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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2年10月6日，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 在82岁之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国内外好评如潮。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她成为第17位获得该奖项的女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法国女作家。打动评委的是她的叙事风格和叙事对象。1940年9月1日，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塞纳省的利勒博纳 (Lillebonne)。5年后，她跟随父母来到诺曼底的小镇伊沃托安家落户，在那里，她切身地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屈辱和无奈。大学毕业后，安妮·埃尔诺执教于一所技术学校，1977年调入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直至2000年退休。从1974年发表《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 起，这位女作家先后有20来部作品问世。总的说来，绝大部分作品描绘的是她本人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艰难岁月。《一个女人》(Une femme) 追忆了她的母亲，《单纯的激情》(Passion simple) 回忆了她不幸的童年，《正在发生》(L'événement) 叙述了她偷偷堕胎的悲惨经历，而《占有》(L'Occupation) 则描绘了其复杂的嫉妒心理。1984年，《地位》(La place) 获得勒诺多奖。2008年，《悠悠岁月》(Les années) 问世后，安妮·埃尔诺的声望直线上升。第二年，这部作品凭借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美学追求，成功入选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悠悠岁月》是安妮·埃尔诺的扛鼎之作，吴岳添 (2010：2) 曾给予高度评价：安妮·埃尔诺把个人的私事回忆与时代的大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这部作品成为整整一代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妇女自二战以来的集体记忆。2021年，安妮·埃尔诺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这次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水到渠成，众望所归。从叙事对象看，如果说杜拉斯的叙事离不开东方文化，勒克莱齐奥的叙事离不开非洲，那么，安妮·埃尔诺的叙事总是离不开他的家乡小镇伊沃托。她以极大的勇气和高度的敏锐为我们剖析了她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性别差异、语言差异、阶级差异给她带来的屈辱和无奈。

家乡有着写不尽的屈辱和无奈

安妮·埃尔诺的所有创作几乎都是以小镇伊沃托为背景的，这座小镇的社会等级关系以及她本人遭遇的屈辱和无奈成了她内心深处的伤痛。创伤 (Trauma) 与文学的因缘由来已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920年发表的《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被公认为创伤理论的经典作品 (籍晓红、贾青云，2022：112)。2013年，法国纪录片导演米歇尔·波特 (Michelle Potte) 曾为她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像石头一样的文字》(“Les mots comme des pierres”)。在这部影片中，安妮·埃尔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她的父母在城乡接合带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这种经历给她贴上了一种低人一等的 “乡巴佬” 标签。在她的笔下，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记忆：从熙熙攘攘的人群到小区的日常生活，从学校里所遭遇的屈辱到父母的社会等级差异，等等。从创作内容看，安妮·埃尔诺与家乡难舍难分，一直在为小镇伊沃托代言，为小镇上7000名居民发声。她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残酷给她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她所在的小镇曾先后经历了两次狂轰滥炸。第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第二次轰炸是英美联军为了赶走德军于1944年发起的。1945年，她随父母亲来到伊沃托小镇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残垣断壁和拥挤不堪的人群。那是战后举办的第一个热闹非凡的集市，也是安妮·埃尔诺既感到诚惶诚恐、又感到极具魅力的地方。后来，无论她走到哪里，一看到废墟，无论是古罗马废墟，还是黎巴嫩巴勒贝克废墟，她就马上想起童年第一眼见到的伊沃托。2000年，当在贝鲁特见到一堵布满弹孔的城墙时，她浑身不由得打起了寒颤。不过，埃尔诺在创作中从不 “刻意” 挖掘战争的破坏性，从不像传统作家那样向读者刻意传递战争悲怆的氛围 (杨令飞、鲁少博，2022：72)。她偏爱以小见大，在平凡的叙事中说出不平凡的事来。

在《地位》和《一个女人》中，安妮·埃尔诺告诉我们，她的父母起初都是工人出身，只是后来有了点积蓄才先后在里尔博纳、克洛岱巴尔开了一家不怎么赢利的咖啡杂货店。在这两部作品中，安妮·埃尔诺为我们描绘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遇赤裸裸的、最为暴力的社会现实。在咖啡杂货店里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妈妈，有人来了!” 当她的妈妈由于某种原因暂时离开店铺而没有听到门铃的时候，她会这样叫道。安妮·埃尔诺就是在这群人中长大的，店里的大部分顾客都是来自本社区底层的人。跟现代城市的市中心不同的是，咖啡杂货店里从来没有无名无姓的客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他们之间，家庭、性爱、工作无所不谈，毫无忌讳。而所有这些故事都在不经意间被年幼的安妮听进了耳朵。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小小年纪的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触到残酷的现实。她的父母就跟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一样，整天提心吊胆，节衣缩食，闷闷不乐，忧心忡忡。在创作《空衣橱》之前，那些诚惶诚恐的面孔一个个出现在她的眼前，安妮·埃尔诺在叙事的过程中只是变换了他们的姓名而已。在《一个女人》中，她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青春期的浪漫，就好比她的父母是自由自在的法国中产阶级一样。当然，在这部作品中，既有作者于1963年被瑟伊出版社退稿后的苦涩，也有想通过文学的手段传递另一种视野的强烈愿望，更有在爱情与写作之间的踌躇以及婚后对娘家的无限眷恋。

第一部作品《空衣橱》问世后，安妮·埃尔诺的声名鹊起，不时地与读者见面，但是她多次拒绝家乡小镇伊沃托镇的正式邀请，这使家乡的读者产生了错觉，甚至认为她忘了本。其实，这个小镇是她最重要的记忆，是她的童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与她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是她内心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记忆。2012年，当她再次正式踏上故土的时候，阔别30年后的小镇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谷仓消失了，勒鲁瓦电影院消失了，她再也找不到童年记忆里的影子。面对新的建筑、新的商店，她感到一片茫然，陷入了无限的沉思。小镇已不再是以前的小镇，但是，那个教她认识世界、认识生命的地方永远是她的精神故乡。也许有人会问，安妮·埃尔诺曾经作为女儿、侄女、同学的身份回到故乡，她为什么要多次拒绝家乡伊沃托镇政府的正式邀请呢？在《回归伊沃托》中，安妮·埃尔诺告诉我们，从亲密程度和情感深度来说，她觉得伊沃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能触碰的地方。在她的另一部作品《耻辱》(La honte) 中，安妮·埃尔诺这样写道，在1952年，在Y之外，她根本无法想象她自己。她没有写伊沃托 (Yvetot) 的全称，而是只用了一个字母Y来指代。对于这位法国女作家来说，伊沃托就是个神秘的小镇，就是老家，她所有的一切都与这个小镇的街道、商场、居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她的脑海里，就不存在什么其他的世界，她笔下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小镇伊沃托。她的社会地位、她的所有欲望都是与她读书的学校、她去的教堂、她进的商店有关。阔别30多年之后，她终于接受了镇政府的邀请，向最关心她的读者—伊沃托的居民—公开解释了她自己，尤其是选择唤起她对这座小镇记忆的根本原因以及这座小镇与她的写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安妮·埃尔诺曾经去过小镇伊沃托的绝大多数地方。周日，她与母亲一起散步，后来常常与她的表妹科莱特一起骑自行车游玩。但是，她能够记得的总是一个确切的居住地、一些烂熟于心的旅程以及一些有关小镇的个人记忆罢了。说实话，她对伊沃托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印象，不过，在有关 “社区” (quartier) 的记忆却是深刻的，因为她从中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耻辱。在这个词出现之前，在政治评论员和媒体的口中，她所居住的 “社区” 就是 “贫穷” 和 “危险” 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社区” 对应的是 “市中心”，不仅意味着偏远、落后、贫穷和危险，更意味着父母的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的微薄。那时的 “社区” 指的是没有街道的生活区。生活在那里的人往往自惭形秽，从他们的日常对话中，读者就能认识这一点。比如，当他们说 “我要进镇了”，就好像他们要去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城镇。他们穿戴整齐，西装革履，因为他们要去一个被他人审视和评头论足的地方。有他人目光的地方，也就会有耻辱。因此，“社区” 与市中心之间的划分意味着社会性质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不一定与地理上的划分完全一致，因为一些高经济收入的人喜欢住别墅，而别墅的不远处就住着工人阶层、低收入群体或子女众多的贫困家庭，房子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由于父母的经济地位，安妮·埃尔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切身感受到阶级的蔑视以及富人内心深处的傲慢。

后来，在创作《时尚的回声》的时候，安妮·埃尔诺开始注重艺术，在叙事的过程中刻意糅进了许多阳春白雪的内容：从扶手椅到爵士乐、再到抽象绘画。在这种超现实主义的 “拼贴画” 中，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安妮·埃尔诺实际上仍然为我们描绘那个挥之不去的世界，也就是她父母为养家糊口而开的咖啡杂货店。她所描绘的厨房就在楼梯口，确切地说，就是咖啡屋与糕点铺之间一条狭窄的通道。厨房里没有水槽也没有自来水，碗柜里堆放的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餐具。她觉得过着一种屈辱又无奈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她在同学的家里看到了一丝希望。她的同学名叫玛丽-克洛德，其父亲是个工程师，在特莱 (Trait) 拥有一座豪华的住处。在她的同学家，安妮·埃尔诺不仅见到了许多令她心仪的时尚用品，而且还读到了当红女作家弗朗索瓦·萨冈的最新创作。她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能够与她心目中的上等阶级玛丽-克洛德平起平坐了。

书写生活，还原生活

安妮·埃尔诺很早就体验到读书的快乐，尤其是得到她母亲的大力支持。她知道父母喜欢她爱读书。上初中的时候，当贝尔纳老师问谁愿意学拉丁语的时候，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她和其他三四个女同学同时举起手。她觉得除了英语之外还能学习拉丁语真是件莫大的幸事。尽管这门选修课学费昂贵，但她的母亲还是勒紧裤带，毫不犹豫地满足了她的要求。除了上学之外，阅读成了她精神逃离的一个重要途径。那时的天主教学校并不鼓励学生读闲书，因为老师们认为书里尤其是杂志里有着潜在的危险，是所有背离道德的思想之源。不过，在母亲的影响下，安妮·埃尔诺发现了读书的快乐，12岁那一年读了莫泊桑的《一生》。对安妮·埃尔诺来说，小镇里有两种生意给人带来快乐，一是糕饼店，二是书店。她在文学上的启蒙主要归功于《小拉鲁斯词典》，虽然里面只是一些文学选段，但是这些选段给她指引了阅读的方向。上高一的时候，她读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遗憾的是她只读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后来，当走进高二同学家的书房时，安妮·埃尔诺惊呆了，她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在家里拥有一间如此大的书房，拥有汗牛充栋的图书供自己阅读。在她的眼里，这么大的书房简直就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阶级特权。书籍很早成了她想象的领地，让她了解到她所不了解的历史和神奇的世界。在她看来，书籍能够帮助她发现现实与真理。20世纪60年代初，她曾经被 “新小说” 深深吸引，读到罗布-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等人的作品。直到18岁那年，由于学校的教育和读书的体验，安妮·埃尔诺才开始有了逃离家乡小镇的想法。20岁那年，她进入卢昂大学文学院。她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在一所学校教书，并尽早创作小说。在20-23岁之间，安妮·埃尔诺开始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写作对一个出生卑微的女孩来说简直就是个奢望。但是，令安妮·埃尔诺深信不疑的是：意愿决定一切。

安妮·埃尔诺曾试图逃离个人的历史，逃离个人的地理空间，只接受学校和文学赋予她的文化遗产。她意识到文化改变了自己，成了里昂市一所技术中学的正式教师。当然，改变她的还有使她进入布尔乔尔生活圈的丈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埃尔诺的社会自传体小说《地位》一问世，细心的读者发现作者清晰地标注了父亲的死亡年份：1967年。显然，这是一种记忆的激活、一种遭遇抑制记忆的回归、一种对家庭历史的回归。在她的班上，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工人和农民的家庭，他们的文化背景与她所教的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她发现学校也非净土，社会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家境贫寒的常常遭受教师直接或间接的冷嘲热讽。通过与那些穿戴好的、能够外出度假或拥有古典音乐唱片同学的比较，学校教师的冷嘲热讽、阴阳怪气令人难以承受。她体会到这种因社会不平等而带来的耻辱。此外，从学生粗鲁的、缺少教养的行为以及对普世价值的无知中，她觉得她必须进行文学创作，而且要深刻地揭示残酷的社会现实。更具体地说，要尽其所能再现她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切身感受。她在学生的身上看到了青少年时代的自己，这也意味着她在文学创作上扎根于社会底层。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回忆了在社会底层的成长过程。她这样写道，最让她父亲感到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让她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她的父亲本人就是通过努力从农民变成工人和小商贩，而她自己则希望通过读书来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22岁那年，她在日记里写道，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向命运进行反击。对她来说，写作俨然成了一种 “政治任务”。

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安妮·埃尔诺一直生活在梦幻和想象的世界里。父亲的离世使她的世界观出现了根本转向。残酷的现实或对残酷现实的记忆再一次捕获了她，因而几乎成了《空衣橱》之后所有作品的题材。思考自我的身份，是女性自我觉醒的第一步 (黄琰，2002：67)。《一个女孩的记忆》(Mémoire de fille) 就是埃尔诺自传拼图中缺失的一部分。在这部作品中，安妮·埃尔诺重温了在诺曼底担任夏令营辅导员的经历，讲述了她与一个男人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那天夜里，她把自己给了那个男人，成了一个没有主人的被征服者。60年之后，作者发现自己可以抹去中间的岁月，可以重新追忆那个她曾想完全忘记的年轻女孩，将那个不可磨灭的记忆拉回到现实。作者发现，她的写作生涯和痛苦的起源是建立在耻辱、暴力和背叛基础之上的。这次经历在她先前的作品中未曾提及，因为这次经历，她变得抑郁且饮食失调。2020年3月，当《一个女孩的记忆》在巴黎著名的法兰西喜剧剧院被朗诵的时候，从观众的反应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故事的真实程度，认可的杂音和咯咯的笑声是观众对这些细节做出的最直接反应。故事的细节重现了一个久违的时代，有如一次性卫生巾所带来的新奇。对埃尔诺那一代女性来说，卫生巾成了意识流小说家普鲁斯特心目中的小玛德莱娜甜饼。那一天，埃尔诺就坐在观众席。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她常常直言不讳。她全力支持过MeToo运动和 “黄背心” 抗议活动。应该说，她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才解开了心中那个结。她觉得第一次性行为太复杂了，如果是强奸，她可能早就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但是，她从来没有那么认为。相反，她试图探讨两性关系中某种 “性同感” 的灰色地带。她告诉我们，那个男人比她年龄大，这一点对她来说很重要，而且她在他面前屈服了，她甚至不记得当时是否对他说过 “不”。那个夏天的事件发生后，埃尔诺花了15年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声音。从西蒙娜·德·波伏娃到1968年社会动荡，所有这些早期对她影响的人和事都被生动地记录在后来的作品《悠悠岁月》里。这一幅自画像将作家近70年的自传与社会历史成功地编织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她凭借《单纯的激情》一书震惊了无数读者。这部作品讲述了她同一名已婚外交官的婚外情，探索了人在解除戒备心的感官细节上的渴望，书中并没有任何道德的说教。显然，埃尔诺摒弃了任何虚构的掩饰。这部作品问世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销售了20余万册。里昂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克里斯蒂娜·德特雷斯认为，埃尔诺的作品有助于去特殊化女性的经历，她对法国女性生活的影响可以同波伏娃对前几代人的影响相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一直专注于写回忆录，比如写自己不幸的婚姻、母亲因患阿尔茨海默症而不断衰弱、自己的癌症经历以及中年时期自己的一些风流韵事。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颁给了电影《正在发生》,这部电影就是改编自她的第一部小说。故事讲述了安妮·埃尔诺作为工人阶层生活在诺曼底时的童年以及自己的一次堕胎经历。20世纪60年代，堕胎在法国还没有合法化，意外怀孕之后，她必须鼓起勇气面对来自社会、法律和身体方面的种种压力。如果生下孩子，她就无法完成学业，而完成学业是出身贫寒却天资聪颖的她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寻求正规医疗体系之外的办法来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此外，她还必须在当作家与当家庭主妇之间做出抉择。导演奥黛丽·迪万告诉我们说，埃尔诺的原作让她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暴力和孤独。

克洛岱巴尔街道上咖啡店老板的女儿能用文学语言从事文学创作吗？用让·热内 (Jean Jenet) 的话来说，“你了解敌人的语言吗？” 安妮·埃尔诺了解她那个社会阶级的敌人吗？作为一个内地移民，她究竟怎么写？一开始，她真的很紧张。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选择甚至让她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Ernaux，2013：35)。最关键的问题是，她如何在创作的时候不背叛她所在的阶级。由于受到《长夜漫漫行》作者塞里纳的影响，在创作《空衣橱》《冻僵的女人》的时候，她选择了檄文式的、充满火药味的文笔。然而，从她的父亲去世的那一年起，当提及日常生活的时候，安妮·埃尔诺成功地找到一种叙述被撕裂感的方法。她觉得要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不一定要借助过于雨果或巴尔扎克笔下那种 “感人的” 或 “动人的” 故事情节，不一定要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比如，在描写她父亲的时候，她并不追求诗情画意，而只是把她父亲说的话、他的举止、他的爱好以及他一生中所做的大事汇集在一起，用平实的文笔来告诉读者。应该说，自20世纪70年代起，埃尔诺就开辟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叙事技巧，“她不仅能够挖掘个人回忆，而且还能展示个人回忆与集体经历互动的微妙的方式” (Cappelle, 2020)。正如访谈集 (L'écriture comme un couteau) 中所说，安妮·埃尔诺用锐利得像一把刀一样的目光深度剖析了她所在的社会。她的个人体验是丰富的，她的叙事得到学院派和普通读者的双重认可。

安妮·埃尔诺觉得用 “书写生活” 来概括她的所有作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rnaux，2022：40)。书写生活并不是书写她的个人生活。她并不觉得她身上发生的事有什么特殊意义，或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中国著名法语翻译家许钧评价道：“安妮·埃尔诺在法国作家中也是一位特殊的存在。她关注当下生活，关注人们的日常情感世界。她的写作探索都是从这些方面着手的，她的作品中没有重大历史题材，也没有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 (张恩杰，2022)。在她的叙事中，她觉得不存在什么隐秘的东西，而只存在一些以特殊且离奇的方式所经历的事而已。在《悠悠岁月》中，她采用无人称的手法描绘了个人经历，以期达成普遍性。用让-保罗·萨特的话说，就是达成 “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伊沃托成了一个体验生活的地方，成了记忆的根源，而且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和自然主义大师左拉以来，还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埃尔诺这样的现象，也就是社会学成了文学创作的基础，文学作品又回过头来赋予生活经验以形式甚至载体。她的作品被埃及、日本、韩国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广泛接受。在《悠悠岁月》中，安妮·埃尔诺描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末所发生的事，尤其是她家里所发生的事。比如，在她的记忆里，她的爷爷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家里动不动就教训自己的孩子，看起来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安妮·埃尔诺如实地再现了爷爷生活的场景。她用平头百姓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为的就是消除阶级差异，使不同阶层的语言具有同等重要性。

安妮·埃尔诺极为私密的书写和 “无人称” 的自传写作模式已将她自己置于先锋写作之列。在这种看似个人的叙事中，不同年代出生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领悟到比历史著作更为生动、更为贴近生活的记忆。她摆脱了个体性的陷阱，让读者从她的个人叙事中重拾集体的记忆。她的个人回忆 “同样反映了社会变迁：阶级区隔、两性关系和民俗风尚” (康慨，2022)。就像在《地位》《一个女人》《耻辱》中所描绘的那样，伊沃托的读者能够在《悠悠岁月》中发现他们所在的小镇甚至他们本地的语言。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安妮·埃尔诺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这一次，她采用了无人称的手法，希望通过这一经历来反映战后的时代变迁，写出伊沃托人的集体记忆。显然，“作者摒弃了宏大的叙事，以平铺直叙、不偏不倚的非理性审美方式记录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场景，与平淡中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继而反思战争对自由、平等、正义的戕害” (Ernaux, 2013：35)。通过对一些老照片的印象和感觉，安妮·埃尔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女人从小到老的成长过程，在丰富多彩的经历中穿插了她对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的5月风暴以及法国总统大选的看法。大到国际风云，小到商铺购物，乃至家庭聚会和个人隐私，事无巨细，无不简洁清楚、一目了然，生动直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时代变迁 (吴岳添，2010)。应该说，这部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反映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变迁。显然，安妮·埃尔诺继承并发扬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书中看似不经意的歌曲和商品描绘实际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是被广大读者极为关注的对象。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到最熟悉的内容和最切身的感受。在《外面的日记》和《外面的生活》中，安妮·埃尔诺所描写的也是在公共汽车、地铁、超市等公共场所所接触到的社会现实。

人的记忆犹如层层叠叠的隐迹文字，有时最先写的是可以读出来的、或再现出来的。1975年，在大兴土木的塞尔西市，安妮·埃尔诺就 “读” 到了20世纪50年代小镇伊沃托重建的热闹场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多的动荡。一种不断地呈现一切事件、歌曲、物品、社会标语口号、集体的恐惧和希望的记忆” (埃尔诺，2010：2)。当看到母亲的记忆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消失后，埃尔诺唯一担心的似乎就是失去深入洞察和回忆岁月的能力。她觉得宁愿现在死去，也不愿意失去她曾经看到过的、听到过的一切。对于她来说，记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2000年，安妮·埃尔诺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她对中国的想象。童年时代，她常常把中国想象成皮埃尔·洛蒂笔下的形象：女人裹着小脚，男人拖着大辫子。青年时代，她把中国想象成一种统帅着数亿不加区分的人的政治国度。由于意识形态形成的偏见和文学虚构所造成的错误认识，直至她来到中国北京和上海才开始烟消云散。行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她与许多中国男女擦肩而过，她很想知道中国人对二战以来各个时期有着什么样的记忆。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她想知道中国在同一时期所经历的一切，她想了解的不是历史学家笔下的记忆，而是真实的、不确定的、既是每一个人的也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集体的记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常人生活中的屈辱和无奈。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我们似乎读到了杜拉斯的《情人》和勒克莱齐奥的《非洲人》里的味道，感受到了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表面上看，安妮·埃尔诺的绝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她5-18岁生活过的小镇伊沃托，是她个人经历的真实写照，小镇伊沃托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她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远远不止这些。无论是《空衣橱》《地位》《耻辱》,还是《悠悠岁月》《正在发生》《一个女人》，安妮·埃尔诺的作品都折射出遭遇不公、饱受精神磨难的所有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境遇和内心诉求，而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够从作者的身上读出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