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月份心情烦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养了一只虎皮鹦鹉。当时，它刚从亲鸟窝里被掏出来，除了睡觉，其余时间一直张嘴呼吸，我担心养不活。有天出门做核酸，在路边揪了一根狗尾草穗带回给它玩。它表现出很大热情，将种子一粒一粒啄出来吃掉，应激反应也很快得到缓和。

慢慢地，它开始探索家里的世界，啄书的封面、植物叶子、充电线和键盘，一摊开掌心就跳到手上来，把麦粒三两下嗑成一个空壳子，有时它呼吸急促满嘴喷面粉。后来，我发现它吃芝麻粒也要剥皮，喜欢把东西叼起来扔到地板上听响儿，小嘴不停。再从原来的地方走，也没见有草穗了。又去了公园，整齐的草坪、花坛，树下除了几只猫，没有别的，更无我想要的草穗。

我不禁感叹。

由此，关于城市，我想到了第一个关键词：“秩序”。

以前，我认为自己很难克服懒惰。捡拾一亩地的红薯干、连根拔起黑压压的花生秧、铲除一整片繁盛的荒草，地连着地，困难被面积摊开放大。农民仿佛没有停顿。每次站在地头，总是不自觉就问出来，这要干多久才能弄完。我被父母叫去干活时，都在琢磨怎么逃脱这种愁苦。

那时，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只要功课学得好，就能离开这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行，不要再和这些叶子打交道。而如今，当我再次审视那些叶子，却察觉到它们独特的“价值”。瓷砖、柏油路和水泥墙面不能提示时节，在这个功能方面，植物能够事半功倍。六月有一阵总下雨，水泥没有盖住的地上，匆匆长出好多绿叶，一时间野草也能找见了，不过它们会随时死于割草机的利刃。

在农村，对植物来说，保证田里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是需要维护的最紧要秩序。没有庄稼生长的地方，野草放任自流。而在城市，似乎所有的花草、绿植、景观树，哪怕是一棵野草，也被规训了，这是属于城市的秩序。农村的秩序向内，城市的秩序向外。城里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更有“序”可循的，连公交车都只在站点开门，而在乡下，穿梭在各个村庄的班车随叫随停。

不过，我没见过麻雀吃草种。好像在它们看来，草种是不够经济和美味的。我有不止一次的麻雀记忆。学鲁迅，支竹筐逮它们，总是心急，大鸟小鸟伴随小棍拉倒冲上云霄。我妈说，麻雀是老天爷的狗。言外之意，它们聪明又狡猾，无人饲育，捡拾田野就能吃饱。在谷子地，在房顶，在喂鸡的碗沿儿上。在缝隙中偷吃人类的粮食。粮食才能让这些投机分子大快朵颐。

可麻雀是有脾气的。小时好奇不懂事，捉了一只精心放在鸽笼里养着，用湿沙子堆一个城堡，给它捉来虫子，放上食物和水。它不吃不喝，几天就死掉了。这也是一种尊严和活法。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见到有人养麻雀，也许它的生存秩序在驯养之外。

在这些动物身上，第二个关键词“距离”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开始，我是有野心的。想让小鹦鹉学点什么，比如说话。闲了就教一教，但不得要领，也毫无成效。有个养鸟术语叫“脏口儿”，大致指让鸟学了杂音，就不值钱了。靠窗放笼，楼下紧邻小区门口，大喇叭循环播放，扫码测温，戴好口罩。有一阵子，心想它会不会先把这些学会了。但最终即使什么都不会，我们只是相互陪伴，也是让人高兴的。

从读书到工作，生活由乡村转向城市，我感觉人与动物的距离改变了。

猫、狗、鹦鹉等容易成为宠物，它们能与人进行情感交流，提供重要的安慰和情感寄托，在生活中与人亲密无比，是家庭的重要一员；而一旦失去主人，失去“拟人化”的特权，就变成流浪猫、流浪狗，命运凄苦。农村的猫和狗却到处跑，携带跳蚤和各种细菌，被视作牲畜的同类，不得进屋门。它们很难获得“宝贝儿”这种亲昵的称呼。

但在村里却存在另一种亲近。村庄是一个完整、熟识、关系紧密的聚集区。这个熟人社会的整体性不太容易被打破。不管谁家的猫和狗，都可以在村里的各个角落乱窜。甚至连鸡鸭鹅这些带有明显商品属性的动物，也有散养在河边的。村里的人熟知谁跟谁是兄弟，知道往来的亲戚，甚至认识邻居的狗和农具。

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一个之前实习认识的朋友，让我惊讶的是，我们住对门半年多，彼此都不知道。后来他们搬走，我又住了近五年，也不太知道对面的房间里是什么人。甚至连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外卖小哥敲错门时，房间号便成为他们的隐身衣。我与他们的距离，显然比我与鹦鹉的距离要远得太多。

第三个关键词是“变化”。

到现在，我在两个城市生活时间较长。一个是烟台，在那儿读了四年大学；一个是北京，学习工作加起来七年有余。两个城市我都喜欢。如今，我已经习惯城市的节奏和方式。事实证明，没有避难所，劳动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随着年纪渐长，困苦比下地干活还要繁多。疫情以来，我已经将近三年不回老家。今年年初有一阵子，我特别想回去。最想干的事儿，就是提个篮儿，去返青的麦地里挖面条菜。

工作以后，有次夏天休假回家。中午冲完凉，打开风扇，在沙发上睡着了。没什么要紧事，醒来一次后又睡过去，反复几次，半睡半醒间，一种声音让我觉得倍感亲切。主屋都换了铝合金推拉窗，只有东厢房还是老木窗户。一扇窗推开，风在院子里游动，涌向玻璃。防风钩搭到羊眼圈，金属摩擦出轻微的、迟疑的声响，经过杨树叶子和纱窗的过滤，传到屋里来，渗进梦境里。

乡村也在不断变化，那种老式的窗户见得少了，它不挡灰，漏风，制作还比较烦琐。路灯、Wi-Fi、马桶、淋浴，这些以前属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在进入乡村。不仅如此，农具民居、婚恋观念、家庭关系、民风民俗都在随着时代发展演变。

城市的变化更是肉眼可见。大都市如同一只只钢铁水泥制成的巨兽，产生同时也消耗巨大的能量。城市已经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文景观。在这个空间里，各色各样的人聚聚散散，多种多样的观念、意识、利益、力量、欲望互相冲撞，每一天都催生新的事物和问题。面对这样的景观，很难看到城市的整体面貌，甚至在这里居住的时间越久，我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陌生感。

那么，这些秩序、距离和变化在文学作品里又会如何反映？

终于说到了文学。对“城市文学”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还是一些问题。

究竟什么是城市文学？

我们的文学传统，是伴随农耕文明来的。虽然历史上有长安、金陵、洛阳、北京，这样璀璨的、文人扎堆的城市，也有商品经济发展催生的明清世情小说遗珠，但它们似乎不足以被称为“城市文学”。即使到了文学笔法气象万千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小说意识的涌动也有很多是披挂着村镇外衣的。与乡土文学相比，我们的城市文学并没有一个惯性的创作传统和思维。

不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所反映的都市文化和市民文化的意识，提供了耳目一新的城市书写方式。但拉长时间轴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仍以乡土文学为重心。

相对而言，在世界的另一边，西方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脉络似乎更为清晰。

哈罗德·布鲁姆在《纽约文学地图》里发问：“城市是文学的摇篮吗？”他列举了诸多西方经典举证，《圣经》在耶路撒冷的宫廷完成，《荷马史诗》在希腊雅典等城邦流行，莎士比亚的剧场则一度成为伦敦乃至英国文学的核心。“巴黎、伦敦、都柏林、圣彼得堡、罗马和纽约都闪耀着神性的光辉。”高集中度的读者群体，无疑是对文学的另一种“创作”或者“塑造”。他断言：“所有的文学体裁都起源于都市。”甚至连远离尘嚣的田园诗也是其中一种。

因为写这篇小文，我才强迫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城市文学”这个概念似乎可以理解得更精确一点，以某个城市的生活为背景，写出这个城市的气质和特质，而不是把所有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都归纳到“城市文学”中。

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的写作经历。城市给我的小说提供了什么？我是否有符合城市文学定义的作品？在这之前，想得确实不多。

反观我的小说，大概只有四五篇完全是城市题材的，而且是短篇，其余的大部分是乡村和城市都有涉及的。与我相似的，从乡村出走的人，我发现这是我容易落入的圈套。这些人有乡村生活经验，他或她的老家在村镇，或者因为别的缘由暂时远离城市。从出去读书以后，我在老家待的时间越来越短，但在潜意识里，我构想人物不知不觉就让他拥有了一个院子。当然，我没有刻意去强调两种题材的区别，也应该不会在接下来的写作中突显某一个。虽然我现在生活在城市，写起城市的现实或许更客观。因为当下的经验是鲜活的、即时的。

从文学史上看，欧洲城市的工业化为许多作家提供了创作的理想国，这些便利让一大批现实主义的杰作诞生。而如今，曾孕育现实主义的“沃土”仿佛逐渐变得魔幻。城市的变化速度非常之快，有些街区几乎到了一年一个新面貌的地步。每天发生的事件，远超了人们的想象。

这几天读了一些文章，对“城市文学”创作，有批评质疑的声音。比如对城市的观察和书写情绪化、表面化、同质化，没有触及城市的精神本质，偏重个人感觉等；在创作环境上，过度的视觉冲击遮蔽了一些城市深层的本质，图片和视频降低了获得的难度，很难激发创作者的文学想象力。但我不太担心这些问题，再花哨的形式都需要内在支撑的东西，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老北京话里有一对反义词：“清一色”与“花搭”，我更倾向于未来的世界是越来越“花搭”的。反映在文艺作品里，这种强劲、明确、立竿见影的当下现实性是小说力量的一大来源。从视觉艺术上来说，与侯孝贤相比，杨德昌似乎会将更多现代化的东西收录进去，比如电话、台式电脑、相机、用摄像头呈现的电影画面等，刻意强调、放大这些事物的重要性，以此突显时间感。这样推算起来，老舍为什么让祥子拉人力车也有了答案，人力车将社会、阶级、旧时代与新世界都转进车轱辘里了。

在我认识的作家朋友中，不论平时的创作是聚焦于城市还是乡村，多数是长期住在城市的。对我来说，乡土生活也已经变成一种对照经验，或者成为一种置身事外的观察视角。现在，正规的公园都要扫码了，人也多，我越来越喜欢逛野公园。跑步，打羽毛球，铺个餐布吃点东西，或者划船都让人心情放松。家附近有个公园，它的中央是一家燃气公司。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围着燃气公司的外墙，竟有一圈小坟墓；之前都没察觉那些小土堆，清明节刚过，上面还放着一些鲜艳的花圈。我记起了野地里的那些坟墓，初遇它们的惊悸与敬畏。我明确起来，公园里寻找和依靠的熟悉感觉，就是小时候去田野，不干农活，纯粹去割草、放羊、挖草药卖钱时的感受。那种松弛真是难能可贵，到处都是叶子打叶子的声音。

当然，我也不认为乡村和城市是割裂性很大的存在。来北京之后我发觉，原来老家那种独门独院的大院子，竟然是最奢侈、最昂贵的房子——四合院。从文学类型上来说，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也不是背道而驰的，毕竟在技术上而言，写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也同样不可忽视。约翰·契弗被美誉为“纽约城郊的契诃夫”，他写的是中上层阶级的郊外生活。门罗作品中很大比例的小镇生活题材作品，读者也看得如痴如醉，无论都市丽人，还是小镇做题家。

通信如此便捷的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也需要一些必要的近距离沟通。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地域上的临近依然提供了联系的便利，也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庞大复杂城市面貌的便利。当然，任何书写都是有难度的，便利也带来难度。城市文学也不是为写作者们提供书写城市的素材，不是让城市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线索或者一个符号。很多时候，事实是我们虽藏身于城市，却难以发掘城市的本质和性格。

有一年，我爸爸去上海打工，为我买回来一双很丑的鞋子。我不喜欢，拒绝穿它，我爸爸骂我烧包，他说上海的小姑娘都穿这样的鞋。我不喜欢他这样讲话，上海小姑娘都穿我就要穿吗？我也不相信，她们才不会穿那样丑的鞋。在我的想象里，城市美丽自由，有独特的性格和气味，吹着跟乡下完全不同的风。其实对城市文学，我的理解依然如同童年的我向往的城市生活一样。我曾经虚构出一个美化过的城市，而真正走进它时，却发现我只是在渴望一种完美的生活，而那种生活只是一个寄托了无数期待的幻象。又或许，“幻象”这个词也是城市文学的一个面貌。

说了这么多，似乎总是在提取关键词和提出问题。放眼世界，人们还在擦亮对文学名城的记忆，也许这正是一种对城市文学的期许。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期许，才会不断有深厚、广博的笔力去对城市加以整全性地呈现。再放大一点，我们需要追寻的，应当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好；不论写城市还是乡村，如果它带来关于社会和世界的新认知，它创造出一个让读者念念不忘的人物，或者它讲了一个好故事，那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是我的一些浅见。