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位已婚已育的85后女性，我生于小城，在某名校攻读硕士学位后，现居住于苏州，家庭年收入勉强算得上中产水平。我们这一代女性似乎被扔进了传统女性角色和现代女性自我认同之间的混沌之中，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并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不失去自我。

然而，这个平衡和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感到不适和挣扎，迷茫和焦虑。但在这些艰难的时刻，我找到了上野千鹤子女士的作品，成为了我的力量之源。她的文字里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和幽默，给我带来了笑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

“一人一杀”，与丈夫保持“持续而缜密的交涉”

在我成为妻子和母亲的2020年前后，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流行着一种说法：“如果丈夫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把他当成提款机。” 这种观点似乎是在暗示，婚后女人只有认怂和顺从才能应对男人的固执和坚持。不仅仅是我自己，很多已婚已育的女性也经常听到另一种说法：婚后的生活中，谁痛苦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情感导师和情感博主的读者大多是女性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内心深处一直不太认同这句话，甚至常常在想：为什么总是女性感到痛苦呢？

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一书中，回答了我的这种困惑，并给出了解决之道，即与丈夫进行真正的“对决”。这种对决并不是指争吵，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日常琐事中，向男性紧逼：“你究竟打算如何面对我和孩子？”“为什么你不能请假？”“为什么非得我去托班接孩子？”她把这种步步紧逼戏称为“一人一杀”。

虽然上野千鹤子自己没有结婚生育的经历，但她有很多已婚已育的朋友，她非常欣赏其中一位朋友的“一人一杀”举动。这位女性朋友在独自照顾孩子三个月后情绪快要崩溃时，猛地抱住正要出门上班的丈夫大喊：“别走！你要害死我和这个孩子吗？！” 最终，那个准备去上班的男人停下了脚步，向公司请假之后，坐下来跟她长谈了一番，并且换了一份私人时间更充裕的工作。后来她说：“虽然收入减少了，但我们俩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上野千鹤子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女性主义者的“战场”，鼓励所有已婚女性从家庭开始改变社会。她还指出：“男性不会主动改变，是因为他们享受着男性的既得利益。”所以只有女性主动进攻，男性才有改变的可能。

我很感谢在育儿最艰难的三年中阅读了上野千鹤子的书，她鼓励我认真面对周围人眼中“忍一忍就过去了”的琐事。首先，我坚持不和公公婆婆同住。如果和他们一起住，丈夫的育儿责任会由老人帮忙承担，但我的育儿责任不会减少。长此以往，我会感到非常愤怒，许多“不可原谅”的事情会不断涌现。

其次，我坚持了上野千鹤子所说的“一人一杀”，也就是敢于跟丈夫发火，和他建立互相深入的人际关系（“深入到足以伤害对方，那么自己也会受到伤害，然后共同学习成长”）。在一次关于谁带孩子更多的争吵中，我甚至逼迫丈夫承认了“这个社会对于男性育儿的要求就是更低，标准低我自然得分就高”的话，也就是逼迫他承认了自己“享受男性既得利益”的身份。在他承认了这一点后，我感觉自己作为母亲，被社会和家庭处处高要求的那部分被看见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尽管社会要求我继续工作并赚取高工资，甚至我的父母也这样要求我，但至少我逼迫我的丈夫承认了我身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这种被理解和认可的感觉让我们的亲密关系更加真实。

上野千鹤子面对一位女学生，听到她在育儿假之后的抱怨：“跟老公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已经不指望他了，我们完了。”上野的回答非常毒舌：“难道你这辈子都要对一个已经完了的对象张开双腿吗？”她进一步指出：“你连让对方带一天孩子都放心不下，竟然还能跟那种人做爱生孩子？”上野千鹤子认为，婚姻关系需要双方不断挑战和改变，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接受现状。她提醒女学生不要小看恋爱和婚姻的重要性，希望她可以尝试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去挑战丈夫的边界，去发现问题并解决它们。

上野千鹤子的话虽然有些尖锐和毒舌，但是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婚姻和性别平等的思考和讨论。她很明确得告诫了我：如果只是安于现状，不敢发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那么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丈夫也永远无法真正尊重和理解我的处境。对于那些不想改变和不愿意付出努力的人，她则表示批评和嘲讽，鼓励女性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孩子一岁多的某天，我因腰疼不想去带他打疫苗。丈夫听到后很生气，说我是不负责任的母亲。我感到非常愤怒，告诉他只有孩子才有资格评判我是不是一个好母亲。我也问他，为什么他不能一个人带孩子去打疫苗，为什么非要拉上我。我们经过这样一次次的争吵和纠葛后，终于亮明了各自的价值观和底线。之后，丈夫再也没有评判我的话。我们的力量关系也有所改变。随着我的育儿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也开始占据优势。在育儿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丈夫从原生家庭中带来的伤痛，看到了他的“弱点”。

当我看到丈夫的弱点时，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上野千鹤子所说的“直到看到丈夫的弱点，你们的关系才对等”的真谛。上野千鹤子从不仇视男性，反而鼓励女性与男性进行持续而缜密的交流，共同成长。在她的鼓励下，我积极地改变着丈夫。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结婚后你几乎没有因为我而让渡过自己的任何利益，无论是你的工作时间还是你的休闲时间。尽管你成为了家庭的一部分，但你的“A面人生（社会人生）”并没有因此改变，而我却发生了很多变化。丈夫承认了这一点，开始在育儿中承担起和我一样的责任。当我想去健身时，他会支持我去；他会照顾孩子，让我去工作。当他想去打球时，我也会照顾孩子，让他去。在没有长辈干涉的情况下，我们建立了自己家庭的相处模式。回顾过去三年，丈夫认为这是他成长和改变最大的三年。

在最近的一场访谈中，上野千鹤子谈到：“女人是一种处境”，女性和男性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对应的，因为女性的苦源自于她本身是女性的这个事实，而男性的苦则来自于“我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弱者男性”的苦应该冲着父权制去发泄，这样女性和男性就有了共同的敌人。在我和丈夫一同阅读《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的过程中，他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作为男性的“优越感和挫败感”源自何处，并对自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与“毒母”情感切割，给孩子做“性别平等”榜样

当我已经过了三十岁，却仍旧陷入母女关系的困境中，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得到母亲真正的认同，经常被六零后的母亲“百善孝为先”所束缚，让我喘不过气来。直到我读到了上野千鹤子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在书的第一章，她就对中文语境下“母亲”一词所拥有的伟大与崇高性进行了解构。

“……但是孩子无法选择父母。在这个意义上，我母亲属于普通的日本母亲，而且还是那种夫妻关系很差的普通日本妻子（笑）。她一直对孩子说：“我不离婚还不是因为你们。”所以说，她就是个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孩子，让孩子产生无意义的负债感和罪恶感的、普通的差劲母亲！“

“……有一次，我对卧病在床的母亲说：‘妈妈，我是在离开这个家以后，重新养育了自己。’那时真的是用尽了所有力气，有生以来头一次说出了那句话。当时母亲的回答让我特别震惊。她说：‘那还不是因为我教得好。’”

在这段剖白之后，上野千鹤子很毒舌地指出：“真是谁也敌不过名为母亲的女性。”她对那些经常对子女施加过度压力、要求过高，以及长时间心理控制、侵犯子女隐私、甚至使用暴力等手段的母亲，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毒母”。

“毒亲（毒母）”一词已经在日本成为衡量父母言行的准绳。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一书中，上野千鹤子指出，面对父母这种“很难责怪的对象”，对于那些苦于父母言行和原生家庭关系的孩子来说，可以将其暂时视作“敌人”或“加害者”，暂且认为“父母有毒”。这样一来，那些在童年和青春期被父母灌输了“都是你的错”的孩子，就可以有效地将父母与自己切割开来。

对待这类“毒母”，上野千鹤子一方面把她们放在父权社会中去理解和同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断从母亲传向女儿的暴力和干涉的连锁。毕竟，这些母亲也是被她们重男轻女的母亲养大的，那是“单独把好菜端给长子吃的一代”。另一方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毒母”，站在受害者女儿的一方鼓励她们划清界限。

在我们这一代85后女性普遍被教育要“与母亲（家庭）和解”而不得不忍受的时候，上野千鹤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和解”的态度，鼓励受害女儿去向身处强者地位的母亲“宣战”和“对决”，给了我们力量去处理对母亲的怨恨和疗愈自己。

同时我自己也已经是一位母亲，就像书里说的，如果我不通过和丈夫激烈碰撞，让孩子看到我们彼此“成长”的过程，而是像上一代女性那样，总是跟儿子说“你可别跟你爸一样”，或者跟女儿说“你长大了要跟能理解你的男人结婚”，那只会造成孩子的混乱。我希望我和丈夫一起为孩子创造一个性别平等的家庭环境。不仅要在言传身教中注重平等和尊重，还要通过和丈夫的沟通和碰撞让孩子看到我们的成长过程，让孩子明白性别没有优劣之分，男女平等是我们家庭的重要价值观。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他成为更加自信独立的人。

在我二十七八岁时，不结婚、不生育甚至不是摆在我面前的人生选项，记得我和闺蜜说到要结婚，两个人的共识是“早晚都得结，大不了离呗”。我们更不知道还有未婚生育这个选项。相比之下，九零后女性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然而，我们八五后女性也因此成了被“双重束缚”的一代，既要顾家又要事业有成。上野千鹤子说，女性主义是自我和解的战斗，是接受自己、爱自己的思想。希望和我一样的八五后们也能通过阅读上野的著作，获得接纳自己的力量，走出束缚，重获自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