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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无奇的叙述里，往往藏着伏脉千里的波澜。1928年1月3日，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么一笔：“陶璇卿自杭州来,赠梅花一束。”陶璇卿即青年画家陶元庆。

就在一个多月前，鲁迅给友人的信中还提到了梅花：“杭州芦花，闻极可观，心向往之，然而又懒于行，或者且待看梅花欤。”杭州的梅花自古便有别样的神采，孤山梅花因梅妻鹤子的林逋而存于世，超山梅花的旧影里有雪地寻梅的吴昌硕。对梅花情有独钟的鲁迅，早年曾有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石印。这年，还有一个来月，就要立春了。此刻，西湖边的一束梅花带着没有消散的体温，从杭州来到上海景云里23号。“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人间繁花一路似锦啊，这是两个艺术探索者生命的温暖拥抱。

鲁迅喜爱的梅花笺，图片选自《北平笺谱》，鲁迅、郑振铎合编

鲁迅写在梅花笺上的书信

陶元庆为鲁迅设计的部分书籍

一

孙福熙说鲁迅“文学上的功绩，遮掩了艺术上的记录”，实非过誉之言。在北京鲁迅故居，保存着一张他当年改建新居的手绘设计图，我们熟悉的北大校徽、憨萌的猫头鹰，都出自鲁迅的画笔。他非凡的天赋和才华，不只在字里乾坤挥笔纵横江海，他还有极高的审美趣味，好抄习古碑、收藏拓片笺谱、设计书刊封面、倡导木刻版画。难怪他有底气如此自陈：“过去所出的书，书面上或者找名人题字，或者采用铅字排印，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来设计了。”在发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探索实践中，鲁迅是引路的先觉者。

上天眷顾了两个艺术上的同道人。1924年12月3日，陶元庆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天，小鲁迅12岁的陶元庆在好友许钦文陪同下，登门拜访了鲁迅。两人合作肇始于鲁迅的译著《苦闷的象征》，陶元庆为该书创作了一幅封面画，鲁迅盛赞“使这书被了凄艳的新装”，它被业内视为“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彷徨》问世时，很多人看不懂封面所绘的寓意，嘲笑陶元庆连太阳都画不圆。品位、眼界独到的鲁迅，却对此大加赞赏：“《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陶元庆很幸运，遇到了珍惜自己的人。身处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大变局时代，鲁迅在《木刻纪程》里表达过一个鲜明观点：“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陶元庆的绘画正涵容了这种东西方激荡的气韵意象。鲁迅极欣赏陶元庆的才华，不仅亲临陶元庆画展，还为展览作序，向大众介绍其艺术成就，评价陶元庆的画“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有中国向来的魂灵”。

鲁迅也很幸运，找到了艺术上相契共鸣的人，他在陶元庆面前，宛若一位“迷弟”。书信往来中，一个率真坦诚的鲁迅跃然纸上。“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期许：“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

陶元庆为鲁迅创作了《坟》《彷徨》《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绥惠略夫》等著译的书面画。它们的出现，在当时开了一个语惊四座的新境，在今天依然令人惊艳。我好奇地想，为什么鲁迅和陶元庆成了艺术上的知己？答案或许就在鲁迅《热风》里的这段话：“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彫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二

这两年，我开始重读鲁迅，隔三差五把年谱、日记和著作拿出来读一读。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的，我们还能常读常新，鲁迅是第一个。这些寂静文字沉默在书页里，依然有着穿过人心的力量。在B站，鲁迅被UP主们以“rap鲁迅”、“鲁迅体”等各种方式复活着，没有人生来就是真的猛士，这个爱下馆子的美食家、懂穿搭的时尚达人、写情书的恋爱直男，也彷徨过、绝望过、挣扎过、煎熬过。

1926年，鲁迅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上年发生了“女师大风潮”，鲁迅因支持学生而丢了教育部的官职。这一年，又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死了很多人，连同鲁迅的学生。在友人帮助下，鲁迅先后移住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避难。社会上还流布着有关鲁迅与许广平的流言和攻击。1926年8月，鲁迅离开了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的北京。这是他极为动荡不安的一年，他辗转于北京、厦门两地，后来又去了广州。他生命最后九年的锋芒，都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朝花夕拾》便是鲁迅在流离转徙中完成的。前五篇作于北京的寓所、医院和木匠房中，后五篇则是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在九月的厦门，面对大海，鲁迅提笔续写的第一篇便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九年后《故事新编》行将出版。序言里，鲁迅笔锋萦回，重提1926年在厦门的情景：“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我读此，不由被海边石屋里挥笔成行于纸笺的身影惊愧，原来以前根本就没有读懂过它。

就如这百草园，我去过好多次，它真的就像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说的那样，百草园实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园。周作人还说，园子里还有一片废地、一个马桶池以及一座瓦屑堆和四五口粪缸。要知道，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充满童趣的乐园。自1919年鲁迅回绍兴变卖祖屋，接走了母亲及家眷，他再也没有回去过。这次，他“重返”故园，一改以往的风格，以罕有的温煦之笔，重提往事，乃至时隔九年后，又旧事重提。该是怎样情形，叫人如此意难平？

令我感念的，还有陶元庆为《朝花夕拾》作的封面画，文字所蕴含的，被画笔赋予了形与神。亭园里一丛一丛草木密缀，一白衣女子走在亭园分岔的小径，怀抱一条残枝，枝头上的花儿已经谢了。画面满目明黄，浓烈如曙日照耀大地。萧瑟的残枝和灿烂的色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画言心声，这样的画里有份相知与懂得。百草芬芳出自孤独的独醒者的灵魂，即便于绝望的黑夜里。正如希望的曙日来自黑夜里的长歌，冬末的萌芽正在悄然生长。这不啻心灵的映照，在《华盖集续编》，鲁迅说：“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

在鲁迅的书信、日记，以及钱君匋、李霁野等人的回忆文章中，留存了诸多和《朝花夕拾》有关的细节，其中有一封书信谈及《朝花夕拾》的印刷，在信尾鲁迅特别交待：“该书第一页上，望加上‘陶元庆作书面’字样。”

1926年，陶元庆正在浙江台州执教。这年他照着鲁迅寄给他的照片，为其作了一幅炭笔素描像，它成了鲁迅最喜爱的一幅肖像画。画中的鲁迅，神似胜于形似，那特有的精神气质，陶君也是真懂先生的人啊。鲁迅收到陶元庆寄来的画作后，去信说：“给我画的像，这几天才寄到，去取来了。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还在信中向陶元庆询问挂画事宜：“画面上有胶，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应该如何悬挂才好，便中请示知。”

三

假如陶元庆没有英年早逝，他和鲁迅一起，不知还会出多少神品佳作来。1929年1月4日，鲁迅日记里再一次出现赠花记录：“留陶璇卿所寄赠之花一束，书面一帧。”雪季寄花，大概这回还是梅花欤。

生命无常，这却成了陶元庆最后一次向先生表达敬意，不久陶元庆病逝于杭州。杭州，是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地，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他，经常带学生到孤山、葛岭、北高峰、玉皇山一带采集植物标本，足迹踏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他还曾有过编一本《西湖植物志》计划。是夜，“起然烟卷觉新凉”，阅到陶元庆生前所赠《陶元庆的出品》画集，许是年青的相貌又在眼前浮现，鲁迅在画集上不禁伤情地题曰：“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乌呼！”

“永眠于湖滨”的陶元庆无法知晓的是，他为《坟》创作的封面画，成了永恒的纪念。自他离世后鲁迅又出版了10本杂文集，封面装帧全都由鲁迅自己设计了。他还无法知晓的是，鲁迅为他这位小辈亲自拿出了300大洋，托人在西湖边的玉泉买下冢地，建了元庆园墓。上世纪二十年代，300元不是一笔小数目，鲁迅买下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出资为800元。这处小四合院，即现在的北京鲁迅故居。

那幅炭笔素描像，如今就挂在北京鲁迅故居南房会客室的墙上。近百年过去了，总有值得的东西留下来。那年，春天将要来临，它是一束盛开梅花，在温暖的目光里绵延。时光之所以值得铭记，就因有那么几个这样的瞬间，没有什么精致仪式，也没有什么特别安排，最真的情义，恣意奔涌的才华，赤诚肝胆的相照，是如此叫人难忘。那时，有很多与大先生同行的青年，命运将他们安排在乱世里活着，他们找寻六便士，也找寻月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生亦有幸，生在了有鲁迅的时代，他们与先生声气相投、忧乐与共，将先生安放在文字里的那份浩茫心事、他关注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的悲悯，以另一种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向世人呈现出来。

这些中国向来的魂灵，就在远处的山巅，他们的理想、抱负、生活的热情，直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