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激情：殷夫诗歌创作的革命伦理意识
殷夫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其激情四射的政治抒情诗在以“左联”为中心的革命文学思潮中具有样本意义与典范价值。殷夫16岁接触革命组织、参加革命运动，凭着强烈的青春冲动和高亢的政治热情走上文坛。在其短暂的革命历程中，殷夫的创作以爆炸式的激情书写揭示着自己内面的感情变化和外在的理性选择。他的诗歌内容涉及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红军宣传教育和东方殖民地解放运动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展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激情、理想、阶级意识和伦理精神，也体现了殷夫理性的政治追求和复杂的个体情感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且真诚面对自我的革命者，殷夫短暂的一生是对“只要主义真”的革命理想的最好诠释，其诗歌创作的革命伦理意识鲜明地体现了左翼文学以政治理想为第一标准、以阶级大义代替个体情感诉求的价值取向。
一、走向革命：殷夫诗歌创作的革命伦理机制
从相关史料看，殷夫接触革命组织、参与激进运动，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在时代的激流中，殷夫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引导。“五卅的血光”，使他明白了“生命的美学意义，在于为民众的不平而抗争”，为他指出了生命的航向，成为他走向革命的第一步。1926年夏，殷夫进入浦东中学，阅读了大量马列理论读物，频繁地接触中国共产党员贺威圣、杨白和刘积铨等人，在革命理论学习和阶级斗争实践两方面都有了切实的进步。1927年3月，殷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事件之后，殷夫因告密者的揭发而入狱。在狱中，殷夫开始感到恐惧，死神“那黑影，/就在我的眼前摇曳，/他在追着我，紧紧地，/一秒钟都不肯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殷夫的心绪逐渐平静下来，开始理性地面对现实，认识到“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为此，他坚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怕牺牲的决心和意志，“我并不怕死，/死于我象一种诱引，/我对之不会颤栗，/我只觉得我的光明愈近”。后来，因身为国民党官员的大哥徐培根保释，殷夫出狱。这次狱中经历，使他完成了一次革命的“洗礼”，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和信念开始明确树立。
1928年1月，殷夫向《太阳月刊》投寄狱中所作《在死神未到之前》，得到了革命作家阿英的赞赏，加入了太阳社，恢复了与党组织的关系。1928秋，因参加革命活动，殷夫再次被捕。他在狱中写下了爱情诗《宣词》，不仅表达了对女友的爱恋，更表达了“曼曼的长夜将终了，/朝阳的旭辉在东方燃烧”的革命信念，预见到“我的微光”，要么“合着辉照”，要么“殁于永终逍遥”，遗憾地宣示“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因家人的周旋，殷夫再次获释，出狱后按组织要求回乡暂避。他在象山老家像“失了影子的人”，家乡也变成了陌生的“异乡”，感到迷茫和痛苦，渴望回归革命队伍：“归来哟，我的热情，/在我胸中燃焚，/青春的狂悖吧！/革命的赤忱吧！/我，都无限的饥馑！”他向母亲祈求：“别窒死了我，我要自由，/我们穷人是在今日抬头，/我是快乐的，亲见伟举，/死了我也不是一个牢囚！”此时的殷夫已经决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信仰而献身。《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中，殷夫更以阶级化和集体性的人称“我们”呼喊：“我们是受饥饿，/寒冷所压迫的一群”“在我们心里，愤怒的巨火已经燃起，/反抗的热焰已经激动，激动了我们的血脉”。
1929年春，殷夫重返上海。由于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又没有经济来源，他“每日趿着漏了底的破鞋，整天的东跑西走”，目睹了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感受到了饥寒对人性的扭曲，认为上海正在“溃烂”，“马路上扬着死尸的泥尘，/每颗尘屑都曾把人血吸饮”。这次经历加深了殷夫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激发了他对旧世界的憎恶，更加坚定了他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1929年3月，殷夫找到了党组织，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时的殷夫极度兴奋，热情澎湃，其抒情风格也格外地激越，写出了《血字》组诗。殷夫高呼：“我们要创造一个红色的狞笑”，“一个个工人拿着斧头，/摇着从未有过的怪状的旗帜，/他们都欣喜地在桥上奔走，/他们合唱着新的抒情诗！……/这胜利的光要照到时空的尽头。”激越豪迈的政治热情，更使殷夫大胆地宣告与自己家庭所属的阶级“告别”：“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此时的殷夫与工农大众走到了一起，认定那些多到无数的阶级兄弟才是“世界创造者”。1929年5月1日，殷夫接受党组织的部署，参加了五一劳动节罢工示威游行活动。随后，殷夫创作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1929年7月，因参加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斗争，殷夫第三次被捕。
在殷夫短暂的政治生涯中，1929年可谓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年他和哥哥“告别”，与家庭决裂，也告别了心爱的姑娘，隐埋了爱情。同年11月，殷夫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干事，参加团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列宁》和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果敢……激情澎湃且自告奋勇地以党团宣传鼓动家的姿态宣传阶级斗争观点，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理想”。此年殷夫也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政治鼓动诗，如《Romantik的时代》《Pionier》《静默的烟囱》《让死的死去吧》《议决》《我们》《时代的代谢》《May Day的柏林》《与新时代的青年》《伟大的纪念日中》等等。他以“我们”的名义宣告代表旧时代和旧阶级的“Romantik的时代逝了”，“我们”要为走向新时代的无产阶级“唱一只新歌”，抒写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前景：“在你们的头顶上，/我们建筑起新都，/在你们的废墟上，/我们来造条大路，/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太阳的照耀处。”殷夫此时的诗歌带有极其鲜明的阶级色彩和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已经看不到其早期诗集《孩儿塔》里面的迷茫和忧伤，更多的是铿锵的宣言和爆裂的阶级怒火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而美好的信念。
二、情与理的冲突：殷夫诗歌创作的革命伦理建构
殷夫曾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说：“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中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其创作的实际表现，“矛盾和交战”着的“正负的情感”状态，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殷夫诗歌创作的精神建构特征。综观殷夫的诗歌创作，爱己、爱母、爱兄和爱人，这些正常的个体生命诉求在其作品中被反复地书写，并时时与其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产生冲突。殷夫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终因“革命大义”而舍弃或压抑了个人的伦理需求。基于此，殷夫诗歌创作的革命伦理建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惜生爱己与革命牺牲的矛盾
从殷夫诗歌创作及人生实践看，其生命体验有着明确的惜生爱己的伦理意向。在“一九二四——五的残叶”《放脚时代的足印》中，诗人通过秋的“寂寞”、春的“诗意”和夏的“柔香”，表达了少年殷夫的青春躁动和生命困惑：“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在灰色的远处闪烁着/如鬼火般地飘忽又轻浮/引导人类走向坟墓。”少年的希望和迷茫情绪，折射出殷夫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与其后来创作中的革命理想相去甚远，这表明少年殷夫还没有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到了1927年狱中写成的《在死神未到之前》，殷夫惜生爱己与革命牺牲的矛盾则获得了集中展现。这首诗描述诗人身受牢狱之灾的恐惧和痛苦，诗中既有对“随风散殒”的“十七年的青春”的喟叹，也有对出卖者的愤怒和对不明真相的嘲笑者的警示，更有对“最爱者”母亲的愧疚和思念，表现出鲜明的惜生爱己的个体伦理意识。在序诗中，诗人表达了身陷囹圄的恐惧和绝望：“呵，朋友，完了！完了！/我将抛弃了我的幻想，/我将委身于奔流的江水，/但终不能再回视我的创伤！//忘了呀，这幽暗的征程，/死了呀，这灼人的青春！/我的灵魂将如飞沙般散迸，/我的躯骸，将如泥土般消崩！”一种不甘被毁灭但又无可奈何的情绪溢满字里行间，殷夫似乎被死神抓住了一样感到“严冷，黑暗，恐怖”。人生刚刚开始，青春才初步绽放，所有美好的情感体验都还未进行，所有的青春梦想都还在追寻，就如浮萍般被风吹雨打去。这里，诗人惜生爱己、不甘生命遽逝的心态跃然纸上。当第一次面临死亡，殷夫表现出生之留恋、死之恐惧和青春易逝的自我惋惜，是初入队列的革命新人的一种正常表现。在即将永别的时候，他提醒朋友忘记自己，擦干眼泪继续革命：“朋友，永远的分袂了，/分离了，不再见的分别，/但是记住，忘了我呀！/别使晶莹的眼泪空滴！”但《在死神未到之前》更多是他不惧死的决心表白，呼告阶级兄弟快快醒来，一起“建设世界的自由光明”。诗人并未因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后悔，反而感谢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朋友。虽然不怕死亡，但他也知道生命不该被随意浪费：“我还得活哟，我为什么应该乱丢我的生命。”
其实早在“四·一二”事件之前，殷夫从哥哥那里得知“时局要变”，就产生过是退出革命求生还是不怕牺牲继续革命的矛盾和惶惑：“我颤战着，动摇着走回去，一路上有两个情感交战着：我们的劫难是不可免的了，退后呢？前进呢？这老实说，真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我旧的阶级根性，完全支配了我，把我整个的思维，感觉系统，都搅得像瀑下的溪流似的紊乱，纠缠，莫衷一是。”“四·一二”事件之后，组织上的C同志“搭救了我”，“白色的迷雾”和狱中“死的威吓”教育了殷夫，使其彻悟“我得前进，我得更往前进”。
（二）敬爱兄长与阶级对立的矛盾
殷夫有三位哥哥，从血缘和家庭角度说，他们对殷夫多有帮助和教导。尤其是大哥徐培根，对殷夫更是关爱有加，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创作上，都给予殷夫以切实的帮助，还两次挽救了殷夫的生命。他希望弟弟安分学习，将来有一番作为。殷夫对哥哥的付出和帮助心存感激：“我站在个人的地位，我应该感谢你，佩服你，你是一个超等的‘哥哥’……我们的父亲早死了，你是的确做得和我父亲一般地周到的……”但是，一旦殷夫认识到哥哥所属阶级正是自己所革命的对象，世俗意义上的兄弟伦理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但是试想，我一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来说呢？你叫我预备做剥削阶级的工具，你叫我将来参加这个剥削机械的一部门，我不禁要愤怒，我不禁要反叛了！”《别了，哥哥》中，殷夫与曾经培养、搭救自己的哥哥彻底决裂。因为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打碎了哥哥原来给自己设计的、建立在压榨剥削工人基础上的“安逸，功业和名号”的“美梦”，劳苦大众凄楚的哀号震动了殷夫的“心灵”，他为阶级兄弟的苦难“尽日尽夜地忧愁，/想做个Prometheus偷给人间以光明”。《别了，哥哥》宣告了殷夫反叛自己家庭所属阶级的决心和皈依无产阶级阵营的“饥渴”，把反叛哥哥及其所属的阶级作为“向真理的王国进礼”的献祭，宣示了对哥哥所属阶级的战斗誓词：“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一般而言，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如殷夫这般“绝情”，把兄弟之间的政治分歧公之于众。对哥哥而言，这种宣告是十分难看和不能接受的。读了殷夫的告别诗之后，哥哥怒不可遏地给他写信，劝他远离危险火线。但读了哥哥的信后，殷夫又立即写了一封《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在殷夫看来，哥哥善意的劝转信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反而使自己更加彻底地与原属阶级决裂，再也不会抱有任何幻想和留恋：
我不但不会“觉悟”过来，不但不会有痛苦扼住我的心胸，不但不会投降到你们的阵营中来，却正正相反，我读了之后，觉到比读一篇滑稽小说还要轻松，觉到好像有一担不重不轻的担子也终于从我肩头移开了，觉到把我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儿，使我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地溶化的压力，终于是断了，终于是消灭了！我还有什么不快乐呢……好哟，我从一个阶级冲进另一个阶级的过程，是在这一刹那完成了……
在回信中，殷夫以嘲弄的口吻回敬了哥哥对自己的信用的质疑，承认自己早就开始“欺骗你，利用你”而且不会忏悔，再次宣布因为阶级身份和政治追求的差异，兄弟二人的关系已经结束：“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
从家庭背景看，殷夫幼年丧父，因为兄长的支撑和护佑，家境保持着相对殷实并有一定社会地位。但是，革命理想的召唤和对现实社会贫富差距的敏感及数次入狱的生死考验，让年轻而富有“盗火”精神的殷夫，加入了无产阶级，义无反顾地参加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工农大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三）孝养母亲与投身革命的冲突
殷夫将母亲比作是“东方的圣玛利亚”，认为母亲是“伟大的爱情与慰安的中心，/她是我最大的爱者，/我的热情都从她产生”，“我永久的爱者，/亲爱的女神”。这里的“爱情”不是指男女爱情，而是指一切爱的感情，也就是说，母亲是一切爱的前提和源泉，可见母亲在少年殷夫心中的地位。
殷夫出生时，母亲因出血过多险些丧命。十岁时父亲去世，哥哥姐姐都年幼或在上学，母亲一人独撑家庭生活重担，尝尽人间的艰难苦涩。殷夫的母亲出身贫苦农家，嫁到徐家也是一路艰辛和努力操持，懂得人生不易。她信奉佛教，对人友善。正因如此，殷夫把母亲归入劳苦大众的队列，认为母亲是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妇女中的一员，“你生于几千年来高楼的地窖，/你长得如永不见日的苍悴地草”，被钉在“三重十字架”之上。在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后，殷夫希望女性不幸的命运随着社会的解放在母亲这一代消失。殷夫通过这种阶级归化，试图淡化不能孝养母亲和追求革命二者间的隔阂和矛盾，但革命毕竟是冒险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牺牲。母亲疼爱殷夫，虽然没有阻挠其从事革命事业，但还是经常为他担忧，嘱咐他“一切你自己小心”。正是来自母亲的关爱和嘱咐，成了羁绊殷夫自由奔向革命的“爱的绳索”。在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中，殷夫面对死亡十分思念母亲，为不能孝养母亲感到深深的愧疚：“你要恕我呀，/我不能把你孝敬！/你的儿子不孝，/不能奉养困苦的母亲。”对母亲的愧疚甚至化解了殷夫慷慨赴死的决心，使他不断地向“朋友”解释想念母亲并不是因为“怕死”，这只是临死前的“呻吟”。这里，殷夫还是无意识地把奉养母亲和投身革命对峙了起来。
1928年秋，殷夫第二次被捕。母亲闻讯后，“又是伤心，又是惊恐”，要求大儿媳尽快去上海，找关系营救殷夫。殷夫出狱后，避居老家象山，敏感地体会到了母亲善意的约束给自己造成的痛苦，最终还是强烈的革命意志战胜了对母爱的愧疚。在《给母亲》中，诗人祈求母亲不要用“厚爱”“慈恺”来束缚自己，他渴望“再造我的前程”，“去获得新生”。他强烈要求母亲放手：“母亲，让我呼吸，让我呼吸，/我的生命已在这个旦夕，/但使我这颓败的肺叶，/收些，收些自由气息！”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战斗的向往，让殷夫更想挣脱母爱的樊笼，奔向“杀尽魔君”的战场。在殷夫看来，孝敬母亲固然重要，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被压迫者的自由更重要，在“忠孝两难”之间，殷夫最终选择了投身革命。
（四）男女之爱与革命理想的矛盾
爱情，在殷夫短暂而紧张的人生中占有重要位置。面对爱情，他有过渴望、憧憬，也有过苦恼，内心充满了矛盾，但这些渴望、憧憬、苦恼和矛盾，终被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所抑制和战胜。
盛孰真是殷夫唯一钟情的女性。1926年夏，两人经殷夫小姊徐素韵的介绍而书信频传，慢慢产生了爱情。避居象山时，殷夫创作《呵，我爱的》是较早揭示两人爱情的诗作。殷夫在诗中把盛孰真比作“仙嬛”，与她在月夜和暖风里“剖心地”倾谈爱情，像“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然而，这种温馨的爱情场景是殷夫的想象，因为这时两人还没有见过面，仅限于书信交往。但是，不能否认，殷夫对盛孰真的爱是真诚的，充满了美好的想象。类似的诗歌，还有《在一个深秋的下午》《致纺织娘》等。1928年夏，殷夫第二次被捕。在狱中，他创作了《宣词》，直接以女友的名字“真”来倾诉相思，渴望“肩并肩，吻连吻”。但这时的殷夫也清醒地认识到革命随时面临牺牲，直言“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陷入了爱而不能的挣扎之中。这种爱而不能，让殷夫“宣词”：“这是我的罪恶”，“愿神祗赦免我的灵魂”。然而，殷夫毕竟是有血有肉的青年，不可能真正放弃爱情。
1928年10月，殷夫与盛孰真会面于象山。面对心仪的姑娘，殷夫打算向盛孰真求婚。然而，殷夫的母亲因误信盛孰真“在杭州已与他人订婚，又以我消瘦多病、眼睛近视必定福薄不长寿，反对这件本来是她情愿的婚事”。殷夫“事母至孝”，“不忍心违拗母亲的意志”，欲求婚而不能，“令他非常痛苦”。此种情势之下，二人相见后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共餐两月却依然“形同陌路”，这让盛孰真也甚感委屈和气愤。其实，殷夫的冷漠中隐藏着对盛孰真炽热的感情，因不能向对方倾诉，只好借助诗歌来抒怀。在《残歌》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痛苦：“焦思使我发狂，/我幻觉夺去了我的睡眠，/我的精神环飞穹宇，/到处，到处都有你的幻影！/伟大的姑娘，你这样支配着我，/这样支配着我，/你的美好已吃食了我的灵魂！/天，谁能责我这单面狂热，/你的容颜不能战胜！”因为整日面对冷漠的徐家人，盛孰真准备离开象山，独自返回杭州。殷夫听到消息后表面希望“真”能忘记他：“我恳求你忘去我，真/我的影子不值久居你的心中，/今晚我跪着给你祈祝，/明晨也不能给你握手告行，/我要启程我孤苦的奔行。”但实际上殷夫的真实情感是：“我总想把你的现状记算，/你现在已离我千里，/凭我还有几多欢乐，/总也难压下我心的悲凄”，甚至还期待着将来二人再相会：“天空在流着别意的泪水，/我呵，胸中绞缠怨怼，/但是也罢，/且托着幻想，/数计我们未来再会”。这些诗歌表现了殷夫对失去爱情的痛苦，也折射出爱情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即使是为了革命事业，也不能完全泯灭革命者的爱情。这在殷夫的创作和生活中都是一个难以解脱的情结。
1929年春，殷夫返回上海，主动联系盛孰真，并对此前的冷漠表示歉意。因盛孰真不计前嫌，两人得以重续情缘。在上海流浪的一段时间，殷夫出现过短暂的迷茫，渴望从爱情中得到安慰，但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使他不敢向女友完全交心：“姑娘，叫我怎么样回信？/我为何不交你以我的心？/……我不是清高的诗人，/我在荆棘上消磨我的生命，/把血流进黄浦江心，/或把劲皮送向自握的刀吻。”到1929年4月，殷夫一改此前的悲伤低落文风，瞬间刮起了革命的“旋风”，创作了大量红色鼓动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向死而生的决绝。诗人虽然还偶尔书写爱情的“梦”，但他笔下的爱情已经不是男女之爱，而是阶级的、革命的“大家庭”之爱：“罪恶的爱！罪恶的爱！……/呵，爱到今日再不是独有的私产，/未来的社会是大家庭的世界，/千百万个爱你，你爱千百万。”此后，殷夫几乎没作什么爱情诗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忘记了爱情。1929年下半年，殷夫与女友盛孰真于上海多次会面，他们的感情依然热烈。但这时的殷夫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投入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激烈的斗争中，已无暇于个人的情爱。盛孰真后来回忆说：“1929年底，他来得就少了”，“进入1930年，殷夫来得更少了，我很久才见他一面”，“再以后，殷夫就不来了。我终于再也没见到他”。这种无暇于个人的情爱，正是殷夫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明证，也未尝不是一种使盛孰真免于伤害的保护，潜藏着殷夫对她“深深的爱”。这种“深深的爱”，直到殷夫牺牲五十年后盛孰真才真正懂得，她说“殷夫正是为了革命而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和刻骨铭心的爱呀”！
三、殷夫诗歌创作与革命文学的诗学贫困
殷夫是真诚的，他的诗歌不仅向世人宣示了革命斗争的道理，鼓动了阶级斗争的情绪，更成为其夫子自道的媒介。殷夫诗歌中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不仅体现出他为政治信仰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也折射出他真实的内在情感的复杂性。殷夫的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反映出左翼文学思潮生成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内外文化生态。
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异军突起，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时至今日，所谓革命文学的声浪，日渐高涨起来了。革命文学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不但一般急激的文学青年，口口声声地呼喊革命文学，就是一般旧式的作家，无论在思想方面，他们是否是革命的同情者，也没有一个敢起来公然反对。并且有的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昌言革命文学的需要，大做其关于提倡革命文学的论文。”当然，多数“呼喊”“昌言”革命的文学者，对革命文学并没有多少理解，仅仅是为了赶时髦，在文中加几句革命口号而已，具体事实或文学情节、革命者形象等问题的表述都非常浅薄和概念化。
随着政治理性的强化和革命文学观的形成，殷夫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它的运动主体不是“工农阶级”，因此，他呼吁“今后的文化运动者，不但应该毅然地脱下大衣，拉了眼镜，到工农中去，并且要积极地做他们最忠实，最勇敢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呼吸，和他们一起争斗。”“文化运动中的文学运动……没有在工农群众中做过些工作，这是不行的，以后必须求其群众化。”这里，“群众化”就是革命文学的无产阶级化。与当时的一些革命理论家不同，殷夫没有空喊革命文学的概念口号，而是在生活中和创作上切实体现“群众化”的革命理念。他毕竟有过参加工人运动的亲身实践，又有三次被捕入狱和流浪上海街头的生活经历，他对革命理论的接受和他走向革命的生活实践同步进行，他诗歌创作中大量礼赞工农阶级、无产阶级的诗句并非空喊，而是有着自己切身的生活体验和独特的观察思考。因此，殷夫的诗歌创作在革命文学思潮中具有“别一种意义”，“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的诗歌特点和变化过程都是其政治信仰影响的结果，无论是充满“矛盾和交战”的“孩儿塔”时期的创作，还是1929年年末开始的纯洁化了的“红色鼓动诗”创作，都表现了殷夫对革命事业的信仰激情，只不过其1929年9月之前的诗歌创作中明确包含着情理矛盾及个体与集团之间的冲突，此后诗歌的政治追求越来越表现得单纯化，语言和意象也越来越简单化、直白化。
殷夫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激情化的。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信仰的基本精神是一种自我拷问，是信仰主体对自身的拷问，而不是外在力量对信仰主体的拷问：“真的信仰，并不是时时返回‘本心’，它恰好是对自己的信仰之本心的怀疑或考验（或‘拷问’）。真信仰是以恐怖为前提的，它表现为‘恐惧与颤栗’，表现为冒着万劫不复的危险去行动……因为真信仰是一个过程，一个苦难的历程。”殷夫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一种“真的信仰”，他断绝了一切亲情、爱情、友情的世俗人伦羁绊，成为了一个“只要主义真”的纯粹的革命者。1930年，参加完五卅游行后，殷夫特地写了一首长诗《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诗中写道：“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生在斗争的律动里，/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我们是群众的兄弟，/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诗作激情洋溢，展现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气概和对未来的必胜信念。
殷夫的诗歌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诗人对革命信仰的激情表白是坦诚的、直白的。这种坦诚直白同时表现在其诗歌语言的单纯化。从1929年4、5月创作的《别了，哥哥》《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到同年6月至11月以后创作的《我们的诗（六首）》《诗三篇》《与新时代青年》等，殷夫诗歌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准确透明，表达的感情主题也越来越直白和富有鼓动性，很多篇章类似战前动员的宣言，有的诗作中甚至直接引用了水泥电线杆上的革命传单。在《时代的代谢》中，诗人是这样写的：“怒气/是该爆发了！/愤意/是该裂炸了！/昔日，/我们在地底，/流血，放汗，/劳筋，瘁骨！/今日，/你们走向桌下去吧！/我们要以劳动的圣歌，/在这世界——/日光耀放，/寒冰流解，——/建筑一座人类的殿堂。”这种语言是铿锵的、跳跃的和富有冲击力的，韵律是自由不羁的，似乎每个字词都要召唤出战斗的信息和力量。这种诗歌语言和意象的明朗单纯，与殷夫着力表现的政治信仰的纯洁化互为表里，构成了革命文学“红色鼓动诗”的叙事基调。
应该指出，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思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化生态，革命信仰的激情化和诗歌创作的革命化伴随着文学观念的简单化和文学语言的暴力化，这种文学生态的异化现象在殷夫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重读《别了，哥哥》《五一歌》《让死的死去吧》《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等作品，我们在感受到诗人大义凛然、激情澎湃的革命豪情的同时，也感受到当时革命文学书写语言暴力的强烈冲击：“我们是动员了，/我们是准备了，/我们今天一定，一定要冲，冲，冲，/冲破那座资本主义的恶魔宫。/杀不完的是我们，/骗不了的是我们，/我们为解放自己的阶级，/我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我们要把敌人杀得干净，/管他妈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管他妈的取消主义改组派，/豪绅军阀，半个也不剩！/不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永难翻身！”这种冲冲杀杀的语言和体式极端强化了诗歌的鼓动性和战斗性，虽然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具有进步意义，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也是以丧失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为代价的。今天看来，殷夫的诗歌创作虽然凭借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和强烈的激情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革命文学创作的口号化、概念化，但其抒情方式的简单化和语言体式的暴力倾向也明显显示出革命文学的诗学贫困与审美偏至，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