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家园淘旧书的翻译家
李文俊先生1月27日凌晨辞世了。朋友圈有很多师友的悼念，其中编辑家韩敬群写到的一件往事令我印象很深。他说有次到李文俊先生家做客，看到有册Great Writers，在此书的扉页上有李先生的购书记录：“文俊 购于PJY 2009.5.23 80元”。韩敬群说，PJY就是潘家园旧货市场，这本书是李文俊先生费了80元钱在潘家园淘来的。由于此书的信息量极大，封面上还有 FROM THE CREATORS OF 1001 BOOKS YOU MUST READ BEFORE YOU DIE 这样的宣传语，令作为编辑的韩敬群很感兴趣。他在微信上特别谈到，此书收录了美国著名小说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加拿大小说家门罗（Alice Munro）的专门介绍。有趣的是，门罗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李文俊先生翻译门罗的长篇小说《逃离》2009年获得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也是在2009年由韩敬群所在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系国内首部翻译出版的门罗小说。某次拜访，李文俊先生还告诉韩敬群，很多英美的当代小说，他都是在潘家园旧书摊上购得的。也许是发觉来访者对此书的浓厚兴趣，李先生很爽快地将此书送给了他。在微信朋友圈，韩敬群感慨：“一件小事，可以见出一代翻译大家的性情和他对后学的善意。”
酷爱淘书的老先生
李文俊先生曾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住在社科院的潘家园宿舍，我多年前去拜访过一次。先生与英美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编辑《译文》和《世界文学》四十余载，最先翻译和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和门罗的作品。我到他潘家园的家中，感到一种特别的朴素和清雅。在他家的客厅中，有一张从潘家园淘来的郑板桥书法的拓片，为“静轩”二字，还有一幅李一氓的书法。几个博物架上，摆满了他从潘家园淘来的小古董，诸如瓷器、瓦当、陶罐、笔筒等，这些瓶瓶罐罐，杂乱地摆放在一起，颇是有趣。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名贵的东西，却很能见出这位翻译家的可爱。想来李先生一定是潘家园的常客。我在读研究生时去过几次潘家园旧货市场，在书摊买了几册旧书。后来因为距离太远，加之网络时代到来，已经很少去那里淘书了。淘旧书要随性，目的性不能太强，只有闲来常去搜寻，才能有不期而遇的收获。对此，我很羡慕住在潘家园旁的李文俊先生。买旧书、淘古董、写文章，以及翻译他感兴趣的作家作品，这可能是先生晚年的日常生活。在我的心中，晚年的李文俊先生似乎更像一个常在旧货市场闲逛的老头儿。如今，李先生去矣，文学界少了一位著名译者，潘家园也少了一位收藏爱好者。
趣味盎然的记趣文集
其实，作为知名翻译家的李文俊先生，已经被谈论得不少了。就连我这个外文水平堪忧的门外客，都还写过一篇访问记，谈的便是当下翻译界的故事，现在重读，还是蛮有趣的。李先生所写的文章，出的文集，也曾细细读过一遍，对喜欢写“幽默短文”的李先生的文笔，深为赞叹，并写过一篇《“谢谢捧场！”》介绍了他的几本集子。李先生驾鹤西去，我已无话可说，唯有深深哀悼。只是看到韩敬群忆及的旧事，倒是令我想起了拜访李先生的悠悠往事，想起了那个喜欢到潘家园淘旧书和小骨董的有趣老人。重温了几本先生的文集，发现有好几篇谈收藏的文章，诸如《生日礼物》《真假骨董》《收藏者的自白》《家有真品》，这些文章之前并未特别关注，现在读来，也是趣味盎然。《收藏者的自白》写他在旧货市场，以较低的价格，淘得一册《平山郁夫画文集》，扉页有这位日本著名画家的签名；他还买到一只白砂扁腹壶，一个磁州窖小罐，一把当代名家烧制的紫砂壶，都是各有妙处，让他在文章中津津乐道。或许这些淘来的物件，价格不贵，又令他分外欢喜，故而无论真假，也是总有可取之处，“算是件美术品。”他还感慨：“美的物件是永恒的愉悦。这是英国诗人约翰·济慈说的，原话是：‘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收获颇丰的淘宝人生
淘旧书是李文俊先生多年的爱好。在《真假古董》中，他谈自己买来的一些小古董，被亲友认定为假货，他却笔锋一转，谈到淘来的几本旧书，经他考证，乃是真品无疑。其中一册英文书是他在东安市场买来的，里面竟夹着一张张大千的名片，姓名印刷体的右侧，还有用铅笔注的英文拼音。有册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小说《圣罗南的泉水》，1957年购得，系1853年在巴黎出版的英文原本，可谓一册特别的“古本”。1972年，他在西单商场内的中国书店，购得了一册阿瑟·惠黎的译诗集《古今诗赋》，扉页有“谷若藏书”的印记，经考证，系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的旧物，后来又经张先生题跋，成为一件十分有趣的藏品。谈及淘书的旧事，还有册他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在学校附近的旧书店购得一册英文袖珍本Davia Coo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后来他在社科院工作，下放河南干校，因该册本子小，便随身携带。这本书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曾用旧报纸包了，被同在干校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借阅，且两位在此书中多有批阅和圈注。这段经历，被杨先生写在了《干校六记》之中。干校后期，他们四处寻书，杨绛先生形象地称之为“同伙暗中流通的书”，李文俊先生以“同伙记趣”又记之，别有一番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