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莽先生求教
易近人
我对高莽先生景仰已久。1992年得知他的译著《爱——阿赫玛托娃诗选》问世，因我正撰写这位女诗人的传记文章，冒昧给先生写信求赐。他很快就让人给我带来。
翻开诗集，只见扉页上写着：“龙飞同志 听说你在撰写阿赫玛托娃评传，翘首企盼拜读”，然后是他的签名，字迹潇洒漂亮。我心想，高先生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能力写评传呢。
1999年4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我终于见到高先生。他温文儒雅，风度翩翩。为纪念诗人，他刚刚完成“普希金”组画12幅，在会上作了关于这次创作的报告。讲到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普希金在长城》，他说：“普希金一直想来中国，本打算跟着牧师团一起来，但由于沙皇阻挠，没能成行。我想用自己的画替他实现这个愿望。”
上午的会结束，在去餐厅的路上，簇拥着高先生的人很多，我抢机会同他说了几句话。短暂的接触，我发现这位集翻译家、作家、画家于一身的学者非常平易近人。
会后不久，我得知高先生新近出版了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我又写信向他求赐。他马上寄来。读完书的“后记”我才知道，近年他的处境不好，家中连续发生不幸：1995年5月他哥哥故去，1996年2月母亲辞世，几个月后妻子双目失明，如今家里的盲妻还需他照料。我不由感到一阵酸楚，没料到这位名家背后如此艰辛。我马上给先生写信，感谢他的赠书，向他和师母表示诚挚慰问，并请师母多听音乐，或许能从中得到精神抚慰。
从此高先生每出一书必赠我一本。最早是挂号邮寄，后来由女儿晓岚和侄女晓崟开车来津办事时，亲自把书送到我家。有时我尚不知先生又有新作问世，他已把书给我寄到或捎来，令我又感激，又欣喜。高先生非常多产，因此我有幸得到他的许多著作。
别致的贺年片
自得到高先生赠书，每逢新年我都给他寄贺年片，送上自己的感激与祝福。他收到后立即回赠。2004年高先生寄来的自制贺年片让我眼前一亮：他将自己的画《普希金在长城》印在明信片背面，画的右侧印有他亲手书写的普希金诗句：“前往遥远中国的万里长城……”看来，高先生是将自己的画作成批印在明信片上，作为贺年片寄给各地的朋友。这是多么巧妙的主意！
我欣赏了好久才把贺年片放进玻璃书柜，同其他贺年片相比，它格外独特，这才是富有个性的贺年片！ 而我寄给高先生的贺年片就显得太平庸了。受高先生启发，从此我不再买市场上的贺年片，自己动手，制作个性化贺年片。
2006年，高先生的贺年片印的是“普希金”组画中的《少年普希金》，我依旧将它作为珍品收藏。
高先生2008年寄来的贺年片仍是印在明信片后的风景画，它让我爱不释手：画面色彩斑斓，描绘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俄罗斯夏日风光；画中那对青年男女，可能就是普希金作品中的奥涅金和达吉雅娜；右侧印的是先生亲手书写的普希金抒情诗。如此精美别致的艺术品，真是难能可贵！ 新年过后，我将其他贺年片撤走，唯独把这张留在玻璃书柜，作为一幅装饰画。
“老虎洞”
高先生1926年生于哈尔滨，属虎。夫人孙杰与他同龄也属虎。1947年高先生翻译了苏联剧本《保尔·柯察金》，转年哈尔滨教师文工团将剧本搬上了舞台，孙杰扮演女主角冬尼娅。他俩由相识到相爱，不久步入婚姻殿堂。50年代两人调到了北京。
进入他们家的客厅，只见柜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艺品老虎，有布老虎、泥老虎、玻璃老虎、纸老虎……不仅如此，墙上挂着一幅华君武的《双虎图》，书柜里还有杨绛书写的“虎”字。他家处处有“虎”，朋友们戏称这是个“老虎洞”。
高先生读中学时曾随俄国大画家列宾的学生学油画，60年代前一直画油画，尤其爱画风景画，并已取得相当成就。后来妻子闻到油画颜料气味就会过敏，高先生毫不犹疑地放弃油画改画水墨画。为了妻子，他永不后悔。
妻子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照顾他，工作上全心全意支持他，帮他誊稿，做他的第一读者兼“审查官”——对稿件提出意见。高先生非常重视她的看法，总要根据她的意见将初稿进行认真修改。
“老虎洞”的日子过得很幸福。然而，1996年妻子患了青光眼，多次住院手术治疗。高先生每次都陪伴在旁，精心护理。他专门设计了一张“用药表”，以免发生差错，并认真书写“病情日记”，供医生参考。但不幸的是几次手术都没能挽救妻子的视力。
最幸福的时刻
高先生尽最大努力减轻妻子的痛苦，每天按时给她点五六次眼药水，以减低眼压。这样她的眼睛会舒服些，他心里也感到欣慰。他说：“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给她点眼药！”
华君武听说后十分感动，画下那幅妙趣横生的《双虎图》。画面上两只虎，一只捂着眼睛，另一只拿着药瓶。题词是：“不是害羞，是点眼药的恩爱。”
过去妻子是高先生的第一读者，如今是第一“听众”，而且仍是“审查官”。他依旧将自己的稿子念给她听，凡她不满意之处，都要进行一番认真修改。
风和日丽时，高先生搀着盲妻下楼到户外散步，用他的话来说是“让她沾点地气”。他尽量减少外出，推掉很多活动和会议，即便去邮局也快去快回，因为妻子离不开他。“以前是她照顾我，现在我来照顾她。”“她不能没有我，我现在的最大心愿是死在她后面，哪怕就一天，就一个小时，就一分钟呢！”说到最后，这位东北大汉很动情，甚至有点哽咽。
晓岚是高先生的独生女。为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毅然从国外回来。她的老爸（晓岚一向这样称父亲）说：“我最溺爱我女儿，但也特别‘怕’她，因为她处处都要‘管’我。”
女儿回京后，整个家都被重新整顿了一番。失明的母亲有了依靠，老爸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硕果累累
在妻子失明的20年里，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高先生凭着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挚爱，凭着从俄苏文学艺术中汲取的精神力量，争分夺秒地工作，取得丰硕成果。除几百万字以“乌兰汗”为笔名的译作，还出版了多部颇有分量的散文、随笔。
高先生得天独厚，可以运用三种方式——翻译、写作和绘画来诠释他所热爱的俄罗斯文化。
50年代初，高先生第一次走进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就被那庄严肃穆的气氛和发人深思的墓碑所震撼。这令他心潮澎湃，在墓园流连忘返。中苏关系改善后，高先生再次去新圣母公墓，意识到俄罗斯墓园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使他痴迷，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俄罗斯墓园文化。2000年《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一书出版。
2005年高先生推出《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心灵的交颤》三部力作。随后，《我画俄罗斯》《白银时代》陆续问世。
《灵魂的归宿》推出后好评如潮。但高先生并不满足于此，在原书的基础上又做了大补大改，2009年出版《墓碑·天堂》。封面题着：“向俄罗斯84位文学·艺术大师谒拜絮语”。作者以飞扬的文采和诗人的情怀，逐一讲述墓碑下的人物，并配上亲手绘制的速写、肖像以及照片。文字、图片和绘画融为一体，达到了图文并茂。
2013年为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我写了篇稿。配图时想找幅斯氏墓碑的彩照，俄国网上有几张，但都不太理想。而高先生在《墓碑·天堂》中亲手拍摄的那幅最好，拍摄角度好，色彩好。我选用了它。文章见报后，我给晓岚发邮件请她转告高先生，我“侵权”用了他拍摄的图片，向他致谢。
我将《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白银时代》和《墓碑·天堂》总称“俄罗斯文学艺术家小百科”。这些著作是我的案头必备书。
我的求教
凡是遇到俄罗斯文学艺术方面的疑难问题，我就向高先生请教。最初是写信，后来通过晓岚用邮件或微信。
十多年前，我将自己分散在报刊的文章先做成电子版，再印成集子。封面图片从高先生的《俄罗斯美术随笔》中选出一幅。计划做第二集时，封面再选幅心仪的画。从一个小册子里，我看中了普希金向奶娘读诗的那幅，但上面没署作者。而我须在书的勒口注明画的作者。没查到，要请教专业人士。虽然我有几位画家朋友，但我估计他们中没有一个会知道。怎么办？ 找高先生！像这样的问题唯独他能解决。我将图片复印下来寄给他，问画的作者姓名。他很快回信答复画的作者是尼·伊利英，并在我寄去的复制图上用俄文写下画的标题和作者，附在信中给我寄回。我才知道这是俄罗斯画家伊利英为普希金抒情诗《冬夜》所做的插图。高先生如此博学多才，令我钦佩不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句名言：“要学会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而有人将后半句译得不妥，却广为流传，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一次写稿时，我须引用这句话，曾去请教一位老先生，而老先生的态度模棱两可。于是我决定找心目中的权威——高先生！ 我马上给晓岚发邮件，高先生通过晓岚回信肯定了我的看法，我才放心地将稿件发送出去。
不干活就活不下去
在丰硕成果面前，高先生特别感激妻子在失明的痛苦状态下对自己的体贴与鼓励。他说自己一生都是在所热爱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中度过的。无论他的事业还是爱情，都同俄罗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甚至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也受到俄罗斯文化精神的鼓舞。
高先生80岁时，家人劝他多休息，少写文章、少作画，当时他满口答应。但在这十年里，他依旧勤奋工作。晓岚记得老爸说过一句话：“我这样的人就是贱骨头，不干活儿就活不下去。”
有一年高先生生日，晓岚特地送他一张自制贺卡，写着：“祝老爸明年不再出书！”
高先生经常说：“只要健康允许，就不会放下手中的笔。”“每个人有自己安度晚年的方式。我选择的是写作、绘画和翻译。我在工作中才能感觉自己的生活有乐趣，有意义。”
2015年11月，晓岚给我送来高先生的新书。谈起前不久，传来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况：不少记者涌到高先生家，而且电话不断，热闹非凡——因高先生1999年译过她的作品《锌皮娃娃兵》。我听了也为高先生高兴。谈到高先生的身体，晓岚变得有些忧郁：“最近查出肝硬化，怕会癌变……”
我心中一惊。从此对高先生十分牵挂，常通过邮件问候。2016年初冬，从网上看到高先生90大寿的系列照片。他蓄了长须，须发全已变白，显得苍老了许多，不过精神很好，我也就比较放心了。
让他开心的事
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80周年，2017年2月，莫斯科普希金故居纪念馆为游客准备的纪念品是一张明信片，明信片背面印的正是高先生的《普希金在长城》（他于1999年6月将原画赠送给莫斯科普希金故居纪念馆）。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将明信片给他寄来。这使得高先生非常开心，拿着明信片激动地说：“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是普希金故居纪念馆印制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开心。
而令我十分过意不去的是2017年8月初我还打扰过高先生，那就是向他请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名言的译法。晓岚怕俄文打字出错，将老爸的回信扫描发给我。信后面写的日期是“2017，8，4”。高先生在同年10月6日病逝，这封信成了他给我上的“最后一课”。
能做高莽先生的学生，得到他的赐书与赐教，是我今生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