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对事物的认识通常是靠感官，比如草莓，百分之九十的信息靠眼睛和舌头获得，红不红？甜不甜？剩下的百分之十，可能会交给鼻子。这很像婴儿，不管拿到什么东西都先塞嘴里尝一尝。不得不说，这个娘胎里与生俱来的优良习惯，我至今还保持得比较好。

习惯这样的操作后，我发现自己文章里常用的形容词大多是跟感官有关的，长或短，冷或暖，香或臭，甜或酸……当然也有更细致一点的，比如《木楼梯与高跟鞋》里，高跟鞋踩在木楼梯上发出优雅的笃笃声，“是莫扎特歌剧《魔笛》序曲那种节奏，高傲的，神秘的，与木楼梯这个天然的大音箱产生共振”。

我对城市的认识，就是通过我人生轨迹上无数个感官体验拼凑起来的。之所以单说城市，是因为我的人生轨迹上就没有乡村二字；出生于四线小城市潮州，到深圳特区读大学，又到一线大城市广州工作至今。农村对我来说就是度假的地方，或是春节走亲戚的地方，以至于对金色稻田的想象，都离不开城市里的剧场。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一个严重缺乏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乡村的渴望可以造作到什么程度。有一阵我热衷于收集各种大自然的“遗物”，被秋天抛弃而冬天不愿意收留的松果，被采伐工人判定为无用边角料的细竹子……都在我的工作室安了家。我企图借助这些实物丰满我对乡村的想象，后来经过多次尝试，我终于很明确给自己下了定论：体验是不可替代的，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写好乡土文学。

幸运的是，我勉强尚在“青年”之列，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为时未晚。更幸运的是，即便没有乡土作为对照，我的城市观也不是平面的，从四线小城市到一线大城市这一路的种种感官认识，构建了我眼中立体的、多维的城市观。

比如说，对时间的感知。

在小城潮州，时间是可以被看见的，如早市活蹦乱跳的鱼虾，被蒸汽顶着跳舞的铜壶盖，刚开始泡颜色很深的工夫茶。到了中午，热气腾腾的粿条汤上堆满牛杂，或者是肉丸，当然还得有几片绿色的菜叶子点缀。都是随意烫一下就捞上来的，肉可能带着红，绿叶还清脆，正好配颜色已淡的工夫茶。傍晚的户外属于降价甩卖的海鲜，屋内则属于摆满桌子的晚餐和聒噪的电视。到了凌晨，一切交给人头涌动的消夜档……时间就跟挂在墙上的钟一样，每一步都走得清清楚楚，看得见，吃得着。

在大城市里，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知不觉就溜走了。下班时间不太确定，吃饭时间也不太确定，有时候忙着忙着一抬头天都黑了，才惊觉自己还没吃晚饭。时间不是像钟表那样“走”的，而是“飞”的，“时光飞逝”这类词就是为大城市量身定做。

城市里的时间飞哪儿去了呢？很可笑，它抢了“公里”“千米”的饭碗，成了一个单位，一个拿来衡量距离的单位。

——你上班远吗？

——还行，有地铁，四十多分钟就能到。如果搭公交就远了，两个小时都不一定到得了。

发现没有？以时间为单位的“距离”是不确定的，因不同交通工具而异。这对一个凭感觉活着的人来说十分不友好，所有判断都可能是错的。初到大城市的我每次外出都战战兢兢，即便如此还经常会有诸如错过车、提前太多到达这样的事发生。为了适应大城市动辄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超长距离，我不得不额外付出我生命中许多个无辜的“小时”。

后来我选定地铁为主要出行方式，不为别的，只因它在时间上最好把握。一条深入地下的长长轨道像尺子一样准确度量时间，让我在大城市里拥有了难得的时间掌控权，有一种回到小城市的错觉。

我搭乘地铁上班、下班，几年后终于发现自己的理解还是过于保守。它不仅是好掌控的问题，还友好地给我提供了“额外”的时间。就像游戏里的隐藏关卡，属于每一个洞悉地铁秘密的人。发现这个秘密源于我开始在地铁上观察、写作。

在地铁上观察并不乏味，哪怕这个线路你坐过无数次，哪怕你每次进的都是固定的那节车厢，一切也都崭新而陌生。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地铁上完成的，在随便哪节车厢都能轻易找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一个个陌生人的故事在拥挤摇晃的车厢里成型，最后变成铅字。是的，当我不把通勤时间排斥在工作生活之外，我便解锁了“隐藏关卡”，到达了地铁赠予我的另一层空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地铁的这种“恩惠”实际上是一种弥补。看看地铁站点规划图，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城市扩张的主力大将，它延伸到哪儿，城市就扩张到哪儿，先把你需要的通勤距离拉大，然后再给你点补偿和安慰。

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开始开车上下班了。旁观者清。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给人的感官体验是迥异的，我开始把精力用于挖掘城市道路的秘密：堵的，不堵的；摄像头多的，摄像头少的；平整的，崎岖的……久了我就发现即便同一条路在不同时间点也是不一样的，能看到落日的，能赶上网红餐厅门口还有车位的，能刚好看到放学的娃飞扑进家长怀里的……。开车没有办法写作，即便有什么灵感，等下了车可能记得，也可能不记得。这样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都在观察城市的喜怒哀乐上了。有时不惜绕远路，只因为那条路可以经过一棵姿态很特别的树，那棵树让我想起诗和远方。

如果说地铁上额外的时间是地铁的馈赠，那这算是我自己向城市道路讨要的福利吧。汽车带我跨越更长的距离，也让我看清楚城市的光鲜本就是靠距离撑起来的。从人与人之间，到房子与房子之间，新区与旧区之间，最终扩展到日与夜之间。距离成就了城市的光鲜，也带来了城市的焦虑。烦躁急促的喇叭声、车子相撞之后的争吵声、强行穿插惹来的咒骂声、协管员的哨子声，都是大城市独有的焦虑。

大城市太大了，不仅大，还一直在生长。

没错，城市与农作物一样是生长着的，对比几十年前的城区图和现在的城区图，一目了然。不同的是它的生长倚仗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经济或者其他社会学范畴的规律，对大多数人来说存在认知门槛。你没有办法像种一株番茄一样知道它会怎么长叶开花结果，也没有办法像买海鲜一样拿在手里掂几下就知道哪只的肉更结实，农村经验与小城市经验在大城市里都不适用，几乎是开盲盒式的生长。城市里的种种焦虑就是这种盲盒式的生长造成的，比如人与人之间因距离造成的交流障碍，比如过长的通勤时间带来的不幸福感，比如住在蜗居、“鸽子笼”的局促感……

我用不太擅长理性思考的脑袋揣度：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汽车。

连我这样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农田是人种出来的，但农田从不侵占人住的房子，也不大可能侵占人走的路。汽车可不像农田那么老实，它也是人造出来的，却肆意挤压人的生活空间，把原本可以成为市集的街道压缩成边上一条细长的人行道，把原本可以拿来踢球的广场变成汽车过夜的家……城市的主人早就不是人了，是汽车。

人不反抗吗？不反抗。相反，大多数人乐此不疲当起车子的奴隶，背上债也要买，一为便捷，二为舒适。也有人是为车头上虽小但从不会被人忽略的LOGO。我也开车，也当车奴，即便我知道它就是个阴谋也逃脱不开。汽车本质上与地铁一样，都是与城市的生长“勾结”在一起的；不同的是，地铁还知道伪装，是“地下交易”，汽车的侵占就赤裸裸在大太阳底下进行，没人逃脱得掉。

何况城市的生长也跟人的生长一样，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心脏是心脏。每一处都有明确的等级之分，住在CBD心脏位置与住在脚指甲位置，能一样吗？还是得靠车，每个人都想通过缩短交通时间来拉近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我断定汽车的野心不会止步于大城市，迟早会入侵二三线城市。

还是低估了它。

当我看到潮州居然在“堵城”排行榜上居高不下时，才惊觉汽车的魔爪竟已伸到四线小城市去了。此后每次回乡，我都忍不住观察这些车都是哪来的。节假日什么车牌都有，平日里塞在路上的，几乎都是粤U，本地车。本地人要开车做什么？城区就那么大，印象中踩个单车就能绕全城。现在可好，狭小的城区道路，密密麻麻挤满寸步难行的小汽车。

有一次，我跟潮州的旧同学约吃饭，就在旧城区。我是走路去的，迟迟不见那位同学赴约，一问，果然塞在了路上，也就两三公里，我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我问她怎么不开摩托车？她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说她已经好久不开摩托车了。

小城还是我以前熟悉的小城，狭窄的道路两旁摆满小摊，各种熟悉的美食冒着热气；小城又不是我以前生活的那个小城了，已经被汽车攻陷，小摊挤在路边汽车与汽车的夹缝间，从摊前路过的汽车多于行人。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家乡的人们何以这么轻易沦陷，明明走路可达的距离却非要开车，莫非小城市的人流行用这样的方式来拉近与大城市的距离？

大概这就是大城市与小城市在时空之间的博弈吧，大城市羡慕小城市运筹帷幄的便捷却不断在开拓新疆域，小城市羡慕大城市无边的浩瀚却又将双腿牢牢拴在舒适区里。

一个特殊的“围城”。

我大学之后就留在大城市，不好说属于“围城”里还是外。小城离我渐远，大城尚属陌生。我的大城市体验是有缺陷的，地铁也好，汽车也好，在交通工具上的感官体验始终像看装在袋子里的东西，隔着一层透明塑料膜。

意识到这一点，得感谢“五条人乐队”。

我的工作室在广州大学城。这是一个岛，是“高校+高新科技区+村落+荒山野岭”的神奇组合，自带诞生传奇故事的体质。我在这里好些年了，小说写了上百万字，却没有一个字是从这个岛上生长出来的，更别说传奇。听说五条人乐队的仁科和阿茂也曾经在这岛上的穗石村住着，我天天开车从这个村子口路过，却是从手机上“听说”这个消息。仁科的生活轨迹跟我有点雷同，都是从海边小城来到广州，不同的是他用脚丈量了这两者的区别，我没有。

用脚丈量脚下的土地似乎是艺术家的本能，城市以它庞大复杂的身躯嘲笑这种本能。唯一对这种本能保持友好的是城中村，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存在。

广州有很多城中村。它们是城市一口吞下又嚼不烂的食物残渣，通常以破破烂烂的姿态存在。仁科和阿茂大概从这里得到了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最佳过渡，从一个界限模糊的地方开始深度体验这座大城市。他们穿着人字拖在村里晃悠，手里拎着塑料袋装的三无食品，他们看到“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看到“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他们悠闲地在农村找猪，又在城市里找猪，经过梦幻丽莎发廊，跟广东姑娘跳舞，看阿珍爱上了阿强…… 他们的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接地气”三个字需要许许多多真切的、独家的感官生活体验来支撑。他们的体验全都融进了气质里，抹不掉的。很明显他们掌握了一种独辟蹊径的时空魔法，足以应对眼前百变的城市。

目前我对城市的最新理解是一个树形的雕塑。它不像一棵真的树那样逐渐变换大小和形状，你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变化。一旦变化都是毁灭性的，一下是石头的，一下是石膏的，一下又是什么新型材料的，即便一直保持一棵树的形状，也绝不会是原来的那棵树。

不确定性正是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

又爱，又恨，这才是城市。

现在的我更乐于在城市的不确定中去寻找确定的东西。这些确定的东西是不分乡村或城市的。比如，求生的本能，对安全感的渴望，再怎么被生活挤压都无法完全抹灭的善，不经意间流露的共情，即便在超市买菜也渴望搭根葱的那种人情味，在喧闹的KTV都无法掩饰的孤独，还有自原始社会就留传下来的生存智慧、草根策略等等。它们就像是人从娘胎带来的种子，不管是扔在泥土里还是钢筋水泥里，都有机会生根发芽。只是在城市璀璨的灯光下它们可能藏匿得更深，更难挖掘，需要一台更先进、功能更强大、能迅速适应各种变化的挖掘机。

城市文学就是那台挖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