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西班牙作家、记者罗莎·蒙特罗曾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95年出版的《女性小传》（Historias de Mujeres）是她的经典代表作，因其深刻的洞察力、独特的表达力，及极强的可读性，此后的近三十年曾多次修订再版。不断的重版与修订、增删也让《女性小传》这本书成了女性发声、社会变迁的见证。本文摘自该书2023年中文版，是蒙特罗观点最集中的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澎湃新闻经磨铁图书·大鱼读品授权发布。

两个世纪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质疑，为什么社会要在等级和职能方面如此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一些特别勇敢的女性甚至更早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法国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于1405年撰写的《妇女之城》（La Cité des Dames）。然而直到实证主义出现，诸神最终消亡，西方世界的居民才开始放弃自然秩序永恒不变的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向万事万物追问“为什么”。而即便遭遇诸多男性和女性的抵制，知识上的好奇心也必须包括关于妇女状况的、不计其数的“为什么”：为什么女性是异类的、边缘的、受奴役的？

直到今天，这些问题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等级制度是如何确立的，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否历来如此？关于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母系社会阶段，人们提出了各种假设，但没有任何一种假设得到充分证明。所谓无所不能的伟大女神们——比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描写的地中海白色女神，也许就并非处于人类的母系社会阶段，而不过是在两性平等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有各自的领域，而生育这一令人惊讶的能力使女性变得非常强大。正如我们今日所知，自史前阶段就存在的生育女神（如奥地利沃尔道夫的维纳斯雕像：肥胖、大肚子、可爱），以及后来各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如新石器时代强壮的女神石像），都反映着女性的生育能力。

恩格斯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源于财产私有化及家庭的出现。那时，人类放弃了游牧生活，定居于农业村庄。男人需要保证拥有自己的孩子，以便将财产传给后代，所以他们必须控制女性。但我斗胆猜测，也许是女性的生育能力令男性感到恐惧，尤其在进入农耕生活之后。此前，在漂泊不定的狩猎生活中，两性各自的价值有清晰的界定：女性负责生育、哺乳、抚养儿女，男性负责打猎及保卫家园。这两方面的功能在价值上是可以对等交换的，而且都是最根本的。然而在农业生活中，有什么非男性不可的特殊工作吗？女性可以跟他们一样照料土地，或者从一个神奇的角度来看，也许女人比男人照料得更好，毕竟繁衍生息是她们的国度，是她们所掌控的领域。没错，男人忌惮女人过于强大，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也许男性的控制欲就源于这种恐惧，以及体格上更加强壮的有利条件。

对女性能力的恐惧在人类文明早期的神话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创世故事中，一方面极力把女性定义为附属角色，另一方面却又赋予女性一种能力，让女性能够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其所处的次要位置。夏娃受到蛇的诱惑，令亚当和整个人类迷失。潘多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希腊神话中，她是宙斯创造的第一个女人，为了惩罚人类，神给了潘多拉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受到女性不可抑制的好奇心驱使，这个女人打开了盒子，把所有的不幸都放了出来。这两个重要的故事都把女性描述为一种脆弱、混乱、缺乏理性的生物。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好奇心是智慧的基本要素，在这些神话中，是女性有胆量去探寻更深层的东西，有热情去发现隐藏之物。此外，夏娃和潘多拉带到世界上的灾难是死亡、疾病和时间，而这些正是构成人自身的基本因素。因此事实上，这些传说认定了她们是人类的创造者，扮演着既美好又可怕的角色，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角色是伟大的。

莉莉丝（注：莉莉丝的形象最早出现于苏美尔神话，同时记载于犹太教的拉比文学，又称巴拉特或莉拉可）的故事则更加令人着迷。在犹太传说中，夏娃并非亚当的第一个女人，在她之前还有个莉莉丝。这位莉莉丝想和男人平起平坐，比如，她对被压在亚当的身下做爱感到愤怒，这种体位让她感到十分羞辱，她要求享受跟男人一样的权利。亚当利用自己身体力量的优势试图强迫她顺从，但莉莉丝最终抛弃了他。她是宇宙中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对那个时代的“大家长”上帝来说，这些并不过分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他最终把莉莉丝变成了一个弑婴的魔鬼，让她每天忍受杀死一百个孩子的痛苦，这种可怕的惩罚标志着男性对女性控制权力的逐步实现。也许在莉莉丝这个神话下隐藏着被遗忘的记忆：一个古老的、非性别主义的世界，女性与男性一样强大而独立的世界逐渐转变为新的男权秩序的世界。

总之，事实就是，女性在数千年中一直是二等公民，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南半球还是在北半球。按性别杀害婴儿的行为，在整个历史上都是非常普遍和惯常的做法（新生女婴作为无人愿意承受的负担而被杀害，而男婴则是被渴望的存在。从罗马到埃及，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国家还在或多或少公开这样做。）这一点让我们了解到女性被赋予的价值何其卑微，她们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不幸，她们是不被需要的人。

作为被18世纪、19世纪进步主义思想所影响的人类，我们倾向于相信今天自己生活的社会一定比昨天强，而明天一定比今天强，仿佛事物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不可抗拒地逐渐完善。从另一层面来讲，这是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观念，甚至不值得我们讨论。具体到女性问题上，我们通常认为女性已经一点一点地争取到了平等，而且在今天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但这并不完全正确。今日西方女性的状况似乎确实好于任何时候，但发展过程并非线性的：女性经历过享受更多自由的时代，但紧接着又会迎来倒退。某些时期，女性遭受的迫害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比如，15世纪以及16世纪初对女巫的滥杀，这也许就是对当时文艺复兴中涌现的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回应。在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成千上万的“巫师”遭到处决。因为“行巫术”而被活活烧死的罪犯中，85%是不同年龄的女性，甚至包括女童。在德国的一些村庄，每年有600多人遭到处决。在图卢兹，仅在一天内就有400名女性被投入火堆，有些作家甚至认为死亡人数高达百万。这些女性受到审判并被烧死，而其被指控的“罪名”有时荒诞不经（比如，跟魔鬼发生关系，吸食儿童的血），有时是因为协助其他妇女避孕、堕胎，或给予其缓解生育疼痛的药物。也就是说，因为她们表现了出对生命拥有控制权，拥有被禁止女性学习的医学知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独立。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公平、博爱思想的到来，少数男性和女性开始理解，平等要么为所有个体共享，要么谁都无法拥有。“没有任何人类成员能够真正拥有某种权利，除非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投票反对他人权利的人，不管他的宗教信仰、肤色或性别为何，都是在以这种方式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于 1790年在他题为《关于承认女性享有公民权利》的文章中写下的片段。这位令人敬仰的法国哲学家还参与了革命宪法的编纂。孔多塞是一位热情的女性主义者，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位敏锐的绅士开始揭露女性的状况。一开始，这些不抱有性别偏见的男性的言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必须受过教育才可能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那个时代的女性几乎完全缺乏教育。

随着大革命的热潮到来，整个法国开始出现女性俱乐部及联合会，并立刻遍及整个欧洲。当时也涌现了著名的女性革命家，比如，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和泰鲁瓦涅·德·梅丽古尔（Théroigne de Méricourt）。然而公平和自由的幻想并未持续多久，恐怖政策卷土重来，女性再次被禁锢于家中。1793年6月，泰鲁瓦涅受到一群“女市民”的袭击，被她们用石头砸中了头部。她虽然没死，但不幸精神失常，余生都在一家疯人院中度过。奥兰普则于1793年11月被送上了断头台，女性俱乐部被全面禁止。至于孔多塞，罗伯斯庇尔判处他死刑，这位哲学家选择在入狱的第一个晚上服毒自尽。

然而数十年后，到了19世纪中期，“女性问题”出现了，也就是说，女性第一次被理解为一个“社会问题”。这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它终结了传统的家庭生活。在此之前，家庭主妇依附于男人，但是肩负着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重担。她们做罐头、腌鱼，为家庭成员缝制衣服，照顾菜园和家畜，制作肥皂、蜡烛和鞋，学习草药，并负责照料全家的健康。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是活跃而重要的角色。然而工业革命逐渐剥夺了她们所有职能：肥皂可以在商店里购买；城市人口增长，菜园和家畜日益减少；健康开始由医生们照料。总而言之，女性在世界上失去了自身的位置。

此外，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达到一个顶峰。上帝奄奄一息，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已经不再是解读未知事物的绝对答案，整个宇宙需要被重新定义。女性成了“存在”之外的另一个未知，一个需要用科学术语来揭示的奥秘。19世纪末，人类相信智者的语言和学者的研究能够照亮并驱散现实中的所有迷雾。

因此，女性成为男性的研究对象。他们将女性与“正常人”进行比较，即与男性的价值和特质进行比较。达尔文说：“我们普遍承认，女性的直觉、感性以及模仿能力都比男性更加突出，但是这些才能中，至少有几项是属于低等族群的特点，因此，女性处于一种过时的文明以及不发达的状态中。”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女性被视为一种异常的、不得不忍受月经和疼痛折磨的病态生物。女性塑身衣这种不健康又折磨人的时尚可以扭曲人的肋骨，并引起子宫和肝脏的移位，增加女性窒息和晕厥的可能性，而在世界上缺少位置以及暗淡的生活前景又加剧了女性的沮丧和焦虑。正因如此，当时女性不但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生物，而且确实也是病态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着一场名为厌食症的“瘟疫”，患者饱受奇怪的慢性病折磨，甚至达到弗洛伊德所谓“歇斯底里”的程度。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典型女性：聪明、充满激情，却受制于社会环境。这个灵感很可能来自他的亲妹妹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一个敏感而富有创造力的女人。她热爱写作（她的日记不久前刚被出版），却无法像亨利一样上大学，得到必要的支持，以便全身心投入写作。爱丽丝就是一位慢性病患者，谜一样的病痛使她从19岁开始就成了废人，到43岁突发癌症时，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迎接死亡。

对于女性来说，那一定是非常痛苦而艰难的时代。底层社会的妇女因工厂16个小时的轮班制度而精疲力竭，还得承担生育和照顾家庭的任务，而中上层阶级的女性则被囚禁于金牢笼中。19世纪文学中的女主人公们都在诉说女性的悲剧，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庭长夫人》中的安娜·奥索雷斯，她们敏感、聪慧、有能力，却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她们试图通过浪漫的爱情逃离空虚，却又因触犯僵化、严厉的社会准则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除了个别例外，比如作家马克·吐温就一直是一位令人欣喜的女性主义者。那个时代，男性大都对女性持敌对态度，对女性的不理解也很普遍，所以很多女性开始选择独身，并同其他女性结成了终身伴侣的关系。在美国，这样的关系被称为“波士顿婚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士顿人》正讲述了这样一个女性世界。这种关系中并非必然存在女同性恋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活跃、独立、有知识、不愿意顺从社会禁锢的女性们之间的感情联结，以及面对生活时的互相帮扶。

尽管如此，最令人惊讶的是，事实证明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总是有女性有能力凌驾于困难之上。富于创造力的女性、女战士、女冒险家、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她们有足够的才智和勇气，以各种方式逃离那坟墓一般狭窄的宿命。当然，这样的人总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女性都屈从于世界强加于自身的桎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女性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了解并记得的案例。事实上，正如意大利女作家达契娅·马莱伊尼（Dacia Maraini）所说，女性一旦死去，就是永远的消亡，不但生命终结，也将被遗忘。历史学家、百科全书作者、学者、官方文化和公众记忆中的先驱历来都是男性，女性的行为和作品很少被记录于历史。今天，这种性别主义“遗忘症”终于开始改变。在学术和知识层面，重要性日益增强的女性的存在让情况开始趋于正常，并开辟出全新的研究领域，其中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女性，她们试图拨开重重迷雾，把我们的女性先辈重新挖掘出来。

有一些古代的女性完成了伟大的无名壮举，比如，在中国的湖南省，她们创造了一种秘密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只供女性使用的文字。这种叫作“女书”的秘密书写方式拥有2000个字，而且十分古老，至少已经有1000年历史，有些专家甚至认为有6000年历史。虽然时至今日只有寥寥几位耄耋老妪认识这种文字。据说，女书是一位中国皇帝的妃子发明的，如果真是这样，她是多么有才华，竟然有能力创造出整套书写系统！其目的在于能够跟同性朋友们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吐露怨言，抒发感受，而不必冒着被发现和被惩罚的危险。很多学习这种文字的妇女不会使用中国的官方文字——汉字，因为女性一向被拒在知识的大门外，而且被排挤到文化生活的边缘。所以，这种隐秘的“女书”赋予了她们书面沟通的能力，也形成了一种协同的力量，用以表达某种程度的反抗。在一个被保存下来的、有着千年历史的文本中写道：“我们应该从年轻时就建立姐妹情谊，并通过秘密的书写交流。”另一个文本补充道：“男人敢于走出家门面对外面的世界，但我们女人也跟他们一样勇敢，创造了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

英勇无畏却寂寂无名，是的，这就是过去千百万女性的写照。最新的学术理论也恰好证明，文学史上大部分匿名作品很可能都是出自女性之手。还有一种可能是女性写下作品之后，由她们的配偶或家庭中的其他男性，比如父亲、兄弟或儿子署名发表。西班牙女作家玛丽亚·马丁内斯·塞拉（María Martínez Sierra，1874—1974）便是如此。她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女议员，也是重要的剧作家，然而她的作品都是以丈夫格雷戈里奥的名义发表的。此外，前面已经说过，女性的作品总是容易佚散或被遗忘，比如希腊女诗人海伦撰写的史诗《特洛伊战争》就佚失了，而荷马正是从中得到灵感才写出了《伊利亚特》。总之，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所说，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充满想象力、野心勃勃又才华横溢的妹妹朱蒂丝·莎士比亚，她会有何遭遇？

另外，我们对于女性及其所作所为的记忆往往会染上性别主义价值观的色彩。比如，我们没有忘记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一世（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cus）的妻子麦瑟琳娜（Mesalina），因为她在历史上已经成了女人不忠的象征。还有著名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世人对于她的印象主要是能征善战，而且拥有众多情人。然而，这个从1762年到1796年掌控着帝国缰绳的女人，实际上是开明专制主义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她改革了俄国行政体制，编撰了第一部立法概要，与立陶宛和土耳其交战，取消了乌克兰的自治权。不仅如此，她还致力于保护艺术和文学，跟伏尔泰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创作剧本，并创办了周刊《万象》。这份杂志是专制主义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柱。她的确拥有不少情人，跟古往今来占绝对多数的无数男性独裁者一样。但是跟许多国王和皇帝不同，她懂得将情人们维持在纯粹的私密关系内，而不让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他们的影响。

总而言之，只要一个人向历史的背后稍稍探身，就会遇到令人惊讶的女人。她们浮现于“顺从”这个千篇一律的女性传统形象之下，正如潜水员在平静的海面下隐约窥见的海底财富，比如鱼类和珊瑚等意想不到的风景，其中就有女战士，也有离奇怪诞的人物。比如玛丽亚·佩雷斯（María Pérez），12世纪的一位卡斯蒂利亚女英雄，女扮男装与阿拉贡人战斗。她挑战外号“斗士”的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一世（Alfonso I el Batallador），与之决斗，不但战胜了他，而且收缴了他的武器。当人们发现她是个女人时，送她外号“女汉”，但这并没有阻碍她后来同一位王子结婚，为家庭放弃了征战。还有令人着迷的玛丽·里德（Mary Read），18世纪的英国女冒险家，也同样女扮男装，加入弗兰德斯步兵团成为一名士兵。数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她离开军队，结了婚，在布雷达开了一家小酒馆。但是在丈夫死后，她又穿上男装，加入了荷兰步兵，登上开往美洲的船舰，但这艘船被海盗俘获，于是，不肯屈服的玛丽·里德决定成为海盗。她度过了漫长的海盗生涯，这期间爱上了一名水手，并同他结了婚，直到1720年落入英国人手中。此后被关在牙买加监狱，并在狱中去世。

17岁的圣女贞德（Jeanne d'Arc）投身于法国军队时也穿着闪闪发光的男士盔甲。她在前线领导军队与英国人打仗，并屡屡重创敌军，直到19岁时被敌人俘虏，而后被活活烧死。17世纪末，另一位法国女性路易丝·布雷维尔（Louise Bréville）同样一身男装打扮，因为在决斗中杀死了另一名士兵而被驱逐出军队，之后，她被招募为水手，最终拿到了一艘三桅战舰的指挥权。25岁那年，她参加了对抗荷兰的海战，在一次接舷战中负伤，最终死去。

并非只有女战士会女扮男装，表现出一种男性的人格特征。在严厉苛刻的环境中，很多其他女性为了保护自己也不得不使用男性的身份作为庇护。比如著名的女性社会学家及思想家，加利西亚人康塞普西翁·阿雷纳尔（Concepción Arenal，1820—1893），为了能够学习法律课程，不得不化装成男人，因为女性是被禁止上大学的。19世纪初，在亨里塔·法贝尔（Henrietta Faber）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她女扮男装，在哈瓦那当一名医生，多年间平安无事。直到1820年她坠入爱河，想要结婚，不得不自揭女性身份，但立刻遭到逮捕。因为在古巴，女性被禁止学习或从事医疗工作，她受到审判，并被判处10年监禁。另外，使用男性笔名在19世纪的女作家中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比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乔治·桑（George Sand）、维克多·加塔拉（Víctor Catalá）和费尔南·卡瓦耶罗（Fernán Caballero）。

在很多个世纪中，女性可以求助的另一种更普遍，也更容易被社会接受的“女扮男装”就是宗教，也就是成为修女。去修道院往往被视为一种社会义务、一种幽禁和惩罚，但是对很多女性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借此摆脱男性监管的地方，在这里可以读书、写字、承担责任、享受权利，总而言之，可以发展一个事业。有的修女在知识水平和艺术才能方面出类拔萃，比如圣女特蕾莎（St. Theresa）、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还有霍恩伯格的女修道院长赫拉德·德·兰茨贝格（Herrade de Landsberg），她在12世纪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名为《愉悦的花园》（Hortus Deliciarum），配有非常精美的插图，被用作修女们的培训教材。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由女性编制的百科全书。她可以策划一部如此雄心勃勃的作品，这证明修道院为女性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

另一些修女充满激情和肉欲。比如17世纪的葡萄牙修女索尔·玛丽亚娜·阿尔克佛拉多（sor Mariana Alcoforado）很不幸，或者说很幸运地爱上了一位法国伯爵，并给他写了几封优美而炽烈的情书。然而，1669年，这位伯爵却厚颜无耻地在巴黎发表了这些信件，当然也因此，这些内容被保存了下来。还有一些修女是好斗的逃亡者，比如修女中尉卡塔丽娜·德·埃拉乌索（Catalina de Erauso）。她11岁的时候就从修道院逃走，打扮成男孩，成为见习水手，并化名阿隆索·迪亚兹加入了美洲的军队，成为士兵。另外，一些渴望独立的女性没有选择成为“好女人”，也就是修女，而是选择成为“坏女人”：高等妓女或情妇。从希腊才华横溢的交际花，到法国国王们的情人蒙特斯庞夫人（Montespan）或蓬帕杜尔夫人（Pompadour），她们都对公众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对于女性来说，除了修道院以及“安逸生活”之外，逃离男性监管的康庄大道只有一条，那就是成为遗孀。与执政相关的例子尤其如此：20世纪前，几乎所有掌握国家大权的女性背后都有一个死去的丈夫，有些情况下是死去的父亲，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或弟弟，使得她们成为其代表或摄政者，至少在执政初期必然如此，直至她们自身的权势得到稳固。看到这些从未接受过知识或政治培养的女性，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不但有能力抗争，夺取并掌握权力，而且常常成为才能卓越的统治者，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要了解这些女性所面对的困难，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这个可怜而勇敢的女人就是完美的例子。1599年，14岁的玛格丽特嫁给了菲利普三世（Felipe III），她来到西班牙宫廷时只会说德语。莱尔玛公爵担心国王脱离自己的控制，为了孤立初来乍到的玛格丽特，遣散了她所有的德国侍从，并用自己的西班牙亲信取而代之。可以想象这位少女所受的折磨：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宫廷中，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下，不但孤独，而且被禁锢，为王室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然而，7年之后，她具备了足够的语言能力和政治能力，与莱尔玛公爵正面交锋并将他起诉。后来，在国王的忏悔牧师路易斯·德·阿里亚加（Luis de Aliaga）教士的帮助下，她又试图控告乌塞达公爵，但这次失败了。27岁那年，玛格丽特在生下第八个儿子后死去，死因似乎是产后出现了并发症，而乌塞达公爵阻止医生为她治疗。这完全是一个女人的悲剧命运。

虽然环境恶劣，欧洲历史上仍出现过无数的莱昂诺尔、玛丽亚、伊萨贝尔、胡安娜、路易莎和玛格丽特，她们不但在某个时刻主宰各自民族的命运，而且往往表现了过人的英明和智慧。当然，世界上也有不那么慎重的女性，比如公元前9 世纪亚述帝国王后塞米拉米斯（Semiramis）。为了获得权力，她谋杀了丈夫尼诺斯（Ninus）国王（这是另一种成为遗孀的方式），并在执政的42年中建立了巴比伦城，征服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另一位果敢的女性是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公元前15世纪），因为没有“女法老”这一头衔，她自封法老，掌权超过20年，而且在这20年中颇有建树。她总是以男子的形象出现，而她的继子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即位以后，将她从法老名单中剔除了。

还有一些复仇的母亲。比如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2的女王托米莉斯（Tomiris），她的一个儿子被以残忍著称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杀害。当托米莉斯向居鲁士报仇时，不但砍断了他的脖子，还把他的头塞进了血桶，以满足自己的报复心。还有征服美洲时期的拉加伊塔纳（la Gaitana），她是哥伦比亚一个部落的女酋长。她的儿子因反对征服者阿尼亚斯科（Pedro de Añasco）提出的瓜分印第安人的主张而在其母亲面前被活活烧死。于是，拉加伊塔纳号召所有印第安人反抗阿尼亚斯科，最终战胜了他，并下令将他慢慢折磨致死。

也有因激情而盲目的女性统治者，比如西班牙的“疯女”胡安娜（Juana la Loca）。她带着丈夫“美男子”腓力一世（Felipe I el Hermoso）的尸体在整个西班牙巡游了3年。哈利卡纳苏斯女王阿尔特米西亚二世（Artemisa II，公元前 4世纪），在她深爱的摩索拉斯（Mausolus）去世之后下令修建了一座陵墓，成就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使用“摩索拉斯”这个词表示陵墓。这位伤心的遗孀还有一位前辈：阿尔特米西亚一世，也是哈利卡纳苏斯女王，不过比她早一个世纪。这位先人在感情方面可没有这么细腻：她爱上了达尔达诺（Dardano）。在求爱遭拒后，她下令挖出他的眼睛，然后自杀了。所有这些或强势，或残暴的女独裁者，她们的故事都表明女性也可以是邪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而是一种安慰，因为它再次肯定了女人具有全面的、完整的人性。我们跟任何人一样，既有能力成就出类拔萃的事业，也可以成为地狱深渊。要问所有的女人中哪一位最坏，这很难抉择。不过，正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是邪恶的象征，也存在一个经典而标志性的恶毒女人——“血腥的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巴托里（Elizabeth Bathory，1560—1614）。这位匈牙利寡妇认为只要用少女的血沐浴就可以留住青春。据说，她对600 多名农村少女施以酷刑，然后将她们逐个斩首，血流成河，最后罪行被揭发，巴托里被囚禁于她的城堡中。

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女人：举足轻重的女企业家，比如玛丽·布里扎德（Marie Brizard，18世纪）和妮可·克利科（Nicole Clicquot，19世纪），后者是一位寡妇，不但声名远扬，而且颇富传奇色彩；杰出的女科学家，比如意大利数学家玛丽亚·加埃塔纳·阿格内斯（María Gaetana Agnesi），于1748年发表了迄今为止所问世的最优秀的微分计算论文；还有满怀热情的女冒险家，比如征服者门西亚·卡尔德隆（Mencía Calderón），她于16世纪指挥了一次前往巴拉圭的远征。她们从事奇怪的工作，在18世纪的法国甚至还有一位女刽子手，她在从业数年后被揭穿了性别，因此被关进监狱，服刑10个月。

在被集体遗忘的平淡无奇之下，隐藏着传奇女性们五彩斑斓的风景，有些令人敬仰，有些却声名狼藉。但她们的共同点在于一种背叛、一种逃离、一种征服。她们背叛了社会寄予的期望，逃离了女性局限的命运，赢得了个人自由。必须注意到的是，数千年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为女性就意味着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甚至没有最基本的行动自由，比如独自上街或独自旅行。《讲述女性的生平》（Telling Women's Lives）一书的作者琳达·瓦格纳尔-马丁（Linda Wagner-Martin）曾写下这样的智慧之语：“女性必须克服巨大的障碍才能取得少许的成绩，而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她们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或纳尔逊·洛克菲勒相提并论。”然而，即便是在相同的背景下，每位女性的人生都是如此丰富、如此不同，正如所有人的人生。在深层次的本质上，男人和女人，我们拥有相同的人性。

……

为什么只谈论女性？正如前面提到，这是缘于打破平静的水面，从深海中打捞出无数令人惊奇的生物所带来的那种感觉。此外，阅读女性的传记和日记，你会发现，原本无可置疑的社会观点突然充满疑问，仿佛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所构成的现实生活和日常生活偏离了官方生活的航线，而文献中的记录则带着深深的偏见。以年长的女人与年轻男人之间的爱情这个主题为例：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丑闻，在很大程度上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这都被视为一种完全偏离正常的特例。然而，无须过深潜入那些女性先辈的生活，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之多令人惊讶。

只需举出几个例子。我们记得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第二任丈夫是马科斯·马洛文（Max Mallowan），一位比她年轻15岁的考古学家，他们共同生活了45年，直到她去世。乔治·艾略特在61岁时跟约翰·科洛斯（John Cross）结婚，后者小她20岁。乔治·桑跟比她小14岁的雕刻家亚历山大·芒索（Alexandre Manceau）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持续了15年，直到这个男人去世。几年后，她61岁时，又跟40岁的画家查尔斯·马查尔（Charles Marchal）展开了一段短暂而热烈的性关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保护人奥托琳·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在50岁出头的时候享受了一段最美好、最热烈的爱情：她爱上了一位20岁的园丁，并称呼他为“老虎”。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与记者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维持了一段长达7年的爱情，他比她小很多，而且他并非唯一一个比她小的情人。还有著名的居里夫人，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与科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有过一段不符合常情的恋情——他虽然只比她小6岁，却是已婚人士，这一点使丑闻升级。甚至循规蹈矩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妻子，也有一个比她小12岁的情人米勒（Miller）。那是她生命中最大的秘密，他们是如此相互依恋，34年间，米勒每天给埃莉诺写一封信。

我想说的是，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在数千年中往往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正如与年轻男性的恋情总是被隐藏，或者“女书”这种秘密的语言那样，而且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忘却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远远超越了偏见和刻板印象，她们虽被禁锢于社会枷锁之中，生命却绚丽丰富。总之，我希望通过本书向这片黑暗投下匆匆一瞥，因为它们还未被写入历史的历史。要抢救这些记忆，只能竖起耳朵，倾听女性的窃窃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