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赤子文心——读《舒乙文集》印象
来源:北京晚报 | 林遥  2023年02月13日09:22
关键词:舒乙

提到舒乙的文章,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学者吴组缃和王瑶两人边等车边闲聊,说到《人民日报》上连载的《老舍的童年》,作者是舒乙。这个评价:“舒乙的文章写得不错!”那个说:“是啊,比他爸的散文写得还好啊!”老先生们没注意,舒乙就在旁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前辈的认同,对初次提笔写文章的舒乙来说,是份沉甸甸的肯定,毕竟他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多年后,舒乙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会喜形于色。

舒乙的身份颇多,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又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是画家,其他社会职务更繁,不必细数,专以作家称呼,有些狭窄。仅就舒乙文章来看,他的书写对象绕不过老舍、北京、现代文学这三个大方面,也和他的生平经历若合符节。

北京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舒乙文集》分四卷:《爸爸老舍》溯老舍生平,《北京你好》记北京风物,《美好心灵的富矿》忆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及文学藏品之由来,《生命在案头》则似文坛掌故,亦可视作舒乙现代文学馆工作之余的文人忆往。编者李邵南,所选文章篇目,分处四卷,眉疏目朗。我深深感到,编者了解舒乙,读懂了舒乙。

舒乙是文学家老舍、著名画家胡絜青的儿子。名人之后其实是种负累,作家本非世袭,况且老舍当年也没想过让子女从事写作,所以舒乙前半生在林业化工领域当技术员,研究比较尖端而又偏门的技术,比如利用木材的下脚料做酒精、酵母什么的。他涉足文学领域,缘于一九七八年后,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希望舒乙能以直系亲属的身份研究老舍。老舍早年生活有文字可考的并不多,只有老舍一份《自拟小传》刊于一九三八年的《宇宙风》第六十期,剩下的吉光片羽散落在他的文章里。武侠电影导演胡金铨一九七三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开专栏谈老舍的生平和创作,依据的也就是这点资料。舒乙花了数年时间,走访了上百人,形成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写成了《老舍的家谱》《老舍早年年谱》,同时,舒乙首篇散文《老舍的童年》,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关注。

舒乙半路出家,不同于打小就以写作为兴趣,后来逐渐在文坛历练成长的作家们。他的文学素养,泰半来自父母熏陶,润物细无声,是种潜移默化的滋养。这点颇类从前的世家子弟,本是幼年间耳濡目染的消遣,谁知若干年后成了正业,是以舒乙的文章始终透出一股子文人底色。已故学者胡小伟曾编过一套闲聊丛书,入选作者五行八作,有“京味儿”作家邓友梅、香港学者潘铭燊、剧作家苏叔阳、画家李燕、建筑学家杨乃济等人,舒乙的一册书列入其中,这书里的不少篇章也选入这套四卷本的《舒乙文集》内。胡小伟说入选丛书的原则:“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遄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

这段文字可直接移植评价舒乙的文章,这是中国文人的精神风华,蕴藉风流,俗雅骈臻,雅可力透象牙之塔,俗则直抵市井之区,迥异于单纯的文学化散文。

父亲是老舍,舒乙写作语言受老舍影响是必然,但他们又是不同的。老舍平生的文学成就之一,就在于将京味儿白话写入文章小说,而舒乙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四十岁后从文,平素交往多是文坛名家,写作内容也与文人相关,他的文字语言在受老舍北京口语影响的同时,文艺气息更浓,虽近北京口语,总体偏“雅”,平易而不俗:

我领略过几次冰心先生的哭。

那是一种真正的冰心先生的哭。

那是一种真正的大哭,很吓人。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声泪俱下,荡气回肠,毫不掩饰,不管当着什么人,来势极猛,像火山爆发,是一种最真挚的感情的流露。

我从此知道什么叫号恸大悲。

——《生命在案头·梦和泪》

这样的语言够简洁,段落转换明快,却无刻意的雅驯,迥异于老舍。老舍的笔下很少会在行文间连用排比,更不喜用“荡气回肠”“号恸大悲”这样的词语。舒乙的文字属于他自己,干净利落,却又激情澎湃。

舒乙自己也曾说过,他每次写文章,都会先寻找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将文章写得有新颖活泼,这个思路恰好符合了“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的创作心得。他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范畴是现代文学,离不开现代作家,是以他又喜欢写人物,写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细节,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斑驳记忆填补了一块又一块空白。

他的笔下写了老舍、茅盾、曹禺、许地山、刘半农、冰心、杨沫、孙犁、台静农、林海音、苏雪林等大量现代文学名家,他写这些人物的身世、品质、气韵,惯常以情带文,寻觅自己情感体悟的“宣泄点”,然后以“点”突破,若溪流婉转,自然流淌。他写巴金,借俄罗斯一行,与老托尔斯泰类比,着重老作家的“言行一致”(《生命在案头·巴金终生的追求》);写孙犁,抓住他深居简出的特点,如何“躲在书后面”(《生命在案头·躲在书后面的孙犁》);写香港作家梁凤仪,则紧扣她的写作速度,右手中指上磨出了膙子(《生命在案头·我眼中的写家梁凤仪》);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艺术品,概括提炼为“九绝”,所列举的九样艺术品,经过书写阐释,让人信服(《美好心灵的富矿·“九绝”》)。舒乙散文纪实性强,他在意数字,重视走访,凡是他写到的,基本都是他经过实际访察过的。他写老舍的半生萍踪:

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五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四年,在青岛住了三年,在武汉住了一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七年半,在美国住了三年半……在伦敦,老舍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巴尼特区的卡纳旺街18号,离伦敦有11里……半年之后,老舍搬到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詹姆斯广场大街31号……老舍搬到公寓里去住了半年,公寓位于托林顿广场附近。最后一个住处是在伦敦的南部斯特里塞姆高地(Streatham Hill)的蒙特利尔路31号……1929年夏,老舍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旅游了三个多月,所到的国家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第二年春天才回国,在北平他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住在老朋友白涤洲先生家(西城机织卫烟通胡同6号,今9号)。

——《爸爸老舍·八方风雨四海为家》

这段文字具体到了时间、地点、位置等,甚至标明了门牌号码。往事如烟,这样的细节如果不经大量走访和资料核对,是无法进行准确描述的。他的这种写作思维在记述北京风物的文章和寻访许地山、萧红、刘半农的墓地等文字中亦有着鲜明的体现,这可能与他前半生的理工习惯有关,带有实验室的气质,搜罗证据、爬罗剔抉。

舒乙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始终维持着一块“精神高地”,那就是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本职工作,在他的提案里很多都是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舒乙文集》的《北京你好》卷,收录的《一段漂亮街墙的命运》《呼吁保护崇内九座中西合璧近代小楼》《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重新理解大运河是保护和“申遗”的关键》等篇章,都是舒乙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发出的呐喊。老北京城一些古建筑,也的确因舒乙的奔走和呼吁而引起重视,从而保存下来。面对消逝的北京城文化遗存,他大声疾呼:“不过,要抓紧啊!再晚,等什么都没有了,就更对不起人了。”《北京你好·寻觅几位法国友人在京足迹》他爱北京,不是溺爱,爱之深责之切,他也同时批判北京文化中的懒散、苟安,这是一位生于民国,长于新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始终秉承着的强烈使命感,这是可贵的赤子心。他的所有情感、抱负、观点,在文章里都有着现实事件的支撑,充溢着生命体验过的温度、色泽和烟火气。

阅读四卷《舒乙文集》,宛若作者面对面的闲聊,友朋相聚,达意抒情,这些文字没有华丽辞藻编织的堂皇外表,却朴实而有生气。舒乙往往会隔一小段掀个小高潮,扔个小“包袱”出来,让整篇文章活泼而充满趣味。这个习惯来自聊天,来自演讲,来自评书。

收藏家马未都曾提过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京城几名“玩家”要成立个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延请舒乙当会长,舒乙说,他对古家具这行业一窍不通,马未都则说,正因您一窍不通,才能不偏不倚。舒乙欣然领命,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地就职演说,一番讲话竟然让在场诸公热血沸腾。我曾现场听过舒乙的一次讲座,他说话时有极强的感染力,纵横捭阖,层次分明,笑声爽朗,让人入耳动心。现在读他的文章,仿佛人在目前,感觉这种说话的艺术也被他运用进了写作中。

我与舒乙先生有一段小小因缘。多年前,我撰写《中国武侠小说史话》完稿,即将付梓,多重考虑,曾想请他题写书名,但是电话过去,才知道他已卧于病榻,不能言语,我也唯有祝老人家健康。此刻重读斯文,又念斯人,想起他晚年心无挂碍,不再理世间翻覆变化,亦算求仁得仁。

老舍先生曾说:“哲人的智慧加上儿童的天真或许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儿童的天真,其实就是赤子心,纵观舒乙为人为文,始终不脱天真之态,《红楼梦》里说:“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舒乙以赤子心为文,笔下流露出的正是“不忍”。

读舒乙的文章,非是读文章,而是读舒乙。中年写文,晚年习画,他没有刻意去继承父母的职业,而是秉心而为,随缘尽兴,向着理想笃定前行,活得透明而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