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璋尊：忆秦牧
秦牧（1919年8月-1992年10月），当代作家、散文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他涉及散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被喻为“一棵繁花树”，散文风格尤为独特，叙事如画，言近旨远。
秦牧从青少年时代就走上了文学道路，直到1992年去世，留下了62部各种体裁的著作，500多万字，被喻为“一棵繁花树”。回忆起秦牧，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颜如在我眼前。
因为秦牧是潮州人，是我的家乡前辈，也因为我的编辑工作关系，所以与他生前接触比较多。秦牧身材高大，为人谦和，笑起来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从不区别对待朋友乃至不相识的文人，这是秦牧最令我感佩的。深深记得他来我们梧州小城后，写下的一段话：“梧州虽说属于广西，但是那里的人情、风物、语言、习俗和广州十分相似，我和这座城市关系很密切，从青年时代到现在，去过不下五次，因此对梧州颇为熟悉，鸳鸯江、北山、蛇园、冰泉豆浆馆、西竺园，这些地方都给我镌下了深刻的印象……《梧州日报》多次盛情向我约稿，也使我难以忘怀！”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一派文艺复兴的春天，为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好的园地，《梧州日报》进行了版面改革，把包含有文学性、故事性、史料性的副刊《晨钟》改为纯粹的文学作品版面《鸳鸯江》。为了把《鸳鸯江》办得更有影响力，报社决定派我请秦牧为刊名题字，我欣然领命前往广州。之所以敢“欣然领命”，是因为我跟秦牧是同乡，上世纪60年代在广州读书时认识了他，去过一次他的家。最重要的是，我熟读秦牧的文章，始终觉得他的作品里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秉持着“文如其人”的想法，我才有胆气和信心接受这个重任。即便如此，去广州的一路上，我还是有些踌躇，琢磨着怎么去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是区区地方小报，秦牧是大作家，会愿意赐墨宝吗？一路纠结，我的心绪如同行车般颠簸。到了广州，我四处找人打听秦牧的联系方式，终于辗转获悉一个电话号码，忐忑地拨去，向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的声音温厚，浓浓的潮汕口音顿时打消了我不少顾虑。在广州华侨新村一个小公寓里，我见到了久违的秦牧，跟我记忆中的形象没太大变化。
我们从聊家乡潮汕开始一直聊到了梧州小城，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他告诉我，1938年，他在广州参加前锋剧社时，就已去过梧州中山纪念堂，在那里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梧州是座很美丽的山城，他也曾在图书馆阅览室看过《梧州日报》，办得很有地方特色……我趁机向他提出为副刊题字的请求。他听了之后，脸上略有难色，解释说自己毛笔字写得不好。大概感到我风尘仆仆专程而来，不好意思却这份盛情，最后只好应下。只是嘱我回梧州等他写好了寄来，他需要花点时间练写。回到梧州几天后，他果然邮来一封信，内有五张写着不同字体的“鸳鸯江”的字条，附言：“请选用。”就这样，《梧州日报》副刊版面就有了秦牧题写的“鸳鸯江”几个字，一直沿用至今。秦牧亲笔题刊名，一下子使副刊增添了知名度，好比鸳鸯江畔赫然出现一棵气根蓬勃的大榕树，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这个园地也凝聚了一大批作者。我与秦牧从那次开始了紧密的联系，他也多次应邀为我们副刊写稿。但凡刊登秦牧稿子的版面，我都会寄给外地的作家老师，以此“招揽”了不少有分量的名家好稿。现在我从编辑岗位退休三十年了，但想起当时拆开一封封名家书信，读着他们的赐稿，那种如获至宝的兴奋和激动依然记得很清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届的全国中学生文学会选定在梧州召开。一时间，鸳鸯江畔集合了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学校文学社代表120多人。看到报纸上“鸳鸯江”三个字，学生们纷纷提出要见秦牧老师。当时梧州的副市长，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为了满足这一群文学少年的要求，当即安排专车派我赶往广州邀请秦牧。恰逢秦牧去外地开会回来的第二天，正好在家休息。听说是全国学生文代会这种“特别、新鲜”的会议，他非常高兴地应邀，并偕同夫人紫风赶来参加。须知当时的交通还很落后，从梧州到广州的公路，有的是泥土路有的是柏油路，长途颠簸，况且秦牧当年已近古稀，紫风有点担忧，可是秦牧坚决要去，他说：“去梧州我很喜欢！是去看祖国的文学孩子们，我高兴！”400多里路，一日赶到。第二天早上，在鸳鸯江畔的一个大礼堂，秦牧为一群热爱文学的孩子讲课谈创作，鼓励孩子们积累知识写好文章，希望他们成为鲁迅、茅盾、巴金……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又深受鼓舞。讲课结束后，孩子们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本子，请秦牧签名留念。秦牧一个接一个地为孩子们签名，写寄语。人多，吃过午饭后又继续签。彼时已是初夏，天气炎热，当时又没有空调，秦牧很有耐心，一个个签过去，汗流浃背。懂事的孩子们拿来大葵扇为秦爷爷扑扇，有的还拿毛巾为他擦汗，那情景令人感动！这一天，上午讲课，下午签名，实在辛苦，我心里感到十分歉疚，秦牧虽然疲惫，但却兴致盎然，他说：“难得一次机会和孩子聚会，留个念，我感到格外欣慰，简直是一种福气。”
我不仅喜欢秦牧的文章，也敬仰秦牧的人格。跟他在一起聊天，总是能感染到他对文学的赤诚。那年月虽然交通不便，但只要有机会，我便去拜访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出差途经广州，趁机到他家，秦牧对我谈起他文章意外得奖的事。他写了一篇《哲人的爱》向《人民日报》副刊投稿，文章寄出去不久就见了报，是登在一个征文的专栏上。没多久编辑给他寄来了一等奖奖金800元和奖状，并来电向他解释，说当时恰逢他们搞征文比赛，这篇文章写得感人又很符合征文内容，所以没有征得秦牧的同意，就作为参赛文章发表了，特意向秦牧致歉。秦牧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脸上泛着慈爱的笑容，并没有埋怨编辑的意思，只是说：“文章寄到编辑部那里，便已经是人家的了，听便处理就是了，800元是我有生以来拿的一次最高的奖金，我感到很满足。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是过来人了，本来就不应该参加这些征文活动了，因为我得了奖，别人就失去了一次奖的机会，应该让文学青年有更多机会得奖，得到更多的鼓励。”秦牧“意外得奖”这件事给我很深的感触。当我活到秦牧说这番话的年龄时，我更深切体会到文学这条艺术长河是后浪赶前浪的，让后浪奔腾前进，正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文学长辈的一种责任。
秦牧身材高大魁梧，古稀之年身板还很挺拔，没有那个年纪的人的衰老病弱之态。只是有一次和他并排坐在沙发上聊天时，他忽然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坐得太近，我身上有颗定时炸弹啊。”我这才知道他的心血管里长着一个瘤。我听了心里一惊，很是担心，但他却大大咧咧，若无其事地宽慰我说那是一颗很小的良性瘤，不用管它，让它与生命共存亡就是了。没想到，就在那次拜访之后不到半个月，1992年10月14日深夜，那颗“定时炸弹”竟真的爆破了。在报纸上看到了秦牧逝世的噩耗，我一点都不敢相信，脑海里总是浮现他爽朗说笑的样子。时隔30年的今天，回想起最后一次见到的秦牧，是他一贯给人的那个积极有力、温暖宽厚的形象，正是因为这样，纪念他我并不会感到过多的忧伤。秦牧就像是生长在岭南的一棵大榕树，绿叶婆娑，他的文学也像这棵榕树，从土地生长出来，又生发出千万条气根，深深扎进土地里，直到在读者的眼中蔚为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