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一直很叹服魏微独立的女性精神和心灵叙事的能力。大家看她说话就知道，她永远有一个招牌式的微笑，很温和、很婉约，但是跟她熟了以后，她冷不丁说的话能把你‘吓死’。魏微真的很聪明、很聪慧，她总是一语中的。”当学者张燕玲发言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作家魏微也笑了，带着她“招牌式的微笑”，很温和、很婉约。疫情褪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再度高朋满座、胜友云集，大家共同祝贺魏微长篇新作《烟霞里》出版，研讨这部小说所书写的四十余年时代变迁，国人生存、奋斗与自省的智慧。

作家魏微

魏微是“70后”中早慧的作家，二十岁出头就开始发表创作，她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湖闸》等出版许久，至今仍是当代文学中被读者反复阅读、经常引起讨论的重要作品。魏微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但对自己的创作一直持有很高的要求，这不仅表现在文字的锤炼上，也体现在她小说人物的品格上。魏微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多么卑微，人生的境况多么艰辛，总是不丢失人之为人的尊严，这使得她的小说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高贵气质，从而也传达出某种文学的应有之义。《烟霞里》是魏微积蕴十余年的创作，以时间为经线，以主人公田庄的经历为纬线，用编年体的方式，逐年检视和回顾了一位女性繁茂又寂静的一生。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主人公田庄走过的人生之路，与整个国家在这四十多年中的发展变迁同步。可以说，流淌在《烟霞里》中的这一段生活，曾经并且依旧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烟霞里》，魏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2月23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省作协、《文艺报》社主办的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文艺报》社总编辑梁鸿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副总编辑孔令燕，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刘春等主办方代表，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及本书作者魏微参加研讨。会议由梁鸿鹰主持。

为时代的诗性画像，

为“70后”一代人画像

“如果说从前的魏微的写作是踢毽子、练太极，这一次则画风突变，要做举重者和拳击手了。”阎晶明感叹，可以说《烟霞里》之前的魏微是一位好作家，但《烟霞里》之后，“我面前坐着的魏微，已经是一位大作家了。”阎晶明谈到，《烟霞里》是魏微创作的一次转型，毫无疑问也是一次升华，她以编年的方式讲述一位女性一生的生命历程，记述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巨变与转型，社会思潮和文化潮流一波接一波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发生着变异，魏微试图在小说中对时代感和个人生活做出全面掌握，她的写作疆域突然扩张，理想抱负陡然增大，“《烟霞里》哪里是‘一个人的编年史’，分明是要为一个时代画像”。

何为“烟霞里”？何平认为，如果在作品中仅仅谈史、志，对一个小说家而言，并没有完成小说的功能。这也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志在写“田庄志”，而要命名“烟霞里”的原因。从“田庄志”变成《烟霞里》的时候，就从史、志变成了有着中国抒情传统的小说。

李红强与张清华也都注意到小说题目中透露出的诗性，以“烟霞里”为书名本身就给小说奠定了淡淡苍茫和略带忧伤的基调。“我认为这种忧伤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忧伤，是一种很宏阔的诗意，”张清华想到李白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里的诗句“恍惊起而长嗟”“失向来之烟霞”，烟霞就是往事、个人的经历，当然也是大历史的“不可叙述性”。魏微在《烟霞里》试图复活历史的谱系，四十年间所有的大事都在她的叙述里面留下痕迹，每个人面对这部作品时，都能感受到浩瀚、破碎、沉迷、迷失，或者一种悲情，她希望通过一个人的成长史唤起我们所有人对大历史的重新记忆。李红强说，“烟霞里”这三个字所包含的意境、想象和苍凉感，几乎形成一种“烟霞里式”的美学。

《烟霞里》全书所写的都是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人，魏微用这样的方式为“70后”一代画像。“我们的文学理论是忠告作家要塑造独特的典型人物，魏微在这点上‘无视’文学理论忠告，恰好说明她有更大的野心，她要通过一个人物来写出一代人的共性和共情。”贺绍俊认为，小说主人公田庄是魏微为1970年代人塑像的一个人物，她的确也通过这个人物达到目的，田庄身上有一代人的精神内涵、思想表情和文化性格。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概括田庄的精神史，可将小说高度凝练为四个部分，“野蛮生长”“文学青年”“务实的世界观”“心理上的中产阶级”。贺绍俊说，魏微看到了1970年代人的绚烂，同时也预感到了他们的衰落。饶翔也认为，这种“衰落”其实就体现在《烟霞里》为“70后”画像的笔法上，小说中“70后”田庄显示出了与上代人明显的不同：她对理想主义的激情充满警惕，对一切空话大话力求规避，她的自我意识确立为多务实、不高蹈、不虚妄、不浮夸、不好利，似乎有意跟上一代划清界限。小说中的“我”或“我们”试图通过各种细节来确认自身与上一代在生活上的区别，最终发现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日常生活，两代人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隔阂。显然，魏微在充分建构“70后”一代的同时，也诚实地展开了充分解构。

小说的深刻无关作者的独到，

而在于如何让读者“发明思想”

魏微的写史之心聪慧且剔透。何向阳说，《烟霞里》可以被视为二十年多前魏微《一个人的微湖闸》的延续。《一个人的微湖闸》在正式出版的时候题目变成《流年》，也就是说以时间的概念来指涉空间的、地理的概念，《烟霞里》反其道而行之，把内容上编年的、时间的概念用“烟霞里”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的概念取代，在时空变化中，魏微思考什么是人、人的生活与命运是怎样的。“《烟霞里》的写作中有非常冷静的部分，也有非常灼热的部分，读灼热的部分我们能感受到她如火炭一般烫，冷静的部分里魏微让读者看到当火烬之后的灰尘漫天飞舞的样子。”何向阳说。

黄德海关注到时间背后的“色彩”。这首先来自于他感性的认识：“这个小说非常富有年代色彩，其中每个时间段让我们回忆起很多往事，但是不是年代剧的黑白感，整个记忆呈现在小说里是鲜活的，有颜色的。”黄德海进而解释，从文学的客观来看，“色彩”是被建构的。在作家有能力把一个时代书写出来之前，我们能够谈论、言说的时代本质上并不存在，也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时代”等待书写和言说。

在新历史主义思想史家、文学理论家海登•怀特的历史观中，历史叙事往往带有情节化的特征，隐藏着被规训的意识形态的内核。情节化的历史叙事可能是浪漫史的，也可能是悲剧或喜剧的。刘大先援引海登•怀特的理论，是想与《烟霞里》的编年体结构方法形成对比，他分析到，编年体意味着时间的均质化，相同的时间段内其他的附着因素在减弱，主人公所处的空间变化赋予了她更多的叙述内容。“所以，《烟霞里》是‘以时统空’的写法，这个写法过程中体现所谓的编年史和历史、和故事之间的区别，在文学化的编年的表述当中，我们能看到她极力避免被意识形态化，避免被主流历史叙事规约规训。”刘大先还谈到，《烟霞里》中主要写作的时间范围是1970年之后四十年，这是全球史范围内的大变化时代，它不是分离期，也不是最后的聚合期，而是过渡期。“全球范围内激进革命逐渐在收缩，中国走向激进年代的尾声，但是新秩序还没有建立，时代也因此充满生机，虽然有粗糙野蛮的一面，但充满各种各样可能性。”在田庄去世后，时代的可能性也渐渐趋向于保守主义的回归，一种秩序开始建立。刘大先认为，“秩序一旦建立，一定要求稳定，要求保持秩序不变，自然而然会带来保守的性质，所以《烟霞里》也为曾经变动不居的时代立此存照。”

不过，对以编年体的形式来组织小说结构，恐怕也存在着其自身的缺憾。丛治辰在收到小说初稿时曾对《烟霞里》以这样一种体例结构表示担忧，因为读者对这种叙述并不陌生，甚至对将个人史与家族史的结合方式感到厌倦，这样写多少显得冒险。同时，编年体使时间均质化能摆脱部分困扰，但也须面对一个真实问题，即历史本身不是均质的。在小说中，许多年份的大历史都消失不见或者隐没在个人史的身后，这对于某些特殊年份来说可能存在失衡问题。在丛治辰看来，小说本质上还是一个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结合，《烟霞里》看似是时间叙事但实际仍是空间叙事，作者能够将位于不同时间线条的年份通过插叙、补叙等方式抽离组合，从而构成极为绵密的空间叙事，多重信息叠影之后，作品产生出了非常强大的思想张力。丛治辰说，“小说的思想性不是它本身有多么深刻，作者的见识多么独到，而是用这样一种小说的方式促使读者在种种对照当中去思考更深的东西。”

“我堕入情网，

你却在网外看始终不释放”

长期关注广东文学界的发展与变化，让张培忠对这一地域的作家作品格外熟稔。他认为，《烟霞里》是魏微近20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她从急流中树立起自身的文学话语，对生活有着敏锐的把握和深切的观照，呈现出鲜明的文学品格，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烟霞里》回顾了一个女人繁茂的一生，以女性的生存、奋斗和自省为着重点，展现人情世态的变迁，对时代冲击下的女性心理、女性情感进行思考和探索，拓展了广东女性文学的艺术疆域，为解读广东女性文学乃至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充盈了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的艺术画廊。魏微将虚构与真实对撞融合，让个人与历史直接对话，为长篇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

张莉赞同张培忠的看法，认为《烟霞里》是目前为止魏微日常美学书写的一个集大成的作品，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最大的魅力是这个普通女性和她身边最普通的父母，她们的生活都是带着光泽的，魏微的写作使日常在她的笔下、在大时代的映照之下的普通人有一种超越历史本身的光泽”，张莉说，这种光泽其实是作家赋予的，“《烟霞里》就是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她的时代里活出霞光。”魏微通过这样一个命名告诉我们，这个女性的生命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洪流里何其短暂。《烟霞里》是用女性声音、女性视角讲述的一个荡气回肠的中国普通人的史诗，而且用充满爱意和充满深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女性文学的重要价值和女性生命的重要价值，以及我们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此外，张莉还觉得《烟霞里》是少有的将女性声音、女性触觉处理得纤毫毕现的当代作家，也是她自身作品中处理得最好的一部。“让我多次想到萧红，萧红的很多作品在《呼兰河传》里面都出现过，但是她最终以《呼兰河传》成名于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很重要的是她所有作品都变成她的前期准备。”

2011年，魏微写下长文《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写给萧红百年诞辰》，她在这篇文章中细数萧红的创作，以及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形象。孟繁华认为，这是魏微写人物的最好的文章，“甚至我认为当年魏微写萧红式的心情几乎就是在写自己：‘她之于我就像呼兰河之于萧红，一生只为写这一本’”。现在，这一本《烟霞里》来了。我们无法说清一个心里住着萧红的女作家内心有多强大，但通过与魏微二位一体的主人公田庄可以想象。这种强大甚至会让人产生“去性征化”的感受，陈福民就认为，田庄是一个几乎没有女性特征，又或者反女性特征的人物。“但这个人是极其性感的，她的那种被扭曲的、在我们很多人看来矫情的成分，被作者巧妙地处理成时代的性感。”田庄这个人物还让陈福民想到谭咏麟的歌曲《爱情陷阱》，“我堕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始终不释放”，隔网内外的意象象征着魏微和时代非常紧张的对抗关系。“她跳进这个时代里，但是她又一直试图看到这个时代在外面。我一直觉得魏微跟两个文明在搏斗，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处理田庄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在两种文明的撕扯当中，她骑在刀锋上。”

“她好像是一个落空的人。”岳雯认为小说中，田庄与自己的外婆相比，她的一生更像是白白度过，她没有一次认真的爱，她没有爱过。甚至她进入文学行业，也没有真正为文学激动过，被文学照亮过。她的最后就像特别轻飘的树叶留不下价值，当然，这也是魏微留给读者们的教益之一种。与田庄一样，骑在刀锋上的，还有魏微的叙事腔调。读魏微的中短篇小说，岳雯对她的叙事腔调很喜欢，“柔性中有韧性，韧性中有刚劲，不经意间会有刺痛感”。但进入长篇小说的文体写作时，这种叙事腔调是否还能完全适用，也是岳雯所担忧的一个问题。形成风格是作家从青涩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风格化的加深，文学风格也会成为作家所面对的新的壁垒，尤其在长篇小说中，这种束缚往往会被放大。“虽然我也觉得很难，但想魏微再往后面写的时候，不妨实践一下不要风格，把曾经成就她的叙述风格的东西，有勇气全部剥掉。然后再往前走，会走出什么样的境界来？”对这一点，岳雯有着更高的期待，“如果有人成功走出这条路，对这一代所有的作家都是极大的鼓励。”

研讨会的最后，魏微诚恳地感谢了各位专家对《烟霞里》的批评与鼓励。她谈到，《烟霞里》之所以把田庄的出身定位成县城姑娘，是因为县城在中国是个特别的存在，作为城乡结合部，它把中国的城乡有效地衔接起来，极具张力。同时，县城人口基数很大、肌理丰富，也希望更多的读者从《烟霞里》和田庄身上找到自己熟悉的记忆，看到属于自己的影子。“人到中年，可能很多作家会面临跟我一样的难题，就是写作的内在驱动力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明显了。”魏微坦言，每个作家都会面临“看山不是山”的阶段，需要去不断调适，有时心力跟不上，有时笔力跟不上，这也是写作的难度所在。她自己也将一直致力于让写作与个人发生深度的关系，不满足于重复已经形成的风格。

未来，魏微还将会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波澜壮阔，从时间的迷人之处里，造访更多“烟霞里”。

阎晶明、李红强、张培忠、梁鸿鹰、何向阳、张洪斌、潘凯雄、孟繁华、贺绍俊、张清华、陈福民、何平、李东华、刘琼、胡军、李云雷、张燕玲、张莉、杨庆祥、刘大先、丛治辰、岳雯、饶翔、黄德海、李蔚超、孔令燕等评论家与会。图为与会专家、工作人员合影。

（图片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