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魏微，祖籍江苏。代表作品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一个人的微湖闸》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西班牙等多国文字。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等。

《烟霞里》

无论是新书发布会，还是面对记者采访，魏微坐在那里，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充满了氛围感：内敛沉静、真实纯粹，一如她的文字。然而这一静，就是整整十年，自2012年在《花城》发表了《胡文青传》之后，魏微几乎再无新作面世。很多人都想知道，成名早、出手不凡的魏微，这十年来都在做什么？

外界对于她创作的猜想与困惑，魏微用新作《烟霞里》给出了答案：十年来，她一直在阅读、在生活、在积累、在等待。对文字有着极高要求的她不愿急就章，也不再满足于体验式写作、仅凭绒毛般的敏感去迫近人性，而是逐步潜入历史、时代与人性的深处，从而实现自己多年前就许下的文学“野心”：从总体上去呈现时间与万物、与个体生命之间的隐秘关联。

新作《烟霞里》没有辜负读者十年的等待。在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里，魏微用了崭新的编年体形式，把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与四十年来时代发展的重要步骤编织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学气质的完美对撞，完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直接对话，为文学处理记忆提供了新的尝试路径和样本。

沉潜十年、然后仅用一年多时间完成的《烟霞里》，甫一出版便大放光彩。有评论家认为这可能是她创作生涯中最好的作品，魏微却淡然回应：“未必。”这个回答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不禁让读者期待：下一个十年，魏微会写出怎样的作品？

写作的人不能过得太“舒适”

羊城晚报：很多读者都想知道为何您会在文坛“沉默”整整十年，是因为有写不出来的焦虑感吗？

魏微：焦虑是有的。我三十五岁来到广州，这是我人生和写作的一个分水岭，人到中年，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语言、文化、饮食、气候，诸多不适应，需要慢慢去适应。这个过程很痛苦，地域的异质感和中年危机。但这个痛苦对写作来说，或许是好的。

一个写作的人，生活不能过得太舒适，慢慢会麻木，对环境没有感应。我是有感应的，我的感应就是不适。当然最主要是中年危机，会感受到时间、生命、衰老，看世界的眼光跟年轻时完全不一样，更丰富，更复杂，写作的难度提高了，而我又不愿急就章。这十年，倒是一直都有读书。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认为您哪怕没有新作出版，但也在为文学做准备，是吗？

魏微：是。这十年来，外界都传我在憋大招，我也不知这印象哪里来的。我沉默十年，很少跟外界来往，除了广州的几个朋友，外面基本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你想，我是个连朋友圈都没有的人。我很少参加文学活动，饭局能推则推，就是上班、生活、读点闲书。

我不找存在感，也不需要存在感。写作才是唯一的存在感。如果不写作，在我就是让自己彻底消失。这样的生活，其实存在一定风险：作为作家，你很有可能被废掉，精神上麻痹，技术上荒芜。但是我还好，心态比较平和，并没有刻意为长篇作准备，但事实上可能我一直在准备，那口气没歇。想写，觉得自己还有可能性，我还没有完成。

沉默的这十年间，我上班、读书、生活，看上去是在消磨时光，但事实证明，作家的生活没有白过的，都是积累，都会进入你的小说，成为素材、营养。我挺感谢生活的，甚至感谢我这十年的沉默，如果写不出好作品来，那我就不写。对写作有要求。达不到心目中的要求，我至少可以做到不发声、保持沉默，保持一种有尊严的沉默，我不发出噪音。

这是“自我完成”式的作品

羊城晚报：新作《烟霞里》出版后好评如潮。您个人对这部作品满意吗？

魏微：比较满意。当时写的时候就很在状态，语感找到了，一切都不在话下。人物、性格、命运、时间、时代……这些都是语言带出来的。这是我写作史上最特别的一篇小说，写得那么顺、那么快，几乎是在高速飞奔。

五十万字的一个大长篇，中间没有遇上太大的困难，一口气撑到最后。我觉得太奇妙了，这是上天在眷顾我。十年没写东西，语言能力还没丧失。我很开心，很感激。外界的评价，有说这是我“集大成”式的作品，它之于我，就像《呼兰河传》之于萧红，一生只为写这一本。以前我的中短篇写作，都可算是为《烟霞里》做准备。我自己的评价是，这是“自我完成”式的作品。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写得如此顺畅？中间有没有遇到很难解决的挑战？

魏微：确实，写得很顺、很快。主要是语言、语感、语调找准了，另外还有形式感，编年体这个形式，我十年前就想写，因为没找到语感就放下了。这个形式我很喜欢，就像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可以搁进来，写作突然自由了。

编年体貌似难写，一年年写，有很多限制，比如1992年的事，你不能放1993年来写。其实不是。我用了很多手法，比如穿插、倒叙、未来视角等等，形式找对了，基本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是形式感 、一个是语言，有了这两样，写作很顺畅也在情理之中。

在写作过程中曾跟责编聊，我说《烟霞里》是非常态的写作，有如神助一般，没遇上太大的坎，就或遇上了，至多是小修小补，很容易迈过去。甚至我在语言上都不太停留，不像以前那样字斟句酌，但写来觉得是对的。

我的工作习惯是头一天写，第二天回头读，基本不用大改。每一章我都会读好多遍，这算是自我检视，虽然很挑剔，但读来我觉得挺愉快，就像看一个陌生人写的作品。累是真累，我一天平均十二小时的工作量，凌晨三四点睡觉是常态，有时写着写着天就亮了。

读史令写作增加全局眼光

羊城晚报：这十年间，您更喜欢阅读历史，而非小说，为何会有这种转变？

魏微：确实，这十年来的阅读以历史偏多，我从三十五岁来到广州，阅读方向就发生了改变。不爱读文学，小说尤其读得少。有些作品写得毫无诚意，就在那里码字，填充杂志版面。有些作家对自己的写作不作要求，只求发表、赚稿费，挣名利。这属于无病呻吟的写作，跟自己的生命体验没有关系，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保护得很好，文字里不见血肉，写得很聪明，到头来混成了成功人士。这毫无意义。

读史的兴趣，起头是因为上了年纪，以史明鉴嘛，能看明白很多事情，有一种全局眼光，有总体感、整体感，再以历史对照现实，特别有意思。读史对我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训练。《烟霞里》的写作，直接受惠于这十年的读史经历。

羊城晚报：听说您现在正着手写《梁启超传》，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呢？

魏微：我对梁启超发生兴趣，是很多年前读了他的《李鸿章传》，惊为天人。区区五六万字，就把晚清的政治、军事、外交给捋得清清楚楚，李鸿章就在这些关系里。

有一次我去梁启超故居，想着自己来广州这么些年，都未曾写过广东，那么就从梁启超开始吧。写着写着，发现几万字根本打不住，而且这段复杂的历史，对我这个“小白”而言就是个坑，但是我着迷了，这么写了十几万字，突然发现自己所引用的康有为的材料是假的，康有为在作伪。你能想像我当时的绝望？进退不得。

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恰好人文社来约长篇，才写了《烟霞里》。《梁启超传》和《烟霞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写作，思路是一样的，都是全局眼光，着眼于人与时代的关系。只不过一个是虚构，一个是非虚构。

当然《烟霞里》比《梁启超传》要简单得多，而且经过历史阅读的训练，弄文学相对来说容易些。田庄的经历也不比梁启超，她跟时代不是直接关系，梁启超则正好相反，晚清大事件他基本都参与了，是个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我下面还想接着写《梁启超传》，准备花个十年八年的时间，但没信心一定能写成，毕竟我未经历史学的训练，只有一点文学家的对人的同情和理解。

小说就为平凡人而写

羊城晚报：为何您会执着于在小说中写平凡人物和日常生活？

魏微：小说就是平凡人的历史啊。我们都是平凡人，走在大街上就被人群淹没的那种人，小说就为他们而写，因为有普泛性。他们是人群中的大多数，写他们，就是在写我们自己。我年轻时的文字是真的有感情，不是奔放的那种，而是稍微压着些，有调性，不热，但是有温度，很多话不说透，经得住品。

到了中年，风格上有改变，张莉上次在《烟霞里》的讨论会上说我变刻薄了、会嘲讽了，感情浓度上也低了一层。这不无道理，但我终究不是刻薄之人，因此嘲讽几句后，又复归正常叙事。这也是人到中年的原因，很多事看得更明白了，感情淡了，文字也通透了。

羊城晚报：除了《梁启超传》，您是否还在酝酿新的小说作品？

魏微：我的责编劝我放下《梁启超传》，开写另一个长篇。我感觉自己的文学状态像是回来了，想写；《烟霞里》限于篇幅，很多话没说到、没说尽。下面是写长篇小说还是非虚构，我现在还没定。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要想写得好，一样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