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与城市文学：想象与遮蔽
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等的“市民小说”为代表的“咖啡馆里青年男女的浪漫史，亭子间里失业知识分子的悲哀牢骚，公园里林荫下长椅子上的绵绵情话”① 的“消费”都市，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中国“城市文学”最初的现代面容；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上海”聚起四方文化研究，重新掀起对城市文学的探寻热潮……若将城市文学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中考察，其隐约若现的面容，实际上还有另一脉络。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基石之一，曾一度被简化为现代化并遮盖现代化中的其他意义，形成“生产性城市”的想象：从茅盾《子夜》式的左翼城市文学，到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工业题材创作，工业化在这些文学书写中，频频成为城市想象的中心。在“消费”与“生产”的此消彼长中，工业与城市文学的关系也在不停变化。
近几年，城市文学中的不少作品重新将目光聚焦到工业这一领域，围绕工厂与人，续写有关工业与城市的故事：“消费”与“生产”交织在城市的面目中，显出了不同的工业书写及与此相关的城市想象。其中，既有延续传统“工业题材”路线的新作，也有关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城市想象，更有关于上海与工业的新书写——由北向南，这些作者在更多的时候被分散在不同的文学讨论脉络中评说解读，但从工业角度聚而谈之，却可能对厘清城市文学这一面向的情况有所助益。
一、工厂与城市空间变迁
西方经典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经常被谈及。作为见证法国十九世纪城市化进程的一员，巴尔扎克关于巴黎书写的抱负是“把一座城市变成一部小说……把巴黎视为有生命的组织的景象来描写”②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城市空间直接参与城市的社会运作，使一座城市得以充满故事性。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谈及工业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也常能见到工厂作为工业的具象，直接影响城市空间乃至城市面目，因而在不少城市文学中成为城市想象的重要部分。
肇始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工业题材”固然在很长时期内，以城市的生产性覆盖了现代文学时期城市的消费性，但工厂作为城市空间的景观与有机组织，同样成为书写城市“力与美”的源泉。作为工业题材作家而在新世纪被频频提及的李铁，其最新的长篇小说《锦绣》，是一部雄心勃勃、欲求书写新中国工业史的创作。正因如此，这一攀缘于工业题材的小说，在某些方面确乎带有典型工业题材的城市书写特色。《锦绣》中的《家园》《山河》《前程》三卷分别对应新中国成立初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阵痛期、新世纪发展期等，这些政治、经济的重要时点。若抛开重工业题材选材，这一自草明《乘风破浪》、周立波《铁水奔流》、艾芜《百炼成钢》等“十七年文学”中与当时国家重工业发展倾向相一致的关注领域，而从城市空间的角度观察，却能得出一些较为有趣的结论。
在《锦绣》中，不同时代城市面貌的变迁，与工厂结合甚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锦绣金属冶炼厂，“当时这个厂子就是一片废墟，厂房老旧，炼炉趴窝。新中国接管它，几乎就是在废墟上再建一座厂”。“五年后，当人们在古河两岸走，或者站在高处往古河两岸望，确实冒出了大大小小近百家工厂，确实烟囱林立，厂房成排，很有大工业的气势。”（《家园》）这番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的工厂景象，待到九十年代阵痛期，却又是一番破落转变：“河边的老厂房和高高矮矮的烟囱都还耸立着，只是与一些新景物相比，显得破败老旧了。”（《山河》）而到了第三部分《前程》，这些衰败破旧似乎进入新一阶段的整饬与秩序：“现在的景致则是绿水青山衬托下的新型企业。新在哪儿？从外观看，厂房的高矮、排列和颜色更规范和整洁了，一排排一行行远望犹如梯田。烟囱少了，剩下屈指可数的烟囱冒出的是经过脱硫处理的白烟。”“兴建—破败—重振”，是以工厂为前景的城市景观变迁的线索，与各个时期东北工业经济历程的同声共气使李铁组织整部小说的内在动机隐隐显露。
跳脱出“工业题材”，同样关注九十年代阵痛期的班宇、双雪涛的东北叙事则恰好与李铁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班宇二〇一八年的短篇小说《空中道路》在那个工厂仍像乌托邦一样罩住所有人的时代，在一次缆车悬停于上空的短暂事故中，吊车工李承杰规划立体城市的畅想，让我们得以窥见那座以工厂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分布：“比方说你从重工街出发……一路上能经过红光电影院、劳动公园、露天游泳池，能看见挂着的广告牌，上面画着巩俐，《古今大战秦俑情》……”同样都是以工厂为中心的城市空间，《空中道路》的聚焦点显然比《锦绣》更贴近城市诸如电影院、公园、游泳池、电影广告等“消费”空间，而非厂房、烟囱等“生产”空间。
固然，在《锦绣》中，以锦绣厂这样的工厂为中心，也有一系列的城市新建筑由此而起：“俱乐部是新建起来的，地点就是原来那一片荒草地。它外形庄重漂亮，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朱栏玉砌。”（《家园》）不过，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工业城市的空间构设是与前工业时期的农村紧密衔接的：《家园》中家属区院子里，家家户户都种着庄稼；《山河》中对于工厂边缘无主地的开垦——前述以厂房、烟囱等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间与前工业色彩的私人领域空间并存，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作物种植，比起“消费”，“生产”意味都更浓重。直到李铁的《前程》中，这些私领域才终于离开了与工厂绑定甚紧的范围，进入市场化的小区：院子里所栽种的不再是农作物，而以花草等观赏性的绿植居多。
不过，除去隐藏的“消费性”，班宇等人的城市空间书写的重点更多是世纪末的东北城市。抬眼望去，灰尘很大的城市社区“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空中道路》）。九十年代的破败工厂与车间，连同这些衰败的工人社区瓦解过程中的混乱，成为“下岗”这一与工厂息息相关的九十年代历史事件在城市空间的投射。他们关注的不再是那些高高的、与效益好坏相关的烟囱，而是那些隐没在时代洪流与厂区动迁之中的日常和人生。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厂区、平房相连的城市空间的变动，如同“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李斐》）。红旗广场雕塑的拆除、平房的动迁带来的不仅是市容市貌的改变，更是熟悉的工人社区由此七零八落。如果说李铁笔下的工厂所参与的是国家层面的城市工业化想象，班宇、双雪涛等人的工厂则更多关涉时代变动深入城市日常的肌理。
同样有着这类历史记忆的蔡骏，在近作长篇小说《春夜》中对于城市空间的书写则又有不同。当然，春申机械厂，也曾有过“这座工厂是个钢铁堡垒，蒸汽白烟翻涌，仿佛《雾都孤儿》或《远大前程》时代”的面目，但工厂与大上海的空间与记忆的起点则比上述东北经验要更前。如果说李铁百废待兴的工厂与城市空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班宇、双雪涛的工厂空间不停游走于“下岗”的九十年代前后，蔡骏的上海空间则从“苏州河南，一字长蛇阵排开，一片光明大世界：面粉厂，啤酒厂，印刷厂，药水厂，灯泡厂，申新九厂，上钢八厂，国棉六厂，多数已寿终正寝，少数还苟延残喘”的彼时，一口气直追“苏州河边，一半是日商纺织厂，一半是无锡荣家产业，就是华商”、小王先生的旧上海。同样是工厂与城市，春申机械厂更多是见证了上海工业“现代化”含义的变迁，以及由此而来的“上海”这一由工厂透露的城市空间想象的变迁。
当上述有关工厂的文本并置时，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工厂与城市空间的变迁在城市想象中的时代差异，也可借由这几个发表时间相近的文本，将工厂与城市空间在当下的诸种文学想象和可能加以比较。“工业不仅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新的文化政治。”③ 工厂不仅和工业题材相关，更是城市文学空间的观察之所，而这，正是以往城市文学研究所容易忽略之处。
二、工人、市民与机器
尽管李铁被界定为工业题材的写作者，他却并不太愿意被这样归类：“其实我的绝大部分小说写的并不是工厂生活。小说是写人的，其他的都是背景。”④ 双雪涛、班宇谈及为何写工人时，也更多地表示因为成长经历，对这些工人的东北故事更为熟悉。不过说到底，现代性关乎人的发现，当他们的作品涉及“工厂”这一近百年中国城市绕不开的现代化空间时，人自然是无法被忽略的部分。在其中，写工厂还是写人并非水火不容的分别，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有关工业的城市文学之中，人的身份与角色到底如何？换言之，在人与城之间，人如何自处？“工人还是市民？”——这就像哈姆雷特的名问一样，成为探询不同城市文学文本背后隐藏立场的重要一问。
《锦绣》中的一个隐含线索，是张大河等新中国第一批工人和他们的后代参与锦绣厂建设、改制，以及新中国锰、钛白粉等民族工业建设的历程。工业化逻辑进入个人生活的具象化体现之一，是人的成长与技术进步颇为同步。比如，张大河在技术上的“大拿”身份，多少消解了他最初在私德上的某些不完美之处，并且通过“日记”的形式，完成了与技术进步几乎同步的人格成长。这一点，在“十七年文学”的工业题材书写中已经多有体现。
然而，工人的成长逻辑远不止于此。如果将工人放在城市这个框架中，我们会发现，正如城市风貌不仅联系着切割不断的农村，人也经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位移，以及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变动。这种变动在历史事件的作用下迅疾而干脆，但是落实到人的情感上，进入城市之后的长久丝连，传统农耕家庭的伦理格局得以借此进入工厂与城市。于是，《锦绣》在“兴建—破败—重振”的主线索之下，张大河、姜连子等一批工人及工人二代前仆后继在父辈相似的岗位上，围绕着工厂而生活、生产，“父子”关系成为传承的关键：张大河的大儿子张怀智下海经商，在某段时间成为对抗锦绣厂的力量；二儿子张怀勇，有管理能力，深度参与了锦绣厂的阵痛期；三儿子张怀双则继承了张大河的“技术大拿”优长，成为劳模。这样一种基于“工厂”中的职位与身份的关系，以张大河为中心，形成了一种“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在工厂、城市这一空间的蔓延和变异。说蔓延，是因为“父”在人格上的绝对权威，三个儿子仅是“父”在不同方面的延伸和发展，即便是向父发起挑战的张怀智，最后也走向了对“父”的认同；说变异，则是这一以伦理为基石的关系，在工人身份之下，已不再如“十七年文学”那样，绝对听命于工人的身份，而有着鲜活真挚的对抗，从而形成一种复调。这种复调在不少城市书写中都有呈现，但在工厂这个场景下，却更加鲜明与尖锐。
上文提及的班宇的《空中道路》，实际上也涉及两对工人父子：“我”和父亲班立新，李早和父亲李承杰。只不过，正如他的小说集《冬泳》中所讲述的，工厂的转型带来的是人的身份的转变。——从聚集一体的工厂社群，蓦然被抛入万千波涛的滚滚红尘中。于是，怀念、惆怅，后见之明般腾空而起，即便在日渐衰落的工厂社会中，这些人曾有多少不易，但“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悠长的一个夜晚，他们两手空空，陡然轻松，走在梦境里，走在天上，甚至无需背负影子的重量”（《空中道路》）。随之而来的，是父子伦理的打破，亲情创伤成为班宇、双雪涛反复书写的这一阶段的工厂子弟面临的问题。班宇的《双河》《盘锦豹子》，双雪涛的《大师》《光明堂》，都写到了这一代工厂子弟，因为父辈下岗所引发的贫苦造成的亲情撕裂与重塑。在这一过程中，“工人”这一带有阶级属性的群体身份，回归到“市民”这一直面日常的私人身份，家庭伦理也由乡土进入工业的城市，又回日常的城市之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李铁的《锦绣》在处理“重振”这一时期的时候，工人的身份被消解掉：《前程》里，工厂已经在市场的竞争中成为一个背景、历史的架构，而人也从工人变成了单个的市民，职业由此多样化了起来。这正是为何李铁、班宇、双雪涛们在访谈中多次表示自己在小说中更关注谈一时一地的“人”，而不仅仅是“工人”。
蔡骏的《春夜》，提供了人与工厂的另一个书写维度样本——人与机械的关系。当然，《春夜》里的“我”本身就是一个工厂子弟，张海、小荷同样如此，而张海还是“我”爸爸的徒弟。不过，《春夜》的重点并不在此。《春夜》本身对工业与城市对人的伦理冲击也罢，对工人到市民这一转变过程也罢，并非不关心，而是本来就并没有割裂开来。上溯民族资本主义时期，小王先生的存在，本身就隐喻了“市民”这一身份在城市工业化之下的连续性。换言之，在《春夜》中，“工人”与“市民”是上海这座城市中人的身份的一体两面，并未随着任何时代而消解，只不过时隐时现罢了。人与机械的关系，才是《春夜》里更别致的关注点。老厂长死于车祸，“被拦腰截断，他用命调来的十万块现金，困了公文包里，一张也没少，一日也没耽搁，当天就发了大家工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九十年代阵痛期的集体回忆下，为发工资而丢掉性命，充满苍凉与悲剧意味的同时，更有某种牺牲意味的崇高感和神圣感。机械厂的工人们在那辆全毁的车里收集老厂长的遗体，“人死在这部车上，见车如见本尊”，已经透露了人与机械同构的感情迁移。工人们又花大力气修复汽车并将其命名为“红与黑”，乃至后来张海开着它远赴巴黎寻找跑掉的新厂长时，“红与黑”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部车、一部冷冰冰的机械，而成为人的替身，或者说，至此，人与机械已经无分彼此。——这未尝不是当下城市生活的超前缩影。
三、共同体：想象与遮蔽
上述这些小说散落在各大期刊或者选集时，常被置于不同的文学语境与风格取向之中，很少被并置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于工业与城市的想象，在某些地方总是有着相轧重叠的轨迹——工厂与小说人物的“过去”紧密相连。“工厂办社会”在很长时间内使城市保留了“共同体”的想象：城市空间以工厂为中心加以拓展，人与人的关系以工厂为维系的出发点，而市民首先是工人。这样的想象始于在城市中建设一个以工业为基底的社会，于历次冲击城市空间与人的事件中发展，并最终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以至影响城市的文学想象，以及随之而来城市文学在“工业”这一向度的书写深度与频次。
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拉开改革的序幕，加上谈歌的《大厂》系列、关仁山的《破产》等等“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些更多被认为接续并有所变革“十七年文学”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写作传统的作品，曾复杂展现了“工厂办社会”的工业发展、城市发展模式在改革时期所面临的冲击与震荡，也参与构建了以“改革”为代表的城市想象。当我们细读近十年李铁、蔡骏、班宇、双雪涛等有关工厂的城市书写时，难以绕开的则是那个在经济发展中早已更新换代的共同体想象。从代际分布上来说，李铁是六〇后，蔡骏是七〇后，班宇、双雪涛则是八〇后；当这一拨在青壮年或少年时期走过那个阶段的人在笔下回望九十年代以来的工厂与城市变革时，这一逝去的共同体所显现的怀念深远地穿越时空。即便他们进入这段历史的角度与意欲讲述的故事各异，但其中的事件，尤其是九十年代共同体逐渐瓦解所导致的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仍反复被处理、呈现乃至不断被赋义与重写。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的：“今天，‘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个我们热切希望重归其中的天堂，因而我们在狂热地寻找着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一天堂的道路——的别名。”⑤ 集体记忆的生成与强化，上接城市工业的勃兴与自豪感，下续改制而受损的屈辱感和怀旧，却有着使城市的文学想象陷入印象化、概念化的可能。就像风靡大江南北的《乡村爱情故事》容易让人忽略，直至世纪之交，东北仍是全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方；“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与“振兴老工业基地”这一政策的形影相随，工业带给东北城市曾有的荣光与衰败，那个令人怀念的、回不去的“共同体”，是对东北城市文学更多发展可能存在的强大遮蔽。换言之，以东北城市想象而言，那些记忆是否强大到完全遮蔽其他想象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蔡骏的《春夜》同样涉及相似的时代经验，但显示了与东北城市文学在有关工业写作上的不同可能。——是否在上述的记忆之外，寻找更多的进入工业城市想象的角度，以避免某种意义上的叙事套路？是否在指向过去的记忆之外，还有更多指向未来的想象可能？实际上，上述谈及的这种遮蔽，敏感的作者已有一定的自我警惕。比如近年来双雪涛和班宇对于东北、工人、工厂色彩的有意游离与淡化：对于城市的书写，不再单纯以工人为其写作的聚焦点，他们在城市文学写作上的实验愈加多元且开放；而李铁，则越来越多进出工厂，将人更多置于生活之中，同样也在写法上多加尝试。当意识到自己的写作逐渐被归类，并且因此与工人、工厂、城市以及背后对于共同体的追忆和城市想象结合日紧时，他们纷纷展现了突围的欲念和摆脱标签的努力，以及面向未来的写作尝试。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问题。这些依托个人经验的叙述，还提示着对“城市文学”这一概念可能产生的遮蔽：故事叙述者的主体身份，是否能够代表那些城市中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对工业城市共同体想象的一重诘问。当然，这个问题的延伸之处在于，不仅是习以为常以“工业题材”来概括工人、工厂的书写，而忽视了工业与城市文学可能的想象空间，还有更多在“城市”语境下始终失语或失忆的工业故事存在着。这或许才是观察这些文本给我们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以及我们心中对未来的城市文学浅浅的期待。
注释
① 茅盾：《机械的颂赞》，《茅盾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01页。
②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巴尔扎克：城市作为小说》，《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62—168页。
③ 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④ 李黎、林建法、傅汝新、女真、李铁：《工业大省的工业题材文学为何贫弱？》，《艺术广角》，2009年第3期。
⑤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