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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的诞生与流散
来源:北京晚报 | 黄西蒙  2023年03月07日07:28
关键词:《永乐大典》

最近,《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正式上线,在一个名为“识典古籍”的网站上,可以自由浏览现存《永乐大典》的部分内容。这不仅有助于古籍知识的普及,更通过网络化与数据化的形式,将珍贵的历史典籍进行持久的保存与传播。

纵观中国古典文献史,最令人痛心的就是所谓的“十厄”,每到改朝换代或战乱之时,皇家与民间珍藏的古籍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毁灭之后重建,在重建之后又逢战火,循环往复,以至于越古老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越少。

从唐宋开始,许多文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通过编修大型丛书、类书来保存既有的文献。明朝永乐年间编修的《永乐大典》,就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类书之一。它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收纳了明朝之前大量珍贵的文献——文史哲之外,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与之前绝大多数古籍的命运一样,《永乐大典》的多数内容已经散佚,有的或许还隐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有的恐怕已在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包罗万象 便于检索

虽然《永乐大典》是在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完成的,但实际上,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编修大典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从可考的历史来看,最早提出编修大典的人,是当时号称“神童”、后来成为明代首位内阁首辅的才子解缙。据《明史》记载,有次他向朱元璋进言,表达了想修撰一部大型图书的想法:“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解缙的愿望是很美好的,他觉得朱元璋需要一部可以随时查阅的百科全书,记录天下万物信息的资料库,不论是上古圣贤,还是宋代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濂洛关闽”乃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理学代表人物的合称),其思想与学说都能被随意检阅。至于编修这部书的目标,则是让皇帝满意。这类百科全书的主要阅读者,并不是翰林学士,更不是寻常百姓,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类皇家读物,它深藏于宫中,颇有神秘色彩。朱元璋很明白解缙的心思,便让他着手去做,但出于种种原因,解缙的精力一直被其他事情占据,编修大典的事,也就暂时搁置了。

直到靖难之役后,朱棣登上皇位,改元永乐,才重新开启大典的编修工作。永乐元年,朱棣下旨,让解缙率领一个多达147人的团队,一起编修大典,而且要求很明确:“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简而言之,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且要以类书的形式来呈现。

《永乐大典》这种类书与后来清代的《四库全书》等丛书不同,类书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堆古籍资料放在一起,整理成套,而是根据一个关键字作为索引,从一些古籍里寻章摘句,将同类的信息放在一个名目之下,有点像今天搜索引擎里的关键字搜索。类书的好处,在于让读者可以更简便地查到想看的内容,还能保存很多珍贵的文献,一些被焚毁的古书,也可能因为有些章句被辑录在类书里,得以保存下来。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学者根据《永乐大典》等类书,辑佚出相对完整的古书。在古代,这门学问叫辑佚学,非常考验学者的知识储备。比如,早就失踪的《旧五代史》就是被清代史学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佚出来的,若非如此,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完整的《二十四史》了。

图文并茂 暗藏玄机

虽然类书便于读者阅读,但它对编修者的要求很高,不能简单地搞古籍的“排列组合”,而要真的能将自己掌握的资料融会贯通。解缙虽然学问很大,参与编修的人员很多,但当时朱棣刚即位,很多事情千头万绪,解缙又被很多事务牵扯了精力,初稿的编修工作并不顺利。或许是由于完工心切,短短一年后,解缙就上交了大典的初稿,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看后,并不满意。朱棣认为大典并不完备,便要求重修,还指派太子少师姚广孝与礼部尚书郑赐,协助解缙一同工作。他们三人组成了新的大典编修小组的领导班子,作为监修,共同负责。这一次,既有皇帝的严格要求和高度重视,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大典终于在永乐五年完成了。

朱棣看后,十分高兴,他为大典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其中历数古代文献之精华,从伏羲轩辕,讲到尧舜禹汤,又从周公孔圣,写到汉代儒学……很有一股“继往圣之绝学”的气魄。当然,朱棣主要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待这种“盛世著书”之事,而且越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越能满足他好大喜功的心理。而且,朱棣对这部书可以通过“韵”来查询内容的设置,也颇为得意:“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始于元年之秋,而成于六年之冬,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乐大典》。”

随意翻看《永乐大典》,都能发现不少隐秘的历史线索。比如,第3518卷的关键字是“门”,开篇就介绍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门”,以及颜真卿、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家笔下各种“门”的写法。换言之,《永乐大典》里不仅有文字资料,还有图,可谓图文并茂。在这一卷搜集的“门”里,有一个“秦磁石门”,就对传说中的阿房宫磁石门的史料,做了比较清晰的整理:“《太平寰宇记》:咸阳县有磁石门,在县东南一十五里,东西有阁道,即阿房宫之北门也。累磁石为之,着铁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过,羌胡以为神。《韦述西京记》:“秦阿房宫以磁石为门,怀刄(其他文献也作‘刃’)入者辄止之。”仅仅这一段话里,就有几部典籍的名字,《太平寰宇记》是宋代地理著作,可惜有一些内容散佚了,《韦述西京记》是唐代史学家韦述写的《两京新记》中“西京”长安的部分——“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相对,是隋唐文人眼中的两京,但此书多数内容已经散佚,部分内容记载于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到了《永乐大典》这里,再次得到记录,才算把这条史料保存下来了。

被遗忘 被焚毁

《永乐大典》一共22937卷,多达3.7亿字,十分可惜的是,保存至今的只有800卷。而在很久之前,《永乐大典》的多数内容,就已经下落不明了,成了古典文献史上的一大谜团。

大典编修完成后,就一直存放在南京的文渊阁,直到朱棣迁都北京,才将其运至北京皇宫中。朱棣如此热心修书,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永乐大典》呢?就目前的史料来看,朱棣和此后多位明朝皇帝,或许是出于事务繁忙,或许是没兴趣细看,总之,没有关于他们细读大典的记录,只有弘治帝朱祐樘为了寻求长生之道,才想起《永乐大典》,并从里面寻找医学方面的记载,给太医查看。

其实,在此之前,《永乐大典》被冷落与遗忘的命运已经开启了。1449年,也就是明正统十四年,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明朝强盛的国运,被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失败事件打破了,而在远离塞北的旧都南京,则遭遇了一场大火,文渊阁收藏的、包括编修《永乐大典》所需的原始资料在内的大量图书被焚毁。换言之,《永乐大典》成了“孤本”,它不能再消失了,否则前人的心血都白费了。

然而,《永乐大典》还是在嘉靖三十六年遭遇了一次坎坷:宫中大火差点烧到保存大典的地方。嘉靖帝终于意识到文献保存问题的严重性,便有了未雨绸缪的想法。他命令内阁首辅高拱带领一个重录团队,原封不动地将《永乐大典》誊写了一遍。由于嘉靖帝对这项工作要求很高,重录人员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让大典有了副本,是为“嘉靖本”。

消失的“正本”

后世能看到的《永乐大典》,基本上都是“嘉靖副本”,而永乐年间编修的“正本”,则在历史长河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对此,史学界最常见的两种说法,一个是“陪葬说”,一个是“皇史宬夹墙说”。古籍专家张忱石在很早之前就提出,嘉靖帝很喜欢《永乐大典》,而重录副本完成之时,正好与他驾崩时间差不多,不排除“正本”陪葬嘉靖帝的可能性。这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已经有“嘉靖副本”流传于世,就不担心它消失了,而皇帝在另一个世界,能有心爱的著作为伴,也未尝不可。但这一猜测的问题在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虽然看似合乎情理,但在嘉靖永陵被发掘之前,我们无法确知问题的答案。而现在的考古不可能去主动开挖帝陵,除非是特殊的“抢救性发掘”。因此,我们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恐怕都无法验证这一猜测的真实性。

还有一个可能性较大的答案,是史学家王仲荦给出的,他认为《永乐大典》可能藏在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皇史宬的夹墙里。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历史上的鲁壁藏书事件——秦始皇焚书时,孔子后代孔鲋为了保存儒家经典,就将《论语》《尚书》等书藏在孔子老宅的墙壁里,直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发现这批藏书,才使之重见天日,这也是“古文经”的由来,由此产生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由战国到秦汉的老儒凭借记忆、口耳相传的儒家经典,形成了“今文经学”)论争,持续了很久。这种古建筑墙壁中藏有什么古书、秘笈的“故事”,似乎不难引人联想,确实也很有“诱惑力”。但这种猜测的问题同样在于它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也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至于《永乐大典》的“嘉靖副本”,在明朝灭亡之前,倒是比较安全地存放在皇史宬里——这个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后来经过历代修缮,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明清易代时,皇史宬里的《永乐大典》,还是遗失了不少。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嘉靖副本”缺失得更多了,而清朝后期政治疲敝,宫中书籍不断被盗,甚至还有官吏监守自盗,以回家阅读的名义,将一册册的图书带到外面,或为私藏,或卖给商贩。到了清末,“嘉靖副本”的流失问题更加严重,或毁于战火,或被殖民者抢掠,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憾。如今,可以见到的“嘉靖副本”,大多收藏于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些藏于海外。而《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