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泽尔与马提尼克岛
飞机靠近马提尼克岛那一刻，我想起熟悉的感悟：按文学作品寻找现实往往是要失望的。小泉八云在游记《在法属西印度的两年》开篇写，乘船前往加勒比海途中，一位瓜德罗普老人坚称这里的海水发绿，算不上蓝色，作家看不出区别，是因为他还没见到真正的热带蓝。于是真正的“热带蓝”成了我的期待。
2018年3月初，我到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法国海外大区马提尼克岛搜集诗人、剧作家艾梅·塞泽尔的资料。可惜到达当日，首府法兰西堡天色不佳，大海灰沉沉的，说蓝都很勉强。想象中的“热带蓝”就这样落了空。
文学与一方水土的关系复杂。文字展现出记忆淬炼后现实、想象与情感的结晶，要在旅行中偶遇这种巧合实在需要些运气。文字将复杂的体验注入土地的肌理，它因而可以成就一座城：乔伊斯的都柏林、昆德拉的布拉格，当然还有巴黎，无数人的巴黎——雨果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海明威的巴黎。但文字也可以遮蔽一座城，因为覆盖在杂乱现实上的想象空间总是片面、主观的。
小安的列斯群岛被许多人书写：17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殖民者看到一片自然丰茂的野性之土，它在17、18世纪的文学想象中不断发酵，与人间天堂的原型融合，就好像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笔下的毛里求斯岛，成为忘却忧愁、返璞归真的世外桃源。19世纪岛上的欧洲侨民后代追随浪漫主义与帕纳斯派的步伐，让热带岛屿化作永恒的乡愁。他们大多年纪轻轻便回到法国本土，将法属安的列斯视为记忆深处永远的温柔之乡。
20世纪初，圣琼佩斯在《颂歌》中以全新的诗歌让故乡瓜德罗普岛与童年融为一体，乃至成为关于童年的神话。但被书写的群岛却也充满沉默。我们不知道殖民者到来前阿拉瓦克人或加勒比人如何描写这片土地，不知道背井离乡被贩卖至此的非洲黑奴如何理解这片土地，不知道法国异国情调文学里“无忧无虑的混血少女”如何看待自己的故乡。这些无法填补的沉默、这些空缺的视角构成了马提尼克文学的另一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20世纪无疑是剧变的时代。圣琼佩斯已经展现出更为本土的视角。而国际范围内左派思想的兴起、对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批判、黑人种族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觉醒，都加剧了这种文化自觉。在这样的背景下，艾梅·塞泽尔开始了他的创作——他成为奠基人，将属于另一个群体的历史与生活经验融入海岛的山林草木中。
然而，仅在岛上停留数日，很难超越游客的目光，触及作家所写的真实。法兰西堡的游客就像海潮，从停在城市南部海边的游轮一波波涌向沙滩，再顺着垂直于海岸的街道慢慢渗入琳琅满目的商店与餐馆中去。但这潮水不会无限延伸，它走过紧邻海岸的平坦街区，在触及丘陵的居民区时耗尽力气，随着发暗的天色回落，退回游轮中去。
不过也不算全无收获。总有某个时刻，眼前所见会与塞泽尔的诗歌重合。圣路易堡是17世纪末法国人建成的军事要塞，几乎见证了马提尼克岛三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战役，现在依然是法国海军驻地。参观圣路易堡的路上有两棵大树，枝上挂满发黄的豆荚，逆着光就像一弯弯黑色月牙，随风飘动，发出“沙沙”的响声。于是塞泽尔《挽歌》里的句子骤然浮现眼前：“凤凰木巨大漆黑的军刀，黄昏是一串钥匙不停作响”“山扁豆漂亮的黑色圆环是极高傲的/混血姑娘脖颈在断头台下微微颤抖”。塞诗的意象总是美丽又残酷，带着毁灭的决然：那是马提尼克岛三百多年历史中殖民征伐、奴隶贸易、种植园统治的表征，也是压抑到极致希求革新的渴望。所以塞泽尔的作品往往带着悲剧式的英雄主义。火红的凤凰树是反抗者额头伤口上新鲜的血，也是全新的火焰，在沸腾中等待新生。
克里奥尔性运动的倡导者，马提尼克作家帕特里克·夏莫瓦佐对塞泽尔有过非常有趣的评价：“对土生土长的马提尼克人来说，塞泽尔实在是个异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岛屿能诞生这么伟大的作家。”以塞泽尔为代表的一代作家是马提尼克现代文学的基因突变，在温柔、甜美、梦幻的标签旁添上了磅礴、暴烈、疯癫的关键词。
半个世纪过去，这些伟大的抗争似乎已成历史。法兰西堡回归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到达当天，我问租住公寓的房东要到了去省档案馆的公交线路。离开海边的开阔地，公交车在一座又一座圆头矮山间穿行。在车上，我逐渐意识到为什么塞泽尔要在长诗《还乡笔记》里将矮丘作为马提尼克人的象征。在这里，矮丘不仅是一种地貌，也是重要的坐标。不少车站都以各个矮丘的名字命名，它们自然分割出城市中的不同区域，串联起生活的不同功能。不过，第一趟出行并不顺利。公交车停得随性，有人打招呼便直接停下。“社恐”的我原本在站台数好了下车前的站数，现在又全不作数了。从手机地图上看，我下车的地方离档案馆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极目所至只有层叠的山丘和车道。我尴尬地向身边刚下车的女士求助。对方的热情出乎意料。她竟一路陪我坐车返程，重新买了另一路车票，又把我领到站台，对即将发车的公交司机大声叮嘱，让对方一定要在到站时告诉我。我对她感谢再三，她摆摆手，爽快地走下车去，却又折返回来，再次交代司机务必上心。或许是她的声音过于洪亮，快到站时，几乎全车人都开始提醒我“要下车了”“就是下一站”“千万别错过”。
低矮小山丘的法语词是morne，这是安的列斯的特殊用法。1939年，塞泽尔在首篇长诗中选择这个意象，不仅因为它在岛上随处可见，还因为这个词在法语里还有个更常用的含义：作为形容词，它也有阴沉、忧郁、乏味之意。二十多岁的青年塞泽尔，不满于小岛文化经济闭塞的现状，将这种多义性作为批判的武器。圆矮的山丘是高大火山的反面，是麻木、卑微、死气沉沉的象征。他不惜笔墨描写小岛生活每个丑陋的角落，希望唤醒那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历史底色厚重的文字，一个常见的讨论是它们是否会“过时”？当宏大的历史语境成为过去，当morne重新变回中性的“小山”，而这里的人们也并不比别处更冷漠，塞泽尔的创作如何延续它的生命力？语言层面上，塞泽尔用法语写作，法国先锋文学，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文学在美学理念上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但若是要梳理他创作的沿袭脉络，拉丁美洲文学，更确切说是加勒比海地区文学（无论是法语、英语还是西语）则是重要参照——它们有着相似的社会现实与相近的历史轨迹，也都将目光转向本土经验与文化寻根，在现代文明中追寻着自身的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加勒比海岛现实的文学正在逐渐积累它的财富。塞泽尔在《岛之言》一诗中写道：“海岛在海洋边缘与土地的背脊上用海藻与海鸟的密语交谈”。另一位加勒比海的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则把大海比作结巴的风帆。我们从这些诗句中看出关于海岛的生活经验如何成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并在它的即时诗歌语境中获得独特的含义。
这便是塞泽尔的“神奇武器”——这是诗人继《还乡笔记》后首部诗集的标题（Les Armes miraculeuses）。它重拾文学与战争的古老比喻，将诗歌视作能在现实世界引发“神迹”的利器。或许，所谓奇迹便是让一座岛无限向语言开放，让岛上的一草一木重新成为语言素材，随时可以在书写中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与意义。
离开的时候我坐机场大巴，但是每一班都不准时。等候点多是茫然的脸庞，新来的巴士塞不下旅客的焦躁。机场只开了一个安检口，无论几点登机的人都排进同一条队伍。不时有人以误机为由申请插队，答复总是相似：我的飞机比你早一小时，但我也排在这里。于是四周表面沉着的游客也露出安心的笑容。无论来自哪个时区，人们都被拖入这场悬而未决的等待中，就像这座面貌尚不分明的加勒比海岛，在被打乱的时序里等待着文字赋予的全新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