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座诸位[1]中最早从事鲁迅研究的是吴俊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第一本研究专著《鲁迅个性心理研究》[2]出版的时候我刚开始读研究生，对其以精神分析方法探索鲁迅内心世界的才气横溢的文笔和凌厉大胆的分析判断留下深刻印象。一晃30年过去，吴俊先生又回到鲁迅研究领域，出版了新的研究论著[3]。30年中，更多人加入到鲁迅研究的行列中来，阎晶明先生、郜元宝先生都是今天鲁研领域里的中坚人物，大名鼎鼎，人所共知，就连我，也赶在吴先生新著出版前挤进了这个行列，今年初出版了一本叫做《鲁迅文学的内面》[4]的书，在此乘机自我推销一下。

说这番话，决没有自以为后来居上的意思，而是想说，这个最近30年来的以在座嘉宾为样本的小范围内的学术史过程，实在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方面鲁迅仍是我们国民教育体系里的经典作家，每一代中国学生都要在课堂上研读他的作品；另一方面，在相对高端的专业学术研究领域，鲁迅课题也仍然体现着长盛不衰的生产性和前沿性，不断吸引着专家学者投身其中。所以至此，当然是因为鲁迅和鲁迅文学本身的质地。

从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来看，鲁迅居于一个关键点位，是一个支点，也是一座桥梁。作为支点，可以撬起古今中外；作为桥梁，也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一头连通着外来文化的吸收，一头连通着传统文化的转化，一头连通着新文学的创造，一头连通着新文化的建设，而在每一个朝向上，鲁迅都关联和代表着一个长长的求索、奋斗、牺牲的仁人志士的队列，比如向国外寻求真理的盗火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爱国者，脚踏实地立足于本土经验的实践者，为民族国家和广大人民的美好前途共同奋斗的各领域的工作者等等。

简言之，鲁迅曾经塑造了那么多古今中国人的典型，而他自己，可以说正是一个从各方面来看很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现代中国人的典型，有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的信心，中国人的志趣，中国人的性情，等等，毛泽东说，鲁迅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是对的，这话不过时。

前面说吴俊先生的第一本研究专著叫《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其实不准确，比这本著作早几个月，他还出版了一本《鲁迅评传》[5]，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国学大师丛书”里。从传记研究到个性心理研究，或者说传记与个性并重的研究思路和格局，30年后在新著中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和体现。新著将“鲁迅传述”与《朝花夕拾》研究结合，定名为“文学的个人史”，不仅仍然紧扣和突出了鲁迅的“个”，对《朝花夕拾》来说也是很准确的判断和很恰当的定位。

这里顺便说到，人所共知，因为李冬木先生的译介，日本鲁迅研究重镇伊藤虎丸先生对鲁迅的“个”的思想的阐扬在中国鲁研界深入人心[6]；而吴俊先生在此期间赴日留学，也曾亲炙伊藤先生的教诲，相关学术成果体现了伊藤先生的支持[7]。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例子，说明最近30年间中日学者在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思路方面的关联和切近，确实出现了某种“共同体”趋象，也是近30年中国学术发达史的一种见证。

无论从题材、主题还是创作意图来看，《朝花夕拾》都的确是一部充分文学化的个人史，用今天时尚的概念来说，或可称为“个人史的非虚构写作”。该书《小引》中所谓“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8]，就充分体现了它的文学性，即这部作品来自记忆的重构和再造，而不可能是什么原封不动的真实的还原和再现。

理解了这一点，从“文学的个人史”的角度进入，可以打开的《朝花夕拾》的解读空间是很广大的，它可以称为理解鲁迅的门径，他的出身，他的成长，他的求学，他的留学，他的情感，他的思想等等，几乎是和盘托出地在这部篇幅并不大的书里做了整体性的梳理和描述，读通这部书，可以说就能对鲁迅作为一个“苦恼的现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作家”的基本情况有大致不差的了解，由此再进一步去对鲁迅和鲁迅文学、鲁迅所处的时代等做更深入的探索，也可以说是入门很正，不致走偏了。

就此而言，教育部将《朝花夕拾》指定为初中阶段义务教育“整本书阅读”唯二的两部必读书之一（另一部是《红楼梦》），应该讲是很有道理的。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了多篇不同体裁和题材的鲁迅作品，一般教学实践中会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将它们自然串联起来，让学生建立对鲁迅的整体写作的较为深入的认识，而不是单篇割裂地分析评说，导致学生对鲁迅的了解支离破碎，反增敬畏和疏离感（所谓“一怕”“二怕”“三怕”）。我想，《朝花夕拾》“整本书阅读”是可以也应该起到这方面的救治作用的。

如果说现下的语文教育和鲁迅研究环境中对《朝花夕拾》的教研处理本身也存在单篇割裂、支离破碎的情况的话，那么，吴俊教授的这部致力于将鲁迅的传记研究与《朝花夕拾》整本书阅读结合起来的“文学的个人史”，正是最合适的导读材料，其在对鲁迅的创作道路的理解上所体现的前沿性和在《朝花夕拾》整本书阅读所包含的信息量上，表现得都是很突出的，值得信赖。

“整本书阅读”作为语文教育的新要求，如何才算合情合理，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讨论研究。其中之一是要警惕和避免过度阐释。最近拜读了吴俊教授在朋友圈推荐的郭春林教授的论文[9]，文章认为《朝花夕拾》是鲁迅“一个人的‘民国的建国史’”，说法很奇怪，初见之下直觉反应是：一个人怎么建国？难道《朝花夕拾》里写的从“仇猫”到三味书屋捣乱再到跟范爱农不对付的情节，算是有点可类比于“建国”的战斗情节吗？当然不是这么幼稚的想法。

文章读下去，知道郭教授是从1925年初的鲁迅杂文中受到启发。鲁迅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10]这使郭教授意识到，“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在1925年及其后的相当一部分写作都是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回应（‘民国的起源’）这一总体性问题。”因而，研究《朝花夕拾》，就要探讨“《朝花夕拾》‘整本书’写作的历史语境，尤其是1926年在鲁迅生命史和精神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性”，因为“鲁迅绝不会为回忆而回忆，而是别有寄托，其中蕴涵着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

在这样的思路下，深入分析《朝花夕拾》的题材、观念和情感与大环境的关联，将其读入大历史，“探究鲁迅与辛亥革命这一在其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事件之关系，从而延展到鲁迅对理想的‘现代中国’的想象”，进而推论“鲁迅面对‘革命的第二天’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之思考方法：他要回到革命发生的时刻，回到革命的过程中乃至源头去，用革命精神最为高涨、蓬勃的时刻映照现实的黑暗，在对无望的现实之分析中检讨革命起源和进程中所遗留的祸根”。

如此一路下去，在情理和逻辑的帮助下，思路是很合理的，文章也做得很畅爽，只是未免在文章作法上过于倚重“奇僻”路线了。行文如履险峰，一路惊险，同时也风光无限，放眼望去，鲁迅文学的全部大好河山，几乎无往而非“个人的建国史”了。“狂人”“阿Q”“夏瑜”“祥林嫂”“孤独者”“黑色人”“禹”“墨”，乃至每一篇杂文，每一封书信，每一则日记，等等，哪个／篇会比《朝花夕拾》里絮絮叨叨乃至婆婆妈妈的“我”更少“建国”的欲求、资格和实际涉及呢？由此将全部的鲁迅文学解读为“个人的建国史”，大概也不会比从这个角度解读《朝花夕拾》“整本书”更不合适。这种解读固然可以起到提醒我们注意鲁迅作品中所涉及的社会历史信息和所表达的政治文化观念等“公域”信息的作用，避免使鲁迅文学脱历史化，但将这方面的信息奉为至重，可能也就离文学有点远了。

总之，除了可以视为情理和逻辑上的借题发挥，在《朝花夕拾》中是找不到“个人的建国史”在事理上的依据的，勉强算来，大约也只有最末的《范爱农》一篇有所切合，而一般常规解读对此也并未忽视。拙作《〈朝花夕拾〉导读》[11]聚焦于其中的“求学”“求索”两条线索，对此亦曾有所发明。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基于“整本书阅读”而来的对作品的整体把握，需要立足于作品文本本身的特定性，在理解阐释上做到既要从文本中来，又能落实到文本中去，把握好特定性与普适性之间的结合度，避免情理与事理的割裂，庶几才能合情合理。

从情理来说，不必倚重过多西方理论，明显我们可以从《朝花夕拾》的创出情境中找到更出人意料而又合于事理的阐释。比如说，鲁迅自认的作为《朝花夕拾》的核心构成的“这十篇”作品，创作于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的九个月之中，这九个月，正是鲁迅与许广平进入热恋阶段[12]，随即携手离京南下，决心并以实际行动开创新的人生路途的时期。

吴俊教授注意到1926年3月6日鲁迅日记的记录：“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鬓毛。”认为是“意味深长”的，可视为“两人关系显然已经有了决定性的突破”的见证，是很敏锐的见解。这一时期鲁迅因卷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并因在“三·一八”惨案之后公开控诉北洋政府残暴，而使自己陷入政治和职业险境，东躲西藏、不断迁徙、四处碰壁（南下厦门感觉不顺）之中，一支笔不仅同时要做多种文章（杂文、散文、小说等），同时还要赖以谋生（新课程讲义），可谓忙乱不堪。此情此景，人生实苦，但有爱人相伴、有新的人生憧憬待实现，自然又别是一重境界。

前半年鲁、许二人同在北平，共历患难，共谋前程；后数月分处厦门、广州，鱼雁往来，留下了《两地书》中最厚重的篇章。据王得后、海婴编《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13]，鲁许书信共334页，其中1926年占173页，超过一半。这批书信，公认是鲁迅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读者来说，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相对之下，鲁迅，或者说鲁许，这一时期却还有一部更重要的作品产出，那就是这部《朝花夕拾》。作为《朝花夕拾》的核心构成的“这十篇”，是完整产出在这一时期之内的。这一时期鲁迅的生活史和创作史整体上同步动荡，方生方死。

生活史上是旧轨道结束，新轨道开始；创作史上，结束了《野草》，重新开始了《故事新编》，期间唯一从头到尾完成了的作品，仅有《朝花夕拾》。换言之，《朝花夕拾》伴随了鲁许从热恋到爱情成熟的最关键阶段，实际上是二人着手创造共同生活的情感、决心、意志和努力的见证，也可以说是二人恋爱的最高能阶段的产物。由此，就情理来说，难道不更应该将它视为一种情书吗？由于许广平没有直接出场，“整本书”的单一叙述者是鲁迅，我认为完全可以视为鲁迅的恋人絮语。

所谓恋人絮语，即讲给恋人听的情话。情话各种各样，可以无所不包。在《朝花夕拾》的场合，所讲述的是个人的生活和成长史，所要做的是对将要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完全敞开心扉和隐私，清扫内庭，以迎来者的自我整理，从中我们可以深深触探到的，是作者在“人生的中途”为迎接人生的大转变、开启新的人生路途的庄严谨肃的心情和态度。鲁迅是一个严肃的人，恋爱也谈得很严肃，我们有同学做了《朝花夕拾》的互文性研究，有篇章之间的互文、幼年世界与成年世界的互文、作品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文等，我想，如果进一步将《朝花夕拾》与《两地书》对读，会更有意思。

两者之间内容的互文、语调的互文、情感的互文，梳理一下就很清楚了，在他的人生和创作的这一时期，鲁迅除了留下一部私人空间的恋人絮语《两地书》，还“创作”了一部公共空间的恋人絮语《朝花夕拾》。作为一部公开讲述的个人史，其公开的目的在于清理过去，筹划未来。过去的部分讲得多、讲得细，未来的路孕生于其中，已自然呈现，说者走心，听者有心，反而无需多言了。谁是合格听者？我认为首先是许广平，理由在这个书名中就有很好的呈现。

“朝花夕拾”，关键词是“花”啊，娇美而短暂，朝夕之间，往往倏忽而逝，“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14]，是多么遗憾啊，然而犹得“夕拾”，又是何等幸运，自当珍而重之，求不辜负。鲁迅在这里明显使用了一个叫做双关的文学修辞手段，既以“带露折花”指代了“事在当时”，同时隐喻了“年轻的爱情”。这也正是“个人史的文学性”之一种体现。可以说，正是因为存在许广平这位“缺席的在场者”作为合格听众，《朝花夕拾》的讲述才变得越发深情婉转，又温柔又冷峻。

简言之，我认为作为恋人絮语去读，从这部《朝花夕拾》中可以读到一位至真至纯的鲁迅，在其他公开的作品中从来不曾这样自我敞开过，终其一生，仅此一次。稍微扩大一点范围看，在鲁许从恋爱到同居的整个阶段即1925年10月到1927年10月的两年间，鲁迅创作中确有不少存在其自身恋爱体验的投影或直接是其产物，如《彷徨》中的《伤逝》、《野草》中的《腊叶》、《故事新编》中的《奔月》等，一般研究大多或明或暗地肯定了这种关联。但相对于表面看起来跟恋爱没什么关系的《朝花夕拾》来说，这些公认的恋爱产品明显更少袒露作者的自我和隐私，其中属于作者的“个”的部分，只在、也妙在影影绰绰似与不似之间，别是一种文学风味。

由此，《朝花夕拾》的坦诚就更值得珍惜。不仅在了解鲁迅个人的意义上值得珍惜，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朝花夕拾》也是最好的情感教育读本之一。教育部将它选为义务教育必读书是很对的，切莫辜负！将它读为政论或杂文，就未免辜负太多了！ 最后，关于鲁迅意义上的“创作”和“杂文”概念，补充谈一点看法。1932年底鲁迅自我盘点，说自己“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只有五种，即“遵命文学”《呐喊》、散兵游勇文学《彷徨》，“散文诗”《野草》，其时还没有完成的“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故事新编》，和这十篇“只是回忆的记事”的《朝花夕拾》，并且声明，“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15]

这里对“作”和“创作”的定义很清楚，指的是为着特定的目的作为特定的活动所从事的一种创造活动，出于事先构思和筹划，具有内在秩序上的整体性，最低限度也是一系列风格和内容上互相关联的作品的集合，而不是随机偶然的作品的集合。总之，“创作”概念下的“有意为之”乃至“刻意为之”的意图是很显然的。这从《小引》中作者对创作过程的描述也可以看出来：“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16]

这是说，在生活动荡、环境杂乱，甚至心绪不宁的情况下，作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始终坚持继续、而没有放弃这个写作计划，并最终在各种可能的牵扯（包括“文体杂乱”）下完成了它。那么，这样一种“创作”，题材又不过是“回忆的记事”，好比杀鸡用牛刀似的，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来自于哪里，无疑是值得思考的。就此而言，我觉得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朝花夕拾》是鲁迅“个人的建国史”也未尝不可，只不过他所要建设的，恐怕首先只能是个人生活的理想国；延伸而至坐实为个人的中华民国，这种阐释路数其实我们也很熟悉，谓之“拔高”，窃以为还是少搞为好。

相对而言，“杂文”的随机性和非创作性就要突出得多，鲁迅自己形容说，这类作品是因为“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17]。对于杂文，鲁迅从最开始就有处置上的筹划，即采用最极端的杂集形式收集，编年体，《热风》开其端，然后到《华盖集》就成为固定体例了。创作、杂文之外，鲁迅另有学术著作、翻译作品等，各从其类，他自己是很重视其中的分际的。这提醒我们，作为鲁迅“创作”中仅有的一气呵成，创作计划及实现度最为完整、创作时段最为集中的作品集，《朝花夕拾》在产生背景、创作意图、作用对象等方面的特定性和非寻常性，同样值得好好思考。

当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心灵来到“人生的中途”，前有但丁、歌德的典范，都曾歌咏“伟大之女性，引我们上升”；《朝花夕拾》的重要性和伟大性当然无法与《神曲》《浮士德》相提并论，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同样在走一条上升的路，却是毋庸置疑的。《朝花夕拾》文本中没有，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位发挥引领作用的女性吗？我觉得至少不比存在一种作为动力的“建国的激情”的可能性更低。当然，“建国的激情”与“爱情的召唤”二者也并非非此即彼、不能共存的，相反，它们交互作用，共同成就文本内涵的丰富性，才是更合乎情理、也更合乎事理的情况。就对《朝花夕拾》的创出情境的理解和对其风格特征及思想情感的整体把握而言，这两方面各美其美、两全其美，也许才算得上是情感与理智、历史与逻辑的完美统一吧！

注释：

[1] 本文基于2022年10月20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的“真假莫辨的艺术——《朝花夕拾》和鲁迅写作中的‘传记性’”座谈会上的发言修订，与谈嘉宾为吴俊、阎晶明、郜元宝和张业松。

[2]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吴俊：《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下同）。

[4]张业松：《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讲》，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5]吴俊：《鲁迅评传》，百花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吴俊编译：《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书中收录了伊藤虎丸的论文。

[8][14][16]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236、235、236页。

[9]郭春林：《一个人的“民国建国史”——以〈朝花夕拾〉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5期。

[10]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7页。

[11]原题《从“百草园”出发——鲁迅〈朝花夕拾〉导读》，《语文学习》2021年第5期。参见张业松：《鲁迅文学的内面》，第195-207页。

[12]吴俊：《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第44页。

[13]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15][17]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