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浙江古籍出版社新出“蠹鱼文丛”六本书，孙郁的《苦路人影》拿到较迟，而翻翻序言和其中文章，便发现在对“文人”话题的热衷方面，此书正与我已读完的另一本孙著《文人的左与右》很是一致，处处有对旧文人与新文人的对照性思索。恰好这也是我近来感兴趣的话题，故而阅读中每每有一种会心之感。

举例而言，《苦路人影·自序》一开始，便提到五四以后文人与古代文人在文字、文章方面的差异以及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五四之后的文章，学习西洋随笔者渐多，宋元以来的文脉断了，唯有京派文人还留有些许残迹，可惜已不能造成大势。因为大众的口味和作者的口味均已变化。是时风对于文人的影响大呢，还是文人对时风的影响大，一看就清楚了。”

又如《尺牍之音》，由“苦雨斋派文人”的书信集娓娓谈来，最后说到一个不得不令人深思的“悖论”：“走上十字街头的实践者，多伤痕累累，内心温润的存在日稀；而那些沉浸在审美静观里的人却有了深厚的生命之力，至今仍可滋润人心。”作者的感慨是：“文化的演进与政治的演进，是不可以同样的逻辑视之的。俞平伯那代人提供的资源，今人可深思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

在《走向大众的知识人》里，作者对五四以后“新的文化人”有个不甚严格的分类：胡适、鲁迅、周作人、邹韬奋各自代表一条路径……

自然，这些关于文人的思索，往往由对关注对象以及研究对象在为人、处世和写作等方面的考察生发出来，多少有些随意和浮泛，但也自有意味，给我不少启发。如果再联系《文人的左与右》以及另外一些同类文字，看起来似乎就更有些意味了。

较之《苦路人影》，《文人的左与右》问世在七年前，从图书馆借出的这本书，照藏书界的收藏标准，或许只能勉强算八品了。封面已见污损，书中也有不少读者用铅笔画的标记线。可是从阅读量来看，这显然又是一本借阅次数较多的书，见出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仍以“文人”作观察视角，则《文人的左与右》对文人的考察、思索已是相当广泛和密集。看得出，作者对文人这一称谓的使用，并非止于一般习惯性常规性层面，而是的确有较明确的理性观察的意图，只不过此种观察借了随笔的形态，点到即止，不做纯理论的考辨罢了。

但即使是点到为止，由于作者拓出的考察背景之广阔，也就往往铺得开、看得准、点得深，令人信服。这方面，我以为《萧乾的左与右》就颇有代表性。它上来就对过去那种左右分明划分文化思潮和人物成分的方式表示质疑，提出了“杂色”的概念，接着便提及民国文人“选择的自主性”之特点，再由此一层一层分析萧乾“难以分类”的特点，读来很是受用。

作者注意到了萧乾“在各种文人的圈子里混过”，而又因为个性的坦诚和记者生涯的训练，就没有沾染“京派文人的高雅劲”，“他有立场，又宽怀大量，没有琐碎、无聊的那些毛病。他从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心是洞开的。这一点和巴金、冰心很像。中国的读书人最少的是这样的宽厚精神，萧乾大概是难得的一位”。

故而，孙郁将萧乾视为“介于京派趣味和左翼良知之间的”文人，“他理解京派的立场，知道自由书写的价值。但又深知左翼的正当性”。而到了“八十年代，在谈及艺术的基本问题时，他不像一些作家如丁玲那样在革命话语里陷得很深，反倒有沈从文、汪曾祺那样的温润了”。

在“左”与右之间，似乎真有一个被否定过千百次的开阔的中间地带，这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

说到“杂学”，孙郁另有一篇写汪曾祺的文章，标题就叫《汪曾祺的杂学》，试图解索汪氏文章“好的原因”，说来说去，水落石出的就是这所谓的“杂学”。试看这些温和的表述和轻轻的判断：“他同代的人写文章，都太端着架子，小说像小说，散文像散文，好像被职业化了。汪曾祺没有这些。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杂家，精于文字之趣，熟于杂学之道……”“他的阅读量不算太大，和黄裳那样的人比，好像简单得很。可是他读得精，也用心，民谣、俗语、笔记闲趣，都暗含在文字里，真是好玩极了。”“中国有些作家没有杂学，文字就过于简单。……汪曾祺是没有作家腔调的人，他比较自觉地从纷纭错杂的文本里找东西，互印在文字里，真的开笔不俗。”“从他的审美习惯看，应当是属于陈师曾那类的文人情调，和丰子恺的禅风略有差异。汪氏的入世与出世，都和佛家的境界不同，也就谈不上神秘的调子。他的文风是明儒气的，杂学自然也和那些旧文人相似。”既注意到了汪氏知识结构以及此种结构的成因，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也就差不多呼之欲出了，因为通过考察，他和被考察者一样看到了那知识结构的渊源——“文化的原态”。为此，也就不惮于再来一次轻轻的、也是重重的判断:“汪曾祺复活了一种文体。”

其实围绕这些考察，作者也还时时流露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比如：“风俗美是对士大夫文化无趣的历史的嘲弄。我们中国的旧文化最要命的东西是皇权的意识与儒家的说教，把本来丰富的人生弄得没有意思了。行文张扬，大话与空话过多，似乎要布道或显示什么。”而汪曾祺明白，“士大夫文化没有生命力的原因，是与人间烟火过远的缘故”。对此，我有一种深切的同感，当代文学之一大病症，似乎恰恰也是高蹈得过了头，结果就是让人亲近不起来。对此，木心先生似乎也曾给出过批评。民间以其最接地气，倒反而不去弄这些玄虚的东西，故而早就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之说。而我，也是素来喜欢荠菜花者流的。

写文人，话文人，自然是既有所尊崇，亦有所反思，目的之一，是想知道所谓“理想的文人”该是何等样的文人。我觉得孙郁写汪曾祺、张中行、曹聚仁乃至当代的董桥，也都有这样的一点动机在里面。

他赞赏曹聚仁“知人论世的敏锐”，以为此种敏锐“和迂腐的书生比，是多了精神上的力度的”。他拿来做例证的，是曹氏一段议论文人的话：“一成为文人，便不足观，也可以说，他们的光明面太闪眼了，他们的黑暗面更是阴森；所以诗人往往在历史上，几乎等于神仙，要是住在我们楼上，便是一个疯人。谁若把文人当作完人看待，那只能怪我们天真了。……我们说文坛掌故，虽有人如其文的说法，却也有人不如其文的事实；文人中虽有朱自清、叶绍钧这样恂恂儒者，但狡猾阴险的也并不少。文人气量之狭小，那是‘自古而然’的。”

那么，在孙郁眼里，哪些文人的哪些品质是今之文人应该具备的呢？

《未始有物》记张中行“沉迷于古代，回到过去”。原因只在于他对当代所谓“文化之争”，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对此，孙郁如此表述：“在思想的深处，他认为无论周扬也好，胡风也罢，那种理念是大同小异的，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如此做法，只是南辕北辙，“离人性的存在反而越来越远了”。

张中行欣赏儒家对待人生的态度，而对儒家的基本立场则表示怀疑。“可以说，儒家的精神，对他的意义不是天下、君臣层面的，是个体修身与审美的参照。儒家所讲的仁、智、勇，他都赞佩。不过度地偏激和冲动，靠理性支持自己，殊为重要。自己所欣赏的静谧的生活，就有古人的遗风。”

这样，张中行“把西洋的个人主义内涵与儒家的某些爱意融化在一起，远不失旧的血脉，近弗疏离个性传统，保持了东方式的智与勇”。这种智与勇，也还与他对庄子的阅读有关，最后就是在这样的综合中完成了他自己。

健朗文人之另一个范例，或许该是曹聚仁吧?孙郁写曹氏，尊崇的话语着实不少，譬如文章一开头就是：“现代报人中，文章最有学问家气质的，是曹聚仁先生。”随后又说：“在文字上，除周氏兄弟外，他大概是最有味道的。”在孙郁看来，曹氏也属于“杂家”，能把学识和美的感受融到一起，而学理上的激进一面又不妨碍他对诸种文化思潮秉持自由的态度，某些方面类似胡适和周作人，“不以个人的喜好而臧否他人，注重学理，心胸开阔，能跳出文化旋涡，远距离地打量人生……”

孙郁概括曹氏，一是“史家境界”，二是“自由精神”，颇为精当，而“中国文人，最缺少的，乃朗然的精神，曹聚仁给后人，做了这种示范”。

“曹聚仁以后，要谈香港的文人随笔，董桥是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这是《远看董桥》一文中的话，写于1998年，那正是董桥散文在内陆掀起一股小旋风之时。

那时我也在看董桥《这一代的事》，特别喜欢《星期天不按钮》《中年是下午茶》诸篇，那种轻松有趣的智慧很对我的胃口，所以当时还买了本浙江文艺版的《董桥散文》送给一位喜爱写作的老同学，但似乎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响。似乎说明对董桥散文，也的确存在不同的感应。

孙郁则认为“读董桥并不是件费劲的事情”，原因在于“他把学问浅显化、艺术化了”。而其对学术的观点“绝不武断，又无高傲的真言”，“对一些‘主义’和学派的理解，是很温和而又一语中的”。

他看到了董桥世界里最核心的东西“书趣”，看到了董桥“书话”与唐弢、阿英、孙犁甚至周作人之间的关联，更看到了董桥书话中的洋味儿，最后就是一种特别的启示：“中国的读书人，倘只会玩古董，而鲜知域外书林中事，总不能算及格的。看了董桥的书，便愈觉得文人知识结构更新的重要。”

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尤其对于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一隅而不知有世界更无论宇宙的自我满足论者，此种提醒的意义就更大。大陆当代散文，自然也包括读书随笔或书话，之所以陈陈相因，学二周而不像周，学孙犁汪曾祺而不能近孙犁汪曾祺，说近一点是没有旧学的根柢，说远一点就是缺少西学，特别是当代西学的浸淫。这方面，除了香港的董桥，台湾余光中的散文也该具有同样的启示。

在孙郁对文人的描摹中，萧乾、孙犁、汪曾祺、张中行、曹聚仁、董桥，都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作者所企望的某种理想文人质素，这自是无须讳言。与此相关，读《文人的左与右》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作者坦诚的自我面对，或曰自我审视与反思。这个文人的真正好传统，西方有卢梭为前驱，中国有鲁迅开鸿蒙，可惜中经激进思潮与商品经济之歪曲，此种自省传统屡次走样，最后竟至演变成了政治高压下的被动“改造”和经济大潮中的主动“堕落”，着实悲催。试看如今林林总总之“后现代”文人，主动也罢，被动也罢，看上去一个个都忙得脚不沾地，哪里还有闲工夫自省？

读孙郁《别一类的梦》《吞吞吐吐》，感觉就很不同，原因大概就是其中大段的自我省察令人有些坐不住。第一篇有对中国读书人不务实际而总是喜欢凌空蹈虚毛病的批评，不过此种批评首先从自我开始，先是回顾自己以文学史作为“远离现存世界”的选择，继而由“马马虎虎、不求甚解、逻辑混乱、似是而非”之国民性反思“自己也深深地染有此病”。他说：“翻看昨天写下的文字，空洞的和缥缈的内容，多于实在的东西，那根柢，还是未能过‘常识’这一关的。”《吞吞吐吐》是对一种不够健朗之写作态度的反省，然而也是从对自我的审视开始：“我至今不太敢像小说家或散文家那样从容地写作，因为知道心里有鬼，谈吐之中，多违心的言辞。既不血性，又无狂态。偶看到几位真人的写作，读那文章疏散出的豪放之气，便暗暗地企羡。像尼采那样自由地书写，在我而言，永远都是一个梦想。所以，细想一下自己，多少年来，像患了腿疾的病人，还没学会自由地走路。那些工作之余偶写的文字，不过蹒跚于小路上的足迹，和真的人生，是有些隔膜的。”

“中国早应该存有更朗健的文人，创造出别一类的别一声音。”这或许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核心吁求，可是，欲达致此一目的，需先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从自己开刀，只去要求他人，哪有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