内学术的繁荣发展以及与国外交往的不断深入,新学科向书院学的渗透是必然之事。”“书院与文学”正是在书院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寻求新的学术突破。具体而言,书院研究界关注较多的是书院的制度、教育、藏书、祭祀、理学、汉学、科举等话题,文学话题则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位置;而文学研究界对于文学与“场域”关系的研究,涉及乡村、城市、山水、园林、社团、幕府、试院、寺院、道观等项,书院自然也是其中之一,目前还有很多值得充分挖掘的宝藏。可以预见,“书院与文学”研究融合教育史与文学史,将是未来有较大生长空间的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