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许寿裳先生速写 杨先让

许寿裳先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学者，1948年2月18日在台湾遭暗杀身亡，与闻一多先生、李公朴先生被害的时间仅相隔一年多。这件事在当时引发舆论哗然，其余波却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被湮没了。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在国立中山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处于初尝世事的启蒙阶段。我只知许寿裳先生与鲁迅先生在留日期间相识，二人既是好友，又为同乡，对其突然遇害，心中一直存有困惑。然而岁月匆匆，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历史就此遗忘，许寿裳其人其事，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退休后，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这期间不时向台湾来的学者询问有关许寿裳的信息，对方都表示不大了解。也难怪，许寿裳先生遇害的时候，大部分台湾学者的父辈尚未抵达台湾，事后也没有相关信息披露出来，自然是无从知晓了。

直到2004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休斯敦结识了许寿裳先生的本家曾侄孙许建章，从他那里获得两本许寿裳先生的文集和零星资料。后来，我又与许寿裳先生的小女儿许世玮建立书信往来，这才对许寿裳先生有更多地了解。2004年冬，我与许建章夫妇在休斯敦组织了一次小型纪念活动。

许寿裳先生在他六十六年的人生岁月中，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辛勤耕耘，1907年由黄兴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一生与章太炎先生、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人们说蔡元培先生与许寿裳先生是民国时期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二人一为教育总长，一为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司长；一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校长；一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为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这期间，许寿裳先生受蔡元培先生之托，起草《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他还在傅增湘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的领导下，参与我国文字拼音统一方案的制定、推行和普及工作；在教育部和江西省教育厅任职期间，他为推动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和许寿裳先生真可谓“三位一体”的绍兴同乡、挚友。后来，许寿裳先生常对自己的子女说：“自己有严师章太炎、宋平子，有挚友蔡元培、鲁迅，平生足矣。”他还说过：“鲁迅知我之深、爱我之切，世无第二人。”

1936年与1940年，鲁迅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相继病逝，许寿裳先生是整理他们学术研究成果的不二人选。虽然他有相关的写作计划，却只完成了章太炎先生的评传，蔡元培先生的传记仅写了一部分，关于鲁迅先生留下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实在是可惜。

至于许寿裳先生遭暗杀这件事，经过七十五年的历史沉淀，已能厘清一些线索了。该事件的起因应是鲁迅先生的病逝，此事对许寿裳先生的震动之大，是难以用文字形容的，毕竟他们的感情超过骨肉兄弟。许寿裳先生深知鲁迅先生病逝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他理应担负起弘扬鲁迅精神的重任。他筹划募捐，为“鲁迅纪念文学奖金”的设立、《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奔波；他积极参与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并且不遗余力地著文、讲演，为此被当局禁止在国立大学任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辗转多地，在西北联大、华西协合大学短暂任教。无论处境如何，他都以平常心处之，在不断加快写作进度的同时多次参加蔡元培先生和鲁迅先生的纪念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许寿裳先生本想回上海与家人团聚，未料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邀请他到台湾省立编译馆任负责人，为台湾的文化教育拓荒，清除日据时期的流毒。陈仪认为他精通日语，是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经过慎重思考，许寿裳先生于1946年6月抵达台北，随即草拟编译馆组织大纲，并加紧邀请学者、教授来台共事。

许寿裳先生与同事克服重重困难，马不停蹄地出版刊物，编写教材和语言普及专著，参加各种文化讲演和座谈。与此同时，他持续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要以鲁迅精神来教育全台湾的青年。

台湾省立编译馆建馆刚一年，陈仪就因“二·二八事件”被迫辞职，台湾省政府首任省主席魏道明事先不打招呼，即宣布解散编译馆。1947年6月，许寿裳先生被勉强安排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字学”，任教期间，他仍在撰写研究鲁迅的文章，还为台湾大学创作了校歌歌词。没想到仅过了八个月，他惨遭暗害，一位和蔼宽厚、廉洁自守、德高望重的学者就这样倒下了。他是为鲁迅献身的。

关于许寿裳先生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魏道明在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之际，为清除遗患、免去后顾之忧，一不做二不休，先解散台湾省立编译馆，而后又对台湾文化界的前辈许寿裳先生采取卑劣、残忍的暗害手段。

因许寿裳先生遇害，受邀来台共事的李何林先生、李霁野先生等学者、教授纷纷离开台湾；留在台湾的一部分人则选择了沉默，如台静农先生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只专心教授古文，许寿裳先生的长子许世瑛先生、杨云萍先生等人也是如此。

其实，台静农先生是一位热血文人，他在北平曾三次被捕：1928年4月，因与李霁野、韦素园同为“未名社”成员，他受牵连入狱，长达五十天；1932年12月，他因“共产党嫌疑”入狱十多天，出狱后被迫离开辅仁大学；1934年7月，他又因“共产党嫌疑”被押解到南京囚禁了半年之久，后由鲁迅先生托蔡元培先生、许寿裳先生等人营救获释。

1938年，即鲁迅逝世两周年之时，台静农先生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邀，在“重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作“鲁迅先生的一生”的专题报告。最后，他满怀热情地高呼：“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得学习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可在台湾，因与鲁迅关系亲密，他被日夜监视，只得以诗、书、画、酒度日。

许寿裳去世后，台静农先生写了一篇追思文章，他在文中说道：“我现在所能记下的只是与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记下的，却是埋在我心里的悲痛与感激。先生之关心我爱护我，远在十几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才几个月。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心中。”他“不能记下”、只能“埋在心里”的对许寿裳先生的感激，是多么的耐人寻味！

抹去历史那厚重的尘埃，回首往事，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界的前辈许寿裳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