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认知科学与信息技术
我们分别用曹雪芹和刘三姐（也作刘三妹）作代表，从文学的两种生产者说起。曹雪芹是作家书面文学创作的代表，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积累，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从事《红楼梦》写作的各方面条件。于是，经过“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成了这部文学巨著。刘三姐——不用介意历史上（传说是唐代）是否真的有过一位十分擅长唱山歌的“歌仙”刘三姐，这里只用她的响亮名头指代无数的口头文学生产者和传播者。这些口头的故事讲述家和诗人，通常经过口头文学传统的长期熏陶，有卓越的现场创编能力和出口成章的才华，所演述的故事和诗歌，也多有堪称经典的名篇。正所谓“虽文人捉笔，不能过也”。看过电影《刘三姐》的观众，一定对电影中刘三姐和罗秀才对歌的场景记忆犹新，刘三姐的诗性智慧和即兴创编演唱的才能，令人倾倒。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这两种文学的生产，就其各自所蕴含的文学性而言，有很多相通之处；就其生产者、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和接受效应而言，又各自不同。简而言之，作家文学的生产者一般都是个体，有名有姓；而口头的歌者往往是匿名的众人，那些广为流传的山歌故事，都无法定位到个人，所以民间文艺学界都认可口头文学具有“集体性”。作家的创作过程一般是独自完成的，读者们只关心他的成果，也就是作品；民间的歌手则多是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演述场域完成创编和演述，所以受众们不光是关心故事是否精彩，还关心演述人的个人才艺和水平怎么样。因此，民间文学也被看作是公共性的和过程性的。作家的文思要转化为书写符号记录在纸张等载体上，读者通过阅读（解码）来完成文学的接受，所以作品是居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读者与作者的互动，需要通过作品这个中间环节。民间艺人的艺术表达是直接面对受众的，在演述中，艺人会综合调用人体的感官系统，不仅口吐莲花，还大量运用身势语。受众则在现场观看聆听，参与到叙事所营造的情绪和氛围中同步完成接受，还经常通过欢呼或倒彩来反作用于演述人。若是用认知科学的“具身”（embodiment）和“离身”（disembodiment）概念来理解文学生成和传播的话，口头文学的创编是“具身”的——基于生物属性调用身体的多种官能，嗓音是否悦耳、表情是否生动、身势是否传神等都是评价演述艺术的要素。书面文学的信息传递和流通则是“离身”的——内在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表达，要经过文字的符号转化，形成一个编码的文本（作品），读者的阅读活动则可能在百年之后、千里之外完成。
“具身”的操演，天然地具有种种局限性。嗓音再洪亮，能够传播的距离也十分有限；记忆力再出色，也不可能准确记住所有内容。故而，克服此类局限的各种努力就出现了——信息不能远播，就安排专人负责信息的传递，如传令官；信息容易出错，就把头脑中的信息以特定方式记录于物质载体上，如图形、符号或文字。特定的符码或文字的创用，就极大地克服了具身性信息的短板。不过，就文字的使用而论，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要想掌握文字，就需要长时间专门的学习，这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是只有少数上层才能做到的事情。此外，书写材料是否方便取得，代价是否高昂，是另一个离身性信息的短板。在甲骨上刻出笔画，在岩石上刻出图形，在鞣制的羊皮上写字，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具身的直接和便捷，与离身的间接和困难，就造成了信息在人群中传递的两端并举。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言文双媒介双通道”现象，相互弥补对方的短板，但谁也无法完全取代谁。
人类信息技术的这种言文互补属性，与其他技术的进步有明显不同。我们知道技术进步一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以衣食住行等人类基本生存活动来看，从以兽皮蔽体到着棉麻丝绸，从茹毛饮血的果腹到烹饪艺术的享受，从栖身于洞窟地穴到建造房屋宫殿，从两足奔走到驾车骑马再到火车飞机，人类一步一步走到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这总体上是新技术全面取代旧技术的过程。随着望远镜和电报电话的使用，关于“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话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大略说来，信息技术的演进经历了语言、文字、印刷、因特网等几个大的阶段。文字相较于语言是后出的，印刷相较于书写是后出的，因特网相较于出版是后出的。但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简单从低到高的过程，也就没有出现过高级技术取代低级技术的情况。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抛弃口头语言而只用文字交流，从来没有因为印刷品的出现而放弃了书写技术，也没有因为使用了因特网而废弃了说话、书写和印刷技术。每一种后出的技术，都采用了完全兼容前在技术的姿态。
眼下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它虽然也是处理信息，但不能单从信息技术的角度谈论它。不过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离身”。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的离身，是先将思想和表达进行处理和加工，再投射到符号上。简单说，就是先加工好成品再外移到其他媒介上。现在，从逻辑回归到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已经被赋予了掌握复杂算法的功能。你提出要求，它来搜索相关信息，分析和加工材料，还会做出论断，包括利弊分析、趋势判断等。这就等于说，不是思想成果的外移，而是思想能力的外移了。
人类与生俱来的处理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口头传统上。它具有多模态、即时性、直接性、情景性、参与性、互动性、公共性等诸多属性，这些是无论多么精巧的技术都无法取代的，所以口头传统被称作是“古老常新”的技术。从另一方面说，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但对其还要保持某种清醒。印刷术的进步让低成本大批量复制读物成为可能，也就出现了少数被遴选的书籍得以大量发行的情况。约翰·弗里教授曾发问：究竟是谁、依据哪些标准，为我们圈定了一个“经典”的范围？这个追问是发人深省的。当某种成为潮流的技术大放光芒的时候，某些有价值的事物就被遮蔽在阴影中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